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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羡慕法国史学家。走进任何一家书店，尤其是拉丁区圣米歇尔大街上几家青年学子与老年学究们常去的书店诸如吉贝尔(Gibert)书店、法国大学出版社书店(P.U.F.)等，史学书籍琳琅满目。信手翻去，既有《西方文明丛书》、《法国社会、经济史》之类的宏篇大作，又有《巴黎街区演变》、《论马拉》、《普罗旺斯奥克小村的变迁》等的专题发挥。出书哪能那么容易！沉湎于汽车、洋房、全套电气设备和各种通俗大众文化的一代还有心思来翻翻历史书？巴黎大学、法兰西学院和高等社科院教授讲师们的学案之作还真能吸引人？
这两个疑问不久就有了答案。正如巴黎圣母院、克吕尼修道院遗址与香榭丽舍大街、达第电器用品商店、伊夫·圣罗兰服装店同时吸引着居民、游客一样，历史也通过这些林林总总的史学书籍进入了读者们的现实之中。史学书籍销售走旺是个事实，勒胡瓦拉杜里的专题专作《蒙大犹，一二九四到一三二四年奥克西堂的村庄》一书竟发行了十五至二十万册(法国人口只五千五百万)！怀旧感，加深对历史、也就是对现实的理解，从昔日与今天的差异中寻求类似去非洲、美洲旅游探险那种刺激感等等，这些都是驱使读者去买历史书籍的动机。社会学家自然少不了从中引出“对失落价值的追求”、“大众文化与精英文化的消长”、“读者群层次演变”等研究专题，但本文作者更感兴趣的却是第二个问题：法国当代史家又是如何写历史的？
奇怪的是：与哲学家甚至社会学家相反，法国史学家不大愿意谈理论。年鉴派、新史学在法国史坛的存在已有半个多世纪了，对其真正综合性的评论、反省之作却也只寥寥三本：《研究历史》(一九七四)、《新史学》(一九七八)与《历史科学辞典》(一九八六)。这三部书都是集体编著的，每个作者对自己的研究领域作一番评论，却道出了不少作史学学问的真谛。读后有感，遂从前两种书中选了十二篇主流性的文章译出，交上海译文出版社以《新史学》为名出版。编译之余，言犹未尽。故还想从笔者理解的角度就法国的新史学范型(亦即史家写历史的方式)再说上几句。
一
乍一看，有一些史学书名是很吸引人的：《“死亡”在西方，一三○○年到今天》(M.伏维尔著)、《炼狱观念的产生》(J.勒高夫著)、《十六到十九世纪农民的爱情》(J.—L.弗朗德兰著)、《十九世纪的食客》(J.—P.阿隆著)、《服装，人的想象》(Y.代朗德尔著)等。但就在这些标新立异、钻牛角、发细微的作品中，法国史家打开了一个史学的完整新领域；也正是由于这一领域，史学才日益进入公众的市场。人们可以将这一领域窄义地称作“心态史”，广义地称作“历史人类学”。
何谓心态？善于咬文嚼字的法国史家至今还未就此达成一致见解。但人们可以从他们的各种评论中得出一个大致的理解范围：心态是一定时代的社会-文化心理及其反映的总称。心态构成了特定社会的价值-信仰-行动体系，这一体系又以集体无意识的形式积淀在特定文化中并构成了这一文化的最基本层次。
何谓“历史人类学”？这是历史学与人类学结合的产物，指的是历史学家以人类学研究的视角、方法与途径来对历史作新的观察与理解。与“心态史”名称相比，“历史人类学”这一称呼更强调研究的方法论倾向，而其对象内涵也比心态史更宽些，可扩充至非心态的一切社会领域。
以心态史和历史人类学为标志的史学研究潮流集中体现了对史学传统的扬弃。传统的史学是人物的、政治的和事件性的史学，这一点中外皆然(当然是就其主流性而言的)。人物的，是因为它着意描写、刻画少数精英阶层人物(如国王、将领、英雄、侠士等)的活动，并展示其活动的结果；政治的，是因为它的观察点是政治及其与政治直接相关的军事、战争、外交等历史层面；事件的，是因为上述两方面的历史活动都以短时段事件形式体现出来的：一次谋杀、一场战争、一次政变、一个政权的更迭等都是被认为非常重要的。由此，在传统史学看来，历史事实便是历史事件的事实(现今我国不少史学理论书籍仍持这一看法)。构成了历史事件的因果锁链，就等于展示了历史运动的全貌。由此便奠定了考据学的核心地位，奠定了文字史料的至高无上权威，给予了历史偶然性以充分发挥作用的场所。史学也就不那么科学化，不那么具有历史解释的能力了。
然而历史真那么简单吗？几个个人、几次偶然性的事件便能创造一个新社会或推翻一个旧世界？如何理解个人在其行动、选择时的局限性、有限性？如何理解历史事件序列的非逆转性？如何解释人们生活方式的不断改变、科学技术的不断变迁、社会结构的不断更动？突然有一天，人们开始对手中的史书产生了怀疑、产生了不理解：古罗马一般民众怎么会如此迷恋鲜血淋漓的角斗士残杀“游戏”(也确实是一种像今日“百科知识竞赛”之类的游戏)？虔信天主教的法王法兰西斯一世怎能在与情妇上床“犯罪”之后又虔诚地去祷告而毫无罪恶感？除了这些怀疑与不理解，人们还有着不满足感：宗教越来越没人信、人际关系越来越淡化、性关系越来越随便、总统威信越来越低、人们越来越不想生小孩、商品越来越多而人们的欲求也越来越大，历史上也是这么样的吗？怎么在历史书上看不到这类内容的记载？
法国以年鉴派为先导的新史学主流便试图在历史的总体各层次、方面上对历史(也同时对现实)作出解释与回答。心态史或历史人类学其实反映了当代法国与西方人的现实心态与需求：历史上人们对性、对死亡、对家庭、对爱、对宗教、对政权或政治、对私生活、对服装、对色彩、对人际关系等的种种观念与态度使现实中的人具有了历史归宿感、拥有了历史参照系，使现实中的人重新溶入了历史。因此，这是一种有血有肉的历史、生动而又深刻的历史。
这种历史是人类学式的历史。试想一下：一位外星球的高级生物来考察地球的人类文明，他的着眼点会是什么？是地球上发生的事件系列、人物更迭吗？我想正如人类去考察一个外星球文明一样，关心的首先是这一文明的社会结构与其分布形态(如组织方式、传播方式、生产方式、交换方式、社会日常生活方式、群体心理-意识方式等)。而这正是人类学的研究方式。人类学是一个研究文化差异的学科，其前提是人类文明和文化差异性的存在。当代的人开始逐步认识到：人类生存方式的差异性不仅是同时性的(即同时存在着不同的文明与文化)、还是历时性的(各个历史时代有其不同的文化结构与文明状态)，正是后一不同才使史学家在玩遍了味同嚼蜡的考据游戏、大发了一通以文载道、以史济世的空泛议论之后豁然打开了一个新天地。
以人类学的视角来看，传统史学常常是非历史性的：这种史学往往以政治、军事、外交、人物活动等事件性层次来抹杀各个历史时代的结构性差异。当你只从政治事件序列如网球场宣誓、七月十四日攻占巴士底狱、路易十六被斩首、雅各宾专政的建立、热月政变与罗伯斯比尔的倒台等方面来观察法国大革命，你是无法真正理解这场革命的。因为这个事件序列本身无法说明为何会有这样一个序列，而只是说明这一序列内部的因果关系。这种因果关系作为一种抽象的机制可在任何时代起作用(如统治者面临被推翻威胁时必然加强镇压手段；面临强大外部入侵、当局定会动员民众进行抵抗，宫廷政变者A的阴谋必有成功与失败两种可能等等)，而正是在着重构建这种人物活动式的、事件系列式的历史的同时，传统史学抹杀了同一文化在其不同历史时期的不同文化结构与状态。由此，人们可以有意无意地以现时的范畴去解释、分析历史，同时又以强烈的“古为今用”意识去以史为镜。也正是在这一意义上，克罗齐提出了“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这一不为许多史学家们所接受的名言。
从六十年代始，法国史学家便以中、长时段史为优先观察角度而对社会史、经济史开始大量研究；七十年代始，便产生了心态史、历史人类学研究倾向。如果说战前新史学的认识论主要是对史学本身进行思考的话，那么战后法国史学便在学科地位已加强的形势下对历史过程进行再思考，从而使史学研究具有了崭新的面貌。由此而产生了一系列新主题、新著作，并在文化反省的社会氛围下打开了读者市场。人们在读了马尔库塞、哈贝马斯等人对当代西方社会火药味甚浓的批判后，读了德利达、福柯B至R·巴特尔等人大作思想翻转游戏的味带晦涩的著作后，颇想读一读对历史、社会与西方文化的另一种更为平和的、更为深远的也更为实证的解释，这种解释并未给西方文明大唱赞歌或大泼污水，却是在一种历史的凝重气氛下促使人去思考昨天、今天与明天，去思考西方、东方与世界。这是一种新的认识论，它在力图与传统哲学划清界限(其中也包括国内至今仍将其视作当代西方史学主流的历史哲学！)的同时，以一种隐含的哲学方式叙述着、评讲着和解释着历史。在这种历史写作中，人们已见不到大起大落的价值判断(这一判断本身常常是不牢靠的，是受时代、环境，甚至政治需要而快速变动的)，只见到细微之至的功能判断；历史事实已不再只是事件、人物，还更主要地展示了社会的各种现象序列，展示了趋势、局势与结构。经历了六八年骚动与革命的一代与生活于科学技术带来“生存缓和”(马尔库塞语)、带来丰富物质欲望环境之中，同时又想通过历史来嚼一顿窝窝头、作一下“忆苦思甜”或“忆甜思苦”的一代，在用书籍消费刺激了这一新史学的同时，也直接在人员、意识-心态方面培养了这一代新史学家。
然而时代毕竟变了，在现今咖啡馆内的中学生、低年级大学生都能煞有介事地说上几句福柯、马克思与什么后结构主义、后逻辑实证哲学之类时，史学家自然是不需去操心应写得通俗易懂一点还是写得严密、专业一点的问题了。在失去轰动效应的今天，人们也不会再去一窝蜂的搞些什么热门主题了。于是，每月从国家手里(不是私人企业主手里！)拿到体面报酬(这有社会学统计为证)的史学家们便可以安心在汽车、洋房、充分信息条件的象牙塔式生活状态中从事写作，而他们的著作竟也会时不时地导向批判产生这种象牙塔生活的基础。正是在这一点上，新史学还是远离象牙塔作着文化的批判的，而他们的武器又来源于批判的文化。
一九八九年春节于巴黎
(《新史学》，姚蒙编译，上海译文出版社即将出版)
这两个疑问不久就有了答案。正如巴黎圣母院、克吕尼修道院遗址与香榭丽舍大街、达第电器用品商店、伊夫·圣罗兰服装店同时吸引着居民、游客一样，历史也通过这些林林总总的史学书籍进入了读者们的现实之中。史学书籍销售走旺是个事实，勒胡瓦拉杜里的专题专作《蒙大犹，一二九四到一三二四年奥克西堂的村庄》一书竟发行了十五至二十万册(法国人口只五千五百万)！怀旧感，加深对历史、也就是对现实的理解，从昔日与今天的差异中寻求类似去非洲、美洲旅游探险那种刺激感等等，这些都是驱使读者去买历史书籍的动机。社会学家自然少不了从中引出“对失落价值的追求”、“大众文化与精英文化的消长”、“读者群层次演变”等研究专题，但本文作者更感兴趣的却是第二个问题：法国当代史家又是如何写历史的？
奇怪的是：与哲学家甚至社会学家相反，法国史学家不大愿意谈理论。年鉴派、新史学在法国史坛的存在已有半个多世纪了，对其真正综合性的评论、反省之作却也只寥寥三本：《研究历史》(一九七四)、《新史学》(一九七八)与《历史科学辞典》(一九八六)。这三部书都是集体编著的，每个作者对自己的研究领域作一番评论，却道出了不少作史学学问的真谛。读后有感，遂从前两种书中选了十二篇主流性的文章译出，交上海译文出版社以《新史学》为名出版。编译之余，言犹未尽。故还想从笔者理解的角度就法国的新史学范型(亦即史家写历史的方式)再说上几句。
一
乍一看，有一些史学书名是很吸引人的：《“死亡”在西方，一三○○年到今天》(M.伏维尔著)、《炼狱观念的产生》(J.勒高夫著)、《十六到十九世纪农民的爱情》(J.—L.弗朗德兰著)、《十九世纪的食客》(J.—P.阿隆著)、《服装，人的想象》(Y.代朗德尔著)等。但就在这些标新立异、钻牛角、发细微的作品中，法国史家打开了一个史学的完整新领域；也正是由于这一领域，史学才日益进入公众的市场。人们可以将这一领域窄义地称作“心态史”，广义地称作“历史人类学”。
何谓心态？善于咬文嚼字的法国史家至今还未就此达成一致见解。但人们可以从他们的各种评论中得出一个大致的理解范围：心态是一定时代的社会-文化心理及其反映的总称。心态构成了特定社会的价值-信仰-行动体系，这一体系又以集体无意识的形式积淀在特定文化中并构成了这一文化的最基本层次。
何谓“历史人类学”？这是历史学与人类学结合的产物，指的是历史学家以人类学研究的视角、方法与途径来对历史作新的观察与理解。与“心态史”名称相比，“历史人类学”这一称呼更强调研究的方法论倾向，而其对象内涵也比心态史更宽些，可扩充至非心态的一切社会领域。
以心态史和历史人类学为标志的史学研究潮流集中体现了对史学传统的扬弃。传统的史学是人物的、政治的和事件性的史学，这一点中外皆然(当然是就其主流性而言的)。人物的，是因为它着意描写、刻画少数精英阶层人物(如国王、将领、英雄、侠士等)的活动，并展示其活动的结果；政治的，是因为它的观察点是政治及其与政治直接相关的军事、战争、外交等历史层面；事件的，是因为上述两方面的历史活动都以短时段事件形式体现出来的：一次谋杀、一场战争、一次政变、一个政权的更迭等都是被认为非常重要的。由此，在传统史学看来，历史事实便是历史事件的事实(现今我国不少史学理论书籍仍持这一看法)。构成了历史事件的因果锁链，就等于展示了历史运动的全貌。由此便奠定了考据学的核心地位，奠定了文字史料的至高无上权威，给予了历史偶然性以充分发挥作用的场所。史学也就不那么科学化，不那么具有历史解释的能力了。
然而历史真那么简单吗？几个个人、几次偶然性的事件便能创造一个新社会或推翻一个旧世界？如何理解个人在其行动、选择时的局限性、有限性？如何理解历史事件序列的非逆转性？如何解释人们生活方式的不断改变、科学技术的不断变迁、社会结构的不断更动？突然有一天，人们开始对手中的史书产生了怀疑、产生了不理解：古罗马一般民众怎么会如此迷恋鲜血淋漓的角斗士残杀“游戏”(也确实是一种像今日“百科知识竞赛”之类的游戏)？虔信天主教的法王法兰西斯一世怎能在与情妇上床“犯罪”之后又虔诚地去祷告而毫无罪恶感？除了这些怀疑与不理解，人们还有着不满足感：宗教越来越没人信、人际关系越来越淡化、性关系越来越随便、总统威信越来越低、人们越来越不想生小孩、商品越来越多而人们的欲求也越来越大，历史上也是这么样的吗？怎么在历史书上看不到这类内容的记载？
法国以年鉴派为先导的新史学主流便试图在历史的总体各层次、方面上对历史(也同时对现实)作出解释与回答。心态史或历史人类学其实反映了当代法国与西方人的现实心态与需求：历史上人们对性、对死亡、对家庭、对爱、对宗教、对政权或政治、对私生活、对服装、对色彩、对人际关系等的种种观念与态度使现实中的人具有了历史归宿感、拥有了历史参照系，使现实中的人重新溶入了历史。因此，这是一种有血有肉的历史、生动而又深刻的历史。
这种历史是人类学式的历史。试想一下：一位外星球的高级生物来考察地球的人类文明，他的着眼点会是什么？是地球上发生的事件系列、人物更迭吗？我想正如人类去考察一个外星球文明一样，关心的首先是这一文明的社会结构与其分布形态(如组织方式、传播方式、生产方式、交换方式、社会日常生活方式、群体心理-意识方式等)。而这正是人类学的研究方式。人类学是一个研究文化差异的学科，其前提是人类文明和文化差异性的存在。当代的人开始逐步认识到：人类生存方式的差异性不仅是同时性的(即同时存在着不同的文明与文化)、还是历时性的(各个历史时代有其不同的文化结构与文明状态)，正是后一不同才使史学家在玩遍了味同嚼蜡的考据游戏、大发了一通以文载道、以史济世的空泛议论之后豁然打开了一个新天地。
以人类学的视角来看，传统史学常常是非历史性的：这种史学往往以政治、军事、外交、人物活动等事件性层次来抹杀各个历史时代的结构性差异。当你只从政治事件序列如网球场宣誓、七月十四日攻占巴士底狱、路易十六被斩首、雅各宾专政的建立、热月政变与罗伯斯比尔的倒台等方面来观察法国大革命，你是无法真正理解这场革命的。因为这个事件序列本身无法说明为何会有这样一个序列，而只是说明这一序列内部的因果关系。这种因果关系作为一种抽象的机制可在任何时代起作用(如统治者面临被推翻威胁时必然加强镇压手段；面临强大外部入侵、当局定会动员民众进行抵抗，宫廷政变者A的阴谋必有成功与失败两种可能等等)，而正是在着重构建这种人物活动式的、事件系列式的历史的同时，传统史学抹杀了同一文化在其不同历史时期的不同文化结构与状态。由此，人们可以有意无意地以现时的范畴去解释、分析历史，同时又以强烈的“古为今用”意识去以史为镜。也正是在这一意义上，克罗齐提出了“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这一不为许多史学家们所接受的名言。
从六十年代始，法国史学家便以中、长时段史为优先观察角度而对社会史、经济史开始大量研究；七十年代始，便产生了心态史、历史人类学研究倾向。如果说战前新史学的认识论主要是对史学本身进行思考的话，那么战后法国史学便在学科地位已加强的形势下对历史过程进行再思考，从而使史学研究具有了崭新的面貌。由此而产生了一系列新主题、新著作，并在文化反省的社会氛围下打开了读者市场。人们在读了马尔库塞、哈贝马斯等人对当代西方社会火药味甚浓的批判后，读了德利达、福柯B至R·巴特尔等人大作思想翻转游戏的味带晦涩的著作后，颇想读一读对历史、社会与西方文化的另一种更为平和的、更为深远的也更为实证的解释，这种解释并未给西方文明大唱赞歌或大泼污水，却是在一种历史的凝重气氛下促使人去思考昨天、今天与明天，去思考西方、东方与世界。这是一种新的认识论，它在力图与传统哲学划清界限(其中也包括国内至今仍将其视作当代西方史学主流的历史哲学！)的同时，以一种隐含的哲学方式叙述着、评讲着和解释着历史。在这种历史写作中，人们已见不到大起大落的价值判断(这一判断本身常常是不牢靠的，是受时代、环境，甚至政治需要而快速变动的)，只见到细微之至的功能判断；历史事实已不再只是事件、人物，还更主要地展示了社会的各种现象序列，展示了趋势、局势与结构。经历了六八年骚动与革命的一代与生活于科学技术带来“生存缓和”(马尔库塞语)、带来丰富物质欲望环境之中，同时又想通过历史来嚼一顿窝窝头、作一下“忆苦思甜”或“忆甜思苦”的一代，在用书籍消费刺激了这一新史学的同时，也直接在人员、意识-心态方面培养了这一代新史学家。
然而时代毕竟变了，在现今咖啡馆内的中学生、低年级大学生都能煞有介事地说上几句福柯、马克思与什么后结构主义、后逻辑实证哲学之类时，史学家自然是不需去操心应写得通俗易懂一点还是写得严密、专业一点的问题了。在失去轰动效应的今天，人们也不会再去一窝蜂的搞些什么热门主题了。于是，每月从国家手里(不是私人企业主手里！)拿到体面报酬(这有社会学统计为证)的史学家们便可以安心在汽车、洋房、充分信息条件的象牙塔式生活状态中从事写作，而他们的著作竟也会时不时地导向批判产生这种象牙塔生活的基础。正是在这一点上，新史学还是远离象牙塔作着文化的批判的，而他们的武器又来源于批判的文化。
一九八九年春节于巴黎
(《新史学》，姚蒙编译，上海译文出版社即将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