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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贽的集子取名为《焚书》。他清楚这些文章，戳到了当时正统理论家的痛处。“即中其痼疾，则必欲杀我矣。”要想安全，要想保险，最好烧掉。故取名《焚书》。
知道有危险，偏偏要刻印出来。取个叛逆的书名，更像是有意作对，自愿充当靶子。这样的异端异人，自然为封建时代的专制统治所不容。李贽最终被害死，大概是顺理成章的事吧？
中国封建王朝，自汉以来，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实行思想专制，手段很丰富，一般还是不动用武力的。批评孔子的如王充、刘知几等，均未遇难。我冒昧说一句，卓吾先生是自寻死路。谁叫他把屁股坐歪了呢？
卓吾先生是直肠子，率真，任性。当官时，就常与名僧坐论玄虚。后来干脆进山不出，终于获得免职。免职后，又不回家，自称流寓客子，在朋友家住着。他喜欢当面指出别人错误，不留面子。有俗客来会，话不投机，便叫别人坐远点，说是嫌臭。研墨伸纸作书法时，脱衣大叫，窜上窜下，作兔起鹘落之状。有一天感觉头痒，嫌梳起来麻烦，干脆就刮成光头，只留鬓须。他这样超脱，朋友能理解，却害怕影响下一代。更主要的是他发异端邪说，弄得学者朋友钦佩其才能，却害怕其口舌文章。所以每一处先生都不能住得久长。
李贽对生死问题也有独到见解。他认为“生之必有死也，犹昼之必有夜也。”即然不能长生，死又不能避免，所以，“勿伤逝，愿伤生也！”
对死看得很超然，但死法却很重要。因为死法是生命的最后形式，需要重视。为此，李贽特作《五死篇》，进一步阐述。他认为程婴、纪信、聂政、屈原之死，是天下第一等好死。其次，临阵而死，不屈而死，也属非凡。下面是尽忠而死，功成而死。前者不知君，是愚；后者不知足，亦属愚，但总算是善死。“智者欲审处死，不可不选择于五者之间也。”
然而天下绝大多数是终老病死，这当然属于庸夫俗子了。他们顺其自然，总比那些临终时还要做几句诗，表白自己不怕死的人好些。好在不说谎，不沽名。
“丈夫之生，原非无故而生，则其死也又岂容无故而死乎？”老头子很清醒，知道前五种死法不可得，对庸人死法又不甘心。怎么办？“唯有做些小买卖耳……英雄汉子，无所泄怒，既无知己可死，吾将死于不知己者以泄怒也，谨书此以告诸貌称相知者，闻死来视我，切勿收我尸！”
李贽捍卫的是自己的思想，就不需要折衷、策略和实用。这种不宽恕精神，后来也在鲁迅先生身上闪现。李贽实际是给自己设计了一张蓝图，最终以行动将其变成现实。他在一个时代中，是孤独的。
革命家的行动是革命。思想家的行动是言论。当学者们纷纷审时度势，明哲保身之时，李贽就显得不识时务了，终被逮捕。
据袁中道《李温陵传》，受审时，李贽因病卧于阶上，拒不认错，说：“罪人著书甚多，具在，于圣教有益无损。”判官都笑他倔强。也不像有杀他的意思。“久之旨不下，公于狱舍中作诗读书自如。一日，呼侍者发。侍者去，遂持刀自割其喉，气不绝者两日。”
卓吾先生既然能在狱中作诗读书，肯定饭吃得饱，也不至于时时挨板子。据袁中道推测，很可能不判，遣送回原籍了事。偏偏他要自割其喉，到底图个啥？侍者问他：“和尚痛否？”他用指头在手上写字：“不痛。”也许卓吾先生真的不痛。他正在对不知己者泄怒，如何能感到痛？
李贽这回做的可不是小买卖，而是大买卖了。他是为捍卫自己的思想而死。他的自杀，成了对封建专制最有力的一击。
明王朝也算是运气不好，遇上李贽这种疯和尚，关押一下，就自刎，弄得好不尴尬。
其实明王朝的选择也不多，为了朱家的江山永固，就只有消除异端。面对李贽的敢说敢怨敢怒，就只有采用武力。对李贽，武力是无效的，他死不改悔，这就有些伤脑筋，最终大概还是只有杀了干净。无奈卓吾先生抢了个先手！
李贽在《焚书·自序》中说：“夫欲焚者，谓其逆人之耳也……逆耳者必杀，是可惧也。”刻印此书，能“入人之心，则知我者或庶几乎！”果然如此，思想家遇害，思想长存了。正是：人焚书未焚！
知道有危险，偏偏要刻印出来。取个叛逆的书名，更像是有意作对，自愿充当靶子。这样的异端异人，自然为封建时代的专制统治所不容。李贽最终被害死，大概是顺理成章的事吧？
中国封建王朝，自汉以来，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实行思想专制，手段很丰富，一般还是不动用武力的。批评孔子的如王充、刘知几等，均未遇难。我冒昧说一句，卓吾先生是自寻死路。谁叫他把屁股坐歪了呢？
卓吾先生是直肠子，率真，任性。当官时，就常与名僧坐论玄虚。后来干脆进山不出，终于获得免职。免职后，又不回家，自称流寓客子，在朋友家住着。他喜欢当面指出别人错误，不留面子。有俗客来会，话不投机，便叫别人坐远点，说是嫌臭。研墨伸纸作书法时，脱衣大叫，窜上窜下，作兔起鹘落之状。有一天感觉头痒，嫌梳起来麻烦，干脆就刮成光头，只留鬓须。他这样超脱，朋友能理解，却害怕影响下一代。更主要的是他发异端邪说，弄得学者朋友钦佩其才能，却害怕其口舌文章。所以每一处先生都不能住得久长。
李贽对生死问题也有独到见解。他认为“生之必有死也，犹昼之必有夜也。”即然不能长生，死又不能避免，所以，“勿伤逝，愿伤生也！”
对死看得很超然，但死法却很重要。因为死法是生命的最后形式，需要重视。为此，李贽特作《五死篇》，进一步阐述。他认为程婴、纪信、聂政、屈原之死，是天下第一等好死。其次，临阵而死，不屈而死，也属非凡。下面是尽忠而死，功成而死。前者不知君，是愚；后者不知足，亦属愚，但总算是善死。“智者欲审处死，不可不选择于五者之间也。”
然而天下绝大多数是终老病死，这当然属于庸夫俗子了。他们顺其自然，总比那些临终时还要做几句诗，表白自己不怕死的人好些。好在不说谎，不沽名。
“丈夫之生，原非无故而生，则其死也又岂容无故而死乎？”老头子很清醒，知道前五种死法不可得，对庸人死法又不甘心。怎么办？“唯有做些小买卖耳……英雄汉子，无所泄怒，既无知己可死，吾将死于不知己者以泄怒也，谨书此以告诸貌称相知者，闻死来视我，切勿收我尸！”
李贽捍卫的是自己的思想，就不需要折衷、策略和实用。这种不宽恕精神，后来也在鲁迅先生身上闪现。李贽实际是给自己设计了一张蓝图，最终以行动将其变成现实。他在一个时代中，是孤独的。
革命家的行动是革命。思想家的行动是言论。当学者们纷纷审时度势，明哲保身之时，李贽就显得不识时务了，终被逮捕。
据袁中道《李温陵传》，受审时，李贽因病卧于阶上，拒不认错，说：“罪人著书甚多，具在，于圣教有益无损。”判官都笑他倔强。也不像有杀他的意思。“久之旨不下，公于狱舍中作诗读书自如。一日，呼侍者
卓吾先生既然能在狱中作诗读书，肯定饭吃得饱，也不至于时时挨板子。据袁中道推测，很可能不判，遣送回原籍了事。偏偏他要自割其喉，到底图个啥？侍者问他：“和尚痛否？”他用指头在手上写字：“不痛。”也许卓吾先生真的不痛。他正在对不知己者泄怒，如何能感到痛？
李贽这回做的可不是小买卖，而是大买卖了。他是为捍卫自己的思想而死。他的自杀，成了对封建专制最有力的一击。
明王朝也算是运气不好，遇上李贽这种疯和尚，关押一下，就自刎，弄得好不尴尬。
其实明王朝的选择也不多，为了朱家的江山永固，就只有消除异端。面对李贽的敢说敢怨敢怒，就只有采用武力。对李贽，武力是无效的，他死不改悔，这就有些伤脑筋，最终大概还是只有杀了干净。无奈卓吾先生抢了个先手！
李贽在《焚书·自序》中说：“夫欲焚者，谓其逆人之耳也……逆耳者必杀，是可惧也。”刻印此书，能“入人之心，则知我者或庶几乎！”果然如此，思想家遇害，思想长存了。正是：人焚书未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