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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罗家伦到钱钟书
有关民国时期的“高考”，被传诵最多的是罗家伦与钱钟书的高考故事。
1929年，清华大学外语系招生时爆出一条新闻，一位数学只考了15分、本应被退回的考生却被破格录取，这个人就是钱钟书。为了突出戏剧性，在另外的版本中，钱先生的数学成绩被说成了0分。他自己后来回忆，“我数学考得不及格，但国文和英文还可以，为此事，当时校长罗家伦还特地召我至校长室谈话，蒙他特准而入学。我并向罗家伦弯腰鞠躬申谢。”钱钟书并没有说自己的数学考了多少分，但他英文、国文是特优，确实是事实，而英文还是满分。主管老师欲退不忍，欲取不敢，便报告了校长罗家伦。罗校长亲阅试卷后立即定夺：此为奇才，破格录取。
拍板录取钱钟书的时候，罗家伦一定也想到了自己当年考北大的经历。
1917年，北京大学在上海组织了一场自主录取考试。当时，刚从美国回来的胡适也参与了阅卷工作。他看到一位叫罗家伦的考生，作文写得非常棒，便给了满分。可后来得知，罗家伦虽然国文很厉害，可数学却考了零分，而且其余各科的成绩也不出众。怎么办呢？胡适在招生会议上，力主“破格录取”。幸运的是，主持招生会议的蔡元培校长也支持胡适的建议，最后，力排众议将数学考了零分的罗家伦招进了北大。
事实证明，蔡元培和胡适的决定是正确的。后来罗家伦不但成为了“五四运动”的得力干将，1928年，还以北伐少将的身份，被南京国民政府任命为清华大学的校长。钱钟书并不是清华破格录取的特例，1931年，吴晗考清华，数学是不折不扣的零分，但也被录取了。
这样的“故事”或许会让人认为，破格录取是很随便的事，其实并非如此。民国时期，由于政局不稳，无法保持大学的连续性，而那时的大学也多处在“青春期”，录取工作难免会有随意之处。1930年，臧克家在青岛大学的入学考试中，数学考了零分，作文也仅仅是三句诗歌，“人生永远追逐着幻光，但谁把幻光看成幻光，谁便沉入了无底的苦海。”就凭着这三句诗歌，文学院院长闻一多将臧克家“破格录取”，中国近现代文学史上，便多了一位叱咤风云的诗人。
张允和：“数学零分入北大”的背后
事实上，早在上世纪30年代初北京大学就已经做出了规定，单科考零分的禁止录取。周有光、沈从文的小姨子张允和被北大“破格录取”，就很能说明这一点。流传的故事是这样的：1933年，沈从文与三姐兆和在北京结婚，张允和去参加婚礼，随后就一直居京。家里人劝她考大学，她也想一试，于是就到北大旁听。当时北大入学考试要考国文、史地、数学和英文，允和见到数学就头大，她在16岁前根本就不知道什么叫几何、代数。她干脆放弃，把复习的精力全用在其他三科上。第二年临考的那天，家人为她备好圆规、三角尺等作图工具。她说“没用”，因为她连题目都看不懂。数学当然得了零分。但她的国文考了满分，一篇《我的中学生活》写得文采飞扬。试务委员会资深评委胡适希望录取这名学生。然录取规则明文规定，凡一科为零分者不予录取。试务委员会向阅数学卷老师施压，希望“网开一面”给几分。谁知那先生软硬不吃，复判后，仍给零分。但试务委员会爱才心切，最终“破格录取”了她。
1934年9月24日的《大学新闻周报》对此事有过报道，标题是《北大新生中的女杰》，文称：“北大文学院长兼国文系主任胡博士于评阅国文试卷后对人云：此期新生国文试卷以张旋（张允和的化名）女士为最佳。言下似有得此女弟子已满足之状，盖张女士报考之学系又适为国文系也。张女士年尚幼，俭朴诚笃，不趋时尚，擅长于文学而数学则非其所好，是以此次考试结果，仅以试读生入学，然此殊无碍其努力文学也，吾人当刮目候之。”
何兆武的上学记
何兆武，1939年考入西南联大，先后就读于土木、历史、中文、外文四系。1956年至1986年，任中科院历史研究所助理研究员、研究员。1986年后，任清华大学思想文化研究所教授。译有卢梭《社会契约论》、帕斯卡尔《思想录》、康德《历史理性批判文集》等。2006年，三联书店出版了何先生的《上学记》，他的求学生涯得以为更多普通人所知，也让我们很直观地感知到，一位普通的高考生在民国时期，是如何考大学的。
何兆武1921年出生在北京，父亲是中级技术人员。在北京，何家属中等偏下家庭。他在北京师范大学附中读完高一，1937年7月底，北京沦陷。这一年的9月，和很多家庭一样，何家也离开了北京，回到了祖籍湖南岳阳。他在北师大附中的数学老师闵嗣鹤，当时才大学毕业不久，但已是小有名气的数学家，后来的陈景润就是他的学生。北大、清华和南开最初在长沙组成临时大学，何兆武去学校找姐姐玩，碰到闵老师，才发现他已经教大学了。到了昆明，闵也在西南联大任教。
在长沙，何兆武改读中央大学附中。和现在一样，他和他的同学们也很追求分数，大多数同学考虑的也是哪一门课重要、最能拿分、就努力攻哪一门，像历史、地理，临时背背就行，反正不会不及格，也不会得高分。最重要的，还是语数外，而其中的数学和英语又是关键。当时的高中考试，数学往往是出5道题目，每一题20分。数学和英语，在上大学时也是最重要的两门课，学理工科的，数学过不了关就没法学，而学文科的，外语不过关也看不了教科书。据何兆武回忆，他在中央大学附中时的教科书几乎都是美国版本，虽然有翻译，但专用术语，比如“速度”、“加速度”、“无限大”之类的，都用的是英文。
中国的现代化转型，也包括接受现代科学的过程，而让学生对数学产生普遍性的兴趣，是现代教育的成果之一。如今，数学已经成为人们生活的一部分，但是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还是有一些传统意义上的才子，根本无法接受数学，像罗家伦、钱钟书这样的天才，因为不懂数学而被人津津乐道，这也不是什么光彩的事，他们的成功只是个案。胡适也是如此，当年他进康奈尔大学，最初学的是农学，但美国的农学，其实是理科，和中国的种庄稼不是一回事。胡适学得吃力，最重要的是没有兴趣，他不得不改学哲学。 1938年春，日军攻占徐州，很多学校再次开始搬家，往西南转移。1938年秋到1939年秋，何兆武在贵阳住了一年，非常闭塞和苦闷，他决定以“同等学力”的身份报考大学。当时的大学和中学考试，都是学校自己组织考试，你考你的，我考我的，由于精力和财力所限，每个学生往往只能选两三个学校去考。1937年还是这样分开考，但到了1938年，就改成统考了。何兆武报的三个志愿都是西南联大。除了语数外，那一年的考试，还包括历史、地理、物理、化学，还有一门政治。其中，数学非常难，有一道题是这样的：“在椭圆上任取一个点，把这个点到椭圆圆周上每个点连线的中点连接起来是什么图形？并列出方程式。”何兆武记得，他描绘出了连接后的图形，是一个内切小椭圆，但是却无法列出方程式。后来成绩出来了，他以贵阳考区的第二名的成绩考入了西南联大历史系。
杨振宁：16岁少年震动西南联大
杨振宁和何兆武同一年参加的高考，不同的是，杨振宁是在昆明考区。而相同的是，他的成绩也是考区第二，录取后是系里的第一名。
杨振宁一家也是1937年离开北平的，那一年他还不到15岁，刚念完崇德中学的高一。时在清华大学任教的杨振宁的父亲杨武之带着全家大小，乘火车经天津到南京，再乘轮船到芜湖，又坐公共汽车回到合肥桃溪镇老家。其时，在北京的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和在天津的南开大学已迁至长沙，联合成立了一个临时大学，由原来三校的校长梅贻琦、蒋梦麟和张伯苓共同主持校务。杨武之在桃溪镇安顿好家小之后，就赶去长沙临时大学了。
1937年9月，杨振宁进入合肥泸州中学继续高二的学业。1937年12月，临时大学决定迁往昆明，于是，杨武之又赶回桃溪镇，带着一家老小，经六安、宿松、黄梅等地，到达汉口。再由汉口坐火车到广州，经香港搭船到了越南的海防，然后再取道河内，沿红河北上，到云南河口，再乘火车，终于1938年2月到达昆明，整个行程5000公里。 杨家七口在昆明文化巷11号租赁的房子住下之后，杨振宁进入了昆华中学念高二。当时辗转流离来到昆明的中学生非常多，教育部门在那一年夏天公布了一项措施，所有学生不需要文凭，都可以凭同等学力报考大学，杨振宁在只读了半年高二的情况下，就参加了考试，最后他竟然在两万多考生中，以第二名的成绩考进了西南联大，轰动一时。
何炳棣“复读”一年入清华
史学泰斗何炳棣比杨振宁大5岁，他1932年冬被南开中学开除，但“跳了一班提前混了个中学文凭”，于1933年夏考入山东大学，一年后他又通过考试，转学到了清华大学。据他后来回忆说，在他被南开中学开除的两年内，他的同学和朋友几乎一致认为：大代数只做美国Fine所著教材中的习题是不够的，还要做英国Hall和Knight合著的课本中的习题才够用，因为后者要比前者繁难不少，这种印象和何兆武先生的回忆是一致的。当时的学生，也研究过各高校数学考试的难易程度，发现交大和武大的数学，都比清华的要繁难，但在这种繁难中也透露出一种笨拙，相比之下，清华的数学题，比较轻巧，似乎更能考出学生的灵性。何在山大的一年，其实类似于今天的复读，他最大的收获是英语成绩的提高。教他英语的是美国的泰勒女士，她曾警告学生不要学美式英语，而要练英式发音，所谓“皇家英文”。这样的训练，对提高学生的读写水平，可谓立竿见影。
经过在山大一年的努力，何炳棣终于在1934年夏考入了清华大学化学系，那是他童年的第一志愿。那一年，全国有4000多人报考清华大学，录取317人，何炳棣排名第21。然而最终他却成为了蜚声中外的历史学家。
有关民国时期的“高考”，被传诵最多的是罗家伦与钱钟书的高考故事。
1929年，清华大学外语系招生时爆出一条新闻，一位数学只考了15分、本应被退回的考生却被破格录取，这个人就是钱钟书。为了突出戏剧性，在另外的版本中，钱先生的数学成绩被说成了0分。他自己后来回忆，“我数学考得不及格，但国文和英文还可以，为此事，当时校长罗家伦还特地召我至校长室谈话，蒙他特准而入学。我并向罗家伦弯腰鞠躬申谢。”钱钟书并没有说自己的数学考了多少分，但他英文、国文是特优，确实是事实，而英文还是满分。主管老师欲退不忍，欲取不敢，便报告了校长罗家伦。罗校长亲阅试卷后立即定夺：此为奇才，破格录取。
拍板录取钱钟书的时候，罗家伦一定也想到了自己当年考北大的经历。
1917年，北京大学在上海组织了一场自主录取考试。当时，刚从美国回来的胡适也参与了阅卷工作。他看到一位叫罗家伦的考生，作文写得非常棒，便给了满分。可后来得知，罗家伦虽然国文很厉害，可数学却考了零分，而且其余各科的成绩也不出众。怎么办呢？胡适在招生会议上，力主“破格录取”。幸运的是，主持招生会议的蔡元培校长也支持胡适的建议，最后，力排众议将数学考了零分的罗家伦招进了北大。
事实证明，蔡元培和胡适的决定是正确的。后来罗家伦不但成为了“五四运动”的得力干将，1928年，还以北伐少将的身份，被南京国民政府任命为清华大学的校长。钱钟书并不是清华破格录取的特例，1931年，吴晗考清华，数学是不折不扣的零分，但也被录取了。
这样的“故事”或许会让人认为，破格录取是很随便的事，其实并非如此。民国时期，由于政局不稳，无法保持大学的连续性，而那时的大学也多处在“青春期”，录取工作难免会有随意之处。1930年，臧克家在青岛大学的入学考试中，数学考了零分，作文也仅仅是三句诗歌，“人生永远追逐着幻光，但谁把幻光看成幻光，谁便沉入了无底的苦海。”就凭着这三句诗歌，文学院院长闻一多将臧克家“破格录取”，中国近现代文学史上，便多了一位叱咤风云的诗人。
张允和：“数学零分入北大”的背后
事实上，早在上世纪30年代初北京大学就已经做出了规定，单科考零分的禁止录取。周有光、沈从文的小姨子张允和被北大“破格录取”，就很能说明这一点。流传的故事是这样的：1933年，沈从文与三姐兆和在北京结婚，张允和去参加婚礼，随后就一直居京。家里人劝她考大学，她也想一试，于是就到北大旁听。当时北大入学考试要考国文、史地、数学和英文，允和见到数学就头大，她在16岁前根本就不知道什么叫几何、代数。她干脆放弃，把复习的精力全用在其他三科上。第二年临考的那天，家人为她备好圆规、三角尺等作图工具。她说“没用”，因为她连题目都看不懂。数学当然得了零分。但她的国文考了满分，一篇《我的中学生活》写得文采飞扬。试务委员会资深评委胡适希望录取这名学生。然录取规则明文规定，凡一科为零分者不予录取。试务委员会向阅数学卷老师施压，希望“网开一面”给几分。谁知那先生软硬不吃，复判后，仍给零分。但试务委员会爱才心切，最终“破格录取”了她。
1934年9月24日的《大学新闻周报》对此事有过报道，标题是《北大新生中的女杰》，文称：“北大文学院长兼国文系主任胡博士于评阅国文试卷后对人云：此期新生国文试卷以张旋（张允和的化名）女士为最佳。言下似有得此女弟子已满足之状，盖张女士报考之学系又适为国文系也。张女士年尚幼，俭朴诚笃，不趋时尚，擅长于文学而数学则非其所好，是以此次考试结果，仅以试读生入学，然此殊无碍其努力文学也，吾人当刮目候之。”
何兆武的上学记
何兆武，1939年考入西南联大，先后就读于土木、历史、中文、外文四系。1956年至1986年，任中科院历史研究所助理研究员、研究员。1986年后，任清华大学思想文化研究所教授。译有卢梭《社会契约论》、帕斯卡尔《思想录》、康德《历史理性批判文集》等。2006年，三联书店出版了何先生的《上学记》，他的求学生涯得以为更多普通人所知，也让我们很直观地感知到，一位普通的高考生在民国时期，是如何考大学的。
何兆武1921年出生在北京，父亲是中级技术人员。在北京，何家属中等偏下家庭。他在北京师范大学附中读完高一，1937年7月底，北京沦陷。这一年的9月，和很多家庭一样，何家也离开了北京，回到了祖籍湖南岳阳。他在北师大附中的数学老师闵嗣鹤，当时才大学毕业不久，但已是小有名气的数学家，后来的陈景润就是他的学生。北大、清华和南开最初在长沙组成临时大学，何兆武去学校找姐姐玩，碰到闵老师，才发现他已经教大学了。到了昆明，闵也在西南联大任教。
在长沙，何兆武改读中央大学附中。和现在一样，他和他的同学们也很追求分数，大多数同学考虑的也是哪一门课重要、最能拿分、就努力攻哪一门，像历史、地理，临时背背就行，反正不会不及格，也不会得高分。最重要的，还是语数外，而其中的数学和英语又是关键。当时的高中考试，数学往往是出5道题目，每一题20分。数学和英语，在上大学时也是最重要的两门课，学理工科的，数学过不了关就没法学，而学文科的，外语不过关也看不了教科书。据何兆武回忆，他在中央大学附中时的教科书几乎都是美国版本，虽然有翻译，但专用术语，比如“速度”、“加速度”、“无限大”之类的，都用的是英文。
中国的现代化转型，也包括接受现代科学的过程，而让学生对数学产生普遍性的兴趣，是现代教育的成果之一。如今，数学已经成为人们生活的一部分，但是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还是有一些传统意义上的才子，根本无法接受数学，像罗家伦、钱钟书这样的天才，因为不懂数学而被人津津乐道，这也不是什么光彩的事，他们的成功只是个案。胡适也是如此，当年他进康奈尔大学，最初学的是农学，但美国的农学，其实是理科，和中国的种庄稼不是一回事。胡适学得吃力，最重要的是没有兴趣，他不得不改学哲学。 1938年春，日军攻占徐州，很多学校再次开始搬家，往西南转移。1938年秋到1939年秋，何兆武在贵阳住了一年，非常闭塞和苦闷，他决定以“同等学力”的身份报考大学。当时的大学和中学考试，都是学校自己组织考试，你考你的，我考我的，由于精力和财力所限，每个学生往往只能选两三个学校去考。1937年还是这样分开考，但到了1938年，就改成统考了。何兆武报的三个志愿都是西南联大。除了语数外，那一年的考试，还包括历史、地理、物理、化学，还有一门政治。其中，数学非常难，有一道题是这样的：“在椭圆上任取一个点，把这个点到椭圆圆周上每个点连线的中点连接起来是什么图形？并列出方程式。”何兆武记得，他描绘出了连接后的图形，是一个内切小椭圆，但是却无法列出方程式。后来成绩出来了，他以贵阳考区的第二名的成绩考入了西南联大历史系。
杨振宁：16岁少年震动西南联大
杨振宁和何兆武同一年参加的高考，不同的是，杨振宁是在昆明考区。而相同的是，他的成绩也是考区第二，录取后是系里的第一名。
杨振宁一家也是1937年离开北平的，那一年他还不到15岁，刚念完崇德中学的高一。时在清华大学任教的杨振宁的父亲杨武之带着全家大小，乘火车经天津到南京，再乘轮船到芜湖，又坐公共汽车回到合肥桃溪镇老家。其时，在北京的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和在天津的南开大学已迁至长沙，联合成立了一个临时大学，由原来三校的校长梅贻琦、蒋梦麟和张伯苓共同主持校务。杨武之在桃溪镇安顿好家小之后，就赶去长沙临时大学了。
1937年9月，杨振宁进入合肥泸州中学继续高二的学业。1937年12月，临时大学决定迁往昆明，于是，杨武之又赶回桃溪镇，带着一家老小，经六安、宿松、黄梅等地，到达汉口。再由汉口坐火车到广州，经香港搭船到了越南的海防，然后再取道河内，沿红河北上，到云南河口，再乘火车，终于1938年2月到达昆明，整个行程5000公里。 杨家七口在昆明文化巷11号租赁的房子住下之后，杨振宁进入了昆华中学念高二。当时辗转流离来到昆明的中学生非常多，教育部门在那一年夏天公布了一项措施，所有学生不需要文凭，都可以凭同等学力报考大学，杨振宁在只读了半年高二的情况下，就参加了考试，最后他竟然在两万多考生中，以第二名的成绩考进了西南联大，轰动一时。
何炳棣“复读”一年入清华
史学泰斗何炳棣比杨振宁大5岁，他1932年冬被南开中学开除，但“跳了一班提前混了个中学文凭”，于1933年夏考入山东大学，一年后他又通过考试，转学到了清华大学。据他后来回忆说，在他被南开中学开除的两年内，他的同学和朋友几乎一致认为：大代数只做美国Fine所著教材中的习题是不够的，还要做英国Hall和Knight合著的课本中的习题才够用，因为后者要比前者繁难不少，这种印象和何兆武先生的回忆是一致的。当时的学生，也研究过各高校数学考试的难易程度，发现交大和武大的数学，都比清华的要繁难，但在这种繁难中也透露出一种笨拙，相比之下，清华的数学题，比较轻巧，似乎更能考出学生的灵性。何在山大的一年，其实类似于今天的复读，他最大的收获是英语成绩的提高。教他英语的是美国的泰勒女士，她曾警告学生不要学美式英语，而要练英式发音，所谓“皇家英文”。这样的训练，对提高学生的读写水平，可谓立竿见影。
经过在山大一年的努力，何炳棣终于在1934年夏考入了清华大学化学系，那是他童年的第一志愿。那一年，全国有4000多人报考清华大学，录取317人，何炳棣排名第21。然而最终他却成为了蜚声中外的历史学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