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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8年秋，第一堂《高级英语》课。我们这群大三的学生早早来到教室，翘首期待着闻名已久的孙迎春教授。虽说闻名已久，却一直未曾见过真人，所以我们纷纷猜测孙老师的模样：有根据名字臆断是个满头银发，精神矍铄的老太太；有说应是个超凡脱俗、仙骨临风的老教授。
门开了，我们也惊呆了：大名鼎鼎的孙老师怎么竟然是那个图书馆管理员呢？图书馆前面的空地是我们的朗读区，几乎每天都能看见他匆匆忙忙地从图书馆进进出出。见的次数多了，有人便猜他是图书管理员。那身深蓝色的中山装，还有中山装上衣口袋别的那只钢笔，我们是认不错的！同学们面面相觑，继而偷偷笑了起来。孙老师一脸茫然，不过见大家笑，他就像宽厚的父亲看到孩子调皮后开心的笑脸一样，也跟着温和地笑了。
蕴大道于无形
孙老师上课，特点鲜明：紧扣主题，惜时如金；没有冗言赘语，没有夸夸闲谈；授“业”同时，兼顾传“道”——学习或治学的方法。
孙老师传“道”向来不以长篇大论集中进行，而是渗透在知识传授中，穿插于内容讲解里；有时候甚至是无言之教。正所谓蕴大道于无形。
记得一个课间，有个同学无意中看到了孙老师的书，上面页眉页脚、行间行外，凡是有空的地方全都密密麻麻、工工整整地记着东西。大家相互传看，唏嘘不已，感慨良多。自此，我们也纷纷效仿。
后来，同学们手头配套的参考书多了起来。孙老师便改变了上课形式，随机抽取几段让学生讲解，要求分析透彻，见解深刻。这样，课下必须提前查阅相关资料，自学相关内容。几节课下来，我们发现自己也开始被误以为是“图书管理员”了。
记得研究生入学不久，孙老师就叮嘱我们打好知识基础，多读书、多思考、多积累。对于读什么样的书，我们想让孙老师指定书目，而他却说：“遇到好书，推荐可以。现在重要的是广泛涉猎，找到自己的兴趣所在。每个人的兴趣不一样，也不希望一样。”面对林林总总的翻译书籍，面对有关翻译的各种观点、争论，我们非常困惑，甚至觉得选错了方向。孙老师上课时，便有意无意插上几句，评论着讲义上的东西，其实是在给我们指点迷津。“咱们中国人的缺点就是寻求统一，不求相异。其实，分歧才见创新，争论是好事。多了解几种观点，从争论中得到启示，逐渐形成自己的观点，找到自己的立场。不要老想跟着权威走。现在，许多人找不到权威，于是失落了。惶惑是因为缺乏积淀，多涉猎多思考，年头多了就会有主见。” 慢慢地，我们知道了“研究生本身是学者层次，不可事事依赖，否则难有建树。要搞学问，独立精神至关重要。只有独立，才能创新，才能具备研究能力，才能有成果。”
心系译典，学高志远
孙老师更好的无言之教是他本人的治学研究：成果丰富不说，单看其独立创新，矢志不渝的治学精神，也可以说是很好的励志教材。
说到孙老师的治学研究，总要提到译学词典编纂和研究，正如说到译学词典编纂和研究总要提一提孙老师的名字一样自然。译学词典是翻译实践和理论发展到今天的必然产物。翻译历史，悠悠几千年；知识积淀深厚。译学词典，可总结翻译经验、梳理翻译理论、记录翻译事史，介绍著名人物，从而展现译学阵容和成果，促进翻译学学科建设。早在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初，孙老师便认识到译学词典的意义，在学校立项后就组织十几位老师着手编纂《译学大词典》。在编纂过程中，孙老师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加深了对译学词典的认识，坚定了开拓译典研究领域的信心。
1999年，《译学大词典》出版了，孙老师紧接着撰文开始对译学词典进行研究。译学词典的编纂涉及对翻译学整体框架的思考，对具体翻译问题的论证、分析，对大量文献的提炼、概括，本身就是翻译研究的一种途径；那么译学词典研究，就不仅仅是词典编纂的研究，也是译学理论的研究，是翻译研究的一部分。
然而，新生事物的发展总不会是一帆风顺的。每个受过教育的人都知道“词典”即语文词典是有用的，但是很多人，包括一些业内人士对于译学词典这种专科词典却难以接受。这与人们词典知识、词典意识的缺乏有关，更深层次上其实是反映了人们对翻译理论的排斥心理。面对译学词典研究，似乎更难接受；于是有人观望，有人怀疑，有人否定，有人不屑，有人蔑视，也有人打击。
孙老师没有畏缩，执着前行。在给博士生开设的《译学词典》课上，孙老师曾说：“翻译作为人文学科，不可能没有自己的民族特色……翻译研究也不能唯西方马首是瞻！译学词典研究是一方新天地，不能因为西方还没人搞，我们便不敢搞！我们先发现了这一研究领域，便要开拓这一领域。做好了，这将是咱们山东翻译界的特色、品牌，也会是咱们中国翻译研究领先的地方之一。当然，开拓的过程是一个从无到有的过程，是一个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的过程……原本没有声音，说一句是一句。”同时，孙老师说出了自己的设想：“三至五年内出几篇硕士博士论文；召开几届译学词典研讨会，号召更多的译学力量从事这一研究。”
实际上，孙老师取得的成就远远超过了他说出来的设想。硕士、博士毕业论文已有5篇，《译学词典博士文集》将于十月份出版；孙老师本人的研究硕果累累，发表了相关论文十余篇，申请了2005年度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翻译学词典研究的课题，专著也在写作之中；研讨会在大陆已经召开了三次，在香港浸会大学翻译研究中心召开一次（特邀孙老师主讲）；译学词典及研究逐渐被人们接受、认可。而且，许多知名学者，比如著名翻译理论家谭载喜、《上海翻译》的主编方梦之、北外的王克非、南京大学的张柏然、上海大学的曾东京等教授，和孙老师可谓“英雄所见略同”，也已开展了译学词典的翻译、编纂和研究工作。
然而，人们只是看到了勇士手捧鲜花的荣耀，可有谁能知道这鲜花背后的艰辛？2002年9月20－23日，孙老师在烟台主持召开首届翻译学词典暨译学理论研讨会。辛辛苦苦筹办的会议，出席的人数不是很多，略显冷清。虽然有张今、许渊冲、林煌天、胡庚申等名家的肯定与鼓励，但与会人员中仍有不少持观望、怀疑的态度，甚至有一些公然反对。孙老师是勇士，但似乎不是“斗”士。他总是很温和、很平静地回答一些很尖锐的问题；会后私下里，他达观地对我们说：“来参加会议本身便证明了对译学词典研究的关注。学术探讨难免争论。各抒己见、畅所欲言才有利于学科的发展。只要言之有理，持之有故，我也希望听到你们的不同声音啊！”海纳百川，有容乃大。孙老师的大度也推动了译典研究的发展。2005年第三届译学词典与译学理论研讨会在上海召开，来自全国各地的学者会聚一堂，热烈讨论译学词典研究以及翻译理论的各种问题。肯定、重视、支持译学词典研究的学者越来越多，译学词典研究的影响也逐渐扩大。从山东到上海，从上海到全国，从全国到世界，孙老师会走得更远。
情衷译家，厚积薄发
当然，孙老师的研究并没有局限于译学词典；译家研究，也是他兴趣所在。从80年代开始，我国的翻译研究扩大了研究对象，拓展了研究范围。研究的重点不再局限于对翻译的性质、标准和技巧等方面的探讨；翻译家研究，或曰翻译主体研究，也成为整个翻译研究框架中不可或缺的一环。
孙老师的译家研究，主要集中在张谷若翻译艺术研究上。2001年孙老师的“张谷若翻译艺术研究”申报了山东省社科项目重点课题，2004年在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出版了《张谷若翻译艺术研究》一书。此书论证严密，逻辑清晰，深刻而不失有趣，翔实而不失精致，阐述了翻译学、地道、意境、神韵、注释等问题，探讨了张先生的翻译方法、技巧、思想。难能可贵的是，书中辑录了译家生平的翻译活动，记有译家故里考察，提供了大量相关研究资料。
“十年铸一剑”。 孙老师的这一剑，岂是一个十年能铸成？孙老师的“谷若情结”，早在甘肃师大（现为西北师大）读本科的时候便已形成。当时，孙老师师从许天良、李端严教授，对翻译非常着迷；他阅读了张先生的大部分译作，对先生由衷地崇敬。1982年在河南大学开始读硕士的时候，孙老师萌发了研究张先生翻译艺术的想法，在毕业论文中便开始使用张先生的译例。直到现在，孙老师只要写文章用例子，便离不开张译。随后，孙老师在研读张先生各部译作的同时，开始搜集资料。所有关于张先生译作的评论，对张先生本人的赞词、评论、追忆，孙老师一一网罗。而且，他积极与张先生的学生、亲属联系；同时，动员身边的人也加入张译研究。这样，经过了二十多年的积淀、深思，专著终于破茧而出。这本积数十年之功力的空前力作，与其说是张先生翻译艺术的研究，不如说是孙老师学术思想的凝结，治学精神的闪现。
“宝剑锋从磨砺出"，孙老师研究的成果其实都是他饱受种种磨砺、克服重重困难才取得的。“知人论世”，为获得张先生本人生活、工作、经历的资料，2002年上半年孙老师专程从济南到张先生曾工作过的北大，期待着有意想不到的收获。兴冲冲地到了档案馆，谁知查无此人，得到的答复是：“先生早已退休，档案或许在公安局。”又到了北大英语系，只了解到先生的女儿叫张玲，在中国社科院外国文学研究所工作。孙老师马上跑到社科院；谁知，门卫怎么也不叫进。堂堂一教授，垂垂一老者，竟不得不恳求哀告，软磨硬泡。门卫终于有些感动，又有些无奈，便让孙老师用传达室的电话与外文所人事处的人通话。不料张玲女士也已退休几年。庆幸的是，经过耐心解释，孙老师从外文所要到了张玲的电话。满心欢喜，孙老师拨通了张玲的电话，却没人接。随后五六个小时，孙老师打了十多次，却一直没人接！无奈之下，孙老师到公安分局查找档案，而分局却说应当找派出所。辗转到了派出所，孙老师说明来意，恭恭敬敬地拿出介绍信、身份证。民警对着照片，上下打量了大半天，却没有一个动身去查。大家似乎都很忙，孙老师便苦苦地等待，切切地诉说，反复地哀求。终于，有人帮忙到档案室去查。结果却是：“档案在文革中搬丢了！”惟一的一线希望就这样破灭了！孙老师瘫坐在地上。年届花甲的他可以忍受旅途的劳累，奔波的辛苦，也可以忍受别人的冷落，甚至不屑，却怎么也难以接受心中的偶像竟会无迹可觅，无案可查！孙老师痛定思痛：“这里没有张先生的记录，但我一定要用文字为张先生立一座丰碑！”
孙老师疲惫地返回济南。执着的他又多次拨打张玲的电话。功夫不负有心人！终于，一天晚上9点多的时候，有人接了，是张玲！孙老师的手激动得颤抖，声音也几乎哽咽……下半年10月份，孙老师和张玲夫妇约好，又专程去了一趟北京。张玲女士亲切健谈，非常支持孙老师的研究，热心提供了很多一手资料；而且不顾年迈体弱，千里迢迢赶赴烟台，参加了“张谷若诞辰百年纪念暨外国文学翻译研讨会”，并作了精彩发言。
说到“研讨会”的举行，也是一波三折。2003年恰逢张先生百年诞辰，孙老师决定召开研讨会纪念。各项准备工作均已就绪，研讨会的通知、邀请函都已发出。可谁知，天有不测风云，非典开始肆虐，各种活动均被取消。孙老师坚信非典固然可怕，但只要摸清规律，是可以战胜的。研讨会他没有取消，只是宣布推延。然而，非典无情，研讨会一拖再拖。八月份，形势稍稍好转，孙老师再次组织联络。北大的辜正坤教授、洛阳外院的孙致礼教授、《中国翻译》的杨平等专家学者早早来到，以示对大师的崇敬，对孙老师的支持。研讨会成功召开，孙老师感慨万千……
学问的路上，或许有荆棘，或许有坎坷，但孙老师不急不躁，稳扎稳打，实力一点点得到证明，事业一步步迎来春天。著名翻译家南开大学博导刘士聪教授到山东大学讲学时，曾私下赞许说 ：“孙老师是个大家！”诚其所言，朴实随和、大度宽容、睿智达观的孙老师具有一种大家风范：他有一种力量，叫人向上；有一种精神，让人佩服！
此期封面人物由读者蒋侠推荐并撰文，特此鸣谢！
门开了，我们也惊呆了：大名鼎鼎的孙老师怎么竟然是那个图书馆管理员呢？图书馆前面的空地是我们的朗读区，几乎每天都能看见他匆匆忙忙地从图书馆进进出出。见的次数多了，有人便猜他是图书管理员。那身深蓝色的中山装，还有中山装上衣口袋别的那只钢笔，我们是认不错的！同学们面面相觑，继而偷偷笑了起来。孙老师一脸茫然，不过见大家笑，他就像宽厚的父亲看到孩子调皮后开心的笑脸一样，也跟着温和地笑了。
蕴大道于无形
孙老师上课，特点鲜明：紧扣主题，惜时如金；没有冗言赘语，没有夸夸闲谈；授“业”同时，兼顾传“道”——学习或治学的方法。
孙老师传“道”向来不以长篇大论集中进行，而是渗透在知识传授中，穿插于内容讲解里；有时候甚至是无言之教。正所谓蕴大道于无形。
记得一个课间，有个同学无意中看到了孙老师的书，上面页眉页脚、行间行外，凡是有空的地方全都密密麻麻、工工整整地记着东西。大家相互传看，唏嘘不已，感慨良多。自此，我们也纷纷效仿。
后来，同学们手头配套的参考书多了起来。孙老师便改变了上课形式，随机抽取几段让学生讲解，要求分析透彻，见解深刻。这样，课下必须提前查阅相关资料，自学相关内容。几节课下来，我们发现自己也开始被误以为是“图书管理员”了。
记得研究生入学不久，孙老师就叮嘱我们打好知识基础，多读书、多思考、多积累。对于读什么样的书，我们想让孙老师指定书目，而他却说：“遇到好书，推荐可以。现在重要的是广泛涉猎，找到自己的兴趣所在。每个人的兴趣不一样，也不希望一样。”面对林林总总的翻译书籍，面对有关翻译的各种观点、争论，我们非常困惑，甚至觉得选错了方向。孙老师上课时，便有意无意插上几句，评论着讲义上的东西，其实是在给我们指点迷津。“咱们中国人的缺点就是寻求统一，不求相异。其实，分歧才见创新，争论是好事。多了解几种观点，从争论中得到启示，逐渐形成自己的观点，找到自己的立场。不要老想跟着权威走。现在，许多人找不到权威，于是失落了。惶惑是因为缺乏积淀，多涉猎多思考，年头多了就会有主见。” 慢慢地，我们知道了“研究生本身是学者层次，不可事事依赖，否则难有建树。要搞学问，独立精神至关重要。只有独立，才能创新，才能具备研究能力，才能有成果。”
心系译典，学高志远
孙老师更好的无言之教是他本人的治学研究：成果丰富不说，单看其独立创新，矢志不渝的治学精神，也可以说是很好的励志教材。
说到孙老师的治学研究，总要提到译学词典编纂和研究，正如说到译学词典编纂和研究总要提一提孙老师的名字一样自然。译学词典是翻译实践和理论发展到今天的必然产物。翻译历史，悠悠几千年；知识积淀深厚。译学词典，可总结翻译经验、梳理翻译理论、记录翻译事史，介绍著名人物，从而展现译学阵容和成果，促进翻译学学科建设。早在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初，孙老师便认识到译学词典的意义，在学校立项后就组织十几位老师着手编纂《译学大词典》。在编纂过程中，孙老师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加深了对译学词典的认识，坚定了开拓译典研究领域的信心。
1999年，《译学大词典》出版了，孙老师紧接着撰文开始对译学词典进行研究。译学词典的编纂涉及对翻译学整体框架的思考，对具体翻译问题的论证、分析，对大量文献的提炼、概括，本身就是翻译研究的一种途径；那么译学词典研究，就不仅仅是词典编纂的研究，也是译学理论的研究，是翻译研究的一部分。
然而，新生事物的发展总不会是一帆风顺的。每个受过教育的人都知道“词典”即语文词典是有用的，但是很多人，包括一些业内人士对于译学词典这种专科词典却难以接受。这与人们词典知识、词典意识的缺乏有关，更深层次上其实是反映了人们对翻译理论的排斥心理。面对译学词典研究，似乎更难接受；于是有人观望，有人怀疑，有人否定，有人不屑，有人蔑视，也有人打击。
孙老师没有畏缩，执着前行。在给博士生开设的《译学词典》课上，孙老师曾说：“翻译作为人文学科，不可能没有自己的民族特色……翻译研究也不能唯西方马首是瞻！译学词典研究是一方新天地，不能因为西方还没人搞，我们便不敢搞！我们先发现了这一研究领域，便要开拓这一领域。做好了，这将是咱们山东翻译界的特色、品牌，也会是咱们中国翻译研究领先的地方之一。当然，开拓的过程是一个从无到有的过程，是一个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的过程……原本没有声音，说一句是一句。”同时，孙老师说出了自己的设想：“三至五年内出几篇硕士博士论文；召开几届译学词典研讨会，号召更多的译学力量从事这一研究。”
实际上，孙老师取得的成就远远超过了他说出来的设想。硕士、博士毕业论文已有5篇，《译学词典博士文集》将于十月份出版；孙老师本人的研究硕果累累，发表了相关论文十余篇，申请了2005年度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翻译学词典研究的课题，专著也在写作之中；研讨会在大陆已经召开了三次，在香港浸会大学翻译研究中心召开一次（特邀孙老师主讲）；译学词典及研究逐渐被人们接受、认可。而且，许多知名学者，比如著名翻译理论家谭载喜、《上海翻译》的主编方梦之、北外的王克非、南京大学的张柏然、上海大学的曾东京等教授，和孙老师可谓“英雄所见略同”，也已开展了译学词典的翻译、编纂和研究工作。
然而，人们只是看到了勇士手捧鲜花的荣耀，可有谁能知道这鲜花背后的艰辛？2002年9月20－23日，孙老师在烟台主持召开首届翻译学词典暨译学理论研讨会。辛辛苦苦筹办的会议，出席的人数不是很多，略显冷清。虽然有张今、许渊冲、林煌天、胡庚申等名家的肯定与鼓励，但与会人员中仍有不少持观望、怀疑的态度，甚至有一些公然反对。孙老师是勇士，但似乎不是“斗”士。他总是很温和、很平静地回答一些很尖锐的问题；会后私下里，他达观地对我们说：“来参加会议本身便证明了对译学词典研究的关注。学术探讨难免争论。各抒己见、畅所欲言才有利于学科的发展。只要言之有理，持之有故，我也希望听到你们的不同声音啊！”海纳百川，有容乃大。孙老师的大度也推动了译典研究的发展。2005年第三届译学词典与译学理论研讨会在上海召开，来自全国各地的学者会聚一堂，热烈讨论译学词典研究以及翻译理论的各种问题。肯定、重视、支持译学词典研究的学者越来越多，译学词典研究的影响也逐渐扩大。从山东到上海，从上海到全国，从全国到世界，孙老师会走得更远。
情衷译家，厚积薄发
当然，孙老师的研究并没有局限于译学词典；译家研究，也是他兴趣所在。从80年代开始，我国的翻译研究扩大了研究对象，拓展了研究范围。研究的重点不再局限于对翻译的性质、标准和技巧等方面的探讨；翻译家研究，或曰翻译主体研究，也成为整个翻译研究框架中不可或缺的一环。
孙老师的译家研究，主要集中在张谷若翻译艺术研究上。2001年孙老师的“张谷若翻译艺术研究”申报了山东省社科项目重点课题，2004年在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出版了《张谷若翻译艺术研究》一书。此书论证严密，逻辑清晰，深刻而不失有趣，翔实而不失精致，阐述了翻译学、地道、意境、神韵、注释等问题，探讨了张先生的翻译方法、技巧、思想。难能可贵的是，书中辑录了译家生平的翻译活动，记有译家故里考察，提供了大量相关研究资料。
“十年铸一剑”。 孙老师的这一剑，岂是一个十年能铸成？孙老师的“谷若情结”，早在甘肃师大（现为西北师大）读本科的时候便已形成。当时，孙老师师从许天良、李端严教授，对翻译非常着迷；他阅读了张先生的大部分译作，对先生由衷地崇敬。1982年在河南大学开始读硕士的时候，孙老师萌发了研究张先生翻译艺术的想法，在毕业论文中便开始使用张先生的译例。直到现在，孙老师只要写文章用例子，便离不开张译。随后，孙老师在研读张先生各部译作的同时，开始搜集资料。所有关于张先生译作的评论，对张先生本人的赞词、评论、追忆，孙老师一一网罗。而且，他积极与张先生的学生、亲属联系；同时，动员身边的人也加入张译研究。这样，经过了二十多年的积淀、深思，专著终于破茧而出。这本积数十年之功力的空前力作，与其说是张先生翻译艺术的研究，不如说是孙老师学术思想的凝结，治学精神的闪现。
“宝剑锋从磨砺出"，孙老师研究的成果其实都是他饱受种种磨砺、克服重重困难才取得的。“知人论世”，为获得张先生本人生活、工作、经历的资料，2002年上半年孙老师专程从济南到张先生曾工作过的北大，期待着有意想不到的收获。兴冲冲地到了档案馆，谁知查无此人，得到的答复是：“先生早已退休，档案或许在公安局。”又到了北大英语系，只了解到先生的女儿叫张玲，在中国社科院外国文学研究所工作。孙老师马上跑到社科院；谁知，门卫怎么也不叫进。堂堂一教授，垂垂一老者，竟不得不恳求哀告，软磨硬泡。门卫终于有些感动，又有些无奈，便让孙老师用传达室的电话与外文所人事处的人通话。不料张玲女士也已退休几年。庆幸的是，经过耐心解释，孙老师从外文所要到了张玲的电话。满心欢喜，孙老师拨通了张玲的电话，却没人接。随后五六个小时，孙老师打了十多次，却一直没人接！无奈之下，孙老师到公安分局查找档案，而分局却说应当找派出所。辗转到了派出所，孙老师说明来意，恭恭敬敬地拿出介绍信、身份证。民警对着照片，上下打量了大半天，却没有一个动身去查。大家似乎都很忙，孙老师便苦苦地等待，切切地诉说，反复地哀求。终于，有人帮忙到档案室去查。结果却是：“档案在文革中搬丢了！”惟一的一线希望就这样破灭了！孙老师瘫坐在地上。年届花甲的他可以忍受旅途的劳累，奔波的辛苦，也可以忍受别人的冷落，甚至不屑，却怎么也难以接受心中的偶像竟会无迹可觅，无案可查！孙老师痛定思痛：“这里没有张先生的记录，但我一定要用文字为张先生立一座丰碑！”
孙老师疲惫地返回济南。执着的他又多次拨打张玲的电话。功夫不负有心人！终于，一天晚上9点多的时候，有人接了，是张玲！孙老师的手激动得颤抖，声音也几乎哽咽……下半年10月份，孙老师和张玲夫妇约好，又专程去了一趟北京。张玲女士亲切健谈，非常支持孙老师的研究，热心提供了很多一手资料；而且不顾年迈体弱，千里迢迢赶赴烟台，参加了“张谷若诞辰百年纪念暨外国文学翻译研讨会”，并作了精彩发言。
说到“研讨会”的举行，也是一波三折。2003年恰逢张先生百年诞辰，孙老师决定召开研讨会纪念。各项准备工作均已就绪，研讨会的通知、邀请函都已发出。可谁知，天有不测风云，非典开始肆虐，各种活动均被取消。孙老师坚信非典固然可怕，但只要摸清规律，是可以战胜的。研讨会他没有取消，只是宣布推延。然而，非典无情，研讨会一拖再拖。八月份，形势稍稍好转，孙老师再次组织联络。北大的辜正坤教授、洛阳外院的孙致礼教授、《中国翻译》的杨平等专家学者早早来到，以示对大师的崇敬，对孙老师的支持。研讨会成功召开，孙老师感慨万千……
学问的路上，或许有荆棘，或许有坎坷，但孙老师不急不躁，稳扎稳打，实力一点点得到证明，事业一步步迎来春天。著名翻译家南开大学博导刘士聪教授到山东大学讲学时，曾私下赞许说 ：“孙老师是个大家！”诚其所言，朴实随和、大度宽容、睿智达观的孙老师具有一种大家风范：他有一种力量，叫人向上；有一种精神，让人佩服！
此期封面人物由读者蒋侠推荐并撰文，特此鸣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