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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贫岁月里，
兄弟相互扶持情意深长
我们出生在甘肃省兰州市颜家沟的一个书香世家，爷爷曾担任甘肃省教育厅厅长。父亲水天明曾是兰州大学外语系的一名教授，母亲原为兰州一家邮局的职员，可是在1959年，由于爷爷被划为“右派”，母亲受到牵连，成了新中国第一代“下岗女工”。此后母亲一直没有工作，家里全靠父亲一人支撑。
在4个子女中，姐姐、我及弟弟水均益都受过高等教育，现在也都事业有成。只有哥哥水恒进成了父母心中永远的痛。由于受家庭出身的牵连，哥哥在“文革”中受到过严重刺激，身体一直有病，因而他只读到中学毕业，就在兰州市某无线电厂当了一名工人，现已下岗。哥哥终身未娶，一直与父母同住，所以姐姐、我和水均益从小就有一个共同的誓言：若干年后，接过父母手中的接力棒，终身侍奉哥哥。
我出生于1954年，水均益比我小9岁。尽管我们之间年龄相差很大，但水均益从小就跟我特别亲，他总是像个“小跟屁虫”似地跟着我，我学画画，他也学画画；我去游泳，他也去；我养了4只鸽子，他也跟着养了30多只。水均益生性比较好强，虽然他跟着我做这做那，但他每件事都要求自己要比我做得更好。这种不服输的精神他也用在了学习上。
1978年9月，全国恢复高考的第二年，我考取了上海外国语学院，从此便开始了和弟弟聚少离多的日子。在读大学的4年间，因为路途遥远，家中经济一直很拮据，我很少回家，当时水均益正在读高中，他经常给我写信，说很想念我。1981年1月，禁不住思念之苦的弟弟向父母要了一点钱，独自从兰州乘火车来上海看我。在火车站接到弟弟后，他立马扑上来抱着我说：“哥，我好想你！”看着当年的“小跟屁虫”已经长成个小男子汉了，我百感交集。那天晚上，我这个穷学生掏光了身上所有的钱，一脸豪气地请弟弟在当时上海最有名气的“斯美佳”大排档大吃了一顿。
1985年，水均益以年级第一名的好成绩从兰州大学毕业，被分到了北京新华总社。刚到新华社时，水均益对一切都充满了美好的憧憬，结果对工作中的困难预料不够。在现实与理想发生冲突时，他一度产生了想回兰州的想法。我知道这一情况后，马上告诉了姐姐水宁宁，我们姐弟俩分别给他写信，劝他要认真考虑，不要被一时的困难吓倒，要向前看，要相信英雄终有用武之地。在我和姐姐的合力劝说下，水均益稳定了情绪，并迅速扭转了局面。在后来的新华社驻外记者考试中，他名列前茅，有幸被派往新华社中东分社工作，这为他后来在央视当主持人打下了良好的基础。水均益非常感谢我和姐姐，总是对人说，他今天的成功除了社会的关心和组织的照顾外，离不开兄长和姐姐的鼓励。
成名后的弟弟
心中仍有一种普通人的情怀
人生总是有起有落。当弟弟在事业上越走越顺的时候，我的生活和事业却陷入了低谷。这一切都缘于我书生气太重，总是意气用事。因而在单位始终得不到重用，职称问题也一直未能解决。
1997年5月，水均益利用到荆州出差的机会，特地和崔永元一道来武汉看我。一见到我，他就调皮地说：“哥，我这次在武汉的时间，全由你安排，你让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一切听你指挥。”我握住弟弟的手，强忍住眼泪。那时的弟弟已是个大名人了，他能在百忙之中专门来看看“落魄”的哥哥，我夫复何求呢？
弟弟的这次武汉之行令我的精神状态大有改变，我开始慢慢地从低谷中爬了出来。我们这个家还真是个多事之家，当我的生活、事业刚刚有所起色的时候，父亲又病了！那是2000年12月，父亲因患严重的心肌梗塞，生命垂危被送进了医院。这一次，又是弟弟打头阵，倾尽所能地为亲人排忧解难。那时，水均益身为《东方时空》的编导兼主持人，工作非常繁忙，可他却在不影响工作的情况下，几乎每隔二三天，就乘飞机回兰州看望父亲，有几次是当日下午来，连夜又返回北京。
2001年1月10日是父亲做手术的日子，我们兄弟姊妹4人均赶回了兰州。那一次，为了随时关注父亲手术的情况，水均益第一次利用了自己的名人身份，一直守在了观察室里，观看了手术的全过程。父亲的手术成功了，全家人都松了一口气。为了安慰家人，水均益作东，请全家及亲戚们到一家酒楼吃饭，水均益本是一个很坚强的人，但是在这次的饭桌上，谈及父母的养育之恩时，他竟泣不成声，他说：“我也算是一个名人，但出名这么多年，在物质上我没有多孝敬父母，父母在我心中的地位是不可替代的，这次我一定要尽点儿孝心。”
但我心里很清楚，弟弟还真不是个有钱人，他虽然身为名主持，但却从不参加任何走穴活动，因此，他一直靠着工资吃饭。前段时间，一些报纸上曾评出了央视收入排名前10名的主持人，水均益以26万元的年收入而排名第二。事实上，这26万元是税前，税后只有24万元，而这24万元里面有18万元来源于央视对甲级主持人的奖励，如果哪年评不上甲级主持人，18万元会自动取消。因此水均益的正常年收入仅有6万元。我常笑话他是“名人里面的穷光蛋”。可就是这个穷光蛋，却总在默默地资助我。对弟弟我无以为报，只期望有一天能帮助他。
这个机会很快就来了。2001年底，我所在的武汉理工大学准备聘任一位客座教授。我想到我们这个家庭有十几人都是教师，而水均益对教师这个职业也一直怀有一种深深的感情。在他的心灵深处，是渴望自己有一天能成为一名光荣的教师的，因此，我决定帮助弟弟达成这个心愿。在我的促成下，再加上水均益自己所具备的实力，水均益非常顺利地被聘为武汉理工大学的兼职教授。当弟弟接过那张大红的聘书时，我看见他的笑颜灿烂如花，而我更是激动万分……
解密“泼酒”事件：
名人也应该有自己正当的权益
2004年对弟弟和我们这个大家庭来说，是个多事之秋。这一年，弟弟不仅惹上了他人生中的首次“绯闻”——“泼酒”事件，而且还经历了刻骨铭心的丧父之痛。这两件事情带给弟弟内心的伤痛虽然不可同日而语，但“泼酒”事件的有关报道不仅让水均益的名誉受损，还让他蒙受了深深的委屈。身为兄长，我为弟弟感到不平，也觉得有责任把这件事的真相呈现给广大读者。
我辗转找到了那晚和水均益一同前往夜总会的兰州朋友，从侧面了解到了这一事件的全过程。6月27日那晚，水均益做完《国际观察》这一栏目已是10点多钟了，他本打算回家休息，此时，恰好有几位兰州朋友来看他。水均益是个非常重家乡情的人，平常有兰州的朋友来，只要有空，他一定会出来陪同。而兰州举办的文艺演出、兰洽会、海外艺术节等活动，只要请他，他都会不计报酬、不辞劳苦地前往参加。正是这种家乡情义，让水均益在做完节目，十分疲倦的情况下，仍欣然陪同几个兰州的老乡前往夜总会休闲。但是他们结账的时候发现夜总会收费很不合理。
如此被“宰”，这令水均益和几位朋友非常气愤。特别是水均益，他作为一个记者，长期主持正义，主持公道，早已养成了一种职业习惯，那就是碰到不合理的现象，他敢于站起来维护正义，维护自己的正当权益，这一次他也没有例外。然而，对方的态度十分强硬，拒不更改账单，最后双方激烈地争执起来。
事实上，这样的争执如果放在普通人身上，绝对是小事一桩，而就因为水均益是个名人，于是某些媒体便将这起普通的纠纷演绎成了“轩然大波”。
在“泼酒”事件发生后，也曾有许多媒体通过各种渠道找到水均益，希望他能对此事有所回应。然而，水均益没有接受任何记者的采访，对此事保持了沉默。需要说明的是，弟弟这样做，并不是觉得自己做错了事，愧于面对公众，而是因为他是央视的记者、主持人，央视对员工有着严格的纪律约束，坚守原则的水均益不可能违反纪律，与人不停地打“嘴巴官司”。
永失至爱：孝子水均益
在失去父亲的日子里
2004年7月30日，我们最敬爱的父亲离开了人世。尽管这4年以来，父亲一直都处于疾病中，但他的辞世仍令我们全家感到很突然，以至于无法接受，特别是身在北京的水均益，他是无时无刻不在惦念着父亲。因为害怕水均益耽误工作，父亲每每在弟弟打电话询问他的病情时，他总是朗朗地回答：“不要紧，我就是肠胃不好。”所以，父亲的突然辞世，令弟弟遭受了巨大的打击。令人安慰的是，在父亲弥留之际，他终于见到了令他骄傲的小儿子，父亲轻轻地握住了弟弟的手，留下了最后一句话：“明天我要吃碗揪面片。”这句再平常不过的话，令在场的我们兄弟姊妹几乎掉下泪来。
因为水均益是父亲最钟爱的小儿子，也因为水均益的事业成就，目前在我们4个兄弟姐妹之中是最大的，他是我们全家的骄傲，所以我们全家一致推举水均益来为父亲撰写悼词。
那一晚，也是我生命中最难以忘怀的一晚，因为我亲眼目睹了弟弟是如何写就这篇悼词的，用“注目和泪”这4个字绝不为过。他刚落笔时，已是满含热泪，接下来他是边写边读边哭，每一个字都充满了爱，浸满了泪水，初稿写完之后，信笺已湿了一大片。
父亲的丧事办完了，但笼罩全家的哀伤却是挥之不去的。而弟弟更是破天荒地在家呆了20多天。自他去央视工作后，因非工作的原因在家呆的时间从没超过一个星期。由此可见，父亲的去世对他的打击有多大，他一时无法自拔。
临行前，他把全家人聚集在一起，专门召开了一个家庭会议。在会上，他开门见山地提出要把78岁的老母亲和身体不好的大哥水恒进接到北京去照顾。弟弟的提议令我们大吃一惊却又异常感动。的确，爸爸走后，只剩下母亲和哥哥在兰州相依为命，而他们每月的生活费只有100元，这还是哥哥的低保工资。
就这样，母亲和哥哥被水均益带到了北京。因为母亲习惯了城区的生活，而弟弟的住房则在郊区，为了让母亲过得更舒心些，弟弟特地在央视附近租了一套住房给母亲和哥哥单独住，并为他们请了保姆。只要他人在北京，每天下班后，水均益都会带着媳妇和女儿去看母亲和哥哥，让母亲尽享天伦之乐。
在纷纷扰扰中度过了2004年的水均益，日子终于宁静了下来。作为哥哥，我希望弟弟能活得真实、活得自我，这便是我对弟弟最大的祝福！
责编/伊和和
兄弟相互扶持情意深长
我们出生在甘肃省兰州市颜家沟的一个书香世家，爷爷曾担任甘肃省教育厅厅长。父亲水天明曾是兰州大学外语系的一名教授，母亲原为兰州一家邮局的职员，可是在1959年，由于爷爷被划为“右派”，母亲受到牵连，成了新中国第一代“下岗女工”。此后母亲一直没有工作，家里全靠父亲一人支撑。
在4个子女中，姐姐、我及弟弟水均益都受过高等教育，现在也都事业有成。只有哥哥水恒进成了父母心中永远的痛。由于受家庭出身的牵连，哥哥在“文革”中受到过严重刺激，身体一直有病，因而他只读到中学毕业，就在兰州市某无线电厂当了一名工人，现已下岗。哥哥终身未娶，一直与父母同住，所以姐姐、我和水均益从小就有一个共同的誓言：若干年后，接过父母手中的接力棒，终身侍奉哥哥。
我出生于1954年，水均益比我小9岁。尽管我们之间年龄相差很大，但水均益从小就跟我特别亲，他总是像个“小跟屁虫”似地跟着我，我学画画，他也学画画；我去游泳，他也去；我养了4只鸽子，他也跟着养了30多只。水均益生性比较好强，虽然他跟着我做这做那，但他每件事都要求自己要比我做得更好。这种不服输的精神他也用在了学习上。
1978年9月，全国恢复高考的第二年，我考取了上海外国语学院，从此便开始了和弟弟聚少离多的日子。在读大学的4年间，因为路途遥远，家中经济一直很拮据，我很少回家，当时水均益正在读高中，他经常给我写信，说很想念我。1981年1月，禁不住思念之苦的弟弟向父母要了一点钱，独自从兰州乘火车来上海看我。在火车站接到弟弟后，他立马扑上来抱着我说：“哥，我好想你！”看着当年的“小跟屁虫”已经长成个小男子汉了，我百感交集。那天晚上，我这个穷学生掏光了身上所有的钱，一脸豪气地请弟弟在当时上海最有名气的“斯美佳”大排档大吃了一顿。
1985年，水均益以年级第一名的好成绩从兰州大学毕业，被分到了北京新华总社。刚到新华社时，水均益对一切都充满了美好的憧憬，结果对工作中的困难预料不够。在现实与理想发生冲突时，他一度产生了想回兰州的想法。我知道这一情况后，马上告诉了姐姐水宁宁，我们姐弟俩分别给他写信，劝他要认真考虑，不要被一时的困难吓倒，要向前看，要相信英雄终有用武之地。在我和姐姐的合力劝说下，水均益稳定了情绪，并迅速扭转了局面。在后来的新华社驻外记者考试中，他名列前茅，有幸被派往新华社中东分社工作，这为他后来在央视当主持人打下了良好的基础。水均益非常感谢我和姐姐，总是对人说，他今天的成功除了社会的关心和组织的照顾外，离不开兄长和姐姐的鼓励。
成名后的弟弟
心中仍有一种普通人的情怀
人生总是有起有落。当弟弟在事业上越走越顺的时候，我的生活和事业却陷入了低谷。这一切都缘于我书生气太重，总是意气用事。因而在单位始终得不到重用，职称问题也一直未能解决。
1997年5月，水均益利用到荆州出差的机会，特地和崔永元一道来武汉看我。一见到我，他就调皮地说：“哥，我这次在武汉的时间，全由你安排，你让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一切听你指挥。”我握住弟弟的手，强忍住眼泪。那时的弟弟已是个大名人了，他能在百忙之中专门来看看“落魄”的哥哥，我夫复何求呢？
弟弟的这次武汉之行令我的精神状态大有改变，我开始慢慢地从低谷中爬了出来。我们这个家还真是个多事之家，当我的生活、事业刚刚有所起色的时候，父亲又病了！那是2000年12月，父亲因患严重的心肌梗塞，生命垂危被送进了医院。这一次，又是弟弟打头阵，倾尽所能地为亲人排忧解难。那时，水均益身为《东方时空》的编导兼主持人，工作非常繁忙，可他却在不影响工作的情况下，几乎每隔二三天，就乘飞机回兰州看望父亲，有几次是当日下午来，连夜又返回北京。
2001年1月10日是父亲做手术的日子，我们兄弟姊妹4人均赶回了兰州。那一次，为了随时关注父亲手术的情况，水均益第一次利用了自己的名人身份，一直守在了观察室里，观看了手术的全过程。父亲的手术成功了，全家人都松了一口气。为了安慰家人，水均益作东，请全家及亲戚们到一家酒楼吃饭，水均益本是一个很坚强的人，但是在这次的饭桌上，谈及父母的养育之恩时，他竟泣不成声，他说：“我也算是一个名人，但出名这么多年，在物质上我没有多孝敬父母，父母在我心中的地位是不可替代的，这次我一定要尽点儿孝心。”
但我心里很清楚，弟弟还真不是个有钱人，他虽然身为名主持，但却从不参加任何走穴活动，因此，他一直靠着工资吃饭。前段时间，一些报纸上曾评出了央视收入排名前10名的主持人，水均益以26万元的年收入而排名第二。事实上，这26万元是税前，税后只有24万元，而这24万元里面有18万元来源于央视对甲级主持人的奖励，如果哪年评不上甲级主持人，18万元会自动取消。因此水均益的正常年收入仅有6万元。我常笑话他是“名人里面的穷光蛋”。可就是这个穷光蛋，却总在默默地资助我。对弟弟我无以为报，只期望有一天能帮助他。
这个机会很快就来了。2001年底，我所在的武汉理工大学准备聘任一位客座教授。我想到我们这个家庭有十几人都是教师，而水均益对教师这个职业也一直怀有一种深深的感情。在他的心灵深处，是渴望自己有一天能成为一名光荣的教师的，因此，我决定帮助弟弟达成这个心愿。在我的促成下，再加上水均益自己所具备的实力，水均益非常顺利地被聘为武汉理工大学的兼职教授。当弟弟接过那张大红的聘书时，我看见他的笑颜灿烂如花，而我更是激动万分……
解密“泼酒”事件：
名人也应该有自己正当的权益
2004年对弟弟和我们这个大家庭来说，是个多事之秋。这一年，弟弟不仅惹上了他人生中的首次“绯闻”——“泼酒”事件，而且还经历了刻骨铭心的丧父之痛。这两件事情带给弟弟内心的伤痛虽然不可同日而语，但“泼酒”事件的有关报道不仅让水均益的名誉受损，还让他蒙受了深深的委屈。身为兄长，我为弟弟感到不平，也觉得有责任把这件事的真相呈现给广大读者。
我辗转找到了那晚和水均益一同前往夜总会的兰州朋友，从侧面了解到了这一事件的全过程。6月27日那晚，水均益做完《国际观察》这一栏目已是10点多钟了，他本打算回家休息，此时，恰好有几位兰州朋友来看他。水均益是个非常重家乡情的人，平常有兰州的朋友来，只要有空，他一定会出来陪同。而兰州举办的文艺演出、兰洽会、海外艺术节等活动，只要请他，他都会不计报酬、不辞劳苦地前往参加。正是这种家乡情义，让水均益在做完节目，十分疲倦的情况下，仍欣然陪同几个兰州的老乡前往夜总会休闲。但是他们结账的时候发现夜总会收费很不合理。
如此被“宰”，这令水均益和几位朋友非常气愤。特别是水均益，他作为一个记者，长期主持正义，主持公道，早已养成了一种职业习惯，那就是碰到不合理的现象，他敢于站起来维护正义，维护自己的正当权益，这一次他也没有例外。然而，对方的态度十分强硬，拒不更改账单，最后双方激烈地争执起来。
事实上，这样的争执如果放在普通人身上，绝对是小事一桩，而就因为水均益是个名人，于是某些媒体便将这起普通的纠纷演绎成了“轩然大波”。
在“泼酒”事件发生后，也曾有许多媒体通过各种渠道找到水均益，希望他能对此事有所回应。然而，水均益没有接受任何记者的采访，对此事保持了沉默。需要说明的是，弟弟这样做，并不是觉得自己做错了事，愧于面对公众，而是因为他是央视的记者、主持人，央视对员工有着严格的纪律约束，坚守原则的水均益不可能违反纪律，与人不停地打“嘴巴官司”。
永失至爱：孝子水均益
在失去父亲的日子里
2004年7月30日，我们最敬爱的父亲离开了人世。尽管这4年以来，父亲一直都处于疾病中，但他的辞世仍令我们全家感到很突然，以至于无法接受，特别是身在北京的水均益，他是无时无刻不在惦念着父亲。因为害怕水均益耽误工作，父亲每每在弟弟打电话询问他的病情时，他总是朗朗地回答：“不要紧，我就是肠胃不好。”所以，父亲的突然辞世，令弟弟遭受了巨大的打击。令人安慰的是，在父亲弥留之际，他终于见到了令他骄傲的小儿子，父亲轻轻地握住了弟弟的手，留下了最后一句话：“明天我要吃碗揪面片。”这句再平常不过的话，令在场的我们兄弟姊妹几乎掉下泪来。
因为水均益是父亲最钟爱的小儿子，也因为水均益的事业成就，目前在我们4个兄弟姐妹之中是最大的，他是我们全家的骄傲，所以我们全家一致推举水均益来为父亲撰写悼词。
那一晚，也是我生命中最难以忘怀的一晚，因为我亲眼目睹了弟弟是如何写就这篇悼词的，用“注目和泪”这4个字绝不为过。他刚落笔时，已是满含热泪，接下来他是边写边读边哭，每一个字都充满了爱，浸满了泪水，初稿写完之后，信笺已湿了一大片。
父亲的丧事办完了，但笼罩全家的哀伤却是挥之不去的。而弟弟更是破天荒地在家呆了20多天。自他去央视工作后，因非工作的原因在家呆的时间从没超过一个星期。由此可见，父亲的去世对他的打击有多大，他一时无法自拔。
临行前，他把全家人聚集在一起，专门召开了一个家庭会议。在会上，他开门见山地提出要把78岁的老母亲和身体不好的大哥水恒进接到北京去照顾。弟弟的提议令我们大吃一惊却又异常感动。的确，爸爸走后，只剩下母亲和哥哥在兰州相依为命，而他们每月的生活费只有100元，这还是哥哥的低保工资。
就这样，母亲和哥哥被水均益带到了北京。因为母亲习惯了城区的生活，而弟弟的住房则在郊区，为了让母亲过得更舒心些，弟弟特地在央视附近租了一套住房给母亲和哥哥单独住，并为他们请了保姆。只要他人在北京，每天下班后，水均益都会带着媳妇和女儿去看母亲和哥哥，让母亲尽享天伦之乐。
在纷纷扰扰中度过了2004年的水均益，日子终于宁静了下来。作为哥哥，我希望弟弟能活得真实、活得自我，这便是我对弟弟最大的祝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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