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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杜冈-巴拉诺夫斯基的《周期性工业危机》
杜冈—巴拉诺夫斯基在我国少为人知。固然，杜冈不象亚当·斯密、大卫·李嘉图、让·巴·萨伊那样在经济学史上留下了一定声名，也不象凯恩斯，甚至熊彼特那样为现代西方经济学家顶礼膜拜。然而，他在资本主义经济周期理论的研究方面所取得的成就，无论就其体系的完整性，或者对经济周期现象的描述和对经济周期内部运动规律的分析，都是其他西方经济学家难以企及的。他是“非货币投资过剩理论”的创始人，也是西方经济周期理论的集大成者，奥国经济学家桑巴特称他为“近代商业循环理论之父”。他以他的经济周期理论体系，在西方经济学史上争得了一席之地。他的《周期性工业危机》就是他为之锲而不舍地努力的结晶。这本书在我国发行之后，我即刻到书店买了一本。此书初版于一八九四年，第三版也是在一九一四年(一九○五年有了德文版，一九一四年有了法文版)。日本早在三十年代就出版过这本书的简易本，一九七二年又出版了救仁乡繁根据德文版翻译的全版本。可是，这本书传到我国时，公元一九八二年的日历已经撕去一多半了。
米哈伊尔·伊凡诺维奇·杜冈—巴拉诺夫斯基(MихaипиBaио－BицTyrah－BapahoBCкий，1865—1919)，乌克兰人，一八八八年毕业于哈尔科夫大学物理数学系，一八九○年毕业于该大学法律系；一九○五—一一九一三年任彼得堡大学讲师，后因宣传他的理论而被沙俄政府解职；一九一四——一九一五年任彼得堡高等工业学校教授，一九一七年又回到彼得堡大学任教授；一九一八年他回到故乡乌克兰，任基辅大学教授兼法律系主任，同时还担任乌克兰科学院社会科学部主任。他还担任过许多社会职务和政府职务，十月革命后还一度担任乌克兰拉达反革命政府的财政部长。一九一九年在前往法国流亡途中，因心脏麻痹症去世。
杜冈在政治上算不上是一个有气节的人，同样，他在信仰上也经历了由“合法马克思主义”者向马克思主义批评者的转变。但是他在经济学，特别是俄国国民经济史和经济周期理论的研究方面，还有一些东西值得我们现在研究。
杜冈经济周期理论的重要之处在于，他指出了周期性危机是“资本主义发展的必然伴侣”，是资本主义“垂死的象征”；“资本主义的危机根子扎得较深，扎在资本主义经济的本性上”。他虽然没有明确提出经济危机是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表现形式，但他把经济危机和资本主义制度本身联系了起来，并因此而指出了它必然灭亡的发展趋向。
杜冈认为资本主义的经济危机根源于资本主义经济的下述三个特征：一、资本主义经济是对抗性的经济，在这种经济中工人只是资本家简单的生产手段；二、资本主义经济和其他对抗性经济(如奴隶制和封建制的经济)不同，有无限扩大生产(作为积累资本的手段)的趋势；三、资本主义经济整个地说来是无政府的经济，在这种经济中社会生产在各行各业之间缺乏有计划的安排。他特别强调第三点，即资本主义生产的无政府性和无组织性对资本主义经济周期的作用。简单商品条件下的社会生产和社会消费是保守的(因为它不以资本积累为目的)，居民的消费需要会调节社会生产，因此，商品生产的普遍过剩即使是可能的，也不是不可避免的。但是，在资本主义条件下，经济却是毫无秩序和组织的，这样，以资本增殖为目的的扩大再生产，就造成生产不断过剩的趋势；资本主义的生产力经常超过其可能得到利用的限度，而一旦超过这个限度，生产的不断过剩将和生产的不断扩大成正比地增长，直至商品找不到市场，造成资本主义生产暂时的、但是普遍的瘫痪状态，即危机状态。
在杜冈之前，曾有许多西方经济学家研究过经济危机现象：李嘉图和萨伊承认经济中存在着各种各样的“震荡”，但又认为这些“震荡”都是极其偶然的，因此否定了经济危机的必然性；西斯蒙第和洛贝尔图斯等人认为经济危机产生的原因在于劳动人民消费不足，工人阶级在国民总产品中所占的份额越来越少；马尔萨斯则断定“非生产性消费阶级”奢侈品和享乐品的减少导致了经济危机的产生；儒格拉和米尔斯等人从商品市场和金融市场上投机活动的加剧出发来说明经济波动；而杰文斯则干脆从太阳黑点的变化及其对小麦价格的影响推演出“商业周期性变动”的原因。杜冈嘲笑了这些西方经济学家，认为他们“不善于钻研理论，总是在表面上滑来滑去。”他指出，这些经济学家关于经济危机的解释的共同的致命弱点在于，他们脱离了资本主义生产总过程的各种内在联系，而单单从分配领域、消费领域，甚或自然原因中去寻找经济危机的根源。这样，他们所看到的不过是经济危机所造成的各种后果及在经济领域中的影响，而不是它的内在原因。这些理论“猛然一看，似乎解释得很妙；其实，什么也没有说明。”因此，他把眼光转向资本主义生产，资本主义生产总过程的内部运动。这是他的经济周期理论与以往的西方经济周期理论相区别的重要特征之一。
杜冈以英国工业发展的历史为例，阐述了他的经济周期理论。他所引用的材料极丰富，涉及的内容横跨两个世纪。这也许在一个方面证明了他的独到才能；即熟练地驾驭资料、组织资料，以编年史式的方法来从较为广阔的角度上说明和分析问题的才能，证明了他的理论所凭借以建立的历史与逻辑基础。
杜冈从投资(investment)一词开始引出他的理论。他把投资分为货币资本的投资和生产资本的投资。他对货币资本和生产资本的定义同马克思的定义不同。他说的货币资本实际上是指出现在金融市场上的闲置的借贷资本(即游资)，而生产资本则是具有生产目的的投资，其中包括生产性的货币投资，甚至还包括国家发行的公债。因此，生产资本在很大程度上是货币资本进入到生产领域中去的那一部分。但是他明确指出，尽管货币资本和生产资本之间存在着这种联系，然而“货币借贷资本的增加根本不同于生产资本的增加”，“货币资本的积累跟生产和生产资本的实际增长完全是两回事。货币资本在生产扩大时可以积累，在生产停滞甚至缩减时也可能积累。而且不仅可能积累，事实上也是不断积累的。”货币资本具有在相当时期内保持稳定的性质，如公债、抵押借款、债券等的利息，在不景气的年代里照样和在景气年代里一样如数支付。而且恰恰在不景气年代里，生活费用与各种开销减少，用于储蓄的收入部分反倒有着增加的趋势。“不管怎样，货币资本的积累总比生产的扩大来得均衡：资本积累是不断的，而生产扩大是一阵阵的。”因此，货币资本和生产资本之间的这种矛盾构成了经济危机的基本契机。
闲置的货币资本越来越多，并极力寻找出路，最后它克服了工业的阻力，“渗入工业”，于是经济开始高涨。杜冈认为，扩大生产总是开头难，而一旦有了势头，它就会从一个行业迅速向另外的行业蔓延，并席卷整个国民经济。一旦货币资本变为生产资本，本来静止的购买力就会立即活跃起来，“工业仿佛突然开辟了新市场”，于是生产更形扩大，而扩大的生产不断创造出新资本，每个企业家都极力把能够搞到手的全部资本投入工业中，以至最后“游资消耗殆尽”，“当资本用尽的时候，工业危机就会发生”，“在不景气时期，闲置的货币资本不断积累；接着是新的工业繁荣时期，积累的资本逐渐使用；然后是危机，如此反复不绝。”杜冈用蒸汽机中汽缸的运动来说明经济周期：当蒸汽对活塞的压力达到一定极限时，活塞的阻力被克服，活塞移动；活塞移到汽缸顶端，蒸汽自由地排出，于是活塞又回到原位。
杜冈还特别重视生产资料的作用。他认为：“工业震荡最突出的特点之一，是铁价涨落非常有规律并且和资本主义周期的各阶段相呼应。”铁是生产中最基本的原料之一，从铁的需求情况可以知道生产资料的需求概况。因此，铁的波动状况成了资本主义经济周期的晴雨表；其他生产资料，如煤、木材的情况也与铁相类似；另外，铁路的扩大，不动产的买卖等，在杜冈看来，也和经济周期有着密切的联系。
显然，杜冈是从矛盾的观点来看待和分析资本主义经济周期的。货币资本的相对均衡和稳定，是经济危机的必要前提，而且货币资本的积累愈是均衡和稳定，就意味着后来的经济危机(震荡)愈是来得剧烈。生产规模的扩大、经济情势的高涨，会以相同的程度导致危机的产生。这是从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宏观角度来看的矛盾；虽然，货币资本较之生产资本具有更为稳定和迅速扩大的趋势，但是它必须要在生产领域中，在工业中寻找自己的出路，必须挤进生产领域去。而一旦它挤进生产领域，就会以生产所不能承受的巨大膨胀力来压迫生产，直至最后象蒸汽似地被排出去为止。这是从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微观角度来看的矛盾，即货币资本及其积累同生产之间的矛盾。可见，资本主义生产过剩的危机，并不是由于生产能力的过剩，而是由于货币资本(资本积累)对生产的压迫，由于资本主义积累的盲目进行与生产承受能力相对低下之间的矛盾而引起的。杜冈不同于那些消费不足论者。在杜冈看来，他们的研究方法是极其肤浅的。说明经济危机，就必须从经济的正常状况，或繁荣阶段出发。只有在这种状况下，资本主义生产运动的基本特征才能得到最充分的体现。他和后来系统地继承了他的理论的施皮特霍夫也不尽相同。在杜冈看来：“资本家积累资本的前提是不参加生产的人攫取剩余产品，即剥夺直接生产者所生产的一部分产品。工人的份额越小，资本家的份额就越大，资本的积累也就越快，必然引起震荡和危机。”杜冈显然没有漠视工人阶级日趋贫困化的倾向。
杜冈的观点并不是马克思主义的，尽管他认为：“马克思和恩格斯学派对危机的解说最精辟，胜过现有的各种解说……只有马克思学派才十分明确地阐明，究竟是资本主义制度的哪些因素造成危机。”在杜冈看来，马克思的理论作为一种指导原则，在经济周期研究中是适用的，但是作为一种具体的理论观点，却是缺乏系统性的和不充足的。他甚至把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理论同西斯蒙第等人的消费不足论相提并论：西斯蒙第的理论“直到今天仍然盛行。马克思和恩格斯就主张这种理论”。根据他的看法，马克思认为“总有一天商品的普遍过剩会成为经常性的现象，于是资本主义制度就会因为资本主义工业的产品不能继续销售而崩溃。”他对马克思关于经济危机理论的这种理解，实在不能不说是浅薄的。无怪乎列宁说他连“社会资本的简单再生产还不会解释”，并认为他的理论的特点是折中主义，“既拥护一点点马克思主义，也拥护一点点民粹主义，又拥护一点点‘边际效用论’”。列宁的这个评语对杜冈来说是再恰当不过了。
也正如此，他的理论并不代表真理，但是说他的理论较诸其他资产阶级的理论距真理较近一点，大概还是可以的。
(《周期性工业危机》，〔俄〕杜冈—巴拉诺夫斯基著，张凡译，商务印书馆1982年7月第1版，1.85元)
杜冈—巴拉诺夫斯基在我国少为人知。固然，杜冈不象亚当·斯密、大卫·李嘉图、让·巴·萨伊那样在经济学史上留下了一定声名，也不象凯恩斯，甚至熊彼特那样为现代西方经济学家顶礼膜拜。然而，他在资本主义经济周期理论的研究方面所取得的成就，无论就其体系的完整性，或者对经济周期现象的描述和对经济周期内部运动规律的分析，都是其他西方经济学家难以企及的。他是“非货币投资过剩理论”的创始人，也是西方经济周期理论的集大成者，奥国经济学家桑巴特称他为“近代商业循环理论之父”。他以他的经济周期理论体系，在西方经济学史上争得了一席之地。他的《周期性工业危机》就是他为之锲而不舍地努力的结晶。这本书在我国发行之后，我即刻到书店买了一本。此书初版于一八九四年，第三版也是在一九一四年(一九○五年有了德文版，一九一四年有了法文版)。日本早在三十年代就出版过这本书的简易本，一九七二年又出版了救仁乡繁根据德文版翻译的全版本。可是，这本书传到我国时，公元一九八二年的日历已经撕去一多半了。
米哈伊尔·伊凡诺维奇·杜冈—巴拉诺夫斯基(MихaипиBaио－BицTyrah－BapahoBCкий，1865—1919)，乌克兰人，一八八八年毕业于哈尔科夫大学物理数学系，一八九○年毕业于该大学法律系；一九○五—一一九一三年任彼得堡大学讲师，后因宣传他的理论而被沙俄政府解职；一九一四——一九一五年任彼得堡高等工业学校教授，一九一七年又回到彼得堡大学任教授；一九一八年他回到故乡乌克兰，任基辅大学教授兼法律系主任，同时还担任乌克兰科学院社会科学部主任。他还担任过许多社会职务和政府职务，十月革命后还一度担任乌克兰拉达反革命政府的财政部长。一九一九年在前往法国流亡途中，因心脏麻痹症去世。
杜冈在政治上算不上是一个有气节的人，同样，他在信仰上也经历了由“合法马克思主义”者向马克思主义批评者的转变。但是他在经济学，特别是俄国国民经济史和经济周期理论的研究方面，还有一些东西值得我们现在研究。
杜冈经济周期理论的重要之处在于，他指出了周期性危机是“资本主义发展的必然伴侣”，是资本主义“垂死的象征”；“资本主义的危机根子扎得较深，扎在资本主义经济的本性上”。他虽然没有明确提出经济危机是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表现形式，但他把经济危机和资本主义制度本身联系了起来，并因此而指出了它必然灭亡的发展趋向。
杜冈认为资本主义的经济危机根源于资本主义经济的下述三个特征：一、资本主义经济是对抗性的经济，在这种经济中工人只是资本家简单的生产手段；二、资本主义经济和其他对抗性经济(如奴隶制和封建制的经济)不同，有无限扩大生产(作为积累资本的手段)的趋势；三、资本主义经济整个地说来是无政府的经济，在这种经济中社会生产在各行各业之间缺乏有计划的安排。他特别强调第三点，即资本主义生产的无政府性和无组织性对资本主义经济周期的作用。简单商品条件下的社会生产和社会消费是保守的(因为它不以资本积累为目的)，居民的消费需要会调节社会生产，因此，商品生产的普遍过剩即使是可能的，也不是不可避免的。但是，在资本主义条件下，经济却是毫无秩序和组织的，这样，以资本增殖为目的的扩大再生产，就造成生产不断过剩的趋势；资本主义的生产力经常超过其可能得到利用的限度，而一旦超过这个限度，生产的不断过剩将和生产的不断扩大成正比地增长，直至商品找不到市场，造成资本主义生产暂时的、但是普遍的瘫痪状态，即危机状态。
在杜冈之前，曾有许多西方经济学家研究过经济危机现象：李嘉图和萨伊承认经济中存在着各种各样的“震荡”，但又认为这些“震荡”都是极其偶然的，因此否定了经济危机的必然性；西斯蒙第和洛贝尔图斯等人认为经济危机产生的原因在于劳动人民消费不足，工人阶级在国民总产品中所占的份额越来越少；马尔萨斯则断定“非生产性消费阶级”奢侈品和享乐品的减少导致了经济危机的产生；儒格拉和米尔斯等人从商品市场和金融市场上投机活动的加剧出发来说明经济波动；而杰文斯则干脆从太阳黑点的变化及其对小麦价格的影响推演出“商业周期性变动”的原因。杜冈嘲笑了这些西方经济学家，认为他们“不善于钻研理论，总是在表面上滑来滑去。”他指出，这些经济学家关于经济危机的解释的共同的致命弱点在于，他们脱离了资本主义生产总过程的各种内在联系，而单单从分配领域、消费领域，甚或自然原因中去寻找经济危机的根源。这样，他们所看到的不过是经济危机所造成的各种后果及在经济领域中的影响，而不是它的内在原因。这些理论“猛然一看，似乎解释得很妙；其实，什么也没有说明。”因此，他把眼光转向资本主义生产，资本主义生产总过程的内部运动。这是他的经济周期理论与以往的西方经济周期理论相区别的重要特征之一。
杜冈以英国工业发展的历史为例，阐述了他的经济周期理论。他所引用的材料极丰富，涉及的内容横跨两个世纪。这也许在一个方面证明了他的独到才能；即熟练地驾驭资料、组织资料，以编年史式的方法来从较为广阔的角度上说明和分析问题的才能，证明了他的理论所凭借以建立的历史与逻辑基础。
杜冈从投资(investment)一词开始引出他的理论。他把投资分为货币资本的投资和生产资本的投资。他对货币资本和生产资本的定义同马克思的定义不同。他说的货币资本实际上是指出现在金融市场上的闲置的借贷资本(即游资)，而生产资本则是具有生产目的的投资，其中包括生产性的货币投资，甚至还包括国家发行的公债。因此，生产资本在很大程度上是货币资本进入到生产领域中去的那一部分。但是他明确指出，尽管货币资本和生产资本之间存在着这种联系，然而“货币借贷资本的增加根本不同于生产资本的增加”，“货币资本的积累跟生产和生产资本的实际增长完全是两回事。货币资本在生产扩大时可以积累，在生产停滞甚至缩减时也可能积累。而且不仅可能积累，事实上也是不断积累的。”货币资本具有在相当时期内保持稳定的性质，如公债、抵押借款、债券等的利息，在不景气的年代里照样和在景气年代里一样如数支付。而且恰恰在不景气年代里，生活费用与各种开销减少，用于储蓄的收入部分反倒有着增加的趋势。“不管怎样，货币资本的积累总比生产的扩大来得均衡：资本积累是不断的，而生产扩大是一阵阵的。”因此，货币资本和生产资本之间的这种矛盾构成了经济危机的基本契机。
闲置的货币资本越来越多，并极力寻找出路，最后它克服了工业的阻力，“渗入工业”，于是经济开始高涨。杜冈认为，扩大生产总是开头难，而一旦有了势头，它就会从一个行业迅速向另外的行业蔓延，并席卷整个国民经济。一旦货币资本变为生产资本，本来静止的购买力就会立即活跃起来，“工业仿佛突然开辟了新市场”，于是生产更形扩大，而扩大的生产不断创造出新资本，每个企业家都极力把能够搞到手的全部资本投入工业中，以至最后“游资消耗殆尽”，“当资本用尽的时候，工业危机就会发生”，“在不景气时期，闲置的货币资本不断积累；接着是新的工业繁荣时期，积累的资本逐渐使用；然后是危机，如此反复不绝。”杜冈用蒸汽机中汽缸的运动来说明经济周期：当蒸汽对活塞的压力达到一定极限时，活塞的阻力被克服，活塞移动；活塞移到汽缸顶端，蒸汽自由地排出，于是活塞又回到原位。
杜冈还特别重视生产资料的作用。他认为：“工业震荡最突出的特点之一，是铁价涨落非常有规律并且和资本主义周期的各阶段相呼应。”铁是生产中最基本的原料之一，从铁的需求情况可以知道生产资料的需求概况。因此，铁的波动状况成了资本主义经济周期的晴雨表；其他生产资料，如煤、木材的情况也与铁相类似；另外，铁路的扩大，不动产的买卖等，在杜冈看来，也和经济周期有着密切的联系。
显然，杜冈是从矛盾的观点来看待和分析资本主义经济周期的。货币资本的相对均衡和稳定，是经济危机的必要前提，而且货币资本的积累愈是均衡和稳定，就意味着后来的经济危机(震荡)愈是来得剧烈。生产规模的扩大、经济情势的高涨，会以相同的程度导致危机的产生。这是从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宏观角度来看的矛盾；虽然，货币资本较之生产资本具有更为稳定和迅速扩大的趋势，但是它必须要在生产领域中，在工业中寻找自己的出路，必须挤进生产领域去。而一旦它挤进生产领域，就会以生产所不能承受的巨大膨胀力来压迫生产，直至最后象蒸汽似地被排出去为止。这是从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微观角度来看的矛盾，即货币资本及其积累同生产之间的矛盾。可见，资本主义生产过剩的危机，并不是由于生产能力的过剩，而是由于货币资本(资本积累)对生产的压迫，由于资本主义积累的盲目进行与生产承受能力相对低下之间的矛盾而引起的。杜冈不同于那些消费不足论者。在杜冈看来，他们的研究方法是极其肤浅的。说明经济危机，就必须从经济的正常状况，或繁荣阶段出发。只有在这种状况下，资本主义生产运动的基本特征才能得到最充分的体现。他和后来系统地继承了他的理论的施皮特霍夫也不尽相同。在杜冈看来：“资本家积累资本的前提是不参加生产的人攫取剩余产品，即剥夺直接生产者所生产的一部分产品。工人的份额越小，资本家的份额就越大，资本的积累也就越快，必然引起震荡和危机。”杜冈显然没有漠视工人阶级日趋贫困化的倾向。
杜冈的观点并不是马克思主义的，尽管他认为：“马克思和恩格斯学派对危机的解说最精辟，胜过现有的各种解说……只有马克思学派才十分明确地阐明，究竟是资本主义制度的哪些因素造成危机。”在杜冈看来，马克思的理论作为一种指导原则，在经济周期研究中是适用的，但是作为一种具体的理论观点，却是缺乏系统性的和不充足的。他甚至把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理论同西斯蒙第等人的消费不足论相提并论：西斯蒙第的理论“直到今天仍然盛行。马克思和恩格斯就主张这种理论”。根据他的看法，马克思认为“总有一天商品的普遍过剩会成为经常性的现象，于是资本主义制度就会因为资本主义工业的产品不能继续销售而崩溃。”他对马克思关于经济危机理论的这种理解，实在不能不说是浅薄的。无怪乎列宁说他连“社会资本的简单再生产还不会解释”，并认为他的理论的特点是折中主义，“既拥护一点点马克思主义，也拥护一点点民粹主义，又拥护一点点‘边际效用论’”。列宁的这个评语对杜冈来说是再恰当不过了。
也正如此，他的理论并不代表真理，但是说他的理论较诸其他资产阶级的理论距真理较近一点，大概还是可以的。
(《周期性工业危机》，〔俄〕杜冈—巴拉诺夫斯基著，张凡译，商务印书馆1982年7月第1版，1.85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