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摘要】大兴安岭深处的鄂温克族是一个生活在额尔古纳河右岸的少数民族，并不为大众所熟识，而迟子建的《额尔古纳河右岸》，带我们走进这个神秘的民族，领略这个民族的百年兴衰。本研究讨论了《额尔古纳河右岸》及少数民族文化的问题。
【关键词】《额尔古纳河右岸》；少数民族；文化；问题
【中图分类号】I207.67 【文献标识码】A
大兴安岭深处的鄂温克族是一个生活在额尔古纳河右岸的少数民族，并不为大众所熟识，而迟子建的《额尔古纳河右岸》，带我们走进这个神秘的民族，领略这个民族的百年兴衰。迟子建在这本书中以一个九十多岁老女人的口吻，在一天的时间里将她所生活的那个世界娓娓道来。讲述的是从一百年前大兴安岭的深处开始的，那里的鄂温克人打猎、捕鱼、放养驯鹿，无忧无虑的生活。但随之而来的历史变迁和无数变故却使这个民族的古老风俗一点一点地流逝，直至大部分人都下山定居，狩猎文化不复存在。也许这个故事讲述时经过了一些改编，但她所讲述的这个乌力楞的百年历史，所记录的这个民族的风土人文，却又是那么的真实可感，让人可以触摸，可以呼吸，可以忧伤，可以叹惋。
世界上几乎没有人不会对一个民族的消逝而感到同情。但乍看之下，这个民族并不会灭亡，在大兴安岭深处我们还是能找到许多鄂温克人，除了近几年来他们的人口略有减少之外，你丝毫不能发现这个民族有所消亡的趋势，更不会否认他们正在逐步地走向兴旺发达——他们有自己的自治旗、不再靠天吃饭、文盲率、死亡率大大降低——就像所有的新闻报道一样，这个民族无疑会乘着改革开放的春风，走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康庄大道上……但令一个民族真正可悲的，并不是经济上的生产总值的落后，而是那些曾经的风俗，似已化作山间呼啸而过的一阵风，在轻轻地划过水面之后，早已成为了老一代人的记忆了。于是故事只能从一个九十多岁的老女人口中脱出，让人感到的是这个民族几百年来的风俗在历史进程下的苍凉与沧桑。
不知百年以后，是否还有人记得曾经有一个叫鄂温克的民族曾住在能望到星星的希楞柱里，在猎完熊后要学乌鸦叫，与安达们做着以物易物的交易，视驯鹿为最亲密的伙伴？当尼都萨满在升天的那一刻，是否曾预见到自己民族在百年后的命运？当桦树林一片又一片地倒下时，是否有人知晓，这究竟是这个民族在消亡，还是他的生活方式在消亡？世界上有数不胜数的类似的悲剧——澳大利亚大陆上的土著人使用长矛抵抗英国侵略者使这个民族免遭灭绝，却被汉堡包轻而易举地击垮了——他们肥胖、身患糖尿病，只能像为人们遗留了许久的展览品一样看待，而昔日的毛利人所用的长矛，不免为后世淡忘——可以说，曾经活跃在这片土地上的原住居民，早已被更具统治力和竞争力的西方文明取代了。
一、落后文明被先进文明所取代，似乎是文明史观中最基本的观点之一
然而我想说的是，世间的文化交流是一个不仅是从先进到落后，而且是一个双向的改良的过程。随着与外文明持续不断的、高强度的交流，这个文明的不合理因素，包括宗教、价值观、生产生活方式都必然发生改变。改变的绝大部分恰是落后文明的核心价值所在，因此我们看到很多对于少数民族的保护流于形式和外表，因为其中的实质仍是同化。民族文化在世代相传之中保留着基本形式，只是内涵随时代的变迁因时而变。
这种来之过急的变化，或许就是弱势民族的危亡所在，若是民族一旦从原始森林里走出，就會不可避免地遇到早已比他们的生存能力强百倍的农耕文明甚至是工业文明，他们无法接受教育、无法接受文化、无法接受政治，更重要的是，他们难以接受定居的生产方式和生产关系，就像书中大兴安岭山中的女人难以接受现代医学，男人们难以接受定居的驯鹿一样。于是他们反抗，他们撤离。但当他们越是想逃脱与外界的联系，它们就越来越落后陷入被动。种种证据表明，这种民族文化的突然消失、民族的突然衰弱，与这里极少与外界交流有着必然的联系。
如果从地理唯物主义的观点来看，正是大兴安岭深处给鄂温克这个民族的发展提供了一个相对闭塞的环境，而正是这样一种环境影响甚至决定了这个民族的发展。在美国学者R. Benedict女士所著的《种族：科学与政治》中曾有这样的论断：人类的历史证明，一个社会群体，其文化的进步往往取决于他是否有机会吸取邻近社会群体的经验……大体上，文化最原始的部落也就是那些长期与世隔绝的部落。一旦这个民族与其他民族的关联性被削弱，这个民族的发展进程就会比我们这个早已全球化的世界落后很多而成为落后文明。对于这种趋势的原动力，斯塔夫里阿诺斯在《全球通史》中则是这样阐释的：（对外交流的）环境迫使他们非迅速发展不可，因为他们面临的不仅是发展的机会还有被淘汰的压力。如果不能抓住机会求得发展，这种可接近性就会带来被同化被消灭的危险。相反，那些与世隔绝的民族，既得不到外来的促进，也没有外来的威胁，因而，被淘汰的压力对他们说是不存在的，他们可以按原来的状况过上千年而不危及其生存。试想，鄂温克族如果未曾获得对外交流的机会，也许他们社会发展的进步就会缓慢的察觉不到变化，甚至永远停留在石器时代。
而先进文明面对落后文明时又是怎样对待的呢？远比其他文明先进的文明往往会按照他们自己的面孔去创造一个新的世界。在曾停留在史前的旧大陆上，处处充斥着西方文明的建筑与桥梁。
法国学者布罗代尔的《文明史纲》告诉我们，文明总是在不断进化的，从原始文明到农业文明再到工业文明的趋势是不可逆转的。不同阶段的文明之间一旦发生作用与交流，就是势必发展为更高阶段。因此越来越多的相同的高级文明在世界的舞台上交融激荡，以至于成为一个“平的”世界。也许只有在大兴安岭山中，我们才得以回望我们曾经的模样——但那太迟，这些文明一旦出世就会不可避免地卷入历史的洪流之中。
斯塔夫里阿诺斯曾在《历史对今天的启示》中谈过对一个落后民族——巴图族的看法：巴图族人并不用每天劳作得那么辛苦，他们只用在山中看着花开花落，然后在相应的时候摘取野果、狩猎，这似乎是现代人所无法企及的理想生活方式。但现代文明就是现代文明，现代文明永远不会回到过去的模式，巴图族的自给自足作为一个因长期封闭和特殊的地理位置而存在的生活方式，能够给人类的启示，几乎是微乎其微的。斯塔夫里阿诺斯的疑问永远不会得到回答。而作为上层建筑的文化，更不可能回到那些时代。在进入定居生活后，鄂温克人民族文化的不适应和崩塌，是必然的。 曾有很多人质疑文明是福音还是梦魇，虽然人类社会的文明化、近代化是一个必然的过程。这个问题的回答取决于对人性本质的理解和考量——当你认为人应是作为万物中一种微不足道的动物而存在时，人类文明的出现就是梦魇；而当你认识到人之所以为人而存在时，你就会明白经济制度、社会制度、文化发展对于人类生存发展的意义。那就是：人不断地向高级别、高层次的社会发展，不断改造世界以满足自己生存的需要。而越是先进的文明，对于大自然和其他外部条件的变迁的适应能力也就越强。这也许就是严复在《天演论》所说的民族间的物竞天择、适者生存吧。
二、《额尔古纳河右岸》的实质就是阐述这样一个落后文明被先进文明同化、落后文化被先进文化所取代的过程，而这本书对于研究少数民族走向没落的方式也有重要意义
首先而来的不可避免的一个问题，是宗教。书中大量的关于灭亡和死亡的故事似乎都与他们所信奉的宗教萨满教有关。萨满作为他们所信奉和崇拜的玛鲁神的沟通方式，更是世间万事万物的语言和先知，其实同时承担了祭祀和医生两种社会角色。小说中的两个萨满——尼都薩满和妮锆都通过作法治病救人，实质是医疗的神化体现。在尼都萨满的时代，人们可以用驯鹿来祭祀以换取一条命，这似乎与一命换一命的原理相似，但还不至于危亡。但在妮锆的时代里，一切的一切，似乎都有些异乎寻常——她的儿女——果格力、交库托坎、耶尔尼斯涅、甚至还有那个来不及出生的女婴一个又一个地死去，只因她的作法，而似乎她的每次作法，由神乎其神——她以自己的孩子换取了他人的生命。这似乎是小说的硬伤，没有可能有这样一个萨满能够准确地知晓每一个人的命运，更没有能够凭借跳神挽救他人生命的巫医。很多人都评价这里写得不好，但这恐怕是过往的评论家们所未能触及的寓意——萨满作为一个部落、一个民族的神一般的人物，都无法挽救自己孩子的生命。所看到的，更是这个民族在百年历程中，在历史滚滚的车轮下所走过的无处安放的忧伤。那么脆弱，无可抵抗。
与之相随的并不是萨满法力的消退，而应是萨满教，这个鄂温克人世代信奉的宗教的消亡。书中描述了妮锆在生命的最后一刻为大兴安岭祈雨的那一刻：“她做完那一切，雷电和闪电就交替出现，大雨倾盆而下。妮锆在雨中唱起了他生命中的最后一首神歌。可她没有唱完那支歌，就倒在了雨水中。”在现实中反映的是20世纪末最后一位萨满的去世而宣告的宗教终结。宗教对于一个民族、一种文化的影响绝不可小视，甚至可以说，在人类的一定历史时期，种族之间的差别就在于宗教。宗教代表的，不仅是本民族的一种价值观、一种精神取向，更可能大大影响本民族的生存和发展模式。这不仅意味着宗教在民族的发展过程中起着纽带作用，更可能影响这一民族的社会结构和意识形态，在一定历史时期，宗教的教条就是信奉这一宗教的民族的习惯法。宗教伴随着生产方式的变迁，似乎也印证了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这一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
根据美国著名学者亨廷顿先生对于他的“文明冲突论”的阐述，似乎世界上的文明、民族的文化生活、价值取向都会趋向于融合、统一，以至于达到一个西方价值观所统治的世界。如此说来，在中国境内的所有民族也应为一种主流价值观所统一。但“文明冲突论”的实质是错误的，世间本无“原本就对的、符合人类生存发展需要”的价值观，更多的是一定的经济、政治的反映——换句话说，在一定区域内有多少种经济政治力量，就会有多少种与之对应的价值观。因此，鄂温克族民族被汉族同化的现象，实质是经济政治的同化。
经济政治的同化，追根溯源，还是在于本民族特有的生产方式的消失。在《额尔古纳河右岸》中猎民们放下手中的猎枪饲养驯鹿、越来越多的年轻人走出激流乡外出务工正是这样一种生产方式的变革。
与之相随的还有生活方式的变革，除了在饮食习惯日趋汉化，由食兽肉为主到食谷物为主的变化。对于这个民族更加致命的，恐怕是酒精。山外的酒，就像澳大利亚大陆上的汉堡包，让山中的鄂温克人渐渐地远离他们所向往的简单而又宁静的生活。他们曾经喝着自己酿的柿酒，但山外的酒却更让他们沉溺其中——有的是为着自己的懊恼与悔恨，有的则是为了买醉而买醉……小说中的维克特、沙合力、伊莲娜，还有更多在那片土地上生活的人，都在酗酒中度过自己的生活。
我们可以试着以俄国南部的酗酒率来反映这一问题。在沙皇俄国拓展到这一地区之前，这里的民族信奉原始的本民族宗教，酗酒率一直保持低位，这也充分说明落后文明在被先进文明影响之前保持的习惯法大都是反对这种不理智的行为的。然而当这里被沙俄征服后，随着东正教的大肆传入，这里的酗酒率却急剧攀升。这并不是因为东正教纵容酗酒，而是在两种宗教的冲突下两种价值观的冲突所带来的迷茫。而在苏联建立以后，由于实行严格的计划经济体制，这里的酗酒率才有所下降。然而当苏联解体后，这里的酗酒率又再度攀升，原因是他们看不到希望。
据董联声先生统计的解放后鄂温克族非正常死亡原因构成表显示，鄂温克民族非正常死亡人群有很大一部分都是因为酗酒。酗酒所折射出的社会问题，不仅反映在生活方式的变化，更反映在精神领域的问题上。可以说，鄂温克族兼备了那个俄国南部民族酗酒的两个原因。一方面，由于萨满教的消亡，新的价值观与旧的价值观产生的冲突让猎民们感到迷茫；另一方面，由于生产水平的落后导致的收入差距让当地的年轻人看不到希望。由此引发的社会问题又加大了解决该民族问题的难度。
此外，外族入侵、天灾等因素也是把这个民族推到这个地步的推手。越是弱小的民族，越启示与历史动荡息息相关，不仅仅是大兴安岭林场的过度采伐使生活空间变小，任何历史事件也许都会危及弱小民族的生命。从《尼布楚条约》签订后，鄂温克人被迫迁往额尔古纳河右岸，到日本侵华，再到文革、四清，每一次的重创，都会使这个民族陷入危机的边缘。各种各样的天灾、疾病，并不是它们被同化的根源。但它们不仅加速了鄂温克族消失的进程，更为该民族的定居提供了充分的论据。
三、鄂温克族并不是世间唯一流失了自己民族文化的民族，百年的兴衰一如南美大地上的布温迪亚家族。与世间所有的濒危的少数民族一样，疑问久久地回荡在人影渐稀的村落上空：这些民族的出路在哪？
【关键词】《额尔古纳河右岸》；少数民族；文化；问题
【中图分类号】I207.67 【文献标识码】A
大兴安岭深处的鄂温克族是一个生活在额尔古纳河右岸的少数民族，并不为大众所熟识，而迟子建的《额尔古纳河右岸》，带我们走进这个神秘的民族，领略这个民族的百年兴衰。迟子建在这本书中以一个九十多岁老女人的口吻，在一天的时间里将她所生活的那个世界娓娓道来。讲述的是从一百年前大兴安岭的深处开始的，那里的鄂温克人打猎、捕鱼、放养驯鹿，无忧无虑的生活。但随之而来的历史变迁和无数变故却使这个民族的古老风俗一点一点地流逝，直至大部分人都下山定居，狩猎文化不复存在。也许这个故事讲述时经过了一些改编，但她所讲述的这个乌力楞的百年历史，所记录的这个民族的风土人文，却又是那么的真实可感，让人可以触摸，可以呼吸，可以忧伤，可以叹惋。
世界上几乎没有人不会对一个民族的消逝而感到同情。但乍看之下，这个民族并不会灭亡，在大兴安岭深处我们还是能找到许多鄂温克人，除了近几年来他们的人口略有减少之外，你丝毫不能发现这个民族有所消亡的趋势，更不会否认他们正在逐步地走向兴旺发达——他们有自己的自治旗、不再靠天吃饭、文盲率、死亡率大大降低——就像所有的新闻报道一样，这个民族无疑会乘着改革开放的春风，走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康庄大道上……但令一个民族真正可悲的，并不是经济上的生产总值的落后，而是那些曾经的风俗，似已化作山间呼啸而过的一阵风，在轻轻地划过水面之后，早已成为了老一代人的记忆了。于是故事只能从一个九十多岁的老女人口中脱出，让人感到的是这个民族几百年来的风俗在历史进程下的苍凉与沧桑。
不知百年以后，是否还有人记得曾经有一个叫鄂温克的民族曾住在能望到星星的希楞柱里，在猎完熊后要学乌鸦叫，与安达们做着以物易物的交易，视驯鹿为最亲密的伙伴？当尼都萨满在升天的那一刻，是否曾预见到自己民族在百年后的命运？当桦树林一片又一片地倒下时，是否有人知晓，这究竟是这个民族在消亡，还是他的生活方式在消亡？世界上有数不胜数的类似的悲剧——澳大利亚大陆上的土著人使用长矛抵抗英国侵略者使这个民族免遭灭绝，却被汉堡包轻而易举地击垮了——他们肥胖、身患糖尿病，只能像为人们遗留了许久的展览品一样看待，而昔日的毛利人所用的长矛，不免为后世淡忘——可以说，曾经活跃在这片土地上的原住居民，早已被更具统治力和竞争力的西方文明取代了。
一、落后文明被先进文明所取代，似乎是文明史观中最基本的观点之一
然而我想说的是，世间的文化交流是一个不仅是从先进到落后，而且是一个双向的改良的过程。随着与外文明持续不断的、高强度的交流，这个文明的不合理因素，包括宗教、价值观、生产生活方式都必然发生改变。改变的绝大部分恰是落后文明的核心价值所在，因此我们看到很多对于少数民族的保护流于形式和外表，因为其中的实质仍是同化。民族文化在世代相传之中保留着基本形式，只是内涵随时代的变迁因时而变。
这种来之过急的变化，或许就是弱势民族的危亡所在，若是民族一旦从原始森林里走出，就會不可避免地遇到早已比他们的生存能力强百倍的农耕文明甚至是工业文明，他们无法接受教育、无法接受文化、无法接受政治，更重要的是，他们难以接受定居的生产方式和生产关系，就像书中大兴安岭山中的女人难以接受现代医学，男人们难以接受定居的驯鹿一样。于是他们反抗，他们撤离。但当他们越是想逃脱与外界的联系，它们就越来越落后陷入被动。种种证据表明，这种民族文化的突然消失、民族的突然衰弱，与这里极少与外界交流有着必然的联系。
如果从地理唯物主义的观点来看，正是大兴安岭深处给鄂温克这个民族的发展提供了一个相对闭塞的环境，而正是这样一种环境影响甚至决定了这个民族的发展。在美国学者R. Benedict女士所著的《种族：科学与政治》中曾有这样的论断：人类的历史证明，一个社会群体，其文化的进步往往取决于他是否有机会吸取邻近社会群体的经验……大体上，文化最原始的部落也就是那些长期与世隔绝的部落。一旦这个民族与其他民族的关联性被削弱，这个民族的发展进程就会比我们这个早已全球化的世界落后很多而成为落后文明。对于这种趋势的原动力，斯塔夫里阿诺斯在《全球通史》中则是这样阐释的：（对外交流的）环境迫使他们非迅速发展不可，因为他们面临的不仅是发展的机会还有被淘汰的压力。如果不能抓住机会求得发展，这种可接近性就会带来被同化被消灭的危险。相反，那些与世隔绝的民族，既得不到外来的促进，也没有外来的威胁，因而，被淘汰的压力对他们说是不存在的，他们可以按原来的状况过上千年而不危及其生存。试想，鄂温克族如果未曾获得对外交流的机会，也许他们社会发展的进步就会缓慢的察觉不到变化，甚至永远停留在石器时代。
而先进文明面对落后文明时又是怎样对待的呢？远比其他文明先进的文明往往会按照他们自己的面孔去创造一个新的世界。在曾停留在史前的旧大陆上，处处充斥着西方文明的建筑与桥梁。
法国学者布罗代尔的《文明史纲》告诉我们，文明总是在不断进化的，从原始文明到农业文明再到工业文明的趋势是不可逆转的。不同阶段的文明之间一旦发生作用与交流，就是势必发展为更高阶段。因此越来越多的相同的高级文明在世界的舞台上交融激荡，以至于成为一个“平的”世界。也许只有在大兴安岭山中，我们才得以回望我们曾经的模样——但那太迟，这些文明一旦出世就会不可避免地卷入历史的洪流之中。
斯塔夫里阿诺斯曾在《历史对今天的启示》中谈过对一个落后民族——巴图族的看法：巴图族人并不用每天劳作得那么辛苦，他们只用在山中看着花开花落，然后在相应的时候摘取野果、狩猎，这似乎是现代人所无法企及的理想生活方式。但现代文明就是现代文明，现代文明永远不会回到过去的模式，巴图族的自给自足作为一个因长期封闭和特殊的地理位置而存在的生活方式，能够给人类的启示，几乎是微乎其微的。斯塔夫里阿诺斯的疑问永远不会得到回答。而作为上层建筑的文化，更不可能回到那些时代。在进入定居生活后，鄂温克人民族文化的不适应和崩塌，是必然的。 曾有很多人质疑文明是福音还是梦魇，虽然人类社会的文明化、近代化是一个必然的过程。这个问题的回答取决于对人性本质的理解和考量——当你认为人应是作为万物中一种微不足道的动物而存在时，人类文明的出现就是梦魇；而当你认识到人之所以为人而存在时，你就会明白经济制度、社会制度、文化发展对于人类生存发展的意义。那就是：人不断地向高级别、高层次的社会发展，不断改造世界以满足自己生存的需要。而越是先进的文明，对于大自然和其他外部条件的变迁的适应能力也就越强。这也许就是严复在《天演论》所说的民族间的物竞天择、适者生存吧。
二、《额尔古纳河右岸》的实质就是阐述这样一个落后文明被先进文明同化、落后文化被先进文化所取代的过程，而这本书对于研究少数民族走向没落的方式也有重要意义
首先而来的不可避免的一个问题，是宗教。书中大量的关于灭亡和死亡的故事似乎都与他们所信奉的宗教萨满教有关。萨满作为他们所信奉和崇拜的玛鲁神的沟通方式，更是世间万事万物的语言和先知，其实同时承担了祭祀和医生两种社会角色。小说中的两个萨满——尼都薩满和妮锆都通过作法治病救人，实质是医疗的神化体现。在尼都萨满的时代，人们可以用驯鹿来祭祀以换取一条命，这似乎与一命换一命的原理相似，但还不至于危亡。但在妮锆的时代里，一切的一切，似乎都有些异乎寻常——她的儿女——果格力、交库托坎、耶尔尼斯涅、甚至还有那个来不及出生的女婴一个又一个地死去，只因她的作法，而似乎她的每次作法，由神乎其神——她以自己的孩子换取了他人的生命。这似乎是小说的硬伤，没有可能有这样一个萨满能够准确地知晓每一个人的命运，更没有能够凭借跳神挽救他人生命的巫医。很多人都评价这里写得不好，但这恐怕是过往的评论家们所未能触及的寓意——萨满作为一个部落、一个民族的神一般的人物，都无法挽救自己孩子的生命。所看到的，更是这个民族在百年历程中，在历史滚滚的车轮下所走过的无处安放的忧伤。那么脆弱，无可抵抗。
与之相随的并不是萨满法力的消退，而应是萨满教，这个鄂温克人世代信奉的宗教的消亡。书中描述了妮锆在生命的最后一刻为大兴安岭祈雨的那一刻：“她做完那一切，雷电和闪电就交替出现，大雨倾盆而下。妮锆在雨中唱起了他生命中的最后一首神歌。可她没有唱完那支歌，就倒在了雨水中。”在现实中反映的是20世纪末最后一位萨满的去世而宣告的宗教终结。宗教对于一个民族、一种文化的影响绝不可小视，甚至可以说，在人类的一定历史时期，种族之间的差别就在于宗教。宗教代表的，不仅是本民族的一种价值观、一种精神取向，更可能大大影响本民族的生存和发展模式。这不仅意味着宗教在民族的发展过程中起着纽带作用，更可能影响这一民族的社会结构和意识形态，在一定历史时期，宗教的教条就是信奉这一宗教的民族的习惯法。宗教伴随着生产方式的变迁，似乎也印证了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这一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
根据美国著名学者亨廷顿先生对于他的“文明冲突论”的阐述，似乎世界上的文明、民族的文化生活、价值取向都会趋向于融合、统一，以至于达到一个西方价值观所统治的世界。如此说来，在中国境内的所有民族也应为一种主流价值观所统一。但“文明冲突论”的实质是错误的，世间本无“原本就对的、符合人类生存发展需要”的价值观，更多的是一定的经济、政治的反映——换句话说，在一定区域内有多少种经济政治力量，就会有多少种与之对应的价值观。因此，鄂温克族民族被汉族同化的现象，实质是经济政治的同化。
经济政治的同化，追根溯源，还是在于本民族特有的生产方式的消失。在《额尔古纳河右岸》中猎民们放下手中的猎枪饲养驯鹿、越来越多的年轻人走出激流乡外出务工正是这样一种生产方式的变革。
与之相随的还有生活方式的变革，除了在饮食习惯日趋汉化，由食兽肉为主到食谷物为主的变化。对于这个民族更加致命的，恐怕是酒精。山外的酒，就像澳大利亚大陆上的汉堡包，让山中的鄂温克人渐渐地远离他们所向往的简单而又宁静的生活。他们曾经喝着自己酿的柿酒，但山外的酒却更让他们沉溺其中——有的是为着自己的懊恼与悔恨，有的则是为了买醉而买醉……小说中的维克特、沙合力、伊莲娜，还有更多在那片土地上生活的人，都在酗酒中度过自己的生活。
我们可以试着以俄国南部的酗酒率来反映这一问题。在沙皇俄国拓展到这一地区之前，这里的民族信奉原始的本民族宗教，酗酒率一直保持低位，这也充分说明落后文明在被先进文明影响之前保持的习惯法大都是反对这种不理智的行为的。然而当这里被沙俄征服后，随着东正教的大肆传入，这里的酗酒率却急剧攀升。这并不是因为东正教纵容酗酒，而是在两种宗教的冲突下两种价值观的冲突所带来的迷茫。而在苏联建立以后，由于实行严格的计划经济体制，这里的酗酒率才有所下降。然而当苏联解体后，这里的酗酒率又再度攀升，原因是他们看不到希望。
据董联声先生统计的解放后鄂温克族非正常死亡原因构成表显示，鄂温克民族非正常死亡人群有很大一部分都是因为酗酒。酗酒所折射出的社会问题，不仅反映在生活方式的变化，更反映在精神领域的问题上。可以说，鄂温克族兼备了那个俄国南部民族酗酒的两个原因。一方面，由于萨满教的消亡，新的价值观与旧的价值观产生的冲突让猎民们感到迷茫；另一方面，由于生产水平的落后导致的收入差距让当地的年轻人看不到希望。由此引发的社会问题又加大了解决该民族问题的难度。
此外，外族入侵、天灾等因素也是把这个民族推到这个地步的推手。越是弱小的民族，越启示与历史动荡息息相关，不仅仅是大兴安岭林场的过度采伐使生活空间变小，任何历史事件也许都会危及弱小民族的生命。从《尼布楚条约》签订后，鄂温克人被迫迁往额尔古纳河右岸，到日本侵华，再到文革、四清，每一次的重创，都会使这个民族陷入危机的边缘。各种各样的天灾、疾病，并不是它们被同化的根源。但它们不仅加速了鄂温克族消失的进程，更为该民族的定居提供了充分的论据。
三、鄂温克族并不是世间唯一流失了自己民族文化的民族，百年的兴衰一如南美大地上的布温迪亚家族。与世间所有的濒危的少数民族一样，疑问久久地回荡在人影渐稀的村落上空：这些民族的出路在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