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经常有人问起，魔高还是道高?我总觉得有点说不清楚。查过一批辞书，结果还是一头雾水。也许，在这个问题上，人们陷入了误区。
还是举两个用例吧。
一次是中央电视台报道打击伪劣产品，主持人说：“道高一尺，魔高一丈。不管造假者多狡猾，只要我们严格市场管理，强化执法力度，便一定能让他们没有立足之地。”这里说的是“魔高一丈”。
另一次同样是中央电视台，披露一起贩毒案件，在节目的最后，主持人语调高昂：“贩毒分子再猖狂，必将在我边防人员的铜墙铁壁面前撞得头破血流。魔高一尺，道高一丈。他们是不可能得逞的。”这里说的却是“道高一丈”。
两位主持人的意思，都是正义必将战胜邪恶，但前者是魔高，后者是道高。其实这并不限于中央电视台。稍微注意一点媒体的人，大概都会发现这一尴尬。
如果记忆无误的话，这个问题的出现，和“革命现代京剧”《红灯记》有关。《红灯记》的第六场是“赴宴斗鸠山”，日本宪兵队队长鸠山和身陷囹固的共产党人李玉和有一场短兵相接的戏。鸠山阴险地劝降：“我是信佛教的人，佛经上有这样一句话：‘苦海无边，回头是岸。”李玉和则大义凛然，针锋相对：“我不信佛，可是我也听说有这么一句话：‘放下屠刀，立地成佛。’”可能考虑到这句台词是在劝敌人弃恶从善，斗争的力度不足，后来，“放下屠刀，立地成佛”改成了“魔高一尺，道高一丈”。每次演到这里，演。员拍案而起，亮出一个造型，光彩照人。
1967年秋天，周恩来总理参加审看《红灯记》，对演出提出了一些修改意见，其中一条便是建议将台词“魔高一尺，道高一丈”改为“道高一尺，魔高一丈”。本人曾在某市级机关工作，分工联系文艺宣传单位，当年读过关于总理意见的记录稿，并参加过一次讨论。三十多年过去，往事早已如烟，但有两点记忆犹新：一点是有人查了资料，证实这一词语的原始形态，果然是“道高一尺，魔高一丈”。早在半个多世纪前，总理在《“四八”烈士永垂不朽》一文中，便用过这一词语。大家对总理的记忆力都表示惊讶和敬佩。另一点是通过讨论，一致认定“道”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魔”是天不怕、地不怕的“革命造反派”。因此，在我们看来，“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完全符合“文化大革命”中的阶级力量的对比。
《红灯记》当年称“样板戏”，不仅戏中人物在社会上家喻户晓，而且连戏剧台词也是名言警句。自从《红灯记》“道高一丈”改为“魔高一丈”以后，报纸刊物纷纷唯马首是瞻，清一色地以“魔”高为规范用法。然而，语言是一条流动的河。随着“文革”的结束，人们总觉得“魔”比“道”高有点别扭，于是“道”又悄悄地卷土重来。可惜的是，步调并不一致，这张报纸“道”高，那张报纸“魔”高，这位主持人“道”高，那位主持人“魔”，高，结果“魔”高还是“道”高成了一个问题。而我们的辞书，似乎无视语用现实，一味维护“魔”的地位，使问题更加扑朔迷离。
这里想谈一点个人的见解。
毋庸置疑，这一词语的原始形态，如周恩来总理所说，应是“道高一尺，魔高一丈”。这是佛家对修行者的告诫。“道”指道行，佛家修行的成果，“魔”即魔罗，破坏修行的魔障。心中的“道”高一尺，外界的“魔”高一丈，可见“道”还不足以和“魔”抗衡。那怎么办呢?只有一条路可走，就是继续潜心修炼，只有这样才能最后修成正果。词语的本义盖在于此。
在后来的运用实践中，“道高一尺，魔高一丈”也可以用来比喻取得一定的成就后，将会遇到更大的障碍。这是建筑在本义的基础上的一种顺理成章的延伸。请看梁启超《说动》：“于是道高一尺，魔高一丈，事涉求新，辄生阻力。”茅盾《子夜》第十章：“风浪是意料中事，所谓‘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在这两条用例中，“道”意味着发展，意味着进步，“魔”则或者是“阻力”，或者是“风浪”。“道”和“魔”的基本性质并未改变。
当然，这一词语还可以用来象征两种力量的对比。但即使这样用，“道”仍是代表正义，“魔”仍是代表邪恶。“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只能是一场正不压邪的较量。《西游记》第五十回中便有一个典型用例：“弄得孙大圣赤手空拳，翻筋斗逃了性命。那妖魔得胜回归洞，行者朦胧失主张。这正是：道高一尺魔高丈，性乱情昏错认家。可恨法身无座位，当时行动念头差。”这里的“道”是孙悟空，他是一个失败者；而“魔”是青牛怪，他才是一个胜利者。孙悟空不敌青牛怪，自应是“道高一尺，魔高一丈”。
那么，如果是另外一种情况呢?如果是正义压倒了邪恶呢?那还能用“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吗?我认为是不行的。这时，“道”和“魔”的位置已经发生了根本的变化。正是为了适应这一表达的需要，“道高一尺，魔高一丈”演变出了“魔高一尺，道高一丈”。这就是我们通常说的仿词。其实，在《红灯记》之前，这一用法早已流行，《汉语大词典》中便收有两条书证。一条见于1952年4月7日的《人民日报》：“但是魔高一尺，道高一丈，各国爱好和平人民的坚决行动，完全有可能阻止帝国主义为毁灭人类而准备的新的战争的爆发。”一条见于杨成武将军的《层层火阵烧野牛》：“魔高一尺，道高一丈。在粉碎日寇驻屯清剿的斗争中，冀中人民的天才创造——地道战，大显神威。”这种用法，开始是一种修辞手段，后来便形成固定词形，它是群众在语言运用中的创造，也是语言自身发展的产物。
由此可见，两种写法都有特定的词汇意义。“道高一尺，魔高一丈”是寸以用的，“魔高一尺，道高一丈”同样是可以用的，关键在于你想说什么。辞书不分青红皂白地裁定“魔”高，无视“道”高的合理存在，似乎是一声错误的哨音。
还是举两个用例吧。
一次是中央电视台报道打击伪劣产品，主持人说：“道高一尺，魔高一丈。不管造假者多狡猾，只要我们严格市场管理，强化执法力度，便一定能让他们没有立足之地。”这里说的是“魔高一丈”。
另一次同样是中央电视台，披露一起贩毒案件，在节目的最后，主持人语调高昂：“贩毒分子再猖狂，必将在我边防人员的铜墙铁壁面前撞得头破血流。魔高一尺，道高一丈。他们是不可能得逞的。”这里说的却是“道高一丈”。
两位主持人的意思，都是正义必将战胜邪恶，但前者是魔高，后者是道高。其实这并不限于中央电视台。稍微注意一点媒体的人，大概都会发现这一尴尬。
如果记忆无误的话，这个问题的出现，和“革命现代京剧”《红灯记》有关。《红灯记》的第六场是“赴宴斗鸠山”，日本宪兵队队长鸠山和身陷囹固的共产党人李玉和有一场短兵相接的戏。鸠山阴险地劝降：“我是信佛教的人，佛经上有这样一句话：‘苦海无边，回头是岸。”李玉和则大义凛然，针锋相对：“我不信佛，可是我也听说有这么一句话：‘放下屠刀，立地成佛。’”可能考虑到这句台词是在劝敌人弃恶从善，斗争的力度不足，后来，“放下屠刀，立地成佛”改成了“魔高一尺，道高一丈”。每次演到这里，演。员拍案而起，亮出一个造型，光彩照人。
1967年秋天，周恩来总理参加审看《红灯记》，对演出提出了一些修改意见，其中一条便是建议将台词“魔高一尺，道高一丈”改为“道高一尺，魔高一丈”。本人曾在某市级机关工作，分工联系文艺宣传单位，当年读过关于总理意见的记录稿，并参加过一次讨论。三十多年过去，往事早已如烟，但有两点记忆犹新：一点是有人查了资料，证实这一词语的原始形态，果然是“道高一尺，魔高一丈”。早在半个多世纪前，总理在《“四八”烈士永垂不朽》一文中，便用过这一词语。大家对总理的记忆力都表示惊讶和敬佩。另一点是通过讨论，一致认定“道”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魔”是天不怕、地不怕的“革命造反派”。因此，在我们看来，“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完全符合“文化大革命”中的阶级力量的对比。
《红灯记》当年称“样板戏”，不仅戏中人物在社会上家喻户晓，而且连戏剧台词也是名言警句。自从《红灯记》“道高一丈”改为“魔高一丈”以后，报纸刊物纷纷唯马首是瞻，清一色地以“魔”高为规范用法。然而，语言是一条流动的河。随着“文革”的结束，人们总觉得“魔”比“道”高有点别扭，于是“道”又悄悄地卷土重来。可惜的是，步调并不一致，这张报纸“道”高，那张报纸“魔”高，这位主持人“道”高，那位主持人“魔”，高，结果“魔”高还是“道”高成了一个问题。而我们的辞书，似乎无视语用现实，一味维护“魔”的地位，使问题更加扑朔迷离。
这里想谈一点个人的见解。
毋庸置疑，这一词语的原始形态，如周恩来总理所说，应是“道高一尺，魔高一丈”。这是佛家对修行者的告诫。“道”指道行，佛家修行的成果，“魔”即魔罗，破坏修行的魔障。心中的“道”高一尺，外界的“魔”高一丈，可见“道”还不足以和“魔”抗衡。那怎么办呢?只有一条路可走，就是继续潜心修炼，只有这样才能最后修成正果。词语的本义盖在于此。
在后来的运用实践中，“道高一尺，魔高一丈”也可以用来比喻取得一定的成就后，将会遇到更大的障碍。这是建筑在本义的基础上的一种顺理成章的延伸。请看梁启超《说动》：“于是道高一尺，魔高一丈，事涉求新，辄生阻力。”茅盾《子夜》第十章：“风浪是意料中事，所谓‘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在这两条用例中，“道”意味着发展，意味着进步，“魔”则或者是“阻力”，或者是“风浪”。“道”和“魔”的基本性质并未改变。
当然，这一词语还可以用来象征两种力量的对比。但即使这样用，“道”仍是代表正义，“魔”仍是代表邪恶。“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只能是一场正不压邪的较量。《西游记》第五十回中便有一个典型用例：“弄得孙大圣赤手空拳，翻筋斗逃了性命。那妖魔得胜回归洞，行者朦胧失主张。这正是：道高一尺魔高丈，性乱情昏错认家。可恨法身无座位，当时行动念头差。”这里的“道”是孙悟空，他是一个失败者；而“魔”是青牛怪，他才是一个胜利者。孙悟空不敌青牛怪，自应是“道高一尺，魔高一丈”。
那么，如果是另外一种情况呢?如果是正义压倒了邪恶呢?那还能用“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吗?我认为是不行的。这时，“道”和“魔”的位置已经发生了根本的变化。正是为了适应这一表达的需要，“道高一尺，魔高一丈”演变出了“魔高一尺，道高一丈”。这就是我们通常说的仿词。其实，在《红灯记》之前，这一用法早已流行，《汉语大词典》中便收有两条书证。一条见于1952年4月7日的《人民日报》：“但是魔高一尺，道高一丈，各国爱好和平人民的坚决行动，完全有可能阻止帝国主义为毁灭人类而准备的新的战争的爆发。”一条见于杨成武将军的《层层火阵烧野牛》：“魔高一尺，道高一丈。在粉碎日寇驻屯清剿的斗争中，冀中人民的天才创造——地道战，大显神威。”这种用法，开始是一种修辞手段，后来便形成固定词形，它是群众在语言运用中的创造，也是语言自身发展的产物。
由此可见，两种写法都有特定的词汇意义。“道高一尺，魔高一丈”是寸以用的，“魔高一尺，道高一丈”同样是可以用的，关键在于你想说什么。辞书不分青红皂白地裁定“魔”高，无视“道”高的合理存在，似乎是一声错误的哨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