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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贫穷不是社会主义，改革开放的三十年，是积累财富的三十年，观察和评述这三十年有很多角度。胡润，一个英国小伙，给中国富豪排榜。富豪榜是一份财富清单，一张英才目录，一个总结的视角。
一
说到胡润，我常常会想起另外一个“四肢发达、长得十分英俊”的英国人。
1942年11月，李约瑟（Joseph•Needham 1900-1995）从伦敦出发，过了四个月，才由昆明辗转抵达重庆。他是英国剑桥大学的生化学家，从1943年到1946年，李约瑟以“中英科学合作馆”馆长的身份，先后做了11次的长途考察，路程长达3万里左右。就是在这个过程中，他提出了一个日后十分著名的“李约瑟难题”（Needham’s Grand Question）。
据李约瑟的观察，16世纪之前的中国是世界上科技最先进的国家，中国人在公元868年印刷出了第一本标明出版日期的图书，在公元1088年，发明了“磁力导向”的指南针，在公元1161年发明了能够抛出炸弹的投石机，可是为何在日后停滞不前，居然成了一个备受欺辱的衰老帝国？这个“难题”改变了李约瑟此后的人生，他从一个生化学家成为了举世闻名的中国科学史专家。他在1954年出版了《中国科学技术史》第一卷，到去世前的1995年共出版了十七卷。在西方的学术世界，他与美国人费正清是研究中国问题的两座让人仰止的高峰。
我知道今天的胡润还没有达到李约瑟式的高度，不过，他似乎正在做一项几乎同等重要的工作。而他也提出了一个十分难解而迷人的问题：当代中国商人的财富到底是怎样积累起来的？他们是一群怎样的人？以及，他们是怎样“演化”的？
如果有足够的坚持——当然最好他还有同样的长寿，那么，也许在若干年后，他可能是另外一个经常被中国史学者提及的英国人。
到我写作此文的今天，胡润的工作已经坚持了十年。这真的是一个了不起的开始。
二
胡润的本名是Rupert Hoogewerf，他是一个出生于1970年，毕业于著名的伊顿公学的英国人。如果说李约瑟是因为他的学生情人鲁桂珍小姐——他们在1989年才结为夫妻，当时，李约瑟89岁，鲁小姐85岁——才引发了对中国的好奇，那么，胡润与中国的缘分，则带有更强的时代气质。
胡润到中国是1990年，他作为一个进修生到中国人民大学学习了一段时间的中文。1997年9月，在全球五大会计师事务所之一的安达信工作了一段时间后，胡润又回到了中国。他在上海滩上混日子，东闯西突地搞不出个名堂，很苦恼，便向家乡的老爸诉苦。老头子一语惊醒梦中人：“你有没有搞明白，在中国，在上海你是谁？”胡润说，从那时开始，他知道只有出名，让自己成为一个“谁”，那才会有机会。于是，他想到发挥自己的会计师才能，为中国富人做一个排行榜的主意。
早在1995年2月，《福布斯》曾经搞出过一个中国富豪榜，之后就因难以操作而中断。1999年，胡润搞出一份十分粗糙的排行榜，他给《金融时报》、《泰晤士报》、《经济学家》、《财富》、《商业周刊》、《福布斯》等专业财经媒体各发了份传真，他写道：“我是一名安达信公司的会计师，在工作之余做了这份‘中国大陆富豪50强’。10月1日，中国就要成立50周年了，如果把成功以拥有财富的多寡来定义的话，那么这50人就是中国大陆最成功的人，他们的故事能让我们了解中国共产党50年的历史。如果贵刊有兴趣的话，请和我联系。”结果，以创造“金钱名利场”为己任的《福布斯》表示了兴趣，并将之放上了《福布斯全球版》的封面。就这样，胡润出名了。
名单刚一问世，质疑、谴责之声便铺天盖地而来。一些上榜的企业家要和胡润对簿公堂，没有上榜的富豪也要“讨个说法”，甚至有媒体说，这是一份十分“好笑”的名单，资料不准确、关注范围狭窄、计算方法错误，甚至这种做法本身就暴露出了无数问题。可是，无论如何，胡润因此成了一个让人又爱又恨的角色，几乎所有的中国顶级富豪都生怕他遗漏了自己，可是当自己真的出现在排行榜上的时候，却又避之惟恐不及。便是在这样的舆论聚焦中，胡润一夜之间暴得大名，他出没在各种媒体之上，他对某一位企业家的些许点评都能成为财经或八卦新闻的发酵源。他上中央电视台《实话实说》节目时，主持人崔永元用当年毛泽东写白求恩的语调介绍他，“胡润，一位英国小伙子，不远千里来到中国，做了一个中国人本来不知道的百富榜，把中国富人推向了世界，让世界了解了中国……”
到这时，胡润和他的排行榜，已经构成了一个十分有趣的商业人文现象：对财富的追逐和关注，使排行榜倍受瞩目，而原始积累的灰色、排名的不科学乃至相当多人的仇富情结，则造成了观念及商业运作层面的混乱。以至于每次排行榜公布，便会有税务机构前去上榜富豪的公司查税，而往往又是一查一个准，那些因上榜而突然曝光的顶级富豪——尤其是排在前10位的则常常在传媒的追踪下突然显出不该有的“尾巴”来，如仰融、杨斌、顾稚军等，都是靠富豪榜出名的，可又是在传媒的高度关注中，眼睁睁地看他们或塌或萎，令人寒意顿生。甚至有人称之为“囚徒榜”或者“杀猪榜”。
胡润对自己在中国商业界所造成的轰动颇有点得意，在一次访谈中，他直截了当地说：“《福布斯》排行榜是我的一个工具。如果是一个中国人，或者中国机构来做这个排行榜，都会被骂死，但是，我恰巧是一个英国人，还有一个美国杂志，我们来做，就顺利一点。”胡润的这个说法无疑是真实的，这位30出头的英国青年以他的大胆和鲁莽意外地打开了一扇“窥视的天窗”。
从2003年起，胡润与《福布斯》分道扬镳，他先是与《欧洲货币》杂志合作制作富豪榜，2005年，他推出以自己的名字命名的“胡润百富榜”。他已经完全地融入到了富有中国特色的财富游戏中，并且显得那么的如鱼得水，他相继搞出了一大堆的子榜单，诸如房地产富豪榜、慈善榜、IT富豪榜、金融富豪榜、钢铁富豪榜以及奢侈品榜等等，甚至专门为温州做了一个温州富豪榜。他还出版一本叫《胡润百富》的直投杂志。
三
我与胡润第一次见面是在2003年底，是秦朔搭的桥。跟他约定八点三十分在上海波特曼大酒店见面，结果他迟到了。在十来分钟时间里，他接连打来两个电话，为上海的交通向我们致歉。访谈在波特曼边上的星巴克进行，这也是胡润建议的，他说，波特曼一杯咖啡要50多元，而星巴克只要10来元。
这天，胡润穿得很休闲，浅黄的外套，围着一条黑灰相间的格子围巾，这让我想起了塞林格对英国绅士的一个描述，“他们要么夹着一把雨伞，要么叼着一根烟斗，要么就不分季节地披着一条格子相间的围巾。”胡润说话的样子很细致，很注意对方的感受，并时不时地用英国式的表情来对你的言谈做出反应。他不但中文好得出奇，而且对汉文化的了解更是让人意外，他反问我，“中国历史上的第一次工业文明出现在什么时候？”。就在我迟疑不决的时候，他得意地说，“那不就是在宋朝嘛，四大发明。”
就在那次访谈中，我已经注意到胡润开始拥有了一种时空跨度背景下的观察。譬如，他观察到，中国的富豪中最多的是房地产商，2003年则多了很多与农业——也就是说与土地有关的新富。与IT行业有关的只有4、5个人，而在美国，前10名富豪中有3名是出身IT。零售业方面，沃尔玛家族占去富豪榜前10名中的四席，而中国只有国美和家世界两个。在全美400强中，美国人数最多的是做娱乐媒体的，而中国只有一个人。
胡润“富豪俱乐部”的门槛，在1999年是600万美金，2002年就上涨到了8000万美金。这些大陆富豪的平均年龄为46岁，其中能说流利的英文的，才3个人，而这些富豪的孩子们能说英文的，就占到了50％以上。在全球10亿美金以上的富豪排行榜中，香港人有13个，而他们的平均年龄你猜猜是多少？72岁，台湾有5个人，平均年龄近80岁。这说明，我们的富豪还是第一代，在成长期中。2002年，广东地区有17名上榜，前三名都是外省移民，这一特征举国惟一……
这些有趣的数据，如果没有排行榜和多角度比较是无法得出的。胡润为他的发现兴致盎然，喜欢历史和拼图游戏的“英国习性”此刻如此生动地浮现出来。胡润坚信，排行榜会成为一把“钥匙”，用它你可以打开很多不同的隐秘之门。
当时我就已经预感到，这个英国青年正在从事一项迷人的探秘工作，随着时间和数据的积累，他所形成的学术力量几乎是难以竞争和无法忽视的。
四
这样的排行榜，一持续就是十年，胡润已经越来越接近事实的真相了。
随着资料和数据的增多，以及工作方法和计量体系的日趋完善，在今天的中国商业界，“胡润百富榜”已经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排行榜。娱乐的气息开始消散，人们日益察觉出了严肃的学术意义和时代价值。胡润所积累的榜单变动及每年的数以千人计的抽样调查，终于构成了一个庞大的、可以量化分析的数据库。
过去十年里，胡润和英国女友在中国组建了自己的家庭，并有了两个乖巧的女儿，现在，他称自己是“新上海人”。如果把他归到“外国籍的中国观察家”行列，他在这个东方国家的居住时间已经超过了费正清、李约瑟的总和，他未来惟一需要超越的可能是百年前一个叫罗伯特‧赫德（Robert Hart 1835－1911）的英国人，他当了48年的大清海关总税务司——海关总署署长，在中国前后生活了54年。
已经有很多人意识到胡润工作的重要性了。
早在1999年就结识了胡润的《第一财经日报》总编秦朔对他的评价是，“在中国，胡润第一个以实证调查的方式，力求精确地概括中国富人的财富状况，并将之作为整个中国经济发展和财富积累的缩影；他第一个用‘排行榜’的结构和方式，描述富人；是他的‘排行榜’在中国掀动起迄今为止对富人最大最广泛的关注，自然，也有很大的争议。”
《新周刊》早在2002年就把胡润评选为当年度的“新锐人物”，执行总编封新城则在五年后的一次访谈中说，下一个首富永远值得期待，但更值得期待的，或许是胡润70岁时才会出版的他“真正想写的”那本书。
秦朔、封新城是我与胡润共同的朋友，我非常同意他们的判断。惟一与新城不同的是，我相信，胡润的“那本书”不需要等到他70岁的时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