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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1年颁布的《中国妇女发展纲要（2001—2010）》中明确指出：“将妇女教育的主要目标纳入国家的教育规划”，“在课程、教育内容和教学方法改革中，把性别意识纳入到教师培训课程”。《中国儿童发展纲要（2001—2010）》中也规定“将性别平等意识纳入教育内容”。这表明我们的政府已经注意到教育在传播性别观念和实现性别平等上所承载的重要功能，并能具体到通过课程、教育内容、教学方法等层面的改善来努力发挥这一功能。
随着史学研究范围的不断扩大，社会经济生活、文化思想、城市与城镇发展史、民族史、宗教史、心态史以及妇女史纷纷进入研究领域。以此为基石，历史教育内容理应以更多元、更开放的姿态传递历史信息，培养历史意识，承担公民教育、人文教育的责任。而关注女性，培养平等性别意识应该成为历史教育中不可或缺的内容。
就学校课程体系而言，教育内容主要是通过教材、尤其是教科书来落实的。因此，将教科书研究与性别研究相结合将有助于引导人们注意教科书中的性别问题，特别是女性角色的地位问题，进而修正某些偏见，逐渐形成公正、科学、全面的教科书性别意识。
最早关注教科书性别问题的是西方的人类学、文化学和社会心理学的研究者。20世纪中期始他们从各自的学科视角出发，通过选择教科书样本，分析其中的故事情节、课文及插图，考察男女角色出现的数量和质量，结果发现：教科书存在明显的重男轻女倾向，男性文化明显居于主导地位。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以女性主义为基础的教育思潮兴起。一些学者对西方女性主义教育理论的介绍，给了我们一个强烈的印象：西方中小学所用的教科书和其他的儿童读物体现的是一个男性占统治地位的世界。澳大利亚的一些学者对历史学教学用书和课程大纲的研究表明，历史学科中只显示了男人在政治、文化、外交、经济中的活动，并且只有男人被认为是积极参与了历史的形成。美国学者选择了100种使用最多的小学教科书，包括语文、科学和社会学等不同学科的课本，对其插图、文字、主题等方面表现出的性别形象进行分析研究后发现，书中的插图和故事绝大多数以男性为主角，男孩的形象表现为有力量、有智慧，喜欢冒险，具有勇气；而女孩一般都在室内，不是做家务就是在玩洋娃娃。学者们进一步总结出女性在教科书中受到的不公平对待可归结为三个方面：①遗漏——教科书中的女性形象远远少于男性形象。②性别刻板——大部分教科书中的男女形象都是按传统的“男主外、女主内”的性别角色塑造的。③歪曲——教科书描写的女性在本能上是依赖的，缺乏独立性，而且是次等的，缺乏智慧、能力、冒险性和创造性，大都从事职位较低、收入较少、不太需要技术的次级工作。在女性主义看来，“课程中的性别刻板印象反映了官方的性别角色意识形态，它对男性和女性不同的性别期望正是通过带有性别歧视的课程被合法化的。”1981年，丹玛克等人对5个非英语国家（法国、西班牙、前苏联、罗马尼亚、瑞典）的教科书进行交叉文化研究后发现，除瑞典外，其他国家的教科书也有“重男轻女”的现象，女性角色都少于男性，而且都依据各国传统的价值判断对男女两性的作用作定型描述。印度的中学教科书中男性人物占了绝大多数，女性不是被说成整天为琐事担忧、小题大作，就是被描写成脆弱、爱嫉妒、缺乏理性等。更有甚者，教科书对男性用暴力手段欺负女性不予谴责，反而宣扬女性应对所受的侮辱默默忍受。
以上研究说明教科书中存在性别不平等现象具有世界普遍性。但是大部分研究集中在教育的宏观层面上，涉及历史教科书研究的很少。
我国台湾地区在教科书性别研究方面走在了前列。80年代中后期开始，黄正杰、欧用生、陈伯璋等人借用国外的研究框架，通过对台湾小学的《社会》、《生活与论理》等教科书的考察，揭示出台湾小学教科书中的性别意识形态。80年代后期，台湾妇女新知基金会中的民间研究者对台湾小学至高中的部分教科書进行了抽样调查，发现其中存在着严重的性别失衡现象。在她们的推动下，1996年台湾小学教科书向民间开放编印。但这并没有改变教科书的性别倾向。
大陆对教科书的性别研究始于80年代，早期研究零散、孤立，研究的领域相对狭窄，主要以中小学的语文教科书为主。到1995年曾天山的《论教材中的性别偏见》虽然仍选取语文和英语作为样本，但对古代教科书、现代的大陆、香港、台湾和国外的教科书都一一进行了分析，研究对象在纵向、横向上都有所突破，并提出了“教材文化”的概念。
进入到新世纪，由于综合了社会学、心理学的研究成果，并更多的从女性主义视角出发，教科书的性别研究增加了理论厚度。一些文章在评价西方女性主义教育理论和实践的同时，提出了对中国性别教育和课程改革的借鉴意见。比如，敬少丽指出女性主义对我国教育评价理论的方法论启示在于“教育目标的评价应该给予学生更多的人文关怀”，“过分强调‘理性’、‘客观性’知识的掌握”，就会忽视人的个性、情感、体验。因此，“我们应该重新整理我们的教育课程建设思路”，“将女性的经验和女性的生活作为课程研究的重要内容之一，并将性别问题加入到现存的课程类型和教材体系中去”。陈雨亭对我国中小学教科书中性别不平等现象进行了社会学分析，指出教科书中性别歧视不仅对女生，而且对男生产生了负面影响，并就教科书的编写和审查提出了合理的建议。郑新蓉、杜芳琴等学者将社会性别、性别意识、性别角色、性别文化等概念引入研究范畴，对教科书中男女主角的数量、职业、能力、性格等进行比较，指出“教材确实存在着明确的两性特征模式”，每门学科“精密体系的学科知识背后蕴藏的都是特写的社会人文、哲学、政治、经济、价值等因素”，“这些背景因素以一种‘隐性’方式间接地影响和制约着正式课程”，形成“隐形课程”。俞海燕的硕士论文选取上海市小学S版和H版两套教科书，通过内容分析法对教科书中的男女角色进行了频率分析和形象分析，指出即使在新课改的大环境下，教科书中的性别歧视仍未消除。由史静寰主持编写的《走进教材与教学的性别世界》，视野相对广泛，研究对象涉及语文、历史、英语、社会和综合实践等多门学科以及儿童读物和妇女扫盲教材，并对港澳地区的教科书和日本、澳大利亚的儿童读本进行了比较研究，不少内容还触及了课堂教学中的性别问题。可以这样说，几乎所有的研究都对教科书存在的女性缺失和异化给予了批判和反思，并挖掘出这种现象背后隐藏的社会价值倾向和意识形态需求。
在历史教科书方面，王友军通过分析英国历史教科书中女性缺失的现象及其原因，探讨呼唤女性回归历史教科书的时代因素和基本途径，为新一轮历史课程改革和面临的类似问题提供了一定的借鉴。何成刚在对新课程标准下的几套初中历史教科书进行比较研究后指出了这些教科书存在的不足，其中谈及缺失女性和轻视女性作用的现象仍未改观，他不由地发出这样的疑问“到底什么是历史？”“课程教科书编写者选取历史的标准是什么？”相对来说，郭楠、余艳对历史教科书中的女性人物研究得比较深入和具体。郭楠通过人教版不同年代的四个版本的初中历史教科书中关于武则天的描写，来看这一特殊女性人物在不同历史时期的法定知识文本是如何被呈现和解读的，得出的结论是在教科书中女性形象是依据不同历史时期政治、社会需要来建构的。余艳将研究方向定位于历史教材中的女性政治意识形态，选择六套不同年代、不同版本的历史教科书来反映教科书中的历史女性在政治领域出现的数量、行为、地位、书写或呈现方式上都处在政治边缘化的地位，从而折射出教科书所表达的强烈意识形态和价值取向以及由此给女性参与政治活动和获取政治权力带来的消极影响。
总的来看，性别研究还是一门新兴学科。研究者对教科书中的性别问题给予了较大关注，也取得了不少的研究成果，但涉足历史教科书性别研究的却不多，而且研究选取的样本也不够系统和全面，有的所选版本过于陈旧，现实意义不大，因此不足以全面说明问题。但从另一个角度看，这恰恰为历史教科书的性别研究提供了更广阔的空间。
随着史学研究范围的不断扩大，社会经济生活、文化思想、城市与城镇发展史、民族史、宗教史、心态史以及妇女史纷纷进入研究领域。以此为基石，历史教育内容理应以更多元、更开放的姿态传递历史信息，培养历史意识，承担公民教育、人文教育的责任。而关注女性，培养平等性别意识应该成为历史教育中不可或缺的内容。
就学校课程体系而言，教育内容主要是通过教材、尤其是教科书来落实的。因此，将教科书研究与性别研究相结合将有助于引导人们注意教科书中的性别问题，特别是女性角色的地位问题，进而修正某些偏见，逐渐形成公正、科学、全面的教科书性别意识。
最早关注教科书性别问题的是西方的人类学、文化学和社会心理学的研究者。20世纪中期始他们从各自的学科视角出发，通过选择教科书样本，分析其中的故事情节、课文及插图，考察男女角色出现的数量和质量，结果发现：教科书存在明显的重男轻女倾向，男性文化明显居于主导地位。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以女性主义为基础的教育思潮兴起。一些学者对西方女性主义教育理论的介绍，给了我们一个强烈的印象：西方中小学所用的教科书和其他的儿童读物体现的是一个男性占统治地位的世界。澳大利亚的一些学者对历史学教学用书和课程大纲的研究表明，历史学科中只显示了男人在政治、文化、外交、经济中的活动，并且只有男人被认为是积极参与了历史的形成。美国学者选择了100种使用最多的小学教科书，包括语文、科学和社会学等不同学科的课本，对其插图、文字、主题等方面表现出的性别形象进行分析研究后发现，书中的插图和故事绝大多数以男性为主角，男孩的形象表现为有力量、有智慧，喜欢冒险，具有勇气；而女孩一般都在室内，不是做家务就是在玩洋娃娃。学者们进一步总结出女性在教科书中受到的不公平对待可归结为三个方面：①遗漏——教科书中的女性形象远远少于男性形象。②性别刻板——大部分教科书中的男女形象都是按传统的“男主外、女主内”的性别角色塑造的。③歪曲——教科书描写的女性在本能上是依赖的，缺乏独立性，而且是次等的，缺乏智慧、能力、冒险性和创造性，大都从事职位较低、收入较少、不太需要技术的次级工作。在女性主义看来，“课程中的性别刻板印象反映了官方的性别角色意识形态，它对男性和女性不同的性别期望正是通过带有性别歧视的课程被合法化的。”1981年，丹玛克等人对5个非英语国家（法国、西班牙、前苏联、罗马尼亚、瑞典）的教科书进行交叉文化研究后发现，除瑞典外，其他国家的教科书也有“重男轻女”的现象，女性角色都少于男性，而且都依据各国传统的价值判断对男女两性的作用作定型描述。印度的中学教科书中男性人物占了绝大多数，女性不是被说成整天为琐事担忧、小题大作，就是被描写成脆弱、爱嫉妒、缺乏理性等。更有甚者，教科书对男性用暴力手段欺负女性不予谴责，反而宣扬女性应对所受的侮辱默默忍受。
以上研究说明教科书中存在性别不平等现象具有世界普遍性。但是大部分研究集中在教育的宏观层面上，涉及历史教科书研究的很少。
我国台湾地区在教科书性别研究方面走在了前列。80年代中后期开始，黄正杰、欧用生、陈伯璋等人借用国外的研究框架，通过对台湾小学的《社会》、《生活与论理》等教科书的考察，揭示出台湾小学教科书中的性别意识形态。80年代后期，台湾妇女新知基金会中的民间研究者对台湾小学至高中的部分教科書进行了抽样调查，发现其中存在着严重的性别失衡现象。在她们的推动下，1996年台湾小学教科书向民间开放编印。但这并没有改变教科书的性别倾向。
大陆对教科书的性别研究始于80年代，早期研究零散、孤立，研究的领域相对狭窄，主要以中小学的语文教科书为主。到1995年曾天山的《论教材中的性别偏见》虽然仍选取语文和英语作为样本，但对古代教科书、现代的大陆、香港、台湾和国外的教科书都一一进行了分析，研究对象在纵向、横向上都有所突破，并提出了“教材文化”的概念。
进入到新世纪，由于综合了社会学、心理学的研究成果，并更多的从女性主义视角出发，教科书的性别研究增加了理论厚度。一些文章在评价西方女性主义教育理论和实践的同时，提出了对中国性别教育和课程改革的借鉴意见。比如，敬少丽指出女性主义对我国教育评价理论的方法论启示在于“教育目标的评价应该给予学生更多的人文关怀”，“过分强调‘理性’、‘客观性’知识的掌握”，就会忽视人的个性、情感、体验。因此，“我们应该重新整理我们的教育课程建设思路”，“将女性的经验和女性的生活作为课程研究的重要内容之一，并将性别问题加入到现存的课程类型和教材体系中去”。陈雨亭对我国中小学教科书中性别不平等现象进行了社会学分析，指出教科书中性别歧视不仅对女生，而且对男生产生了负面影响，并就教科书的编写和审查提出了合理的建议。郑新蓉、杜芳琴等学者将社会性别、性别意识、性别角色、性别文化等概念引入研究范畴，对教科书中男女主角的数量、职业、能力、性格等进行比较，指出“教材确实存在着明确的两性特征模式”，每门学科“精密体系的学科知识背后蕴藏的都是特写的社会人文、哲学、政治、经济、价值等因素”，“这些背景因素以一种‘隐性’方式间接地影响和制约着正式课程”，形成“隐形课程”。俞海燕的硕士论文选取上海市小学S版和H版两套教科书，通过内容分析法对教科书中的男女角色进行了频率分析和形象分析，指出即使在新课改的大环境下，教科书中的性别歧视仍未消除。由史静寰主持编写的《走进教材与教学的性别世界》，视野相对广泛，研究对象涉及语文、历史、英语、社会和综合实践等多门学科以及儿童读物和妇女扫盲教材，并对港澳地区的教科书和日本、澳大利亚的儿童读本进行了比较研究，不少内容还触及了课堂教学中的性别问题。可以这样说，几乎所有的研究都对教科书存在的女性缺失和异化给予了批判和反思，并挖掘出这种现象背后隐藏的社会价值倾向和意识形态需求。
在历史教科书方面，王友军通过分析英国历史教科书中女性缺失的现象及其原因，探讨呼唤女性回归历史教科书的时代因素和基本途径，为新一轮历史课程改革和面临的类似问题提供了一定的借鉴。何成刚在对新课程标准下的几套初中历史教科书进行比较研究后指出了这些教科书存在的不足，其中谈及缺失女性和轻视女性作用的现象仍未改观，他不由地发出这样的疑问“到底什么是历史？”“课程教科书编写者选取历史的标准是什么？”相对来说，郭楠、余艳对历史教科书中的女性人物研究得比较深入和具体。郭楠通过人教版不同年代的四个版本的初中历史教科书中关于武则天的描写，来看这一特殊女性人物在不同历史时期的法定知识文本是如何被呈现和解读的，得出的结论是在教科书中女性形象是依据不同历史时期政治、社会需要来建构的。余艳将研究方向定位于历史教材中的女性政治意识形态，选择六套不同年代、不同版本的历史教科书来反映教科书中的历史女性在政治领域出现的数量、行为、地位、书写或呈现方式上都处在政治边缘化的地位，从而折射出教科书所表达的强烈意识形态和价值取向以及由此给女性参与政治活动和获取政治权力带来的消极影响。
总的来看，性别研究还是一门新兴学科。研究者对教科书中的性别问题给予了较大关注，也取得了不少的研究成果，但涉足历史教科书性别研究的却不多，而且研究选取的样本也不够系统和全面，有的所选版本过于陈旧，现实意义不大，因此不足以全面说明问题。但从另一个角度看，这恰恰为历史教科书的性别研究提供了更广阔的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