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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天不来华润苏果，发现手推车也要投币了。问服务员没钢蹦咋办，表情冷漠答“那就别用”。未曾料到的是，我的微信吐槽起了争论。
辩护的意见说：这是很好的设计，约束顾客把手推车放到指定地点——节省资源和成本有什么不对？更多指责在市民的文明素质，不履行“最基本的顾客义务”，云云。
这些年我发现一个铁律。不少朋友，自己本属草根，遭遇恰如《狂人日记》里所说，“也有给知县打枷过的，也有给绅士掌过嘴的，也有衙役占了他妻子的，也有老子娘被债主逼死的”，但总是在第一时间，替资本和权力设处可能的委屈。
对，对。持平之论。但是否考虑，游戏规则已经先此、在几乎所有地方，都朝后者有利的方向解释了？
与此类似。一个突发事件出来，不论多么荒诞恶劣，总有人抢先跳出来，谆谆提醒“打击喷子”、“警惕民粹”、“不能仇富仇官”乃至“防止媒体劫持司法”。
喷子仅指公众？官谣制造者算不算？“美化西方”自然要口诛笔伐。但“水深火热”它的呢？在我们的成长历程中，有多少早已穿帮的笑话，仍旧作为教材影响孩子们？
稍具常识的人都知道，除非预设公众“刁民”，所谓仇富仇官，只是对士林乱象与资本原罪的焦虑。假定权力——不管它来自公权还是大企业——有先天的腐败倾向，然后让它们处于监督拷问之下，这不应该是现代国家的默认逻辑吗？
我当然反对无视事实的暴戾、排斥所谓“舆论劫持司法”，但也睁眼看看司法现实和新闻环境吧。大老虎养肥的过程中，报纸和电视有何作为？打老虎时的应声虫而已。它从来都是权力的帮闲，而非独立的第四种权力。
扯远了。超市新规，“节约成本和资源”孤立看没有什么争议，但前提是享受着文明社会的高质量服务吧？我怎知他们不是为了小算盘所打的公关旗号？正好比“提高油价为减少污染”的强盗逻辑。幸福不会从天降，作为小民应该增加对方的成本，让他们制定政策时左右掂量，而非主动理解配合为其论证合理性（后者有义务自证）。若果手推车存在问题，应该超市花力气寻找两全的解决方案，不能轻易把麻烦转嫁顾客。
突然想起了久违的刁民王海。于是微博检索，看到他一段甚合我心的语录：
消费者和经营者不是平等民事主体之间的法律关系，存在严重的组织不对等和信息不对称——组织不对等滋生强迫和剥削、信息不对称让欺诈得逞，所以市场经济国家的立法、行政和司法都要遵循消费者导向原则。
总之理中客思维，加诸原本就不均衡的社会现实上，那并不是符合伦理的立场。频频听到朋友提“国民性”，国民性即使起作用，也是从属因素——从某种意义上说，它干脆是被它训练的。好比在城市广场随地吐痰固然可恨，但在那里找不到厕所和痰盂则更糟糕。
何况，城市广场本身就很可疑：它本来是片明清民居，谁还记得拆迁时的横幅？我只知道，除非跟大妈一起跳舞，否则在哪里扎堆儿都需要勇气。
辩护的意见说：这是很好的设计，约束顾客把手推车放到指定地点——节省资源和成本有什么不对？更多指责在市民的文明素质，不履行“最基本的顾客义务”，云云。
这些年我发现一个铁律。不少朋友，自己本属草根，遭遇恰如《狂人日记》里所说，“也有给知县打枷过的，也有给绅士掌过嘴的，也有衙役占了他妻子的，也有老子娘被债主逼死的”，但总是在第一时间，替资本和权力设处可能的委屈。
对，对。持平之论。但是否考虑，游戏规则已经先此、在几乎所有地方，都朝后者有利的方向解释了？
与此类似。一个突发事件出来，不论多么荒诞恶劣，总有人抢先跳出来，谆谆提醒“打击喷子”、“警惕民粹”、“不能仇富仇官”乃至“防止媒体劫持司法”。
喷子仅指公众？官谣制造者算不算？“美化西方”自然要口诛笔伐。但“水深火热”它的呢？在我们的成长历程中，有多少早已穿帮的笑话，仍旧作为教材影响孩子们？
稍具常识的人都知道，除非预设公众“刁民”，所谓仇富仇官，只是对士林乱象与资本原罪的焦虑。假定权力——不管它来自公权还是大企业——有先天的腐败倾向，然后让它们处于监督拷问之下，这不应该是现代国家的默认逻辑吗？
我当然反对无视事实的暴戾、排斥所谓“舆论劫持司法”，但也睁眼看看司法现实和新闻环境吧。大老虎养肥的过程中，报纸和电视有何作为？打老虎时的应声虫而已。它从来都是权力的帮闲，而非独立的第四种权力。
扯远了。超市新规，“节约成本和资源”孤立看没有什么争议，但前提是享受着文明社会的高质量服务吧？我怎知他们不是为了小算盘所打的公关旗号？正好比“提高油价为减少污染”的强盗逻辑。幸福不会从天降，作为小民应该增加对方的成本，让他们制定政策时左右掂量，而非主动理解配合为其论证合理性（后者有义务自证）。若果手推车存在问题，应该超市花力气寻找两全的解决方案，不能轻易把麻烦转嫁顾客。
突然想起了久违的刁民王海。于是微博检索，看到他一段甚合我心的语录：
消费者和经营者不是平等民事主体之间的法律关系，存在严重的组织不对等和信息不对称——组织不对等滋生强迫和剥削、信息不对称让欺诈得逞，所以市场经济国家的立法、行政和司法都要遵循消费者导向原则。
总之理中客思维，加诸原本就不均衡的社会现实上，那并不是符合伦理的立场。频频听到朋友提“国民性”，国民性即使起作用，也是从属因素——从某种意义上说，它干脆是被它训练的。好比在城市广场随地吐痰固然可恨，但在那里找不到厕所和痰盂则更糟糕。
何况，城市广场本身就很可疑：它本来是片明清民居，谁还记得拆迁时的横幅？我只知道，除非跟大妈一起跳舞，否则在哪里扎堆儿都需要勇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