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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老家是山东莱州(掖县)，父辈下关东来到东北谋生，几经辗转奔波，最后在长春市新立城安了家，祖父自学成了乡村郎中(医生)。父亲投奔奉军郭松龄部当了连长，后郭被张作霖所杀，他也回到家中，在长春开个小店谋生。母亲崔星齐一共生了三个子女，我大姐刘凤荣(刘以贞)，大哥刘志贤(陆平，文革前的北京大学校长兼党委书记，文革中惨遭迫害、“文革”以后任七机部副部长、全国政协副秘书长，已离休)还有就是我了。
我于1917年3月31日出生，1933年在吉林师范学校读书时加入共青团，投身抗日救亡运动。5月初被捕，但我咬牙坚决不承认自己是CY(共青团)，敌人也没办法，加上父亲的多方营救，将我保了出来。次年初来到北平，大哥当时就读北京大学，我在张学良为救助东北流亡学生开办的免费学校里补习了一年功课后，在大哥的劝说下，揣着一块现大洋的报名费进了考场。最终数学100分，物理、化学60多分、语文及格、英语O分，因单科成绩优异，被北京大学理学院录取，1935年9月，我进入北大化学系就读。系主任是著名化学家曾昭伦先生(建国后曾任教育部副部长)。在大学里，我转为共产党员，并担任共青团北大支部书记。1935年12月，在震惊中外的“一二·九”运动中，我任北大学生会纠察队长，后身份暴露，中央北方局通知我迅速撤离，以特派员身份到豫西开展武装工作，投笔从戎。从那时起，我的名字由刘志诚改为刘居英，一直沿用至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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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豫西开展革命工作一段时间后，我的身份又遭暴露，遂和刘子厚(解放后任河北省省长)跑到陕西华县。又经多次工作调动，“七七事变”前，我任中共北方局特委组织委员。事变后，我们到达太原，在八路军办事处，彭真同志热情接待了我们。不久中央军委副主席周恩来接见了我们，他说，“你们是做白区工作的军事干部，是党的宝贵财富。现在全面抗战开始，党派你们这些骨干到华北五省去发动群众，组织队伍抵抗日军。”这是我第一次见到同恩来同志，他那和蔼可亲的形象和睿智深邃的思想给我留下了终生难忘的印象。
1937年9月，我奉命来到山东，八年抗战期间我一直战斗在齐鲁大地。
1945年8月12日，成立山东省人民政府，这是抗战胜利后，我党第一个省级政府，我任秘书长兼公安总局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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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年8月15日抗日战争胜利以后，中央迅速做出了“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战略决策。三个月内，11万大军、2万名干部赶赴东北。中央电令时在山东的罗荣桓“迅速选调数名高级干部到东北开展工作。”我和肖华、吴瑞林等五名同志，从黄县栾家口子下海向东北进发。在大连上岸后，我们一行直奔沈阳，向陈云同志报到。我随后到万毅纵队，在梅河口和北犯的国民党部队作战。仗还没打几天，陈云同志又将我召回沈阳，任命我为长春市市长。11月8日我正式到任，当时长春作为“伪满州国”首都由苏联红军军管。后来苏联政府迫于国民党的压力，又要求我们撤出长春。结果，我这个市长只当了四十多天。1946年4月18日，我第二次担任长春市长，工作刚开展没几天，由于四平保卫战失利，导致我军撤出长春，我的第二任市长使命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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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长春撤出以后，我没随省政府撤往延吉一带，而是和大部队一起来到蛟河一带发动群众，支援前线。当时，十几万从四平前线撤下来的部队都在这一带，又正值青黄不接，部队缺粮严重，情况非常紧急。这时，东满军区领导周保中、陈光等人路过，听了我的汇报后，立即决定成立军区兵站司令部，任命我为司令员，全力筹保军粮。我们开始四处购粮，有了粮食，先要有火车往回运啊，我们在五常县火车站发现了三辆闲置的完好火车头和一些车皮，就开车运粮，但是火车还是不够用，听说在哈尔滨三棵树机务段有很多车头和车皮，我就带上三名司机和一个武装班到调度室去要车，说有紧急任务，开上三列车就去装粮食。谁知这下可闯了“大祸”，原来这些车是东北局撤到哈尔滨以后，准备一旦情况紧急再撤往佳木斯而准备的。林彪听说是被五常县“土匪”刘司令给“偷”走了，勃然大怒，要彭真立即派人严查，彭真派组织部长林枫去调查。当林部长来到五常时，我正在满脸煤灰汗水装车运粮。林枫说有人告你是土匪破坏军运—我也没好气地说：“四平撤出的十几万大军没粮食吃，都快饿死了，还怎么打仗!”林枫回去之后，如实向林彪作了汇报，林彪听了以后说这还是有功呢!
当年夏天，在哈尔滨召开的东北局高干会议上，陈光、万毅等领导都说：部队撤出四平后，因为严重缺粮差点饿死人，幸亏有刘司令的兵站，部队才能吃饱饭东北局后来表彰了刘老，8月将他调到哈尔滨专管铁路运输，从此刘老与铁路结下不解之缘。
1948年10月，我随陈云同志接管沈阳，负责抢收修铁路，恢复运输。这其中有件事，我至今记得很清楚。在我们刚恢复沈阳站时，发现国民党飞机老是轰炸一列未及开走的军列。后来我们知道这列车上装的全是美国援助蒋介石的新式105、155毫米榴弹炮炮弹。我迅速组织人员冒着敌人的轰炸将军列分解转移到隐蔽安全的地方。为此陈云同志颁布沈阳市军管会嘉奖令，奖励了有关人员。后来这批炮弹在平津战役中发挥了很大作用。
毛泽东同志第一次出访苏联期间，我们负责从山海关到满洲里的线路保障，广大沿线干部工人日夜坚守岗位，确保了主席专列顺利往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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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0年6月25日，朝鲜内战爆发，两天后美国宣布派兵进入朝鲜，并不顾我国政府的多次警告，把战火烧到鸭绿江边。中央作出“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决定，10月19日，志愿军在彭德怀司令员的指挥下，跨过鸭绿江。大军未动粮草先行。1950年11月初，我带领调度人员坐镇沈阳，开始直接指挥各路局军运工作，确保部队、弹药和给养及时运往前线。
随着战事的发展，铁路运输任务日益繁忙，东北人民政府和东北军区成立东北铁路运输司令部，我任司令员，余光生任政委。1951年1月22～30日，志愿军第一次后勤工作会议在沈阳召开，会议由李富春同志主持。周恩来总理率军委各总部领导到会。
会上来自前方的同志异口同声地说影响作战的最大问题就是后方运输问题。我作为铁路运输主管，压力非常大，也有一肚子的苦衷。于是我站起来要求说：“总理，我讲五分钟行吗?”得到总理同意后，我就将前线铁路运输所面临的巨大困难一一摆出来，铁路站段工作人员和铁道兵战士天天在美军飞机的狂轰滥炸下，用生命和鲜血保障运输，伤亡很大。讲到这里，我强忍悲痛，才没落下眼泪。我们需要人、需要材料、更需要高射炮保卫铁路线。我讲了45分钟。总理耐心地听完我的发言，当即拍板，给铁路运输司令部派三个高炮师。同时会议提 出，“要建立一条打不烂，炸不断的钢铁运输线”。
随着铁路运输任务的增多，刘老肩上的担子也越来越重8月1目，刘老任中朝联合铁道运输司令部副司令9月3日，任朝鲜铁道军事管理总局局长兼政委，12月刘老担任前方铁道运输司令部司令员兼政委刘老对自己身兼数职深感不安他给彭德怀司令员打电报提出，自己资历浅还是任副职好彭老总回电说，军委已经研究过不再变了
战争处在紧急关头，刘老勇敢地挑起重担后来他才知道，有关他的任命是周总理亲自提出来的刘老没有辜负总理和军委领导的厚望，迅速组织起运输、抢修和高射炮兵三个指挥部，统一指挥挥铁道兵、高射炮和朝鲜境内各个铁路分局的军事运输工作。
1951年7月，侵朝空军制定了“空中封锁交通线战役”(亦称绞杀战)，他们集中了90％的战斗轰炸机和全部的战略轰炸机，对朝鲜北部的铁路公路和桥梁进行昼夜不停的猛烈轰炸。在铁路线上平均每七米就落下一颗炸弹，美军还扔下许多定时炸弹和子母弹。对交通线附近的树林，美军扔下大量的凝固汽油炸弹，将茂密的森林烧毁，使我方车辆人员无处隐蔽。敌人还派出大量的特务潜入我们后方进行破坏。如何维护交通线是一个非常困难的任务，我肩负着党和人民的重托，丝毫不敢懈怠，经常冒着敌人的轰炸到车站、修路现场，和广大铁道兵战士、火车机务人员想方设法，保证军运顺畅。广大干部战士发挥革命英雄主义，开动脑筋，苦干、巧干、拼命干，和美军斗智斗勇，创造了许多世界铁路抢修的奇迹，如“水下桥”、“复式桥”、“顶牛过江”等等，利用敌人轰炸的间隙，抢修枪运，尽最大可能保证前线的作战需求。
在反“绞杀战”最惨烈的阶段，我因连续四昼夜没睡觉，血压突降，一头栽在地上不省人事。周总理闻讯下令，立即送回北京抢救，因病情很重，我只好先在北京饭店输液，但依然昏迷不醒。奉命前来抢救的医生说，让他睡吧。结果我一气睡了两天，清醒过来以后，我马上赶到西花厅向总理汇报工作。大大出乎我的意料，总理并没有听工作汇报，反问我们每天生活开销花多少钱。我将生活花销支出报告了总理，总理又详细问了我的副手朝鲜运输副相金黄一中将的每天消费情况。
第二天开会，主题仍大出我的意外，原来是反对大国沙文主义
总理说，“我们‘抗美援朝，保家卫国’，是为了朝鲜，也是为了我们自己，可是现在有一种错误观点，说朝鲜离了我们就不行了，毛主席听了很生气。现在还有人说朝鲜将军吃喝都比中国将军好。昨天我作了
个调查，把中朝联合铁道运输司令部双方司令员的每日开销作了对比。我们的司令员每天比朝鲜将军多花22元4角(旧币)。坐在前排的，就是我们的铁道司令，建立‘打不烂，炸不断的钢铁运输线’的刘居英同志。”周总理让我站起来，问道：“我做的调查对不对呀?”我高声回答：“报告总理，完全正确。”这时我才明白总理昨天问我那一番话的含义。几天以后，我回到了朝鲜前线。
客观地讲，由于残酷战争的破坏，特别是美国空军的轰炸，使本来就很脆弱的朝鲜国民经济几乎完全瘫痪，国计民生很大一部分都是由我们国家提供支援的，我举一个小例子。1952年5月28日，美军轰炸了平壤金日成的指挥所，万幸的是金日成没有受伤。由于朝鲜境内物资极度匮乏，金日成派人拿着他的亲笔信，向我要水泥、钢材各10吨，修复掩体。按说这些建筑材料实在算不了什么，但因涉及两国关系，我打电话向总理请示，总理说这点事你个大司令还不能决定。我心中有数了，就批给金日成钢材、水泥各20吨，金日成很感激。
在长达一年的反“绞杀战”中，虽然敌机的轰炸破坏空前猛烈，但铁路运输量还在稳步上升，美军妄图以三个月的时间，阻断我军补给线的阴谋彻底破产
1952年5月31日“绞杀战”的发动者美第八集团军军长范佛里特中将在汉城记者招待会上承认：“虽然联军的空军和海军尽了一切力量企图阻断共产党的供应，但共产党仍然以令人难以置信的顽强毂力把物资运到前线，创造了惊人的奇迹。”1952年4月9日志愿军代司令员陈赓上任后听取的第一个汇报就是刘老的反“绞杀战”情况
陈赓将军在当天的日记里写道：“听取了刘居英报告运输情况，在严重的轰炸封镇下，我仍保证供给，这是个奇迹”朝鲜政府为了表彰刘老所作出的杰出贡献，先后授与他“一级国旗勋章”等多枚勋章和奖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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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2年6月，陈赓代司令员奉调回国，筹建“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工程学院(哈军工)，一年后学院建成，1954年春，我也奉调回国任陈赓院长的副手。
对于这次任命我感到很突然，因为我从来没有在大学工作过，对高等教育这一行很陌生。几天后我到了学院，陈赓同志在系领导干部会上，把我介绍给大家。他说：“这位就是中央给我们派来的副院长，刘居英同志是当年的北京大学学生，是个知识分子，有着光荣的履历。在朝鲜战场上，他是我们志愿军高级将领中的一位英雄。”陈院长的话使我很受鼓舞，但又深感肩上责任的重大。
陈赓院长给了我极大的帮助，他特别注意党内团结，只要不开会，他就会带着我到学院里四处转悠，和苏联专家聊聊，到教授家中看望，还不时地把我介绍给大家。他对我说：“你刚来又不属于什么“山头”。当前你先抓干部的团结工作，你比我年轻，就放手大胆工作吧，有什么困难我来解决。陈赓院长热爱人才，建院之初，他就提出：“既要承认长征二万五，也要承认十年寒窗苦。”“要办好军事院校，首先要依靠老教师，不能光靠两万五!”
1954年5月5日，我被增选为学院党委委员。1954年10月，陈赓院长被任命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兼哈军工院长和政委，学院党委决定由我主持学院的全面日常工作，这样一来自己肩上的担子就更重了。1955年9月27日，我被授予少将军衔，荣获“一级解放勋章”。11月下旬，陈院长回校主持了校级干部和教员的授衔，我和刘有光政委主持尉级军官的授衔。鉴于知识分子军衔偏低，我和刘政委反映了意见。在陈赓大将的支持下，到1956年7月，我们学院全面调高了技术干部的军衔。
哈军工在创建初期，得到苏联专家真诚无私的帮助。1957年3月27日，学院首席顾问奥列霍夫中将积劳成疾病逝在工作岗位上，学院为他举行了隆重的哀悼仪式。直到现在我仍然很怀念这位对中国人民充满真挚感情的老布什维克。虽然我们非常尊重苏联专家，但是我们坚决遵照党中央的指示“以我为主”，保证教学科研工作顺利发展。
1957年6月，陈赓院长指示“走出国门，开阔眼界，把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军事院校的办学经验学到手。”我率领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院校参观团出访苏联、波兰和捷克三国，历时50多天，收获颇丰。
哈军工自创办到“文革”之前，短短十年间，就声名鹊起，身居国内著名高校行列。由于学院的特殊性，党和国家给予了极大的重视。除了毛泽东、刘少奇、陈云之外的其他领导人，及众多的开国将帅差不多都视察过学院。彭德怀、贺龙元帅前后来过三次。当时许多开国元勋的后代也在学院读书，我们对待他们也和普通学生一样。那些将帅对子女要求也很严格，陈毅元帅还特意写来亲笔信，要求严加管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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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1年3月16日，敬爱的陈赓院长在上海逝世，我和全院同志万分悲痛，我作为治丧委员会成员，专程赶赴北京参与陈院长的治丧吊唁活动。现在每每想起几十年前与陈赓大将相处的日子，我还是无限怀念。如今我和陈将军的儿子知建、知庶等人仍保持着良好的关系，他们也很尊重我。1961年10月27目，我被任命为哈军工院长。在政治运动此起彼伏的年代里，我和院领导一班人，尽己所能地维护学校的正常教学科研工作。1964年在长沙的全军院校会议上，哈军工被批判为“不突出政治”的典型。1966年4月1日，哈军工脱离军队编制，1966年8月，在“文革”风暴中我也因为“莫须有”的罪名被打倒，离开了自己为之奋斗十几年的哈军工
刘老曾经深情对自己的学生们讲过：“你们每一期学员中，能出一个钱学森，我这个当院长的就满足了”现在我们没有资格评论刘老的殷切期望是否实现，但是哈军工和在哈军工基础上 派生出的六所高等军事专业院校所培养出的数万名我军优秀人才，过去、现在和将来都是我军现代化建设的中坚力量和领导人才，这一点是勿庸置疑的!
刘居英院长的女儿刘智女士及哈军工校友会北京联络处主任尚法尊老先生对本文的采访写作提供了很大帮助，在此谨致谢意!
我的老家是山东莱州(掖县)，父辈下关东来到东北谋生，几经辗转奔波，最后在长春市新立城安了家，祖父自学成了乡村郎中(医生)。父亲投奔奉军郭松龄部当了连长，后郭被张作霖所杀，他也回到家中，在长春开个小店谋生。母亲崔星齐一共生了三个子女，我大姐刘凤荣(刘以贞)，大哥刘志贤(陆平，文革前的北京大学校长兼党委书记，文革中惨遭迫害、“文革”以后任七机部副部长、全国政协副秘书长，已离休)还有就是我了。
我于1917年3月31日出生，1933年在吉林师范学校读书时加入共青团，投身抗日救亡运动。5月初被捕，但我咬牙坚决不承认自己是CY(共青团)，敌人也没办法，加上父亲的多方营救，将我保了出来。次年初来到北平，大哥当时就读北京大学，我在张学良为救助东北流亡学生开办的免费学校里补习了一年功课后，在大哥的劝说下，揣着一块现大洋的报名费进了考场。最终数学100分，物理、化学60多分、语文及格、英语O分，因单科成绩优异，被北京大学理学院录取，1935年9月，我进入北大化学系就读。系主任是著名化学家曾昭伦先生(建国后曾任教育部副部长)。在大学里，我转为共产党员，并担任共青团北大支部书记。1935年12月，在震惊中外的“一二·九”运动中，我任北大学生会纠察队长，后身份暴露，中央北方局通知我迅速撤离，以特派员身份到豫西开展武装工作，投笔从戎。从那时起，我的名字由刘志诚改为刘居英，一直沿用至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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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豫西开展革命工作一段时间后，我的身份又遭暴露，遂和刘子厚(解放后任河北省省长)跑到陕西华县。又经多次工作调动，“七七事变”前，我任中共北方局特委组织委员。事变后，我们到达太原，在八路军办事处，彭真同志热情接待了我们。不久中央军委副主席周恩来接见了我们，他说，“你们是做白区工作的军事干部，是党的宝贵财富。现在全面抗战开始，党派你们这些骨干到华北五省去发动群众，组织队伍抵抗日军。”这是我第一次见到同恩来同志，他那和蔼可亲的形象和睿智深邃的思想给我留下了终生难忘的印象。
1937年9月，我奉命来到山东，八年抗战期间我一直战斗在齐鲁大地。
1945年8月12日，成立山东省人民政府，这是抗战胜利后，我党第一个省级政府，我任秘书长兼公安总局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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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年8月15日抗日战争胜利以后，中央迅速做出了“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战略决策。三个月内，11万大军、2万名干部赶赴东北。中央电令时在山东的罗荣桓“迅速选调数名高级干部到东北开展工作。”我和肖华、吴瑞林等五名同志，从黄县栾家口子下海向东北进发。在大连上岸后，我们一行直奔沈阳，向陈云同志报到。我随后到万毅纵队，在梅河口和北犯的国民党部队作战。仗还没打几天，陈云同志又将我召回沈阳，任命我为长春市市长。11月8日我正式到任，当时长春作为“伪满州国”首都由苏联红军军管。后来苏联政府迫于国民党的压力，又要求我们撤出长春。结果，我这个市长只当了四十多天。1946年4月18日，我第二次担任长春市长，工作刚开展没几天，由于四平保卫战失利，导致我军撤出长春，我的第二任市长使命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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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长春撤出以后，我没随省政府撤往延吉一带，而是和大部队一起来到蛟河一带发动群众，支援前线。当时，十几万从四平前线撤下来的部队都在这一带，又正值青黄不接，部队缺粮严重，情况非常紧急。这时，东满军区领导周保中、陈光等人路过，听了我的汇报后，立即决定成立军区兵站司令部，任命我为司令员，全力筹保军粮。我们开始四处购粮，有了粮食，先要有火车往回运啊，我们在五常县火车站发现了三辆闲置的完好火车头和一些车皮，就开车运粮，但是火车还是不够用，听说在哈尔滨三棵树机务段有很多车头和车皮，我就带上三名司机和一个武装班到调度室去要车，说有紧急任务，开上三列车就去装粮食。谁知这下可闯了“大祸”，原来这些车是东北局撤到哈尔滨以后，准备一旦情况紧急再撤往佳木斯而准备的。林彪听说是被五常县“土匪”刘司令给“偷”走了，勃然大怒，要彭真立即派人严查，彭真派组织部长林枫去调查。当林部长来到五常时，我正在满脸煤灰汗水装车运粮。林枫说有人告你是土匪破坏军运—我也没好气地说：“四平撤出的十几万大军没粮食吃，都快饿死了，还怎么打仗!”林枫回去之后，如实向林彪作了汇报，林彪听了以后说这还是有功呢!
当年夏天，在哈尔滨召开的东北局高干会议上，陈光、万毅等领导都说：部队撤出四平后，因为严重缺粮差点饿死人，幸亏有刘司令的兵站，部队才能吃饱饭东北局后来表彰了刘老，8月将他调到哈尔滨专管铁路运输，从此刘老与铁路结下不解之缘。
1948年10月，我随陈云同志接管沈阳，负责抢收修铁路，恢复运输。这其中有件事，我至今记得很清楚。在我们刚恢复沈阳站时，发现国民党飞机老是轰炸一列未及开走的军列。后来我们知道这列车上装的全是美国援助蒋介石的新式105、155毫米榴弹炮炮弹。我迅速组织人员冒着敌人的轰炸将军列分解转移到隐蔽安全的地方。为此陈云同志颁布沈阳市军管会嘉奖令，奖励了有关人员。后来这批炮弹在平津战役中发挥了很大作用。
毛泽东同志第一次出访苏联期间，我们负责从山海关到满洲里的线路保障，广大沿线干部工人日夜坚守岗位，确保了主席专列顺利往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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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0年6月25日，朝鲜内战爆发，两天后美国宣布派兵进入朝鲜，并不顾我国政府的多次警告，把战火烧到鸭绿江边。中央作出“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决定，10月19日，志愿军在彭德怀司令员的指挥下，跨过鸭绿江。大军未动粮草先行。1950年11月初，我带领调度人员坐镇沈阳，开始直接指挥各路局军运工作，确保部队、弹药和给养及时运往前线。
随着战事的发展，铁路运输任务日益繁忙，东北人民政府和东北军区成立东北铁路运输司令部，我任司令员，余光生任政委。1951年1月22～30日，志愿军第一次后勤工作会议在沈阳召开，会议由李富春同志主持。周恩来总理率军委各总部领导到会。
会上来自前方的同志异口同声地说影响作战的最大问题就是后方运输问题。我作为铁路运输主管，压力非常大，也有一肚子的苦衷。于是我站起来要求说：“总理，我讲五分钟行吗?”得到总理同意后，我就将前线铁路运输所面临的巨大困难一一摆出来，铁路站段工作人员和铁道兵战士天天在美军飞机的狂轰滥炸下，用生命和鲜血保障运输，伤亡很大。讲到这里，我强忍悲痛，才没落下眼泪。我们需要人、需要材料、更需要高射炮保卫铁路线。我讲了45分钟。总理耐心地听完我的发言，当即拍板，给铁路运输司令部派三个高炮师。同时会议提 出，“要建立一条打不烂，炸不断的钢铁运输线”。
随着铁路运输任务的增多，刘老肩上的担子也越来越重8月1目，刘老任中朝联合铁道运输司令部副司令9月3日，任朝鲜铁道军事管理总局局长兼政委，12月刘老担任前方铁道运输司令部司令员兼政委刘老对自己身兼数职深感不安他给彭德怀司令员打电报提出，自己资历浅还是任副职好彭老总回电说，军委已经研究过不再变了
战争处在紧急关头，刘老勇敢地挑起重担后来他才知道，有关他的任命是周总理亲自提出来的刘老没有辜负总理和军委领导的厚望，迅速组织起运输、抢修和高射炮兵三个指挥部，统一指挥挥铁道兵、高射炮和朝鲜境内各个铁路分局的军事运输工作。
1951年7月，侵朝空军制定了“空中封锁交通线战役”(亦称绞杀战)，他们集中了90％的战斗轰炸机和全部的战略轰炸机，对朝鲜北部的铁路公路和桥梁进行昼夜不停的猛烈轰炸。在铁路线上平均每七米就落下一颗炸弹，美军还扔下许多定时炸弹和子母弹。对交通线附近的树林，美军扔下大量的凝固汽油炸弹，将茂密的森林烧毁，使我方车辆人员无处隐蔽。敌人还派出大量的特务潜入我们后方进行破坏。如何维护交通线是一个非常困难的任务，我肩负着党和人民的重托，丝毫不敢懈怠，经常冒着敌人的轰炸到车站、修路现场，和广大铁道兵战士、火车机务人员想方设法，保证军运顺畅。广大干部战士发挥革命英雄主义，开动脑筋，苦干、巧干、拼命干，和美军斗智斗勇，创造了许多世界铁路抢修的奇迹，如“水下桥”、“复式桥”、“顶牛过江”等等，利用敌人轰炸的间隙，抢修枪运，尽最大可能保证前线的作战需求。
在反“绞杀战”最惨烈的阶段，我因连续四昼夜没睡觉，血压突降，一头栽在地上不省人事。周总理闻讯下令，立即送回北京抢救，因病情很重，我只好先在北京饭店输液，但依然昏迷不醒。奉命前来抢救的医生说，让他睡吧。结果我一气睡了两天，清醒过来以后，我马上赶到西花厅向总理汇报工作。大大出乎我的意料，总理并没有听工作汇报，反问我们每天生活开销花多少钱。我将生活花销支出报告了总理，总理又详细问了我的副手朝鲜运输副相金黄一中将的每天消费情况。
第二天开会，主题仍大出我的意外，原来是反对大国沙文主义
总理说，“我们‘抗美援朝，保家卫国’，是为了朝鲜，也是为了我们自己，可是现在有一种错误观点，说朝鲜离了我们就不行了，毛主席听了很生气。现在还有人说朝鲜将军吃喝都比中国将军好。昨天我作了
个调查，把中朝联合铁道运输司令部双方司令员的每日开销作了对比。我们的司令员每天比朝鲜将军多花22元4角(旧币)。坐在前排的，就是我们的铁道司令，建立‘打不烂，炸不断的钢铁运输线’的刘居英同志。”周总理让我站起来，问道：“我做的调查对不对呀?”我高声回答：“报告总理，完全正确。”这时我才明白总理昨天问我那一番话的含义。几天以后，我回到了朝鲜前线。
客观地讲，由于残酷战争的破坏，特别是美国空军的轰炸，使本来就很脆弱的朝鲜国民经济几乎完全瘫痪，国计民生很大一部分都是由我们国家提供支援的，我举一个小例子。1952年5月28日，美军轰炸了平壤金日成的指挥所，万幸的是金日成没有受伤。由于朝鲜境内物资极度匮乏，金日成派人拿着他的亲笔信，向我要水泥、钢材各10吨，修复掩体。按说这些建筑材料实在算不了什么，但因涉及两国关系，我打电话向总理请示，总理说这点事你个大司令还不能决定。我心中有数了，就批给金日成钢材、水泥各20吨，金日成很感激。
在长达一年的反“绞杀战”中，虽然敌机的轰炸破坏空前猛烈，但铁路运输量还在稳步上升，美军妄图以三个月的时间，阻断我军补给线的阴谋彻底破产
1952年5月31日“绞杀战”的发动者美第八集团军军长范佛里特中将在汉城记者招待会上承认：“虽然联军的空军和海军尽了一切力量企图阻断共产党的供应，但共产党仍然以令人难以置信的顽强毂力把物资运到前线，创造了惊人的奇迹。”1952年4月9日志愿军代司令员陈赓上任后听取的第一个汇报就是刘老的反“绞杀战”情况
陈赓将军在当天的日记里写道：“听取了刘居英报告运输情况，在严重的轰炸封镇下，我仍保证供给，这是个奇迹”朝鲜政府为了表彰刘老所作出的杰出贡献，先后授与他“一级国旗勋章”等多枚勋章和奖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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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2年6月，陈赓代司令员奉调回国，筹建“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工程学院(哈军工)，一年后学院建成，1954年春，我也奉调回国任陈赓院长的副手。
对于这次任命我感到很突然，因为我从来没有在大学工作过，对高等教育这一行很陌生。几天后我到了学院，陈赓同志在系领导干部会上，把我介绍给大家。他说：“这位就是中央给我们派来的副院长，刘居英同志是当年的北京大学学生，是个知识分子，有着光荣的履历。在朝鲜战场上，他是我们志愿军高级将领中的一位英雄。”陈院长的话使我很受鼓舞，但又深感肩上责任的重大。
陈赓院长给了我极大的帮助，他特别注意党内团结，只要不开会，他就会带着我到学院里四处转悠，和苏联专家聊聊，到教授家中看望，还不时地把我介绍给大家。他对我说：“你刚来又不属于什么“山头”。当前你先抓干部的团结工作，你比我年轻，就放手大胆工作吧，有什么困难我来解决。陈赓院长热爱人才，建院之初，他就提出：“既要承认长征二万五，也要承认十年寒窗苦。”“要办好军事院校，首先要依靠老教师，不能光靠两万五!”
1954年5月5日，我被增选为学院党委委员。1954年10月，陈赓院长被任命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兼哈军工院长和政委，学院党委决定由我主持学院的全面日常工作，这样一来自己肩上的担子就更重了。1955年9月27日，我被授予少将军衔，荣获“一级解放勋章”。11月下旬，陈院长回校主持了校级干部和教员的授衔，我和刘有光政委主持尉级军官的授衔。鉴于知识分子军衔偏低，我和刘政委反映了意见。在陈赓大将的支持下，到1956年7月，我们学院全面调高了技术干部的军衔。
哈军工在创建初期，得到苏联专家真诚无私的帮助。1957年3月27日，学院首席顾问奥列霍夫中将积劳成疾病逝在工作岗位上，学院为他举行了隆重的哀悼仪式。直到现在我仍然很怀念这位对中国人民充满真挚感情的老布什维克。虽然我们非常尊重苏联专家，但是我们坚决遵照党中央的指示“以我为主”，保证教学科研工作顺利发展。
1957年6月，陈赓院长指示“走出国门，开阔眼界，把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军事院校的办学经验学到手。”我率领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院校参观团出访苏联、波兰和捷克三国，历时50多天，收获颇丰。
哈军工自创办到“文革”之前，短短十年间，就声名鹊起，身居国内著名高校行列。由于学院的特殊性，党和国家给予了极大的重视。除了毛泽东、刘少奇、陈云之外的其他领导人，及众多的开国将帅差不多都视察过学院。彭德怀、贺龙元帅前后来过三次。当时许多开国元勋的后代也在学院读书，我们对待他们也和普通学生一样。那些将帅对子女要求也很严格，陈毅元帅还特意写来亲笔信，要求严加管教。
7
1961年3月16日，敬爱的陈赓院长在上海逝世，我和全院同志万分悲痛，我作为治丧委员会成员，专程赶赴北京参与陈院长的治丧吊唁活动。现在每每想起几十年前与陈赓大将相处的日子，我还是无限怀念。如今我和陈将军的儿子知建、知庶等人仍保持着良好的关系，他们也很尊重我。1961年10月27目，我被任命为哈军工院长。在政治运动此起彼伏的年代里，我和院领导一班人，尽己所能地维护学校的正常教学科研工作。1964年在长沙的全军院校会议上，哈军工被批判为“不突出政治”的典型。1966年4月1日，哈军工脱离军队编制，1966年8月，在“文革”风暴中我也因为“莫须有”的罪名被打倒，离开了自己为之奋斗十几年的哈军工
刘老曾经深情对自己的学生们讲过：“你们每一期学员中，能出一个钱学森，我这个当院长的就满足了”现在我们没有资格评论刘老的殷切期望是否实现，但是哈军工和在哈军工基础上 派生出的六所高等军事专业院校所培养出的数万名我军优秀人才，过去、现在和将来都是我军现代化建设的中坚力量和领导人才，这一点是勿庸置疑的!
刘居英院长的女儿刘智女士及哈军工校友会北京联络处主任尚法尊老先生对本文的采访写作提供了很大帮助，在此谨致谢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