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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抗战开始后，中国的女性文学步入了一个新的阶段，革命、战争对于她们的生理和心理带来了巨大的影响。女性书写开始关注政治话语，接受政治规范，政治开始改写女性形象，重构女性话语。具体看来可以包含以下三个方面，母亲形象的塑造上，女性爱情的塑造上，女性身体的塑造上。但是在高压的环境之下，也诞生了一批具有相当力度的作品。
关键词：革命；女性；政治；抗战
自从1937年，卢沟桥事变发生后，中华民族抗战开始了，这是一场前所未有的民族灾难，日本侵略者自然也遭受了前所未有的抵抗。在这支抵抗队伍里，不仅仅有男性，更有不可胜数的妇女，她们构成了抗战战场上一道奇观。对于中国的女性作家来说，她们也都是经历了血与火的洗礼，革命、战争对于她们的生理和心理的影响都在不断的发生着改变。革命让受到传统禁锢的女性开始走出“小我”，走向“大我”。我们知道，当时的文学版图主要是三个方面，解放区、国统区、沦陷区，其中大批的女作家开始到达延安，从最早的丁玲到后来的白朗、陈学昭、草明，都开始担任了较重要的社会工作，放弃了先前的自我的姿态，还有很多的人如韦君宜、莫耶、李纳、林蓝等都或多或少的受到影响，分散到其他战线上。在国统区，女性作家的政治意识、社会意识一样的强烈，对于侵略者有着很强的抵抗，如葛琴、杨刚、郁茹都是在从事各种的妇女运动、地下、统战等工作，以各种形式来支持抗战。在沦陷区，有着雅俗合流的趋势，在言与不言之间徘徊。总体上看，抗战文学已经摆脱了五四文学的那种个人化和启蒙理性色彩，更注重文学的功利性，更关注迫在眉睫的民族危亡，女性的创作从内容到风格上体现出不同以往的特色，女性书写开始关注政治话语，接受政治规范，政治开始改写女性形象，重构女性话语。具体看来可以包含以下三个方面，母亲形象的塑造上，女性爱情的塑造上，女性身体的塑造上。
一、革命与母亲形象
在抗日战争中一切都是渺小的，生命来来去去，中国的形势到了不抗日、不解放民族就将灭亡的生死关头。在这个时期，很多的小说中都开始积极地塑造一个“母亲”形象，母亲在五四文学中一方面是作为被父权奴役的对象，另一方面又是作为家长权威的代表而树立在新文学的第一个十年里。但是到了这个时期，母亲已经开始走入深化的阶段，母亲由磨难的痛苦进入到了灵魂的撕裂的阶段，母亲开始散发着超越自身的力量，戴上了“革命”圣母的光环。
在这一时期小说中塑造的女性形象是非常多的，比如葛琴的《生命》、杨沫的《怒涛》、草明的《疯子同志》以及白朗的中篇小说《狱外记》都是塑造了革命母亲形象。《生命》的作者是葛琴，创作这个小说的时候她正是身怀六甲，故事的主人公是一名叫戚瑛的女子，故事中的她还是一个底下的抗日工作者，为了坚持工作，她来到后方城市的一间陋室里，并在痛苦中产下了一个婴儿。这个时候她也开始渐渐的昏迷，在昏迷中她想象到了自己在反扫荡中的丈夫以及翻山越岭的游击队战友、因为抗日被枪毙的舅父，甚至婴儿也被丢弃在了山岗上……所有这些都是展现了一个作为母亲的痛苦。但是革命事业并不允许她耽搁，她只能忍痛将孩子抛弃在一旁。天亮之后，母亲戚瑛被主人责骂，认为她带来了晦气，这个时候戚瑛再也受不住内心的拷问而扑向孩子喊道：“啊，孩子，我的生命！”其实创作者当时的意图在于暗示中华民族的危亡，这点有些象征色彩，与母亲抛弃孩子是与灾难的中华民族联系在一起，也渲染了为迎接生命与民族新生而需要不断付出的母亲形象。
草明的《疯子同志》中刻画了一个疯子共产党员李慕梅的形象。在小说中，李慕梅因为早早的和丈夫去参加革命而致使全家被抓，三岁的女儿因为体弱儿遭受了病症，急需要医治。但是敌人却要求她先交代自己的底细和上司的情况，结果她因为受不了打击而“疯了似的扑向敌人的脸”。最终女儿还是没有被救活，李慕梅病入膏肓，女儿的死一直折磨着她。虽然作者的本意实在强调母亲为了革命的奉献精神，但是母亲的属性决定了她必然要扮演一个矛盾的角色，一面是国家与革命，一面是亲情与人性，都在纠缠着主人公。
所以从这些小说来看，抗战文学一直在强调一种母亲的神圣化的趋向，塑造一种同男性一样的革命者英雄形象的特质，从而成为革命的载体，为革命宣传，为走向胜利提供精神的指引。但是很多女性由于心理的因素，革命女性始终在母亲革命者双重身份之间由于，在政治伦理与个体道德伦理之间总是难以取舍，这也展现了女性作家在革命与现实之间的那种复杂的心理。
二、革命与女性爱情
在30年代早期的时候，革命与爱情的描写已经进入到大众视野中来，在20年代革命文学兴起后的“普罗文学”中得到了最大的展现。但是随着民族矛盾的激化，先前那种浪漫主义的“罗曼蒂克”，那种细致入微地描写爱情的方式已经无法适应现实，也不符合“文协”那种“文章下乡，文章入伍”的理念。
但是爱情是人类永恒的话题，是任何时代都无法回避的问题，特别是在解放区很多的农民政治、经济翻身等导致了大量的问题往往都会以爱情为触发点。在这些故事里，女性翻身获得自主的爱情婚姻是最为常见的描写。这些故事结构简单，主题明确，情节紧凑，很容易吸引大众。写作对生活进行了全面整合，排除了那些低俗的东西，从人物到结构都符合革命需要，使革命具有超越一切的绝对权威性。这些小说中的主要代表有孔厥的《一个女人翻身的故事》，赵树理的《小二黑结婚》，还有孙犁的《光荣》《嘱咐》等等。这些作品往往都是男女相恋受到各种的阻挠，在革命组织和革命理论的庇护下而获得了成功。比如小二黑和小芹相恋受到到了二诸葛和三仙姑的阻挠，这些作为封建残余都是革命要打击的对象，所以顺利成章的小二黑就被区政府的区长给解决了，革命成为了爱情获得合法性的源泉，革命能够拯救爱情。并在这些作品中热情讴歌了爱情，歌颂了新民主政权。
但是也有一些如《丽萍的烦恼》等发出了不和谐的声音。这个小说发表在1942年的《西北文艺》上，主人公是一个叫丽萍的青年知识分子。两个人的经历就是五四模式，两人反对包办婚姻，一起走到了延安，成为一名革命战士。在革命圣地，她和“×长”结婚了，这是血性男儿，经历过各种革命考验的人，但是在对待女性的态度上却是歧视的。他认为结婚找老婆就是要“舒舒服服的享受”，女性只能服从男性的权威。即使在丽萍的分娩的时候，他还是忙于各种的事物，为了工作而没来陪伴，在信的末尾还不忘了希望生个儿子。在儿子出生后，丽萍却要接受各种的命令的要求，“养孩子也是革命工作”，最后只能想离婚。 所以，总体上看抗战文学中的女性爱情总是脱离不开与政治、革命的依存关系，解放区实现了男女平等，像两性生存中事实上的不平等这些问题是无法解决的。革命打击了父权，但是又制造了一个政父，并将女性作为一个性别群体。这些延安女性作家们在一定程度上警示了妇女解放运动中盲目乐观的倾向。
三、革命与女性身体
女性的身体书写很多人并不陌生，身体叙事也是80年代以来女性创作的一个重要的关注范畴。但是对于女性身体的叙写却是自古以来一个历久弥新的话题，到了抗战文学中对于女性身体的关注也更加密切起来，尤其是女性身体的受辱备受关注。
这类的作品更多的在男性作家的笔下得到了展现，男性作家在创作的时候特别注意与国家和民族寓言结合起来。女性身体受辱已经超越了五四时代那种作为父权和阶级压迫的证明，而是与民族国家战争的因素有了勾连。女性受辱是国耻的见证，女性的身体承载的是政治的意义。一些男性作家的作品如李欣的《新与旧》、荒煤的《只是一个人》、陈登科的《杜大娘》、柯岩的《换头记》，都是用来激发大众抗日的动力因素。比如很多小说都是紧紧围绕“被玷污”的故事展开的，往往注重的是残暴的场面描写。草明的《受辱者》就是写一个女性缫丝工因为碰到了日本军人，而被迫做了慰安妇，受尽欺辱。回到了家乡之后想尽方法要报仇，最后用硫酸毁坏机器用为自己报了仇。在男性创作的叙事伦理中，女性在这些苦难里是受辱的，是值得的，是需要发扬的。尤其是受辱的女性为了保存自己的名节，舍生取义，为了报仇与日本人同归于尽更是具有鼓舞作用，而成为很多作家的故事结局。
这个时候能够揭示深层次身体与灵魂的挣扎的作品也是有的，像丁玲的《我在霞村的时候》，就是一个争议颇大的小说。小说写得是一个叫贞贞的女孩子，八路军提供情报工作，却阴差阳错落入到鬼子手里受辱的故事。丁玲并没有写贞贞是如何的绝望，如何的准备用自杀来消极摆脱精神上的痛苦，而是深入到贞贞的内心里。贞贞最初是和磨房小伙计夏大宝自由恋爱的，无意中被日本人抓走，一年后因性病被放了回来，被释放后的贞贞表面看没有精神上的痛苦，“人大约总是这样，那怕到了更坏的地方，还不是只得这样，硬着头皮挺着腰过下去，难道死了不成……？我总得找活路，还要活得有意思，除非万不得已。”尽管革命队伍遗弃了她，尽管要遭受到各种的冷嘲和热讽，但是她还是倔强的帮助革命工作，作者要突出展现的是贞贞的那种面对屈辱命运时的坚强与自尊，这是一般女性身上所看不到的。
丁玲在这里要深刻揭示的是女性在面对革命的时候更要面对各种的封建道德意识，侵略者对女性造成的威胁仅仅生理上的，但是国耻与封建贞操观念的压抑会造成洗刷不去的心理阴影。如果说女性在先前五四是受到一种根深蒂固的父权制度的伤害，还有被救的可能，在政治规训之下的女性只有靠自救才可能改变命运，获得自我。
总之，抗日战争对于女性文学的影响是巨大的，五四文学是在积极地发现女性意识，寻找女性的自我，尽管女性有时被当做了一种父权罪证的见证，但是女性无论是从地位还是前景上都是朝着良性发展的。在抗战文学中，女性的独立性开始丧失，成为政治和革命的附属品，五四传统又因政治的变动而销声匿迹，女性被政治改写的这种命运只有到了新时期才开始归附，80年代女性创作尽管繁荣，但是却虚假甚多，反思的力度远不如紧张的抗战文学中的一些作品有力量的多。
参考文献：
[1]陈东原.中国妇女生活史[M].上海文艺出版社，1990 .
[2]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妇女运动研究室编.五四时期妇女问题文选[J].三联书店，1981.
[3]杜芳琴.发现妇女的历史：中国妇女史论集[M].天津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 .
（作者单位：四川省团校）
关键词：革命；女性；政治；抗战
自从1937年，卢沟桥事变发生后，中华民族抗战开始了，这是一场前所未有的民族灾难，日本侵略者自然也遭受了前所未有的抵抗。在这支抵抗队伍里，不仅仅有男性，更有不可胜数的妇女，她们构成了抗战战场上一道奇观。对于中国的女性作家来说，她们也都是经历了血与火的洗礼，革命、战争对于她们的生理和心理的影响都在不断的发生着改变。革命让受到传统禁锢的女性开始走出“小我”，走向“大我”。我们知道，当时的文学版图主要是三个方面，解放区、国统区、沦陷区，其中大批的女作家开始到达延安，从最早的丁玲到后来的白朗、陈学昭、草明，都开始担任了较重要的社会工作，放弃了先前的自我的姿态，还有很多的人如韦君宜、莫耶、李纳、林蓝等都或多或少的受到影响，分散到其他战线上。在国统区，女性作家的政治意识、社会意识一样的强烈，对于侵略者有着很强的抵抗，如葛琴、杨刚、郁茹都是在从事各种的妇女运动、地下、统战等工作，以各种形式来支持抗战。在沦陷区，有着雅俗合流的趋势，在言与不言之间徘徊。总体上看，抗战文学已经摆脱了五四文学的那种个人化和启蒙理性色彩，更注重文学的功利性，更关注迫在眉睫的民族危亡，女性的创作从内容到风格上体现出不同以往的特色，女性书写开始关注政治话语，接受政治规范，政治开始改写女性形象，重构女性话语。具体看来可以包含以下三个方面，母亲形象的塑造上，女性爱情的塑造上，女性身体的塑造上。
一、革命与母亲形象
在抗日战争中一切都是渺小的，生命来来去去，中国的形势到了不抗日、不解放民族就将灭亡的生死关头。在这个时期，很多的小说中都开始积极地塑造一个“母亲”形象，母亲在五四文学中一方面是作为被父权奴役的对象，另一方面又是作为家长权威的代表而树立在新文学的第一个十年里。但是到了这个时期，母亲已经开始走入深化的阶段，母亲由磨难的痛苦进入到了灵魂的撕裂的阶段，母亲开始散发着超越自身的力量，戴上了“革命”圣母的光环。
在这一时期小说中塑造的女性形象是非常多的，比如葛琴的《生命》、杨沫的《怒涛》、草明的《疯子同志》以及白朗的中篇小说《狱外记》都是塑造了革命母亲形象。《生命》的作者是葛琴，创作这个小说的时候她正是身怀六甲，故事的主人公是一名叫戚瑛的女子，故事中的她还是一个底下的抗日工作者，为了坚持工作，她来到后方城市的一间陋室里，并在痛苦中产下了一个婴儿。这个时候她也开始渐渐的昏迷，在昏迷中她想象到了自己在反扫荡中的丈夫以及翻山越岭的游击队战友、因为抗日被枪毙的舅父，甚至婴儿也被丢弃在了山岗上……所有这些都是展现了一个作为母亲的痛苦。但是革命事业并不允许她耽搁，她只能忍痛将孩子抛弃在一旁。天亮之后，母亲戚瑛被主人责骂，认为她带来了晦气，这个时候戚瑛再也受不住内心的拷问而扑向孩子喊道：“啊，孩子，我的生命！”其实创作者当时的意图在于暗示中华民族的危亡，这点有些象征色彩，与母亲抛弃孩子是与灾难的中华民族联系在一起，也渲染了为迎接生命与民族新生而需要不断付出的母亲形象。
草明的《疯子同志》中刻画了一个疯子共产党员李慕梅的形象。在小说中，李慕梅因为早早的和丈夫去参加革命而致使全家被抓，三岁的女儿因为体弱儿遭受了病症，急需要医治。但是敌人却要求她先交代自己的底细和上司的情况，结果她因为受不了打击而“疯了似的扑向敌人的脸”。最终女儿还是没有被救活，李慕梅病入膏肓，女儿的死一直折磨着她。虽然作者的本意实在强调母亲为了革命的奉献精神，但是母亲的属性决定了她必然要扮演一个矛盾的角色，一面是国家与革命，一面是亲情与人性，都在纠缠着主人公。
所以从这些小说来看，抗战文学一直在强调一种母亲的神圣化的趋向，塑造一种同男性一样的革命者英雄形象的特质，从而成为革命的载体，为革命宣传，为走向胜利提供精神的指引。但是很多女性由于心理的因素，革命女性始终在母亲革命者双重身份之间由于，在政治伦理与个体道德伦理之间总是难以取舍，这也展现了女性作家在革命与现实之间的那种复杂的心理。
二、革命与女性爱情
在30年代早期的时候，革命与爱情的描写已经进入到大众视野中来，在20年代革命文学兴起后的“普罗文学”中得到了最大的展现。但是随着民族矛盾的激化，先前那种浪漫主义的“罗曼蒂克”，那种细致入微地描写爱情的方式已经无法适应现实，也不符合“文协”那种“文章下乡，文章入伍”的理念。
但是爱情是人类永恒的话题，是任何时代都无法回避的问题，特别是在解放区很多的农民政治、经济翻身等导致了大量的问题往往都会以爱情为触发点。在这些故事里，女性翻身获得自主的爱情婚姻是最为常见的描写。这些故事结构简单，主题明确，情节紧凑，很容易吸引大众。写作对生活进行了全面整合，排除了那些低俗的东西，从人物到结构都符合革命需要，使革命具有超越一切的绝对权威性。这些小说中的主要代表有孔厥的《一个女人翻身的故事》，赵树理的《小二黑结婚》，还有孙犁的《光荣》《嘱咐》等等。这些作品往往都是男女相恋受到各种的阻挠，在革命组织和革命理论的庇护下而获得了成功。比如小二黑和小芹相恋受到到了二诸葛和三仙姑的阻挠，这些作为封建残余都是革命要打击的对象，所以顺利成章的小二黑就被区政府的区长给解决了，革命成为了爱情获得合法性的源泉，革命能够拯救爱情。并在这些作品中热情讴歌了爱情，歌颂了新民主政权。
但是也有一些如《丽萍的烦恼》等发出了不和谐的声音。这个小说发表在1942年的《西北文艺》上，主人公是一个叫丽萍的青年知识分子。两个人的经历就是五四模式，两人反对包办婚姻，一起走到了延安，成为一名革命战士。在革命圣地，她和“×长”结婚了，这是血性男儿，经历过各种革命考验的人，但是在对待女性的态度上却是歧视的。他认为结婚找老婆就是要“舒舒服服的享受”，女性只能服从男性的权威。即使在丽萍的分娩的时候，他还是忙于各种的事物，为了工作而没来陪伴，在信的末尾还不忘了希望生个儿子。在儿子出生后，丽萍却要接受各种的命令的要求，“养孩子也是革命工作”，最后只能想离婚。 所以，总体上看抗战文学中的女性爱情总是脱离不开与政治、革命的依存关系，解放区实现了男女平等，像两性生存中事实上的不平等这些问题是无法解决的。革命打击了父权，但是又制造了一个政父，并将女性作为一个性别群体。这些延安女性作家们在一定程度上警示了妇女解放运动中盲目乐观的倾向。
三、革命与女性身体
女性的身体书写很多人并不陌生，身体叙事也是80年代以来女性创作的一个重要的关注范畴。但是对于女性身体的叙写却是自古以来一个历久弥新的话题，到了抗战文学中对于女性身体的关注也更加密切起来，尤其是女性身体的受辱备受关注。
这类的作品更多的在男性作家的笔下得到了展现，男性作家在创作的时候特别注意与国家和民族寓言结合起来。女性身体受辱已经超越了五四时代那种作为父权和阶级压迫的证明，而是与民族国家战争的因素有了勾连。女性受辱是国耻的见证，女性的身体承载的是政治的意义。一些男性作家的作品如李欣的《新与旧》、荒煤的《只是一个人》、陈登科的《杜大娘》、柯岩的《换头记》，都是用来激发大众抗日的动力因素。比如很多小说都是紧紧围绕“被玷污”的故事展开的，往往注重的是残暴的场面描写。草明的《受辱者》就是写一个女性缫丝工因为碰到了日本军人，而被迫做了慰安妇，受尽欺辱。回到了家乡之后想尽方法要报仇，最后用硫酸毁坏机器用为自己报了仇。在男性创作的叙事伦理中，女性在这些苦难里是受辱的，是值得的，是需要发扬的。尤其是受辱的女性为了保存自己的名节，舍生取义，为了报仇与日本人同归于尽更是具有鼓舞作用，而成为很多作家的故事结局。
这个时候能够揭示深层次身体与灵魂的挣扎的作品也是有的，像丁玲的《我在霞村的时候》，就是一个争议颇大的小说。小说写得是一个叫贞贞的女孩子，八路军提供情报工作，却阴差阳错落入到鬼子手里受辱的故事。丁玲并没有写贞贞是如何的绝望，如何的准备用自杀来消极摆脱精神上的痛苦，而是深入到贞贞的内心里。贞贞最初是和磨房小伙计夏大宝自由恋爱的，无意中被日本人抓走，一年后因性病被放了回来，被释放后的贞贞表面看没有精神上的痛苦，“人大约总是这样，那怕到了更坏的地方，还不是只得这样，硬着头皮挺着腰过下去，难道死了不成……？我总得找活路，还要活得有意思，除非万不得已。”尽管革命队伍遗弃了她，尽管要遭受到各种的冷嘲和热讽，但是她还是倔强的帮助革命工作，作者要突出展现的是贞贞的那种面对屈辱命运时的坚强与自尊，这是一般女性身上所看不到的。
丁玲在这里要深刻揭示的是女性在面对革命的时候更要面对各种的封建道德意识，侵略者对女性造成的威胁仅仅生理上的，但是国耻与封建贞操观念的压抑会造成洗刷不去的心理阴影。如果说女性在先前五四是受到一种根深蒂固的父权制度的伤害，还有被救的可能，在政治规训之下的女性只有靠自救才可能改变命运，获得自我。
总之，抗日战争对于女性文学的影响是巨大的，五四文学是在积极地发现女性意识，寻找女性的自我，尽管女性有时被当做了一种父权罪证的见证，但是女性无论是从地位还是前景上都是朝着良性发展的。在抗战文学中，女性的独立性开始丧失，成为政治和革命的附属品，五四传统又因政治的变动而销声匿迹，女性被政治改写的这种命运只有到了新时期才开始归附，80年代女性创作尽管繁荣，但是却虚假甚多，反思的力度远不如紧张的抗战文学中的一些作品有力量的多。
参考文献：
[1]陈东原.中国妇女生活史[M].上海文艺出版社，1990 .
[2]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妇女运动研究室编.五四时期妇女问题文选[J].三联书店，1981.
[3]杜芳琴.发现妇女的历史：中国妇女史论集[M].天津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 .
（作者单位：四川省团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