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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1月8日，2017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在人民大会堂举行，88岁的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病毒病所研究员、中国工程院院士侯云德获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
这位“80后”科学家到底书写了怎样的传奇？
勤奋的“中国留学生”
病毒，人们谈之色变。几乎每年都会有新的高致病、高致死病毒病暴发，给人类生命健康带来重大威胁。
上世纪50年代，我国的医学病毒学研究还处于初创阶段。一些对我国危害严重的病毒性疾病，如麻疹、脊髓灰质炎、流行性乙型脑炎等，威胁着我国人民的生命健康。当时的中国，迫切需要一批从事病毒学研究的高级人才，为国家流行的重要病毒病的诊断、预防和控制开展科技攻关。
1958年，已经参加工作的侯云德被公派到苏联医学科学院伊凡诺夫斯基病毒学研究所攻读副博士学位。“国家信任我，提供条件让我学习，我要尽自己最大努力回报祖国。”带着国家嘱托，他开始了留学生涯。
研究所每天四点半下班，侯云德就“赖”在实验室和图书馆里继续学习，直至午夜地铁发出末班车时，他才赶乘地铁回到住处。久而久之，他成了全研究所最晚下班的人，门卫干脆把实验室的钥匙交给了他。
矢志不渝的努力，使得侯云德迅速成长为病毒领域的专家，同行们都十分钦佩这位吃苦耐劳、勤奋好学的“中国留学生”。有一次，研究所遇到了一场突如其来的“天灾”：试验用的小白鼠全部死亡，而且没有征兆。在反复求证无果的情况下，一位负责人抱着试一试的想法找到了侯云德，想请他帮忙找出原因。
当时还在读副博士的侯云德仔细勘察了实验室情况，根据多年知识积累给出了判断：小白鼠可能死于仙台病毒感染。经过反复试验，他证明了自己的结论，并对实验室进行系统消毒，清理所有动物。此后，实验室再也没有出现动物集体死亡的事件。
围绕着这些研究，侯云德在留苏期间发表了17篇论文。由于频频发表论文，苏联《病毒学杂志》编辑还特地跑到研究所问：“侯云德是谁？他是什么样的人物？”
1961年，侯云德完成了关于副流感病毒研究的学位论文，这是一篇全俄文书写的具有独创性的优秀论文。鉴于论文的学术成就，苏联高等教育部于1962年破例越过副博士学位，直接授予侯云德医学科学博士学位，这在伊凡诺夫斯基病毒学研究所几十年的历史上前所未有。他的导师热泪盈眶地说：“侯云德博士是我从事科研工作30年来遇到的唯一一位如此优秀的科学家，这不仅是我的骄傲，也是研究所的荣誉。”
推动干扰素“平民化”
干扰素是人体分泌的一种蛋白质，具有广谱抗病毒、抗肿瘤和免疫功能，是国际公认的治疗肝炎、肿瘤等疾病的首选药之一。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中国，干扰素完全依靠进口，患者治疗一个疗程的费用需要2万元至3萬元，这在当时来讲无疑是一个天文数字。
为让干扰素“平民化”，让每个老百姓都能用得起，1962年，学成归国的侯云德带着他的研发团队开始了漫长的干扰素研制工作。侯云德发现，中药黄芪可以抵制某些病毒繁殖，并能诱生干扰素，这是我国第一次以严格科学的方法证明传统中药黄芪具有调节免疫系统的功能。上世纪70年代中后期，侯云德对人白细胞干扰素的诱生及纯化进行了深入研究，并选育出具有诱导干扰素高产能力的病毒株HDV-F系，最终研制成临床级干扰素制剂。
一开始，侯云德选择用人脐血白细胞诱生制备干扰素，但是成本太高。1977年，人的生长激素释放抑制因子的基因工程在美国宣告成功。侯云德大胆设想：“采用基因工程能让细菌大量生产人干扰素，这不就是降低干扰素成本的好方法吗？”
当时，我国生物技术处于起步阶段，各方面条件都较为落后，搞干扰素基因工程，更是无从下手。国际上的做法是首先要建立一种测定干扰素信使核糖核酸的技术，其中要用到非洲爪蟾蜍卵的母细胞，而这种物质国内根本无从获取。侯云德不愿放弃，他多方联系，反复尝试，最终在北京郊区的饲养场找到了一种非洲鲫鱼，它的卵母细胞成为理想的替代品。当年，侯云德在美国纽约举行的国际干扰素会议上宣读了这个制备干扰素的“土办法”，由于操作简便，立即受到了国际专家的高度评价。
1982年，53岁的侯云德首次克隆出具有我国自主知识产权、中国人抗病毒反应优势的人α1b型干扰素基因，并成功研发出国际上独创的国家I类新药产品重组α1b型干扰素，临床证明，对乙型肝炎、丙型肝炎、毛细胞性白血病等有明显的疗效，且与国外同类产品相比副反应小得多。
从研制之初到如今，40多年过去了，我国自主生产的干扰素不仅占领了国内90%以上的市场，而且价格比以前低了10倍以上。侯云德主导研制的基因工程药物已让成千上万名患者得到救治，产生了数十亿元人民币的经济效益，对我国生物医药的发展和科技成果转化具有重要意义。因为在相关领域的突出贡献，侯云德被社会各界誉为“中国基因工程药物之父”“干扰素之父”。
建立传染病防控体系
2008年至今，侯云德一直担任“艾滋病和病毒性肝炎等重大传染病防治”科技重大专项技术总师，指导布局艾滋病、病毒性肝炎、结核病、能力建设和中医药防治重大传染病五个领域的研究，对突发急性传染病防控综合技术网络体系进行顶层设计。
2009年3月，墨西哥和美国等发生甲型H1N1流感，3个月后，世界卫生组织宣布将甲型H1N1流感大流行警告级别提升为6级，即全球流感大流行。
与病毒赛跑，就是与生命赛跑，早一天研究出疫苗就能救治更多人。在侯云德带领下，研究团队在获得流感病毒毒株后72小时内，经过1000余次筛选，验证了与17种不同流感病毒亚型的交叉反应，建立了快速灵敏的甲型H1N1流感病毒检测方法。更令人骄傲的是，在甲流暴发的短短87天后，我国就成功研制出了甲流疫苗，成为全球首个批准甲流疫苗上市的国家，比欧美国家提早了数月。
甲流疫苗上市后，我国迅速建立了全球规模最大的疫苗个案不良反应监测数据库（7000万例个案），为全球甲流疫苗接种提供了安全性依据。
此前，世界卫生组织提出，新病毒疫苗需要接种2剂次。而侯云德根据多年经验和研究，从实际出发，提出疫苗只打1剂次的建议。这大大降低了疫苗的使用成本，之后的事实证明，中国人体内几乎都有流感病毒的抗体，疫苗一针就可有效调动特异性免疫反应来抵抗病毒。
在甲型H1N1流感流行期间，欧美很多国家均有2个自然流行高峰，而我国呈现独特的单峰现象。“这是我们成功干预的结果。”侯云德说，自1889年以来，全球共发生过6次流感大流行，前5次都没有成功干预，而面对甲型H1N1流感，我国改变了其流行自然峰值，在人类历史上首次实现了对流感大流行的有效干预和控制。
与此同时，侯云德主导建立了覆盖我国所有省份的“应对新发突发传染病的综合防控网络体系”，实现了72小时内对五大症候群300余个病原快速确认，同时对未知病原体进行检测和鉴定的技术体系，大大提高了我国新发突发传染病防控能力，推动我国传染病防控事业步入了新时代。
事实上，传染病防控网络体系切实成功应对了近年来的新发突发传染病疫情。2013年我国首先发现H7N9禽流感病毒可感染人，其感染率比H5N1高100倍，病死率达40%。这一全新的病毒从发现到控制不到1个月时间，至今没有传到别的国家。
2014年中东呼吸道综合征再次向全球扩散，一例被感染的韩国人进入我国后被网络体系快速发现，就地诊断隔离，在我国未出现二代病例。
从事科研63年，著书8本，侯云德1990年独自编著的105万字的《分子病毒学》，这本书至今仍是我国分子病毒学界最为全面系统的经典专著之一。甲流、寨卡……近年来每逢突发传染病来袭，防控专家仍要不时去翻开这本厚厚的书，追溯陌生病毒的“前世今生”。
“双鬓添白发，我心情切切，愿将此一生，贡献四化业。”这是侯云德的一首明志诗。当下，他最关心的是即将于2020年结项的传染病重大专项，那时，他就91岁了。
这位“80后”科学家到底书写了怎样的传奇？
勤奋的“中国留学生”
病毒，人们谈之色变。几乎每年都会有新的高致病、高致死病毒病暴发，给人类生命健康带来重大威胁。
上世纪50年代，我国的医学病毒学研究还处于初创阶段。一些对我国危害严重的病毒性疾病，如麻疹、脊髓灰质炎、流行性乙型脑炎等，威胁着我国人民的生命健康。当时的中国，迫切需要一批从事病毒学研究的高级人才，为国家流行的重要病毒病的诊断、预防和控制开展科技攻关。
1958年，已经参加工作的侯云德被公派到苏联医学科学院伊凡诺夫斯基病毒学研究所攻读副博士学位。“国家信任我，提供条件让我学习，我要尽自己最大努力回报祖国。”带着国家嘱托，他开始了留学生涯。
研究所每天四点半下班，侯云德就“赖”在实验室和图书馆里继续学习，直至午夜地铁发出末班车时，他才赶乘地铁回到住处。久而久之，他成了全研究所最晚下班的人，门卫干脆把实验室的钥匙交给了他。
矢志不渝的努力，使得侯云德迅速成长为病毒领域的专家，同行们都十分钦佩这位吃苦耐劳、勤奋好学的“中国留学生”。有一次，研究所遇到了一场突如其来的“天灾”：试验用的小白鼠全部死亡，而且没有征兆。在反复求证无果的情况下，一位负责人抱着试一试的想法找到了侯云德，想请他帮忙找出原因。
当时还在读副博士的侯云德仔细勘察了实验室情况，根据多年知识积累给出了判断：小白鼠可能死于仙台病毒感染。经过反复试验，他证明了自己的结论，并对实验室进行系统消毒，清理所有动物。此后，实验室再也没有出现动物集体死亡的事件。
围绕着这些研究，侯云德在留苏期间发表了17篇论文。由于频频发表论文，苏联《病毒学杂志》编辑还特地跑到研究所问：“侯云德是谁？他是什么样的人物？”
1961年，侯云德完成了关于副流感病毒研究的学位论文，这是一篇全俄文书写的具有独创性的优秀论文。鉴于论文的学术成就，苏联高等教育部于1962年破例越过副博士学位，直接授予侯云德医学科学博士学位，这在伊凡诺夫斯基病毒学研究所几十年的历史上前所未有。他的导师热泪盈眶地说：“侯云德博士是我从事科研工作30年来遇到的唯一一位如此优秀的科学家，这不仅是我的骄傲，也是研究所的荣誉。”
推动干扰素“平民化”
干扰素是人体分泌的一种蛋白质，具有广谱抗病毒、抗肿瘤和免疫功能，是国际公认的治疗肝炎、肿瘤等疾病的首选药之一。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中国，干扰素完全依靠进口，患者治疗一个疗程的费用需要2万元至3萬元，这在当时来讲无疑是一个天文数字。
为让干扰素“平民化”，让每个老百姓都能用得起，1962年，学成归国的侯云德带着他的研发团队开始了漫长的干扰素研制工作。侯云德发现，中药黄芪可以抵制某些病毒繁殖，并能诱生干扰素，这是我国第一次以严格科学的方法证明传统中药黄芪具有调节免疫系统的功能。上世纪70年代中后期，侯云德对人白细胞干扰素的诱生及纯化进行了深入研究，并选育出具有诱导干扰素高产能力的病毒株HDV-F系，最终研制成临床级干扰素制剂。
一开始，侯云德选择用人脐血白细胞诱生制备干扰素，但是成本太高。1977年，人的生长激素释放抑制因子的基因工程在美国宣告成功。侯云德大胆设想：“采用基因工程能让细菌大量生产人干扰素，这不就是降低干扰素成本的好方法吗？”
当时，我国生物技术处于起步阶段，各方面条件都较为落后，搞干扰素基因工程，更是无从下手。国际上的做法是首先要建立一种测定干扰素信使核糖核酸的技术，其中要用到非洲爪蟾蜍卵的母细胞，而这种物质国内根本无从获取。侯云德不愿放弃，他多方联系，反复尝试，最终在北京郊区的饲养场找到了一种非洲鲫鱼，它的卵母细胞成为理想的替代品。当年，侯云德在美国纽约举行的国际干扰素会议上宣读了这个制备干扰素的“土办法”，由于操作简便，立即受到了国际专家的高度评价。
1982年，53岁的侯云德首次克隆出具有我国自主知识产权、中国人抗病毒反应优势的人α1b型干扰素基因，并成功研发出国际上独创的国家I类新药产品重组α1b型干扰素，临床证明，对乙型肝炎、丙型肝炎、毛细胞性白血病等有明显的疗效，且与国外同类产品相比副反应小得多。
从研制之初到如今，40多年过去了，我国自主生产的干扰素不仅占领了国内90%以上的市场，而且价格比以前低了10倍以上。侯云德主导研制的基因工程药物已让成千上万名患者得到救治，产生了数十亿元人民币的经济效益，对我国生物医药的发展和科技成果转化具有重要意义。因为在相关领域的突出贡献，侯云德被社会各界誉为“中国基因工程药物之父”“干扰素之父”。
建立传染病防控体系
2008年至今，侯云德一直担任“艾滋病和病毒性肝炎等重大传染病防治”科技重大专项技术总师，指导布局艾滋病、病毒性肝炎、结核病、能力建设和中医药防治重大传染病五个领域的研究，对突发急性传染病防控综合技术网络体系进行顶层设计。
2009年3月，墨西哥和美国等发生甲型H1N1流感，3个月后，世界卫生组织宣布将甲型H1N1流感大流行警告级别提升为6级，即全球流感大流行。
与病毒赛跑，就是与生命赛跑，早一天研究出疫苗就能救治更多人。在侯云德带领下，研究团队在获得流感病毒毒株后72小时内，经过1000余次筛选，验证了与17种不同流感病毒亚型的交叉反应，建立了快速灵敏的甲型H1N1流感病毒检测方法。更令人骄傲的是，在甲流暴发的短短87天后，我国就成功研制出了甲流疫苗，成为全球首个批准甲流疫苗上市的国家，比欧美国家提早了数月。
甲流疫苗上市后，我国迅速建立了全球规模最大的疫苗个案不良反应监测数据库（7000万例个案），为全球甲流疫苗接种提供了安全性依据。
此前，世界卫生组织提出，新病毒疫苗需要接种2剂次。而侯云德根据多年经验和研究，从实际出发，提出疫苗只打1剂次的建议。这大大降低了疫苗的使用成本，之后的事实证明，中国人体内几乎都有流感病毒的抗体，疫苗一针就可有效调动特异性免疫反应来抵抗病毒。
在甲型H1N1流感流行期间，欧美很多国家均有2个自然流行高峰，而我国呈现独特的单峰现象。“这是我们成功干预的结果。”侯云德说，自1889年以来，全球共发生过6次流感大流行，前5次都没有成功干预，而面对甲型H1N1流感，我国改变了其流行自然峰值，在人类历史上首次实现了对流感大流行的有效干预和控制。
与此同时，侯云德主导建立了覆盖我国所有省份的“应对新发突发传染病的综合防控网络体系”，实现了72小时内对五大症候群300余个病原快速确认，同时对未知病原体进行检测和鉴定的技术体系，大大提高了我国新发突发传染病防控能力，推动我国传染病防控事业步入了新时代。
事实上，传染病防控网络体系切实成功应对了近年来的新发突发传染病疫情。2013年我国首先发现H7N9禽流感病毒可感染人，其感染率比H5N1高100倍，病死率达40%。这一全新的病毒从发现到控制不到1个月时间，至今没有传到别的国家。
2014年中东呼吸道综合征再次向全球扩散，一例被感染的韩国人进入我国后被网络体系快速发现，就地诊断隔离，在我国未出现二代病例。
从事科研63年，著书8本，侯云德1990年独自编著的105万字的《分子病毒学》，这本书至今仍是我国分子病毒学界最为全面系统的经典专著之一。甲流、寨卡……近年来每逢突发传染病来袭，防控专家仍要不时去翻开这本厚厚的书，追溯陌生病毒的“前世今生”。
“双鬓添白发，我心情切切，愿将此一生，贡献四化业。”这是侯云德的一首明志诗。当下，他最关心的是即将于2020年结项的传染病重大专项，那时，他就91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