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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起喝杯咖啡，疲倦时点一支烟，聚会时来一杯酒……生活中某些习惯，是否已经成为你生命的一部分？酒精、烟草、咖啡因，甚至鸦片、大麻、可待因，让人沉迷的“瘾品”正在一步步从传统走向现代，于是有了网瘾和性瘾，有人嗜零食成瘾，也有人无甜食不欢。
说起历史，成瘾物的使用曾对中华民族造成过极大的国殇。鸦片战争和东亚病夫的污名，更是每个中国人挥之不去的噩梦。改革开放以来，成瘾物问题一度死灰复燃，但终在社会各界的努力下得到有效遏制。近些年，新型毒品问题又开始造成困扰。同时，以烟草和酒精为代表的合法成瘾物，也在一点点侵蚀人们的健康。成瘾到底是怎么回事？
在民间，对成瘾物使用存在一定的误解。这在一定程度上对有效合理地认识、预防、治理、矫正成瘾物使用造成了阻碍。首先应该承认的是，成瘾物使用在某种程度上是有生理基础的。也就是说，人们确实会对酒精、烟草、鸦片、冰毒等产生生理依赖，这种生理依赖由我们人体的脑内化学分泌和代偿机制联合完成。但是，生理因素只能在很有限的条件下解释人群中的成瘾物使用行为，而且这种条件往往只在实验室里孤立存在。
这就需要我们解释，为什么成瘾的社会心理基础更为关键。
首先，成瘾物使用是一种习得的行为。以霍华德贝克为代表的许多社会学研究发现，包括大麻、海洛因、酒精在内的成瘾物使用者，头几次使用该成瘾物时的体验基本都极差，很少有人能获得所谓的快感。同时，剂量、使用方式也极大地决定了成瘾物使用时获得的快感。因此，在没有不良人群“帮助”的情况下，一个人既不懂如何正确吸食成瘾物，也很难正确体验成瘾物造成的生理效果。
这一点对很多刚喝酒的人来说很明显。最开始喝酒，大部分人只感觉到辣嘴，还有由于血液酒精含量升高带来的燥热和心跳加快。这些感觉都并不是先验地就让人舒适的。关于如何体会饮酒给人带来的快乐，需要我们习得。在没有频繁、有规律的劝酒氛围下，饮酒是一种很难习得的行为。
早在20世纪初，美国华裔社会心理学家戴宾汉就发现，北美吸食鸦片的华裔人群，与其说沉迷于鸦片，不如说是无法在鸦片之外的美国社会找到该有的尊重感和社会地位。霍华德贝克以大麻為例就发现，绝大多数人必须在他人的介入之下才能获得开心的感觉。这些都说明，我们对成瘾物甚至毒品，一方面要避免不理性的恐惧心态，另一方面则要融入健康的社交坏境以避免不良影响。
其次，当一个作为生产和社会关系总和的社会出现不健康发展时，该社会中的人群就不可避免地出现一系列成瘾物使用现象。马克思提出“宗教是人民的鸦片”，在特定的环境下，我们也可以说“鸦片是人民的宗教”。恩格斯在《英格兰工人阶级状况》中观察到工人阶级中存在的酗酒现象，但他指出这种现象的根本原因绝不是个人意志薄弱，而是社会中存在的剥削所造成的社会关系破裂以及赤贫。
今天美国社会中大量存在的鸦片制剂滥用和其带来的数年飙升的死亡率，直接反映了2008年经济危机后贫困人口未能摆脱的生存难题。这种生存难题往往不是温饱之类的生理问题，而是社群解体、家庭破裂、老无所养等一系列被美国资本精英和自由主义文化名流所无视的普遍社会现状。
同样，成瘾物归根结底只是植物性或合成的化学物质，并不天然地具有社会影响。如果不解决贫困、失去规范、鳏寡孤独、压力山大等社会问题，总会有一部分人需要在某种成瘾物中找到寄托。这一部分人可能不是你我，但你我不能忽视这一部分人经受的苦难，这些苦难从根本上诱发成瘾物使用。这些苦难往往不是他们咎由自取，那么成瘾物使用也并不完全是他们的本意。我们国家的法律把吸食毒品的人和制造、贩卖毒品区别对待，其实就体现了这种人性化的理解。
根本的一点就是，我们必须把成瘾物使用当作一个社会问题而非生物性问题来看待。回顾成瘾物的历史，如果不解决人们的经济、社交、家庭等领域的问题，而是简单地禁止、控制成瘾物，效果往往会适得其反。
我们都知道，吗啡是当鸦片在美国被逐渐禁止后出现的替代品，而进一步的提纯海洛因和可卡因，又成为了吗啡的替代品。人们总有办法发明、提纯、发现新的成瘾物。这些新的替代品永远不会消失，因为改变化学结构来让一种物质造成大脑反馈的方法几乎是无穷的，何况相当多的成瘾物最开始只是医用品、军需品。
正如大禹治水，堵不如疏。当社会中出现一些问题时，我们应该首先尽每个人作为社会大家庭一部分的职责，在生活、工作、经济、人际上主动引导帮扶有困难的人。成瘾物可以说是一种类似皮炎的病灶，头痛医头、脚痛医脚是不能根本解决问题的，反而会产生抗药性、反复发作。但如果我们针对它背后的社会问题，了解身边的疾苦，在政府、社会力量、个人的联合治理下，成瘾物牛皮癣就可能不攻自破。
说起历史，成瘾物的使用曾对中华民族造成过极大的国殇。鸦片战争和东亚病夫的污名，更是每个中国人挥之不去的噩梦。改革开放以来，成瘾物问题一度死灰复燃，但终在社会各界的努力下得到有效遏制。近些年，新型毒品问题又开始造成困扰。同时，以烟草和酒精为代表的合法成瘾物，也在一点点侵蚀人们的健康。成瘾到底是怎么回事？
在民间，对成瘾物使用存在一定的误解。这在一定程度上对有效合理地认识、预防、治理、矫正成瘾物使用造成了阻碍。首先应该承认的是，成瘾物使用在某种程度上是有生理基础的。也就是说，人们确实会对酒精、烟草、鸦片、冰毒等产生生理依赖，这种生理依赖由我们人体的脑内化学分泌和代偿机制联合完成。但是，生理因素只能在很有限的条件下解释人群中的成瘾物使用行为，而且这种条件往往只在实验室里孤立存在。
这就需要我们解释，为什么成瘾的社会心理基础更为关键。
一种习得的行为
首先，成瘾物使用是一种习得的行为。以霍华德贝克为代表的许多社会学研究发现，包括大麻、海洛因、酒精在内的成瘾物使用者，头几次使用该成瘾物时的体验基本都极差，很少有人能获得所谓的快感。同时，剂量、使用方式也极大地决定了成瘾物使用时获得的快感。因此，在没有不良人群“帮助”的情况下，一个人既不懂如何正确吸食成瘾物，也很难正确体验成瘾物造成的生理效果。
这一点对很多刚喝酒的人来说很明显。最开始喝酒，大部分人只感觉到辣嘴，还有由于血液酒精含量升高带来的燥热和心跳加快。这些感觉都并不是先验地就让人舒适的。关于如何体会饮酒给人带来的快乐，需要我们习得。在没有频繁、有规律的劝酒氛围下，饮酒是一种很难习得的行为。
早在20世纪初，美国华裔社会心理学家戴宾汉就发现，北美吸食鸦片的华裔人群，与其说沉迷于鸦片，不如说是无法在鸦片之外的美国社会找到该有的尊重感和社会地位。霍华德贝克以大麻為例就发现，绝大多数人必须在他人的介入之下才能获得开心的感觉。这些都说明，我们对成瘾物甚至毒品，一方面要避免不理性的恐惧心态，另一方面则要融入健康的社交坏境以避免不良影响。
苦难的寄托之所
其次，当一个作为生产和社会关系总和的社会出现不健康发展时，该社会中的人群就不可避免地出现一系列成瘾物使用现象。马克思提出“宗教是人民的鸦片”，在特定的环境下，我们也可以说“鸦片是人民的宗教”。恩格斯在《英格兰工人阶级状况》中观察到工人阶级中存在的酗酒现象，但他指出这种现象的根本原因绝不是个人意志薄弱，而是社会中存在的剥削所造成的社会关系破裂以及赤贫。
今天美国社会中大量存在的鸦片制剂滥用和其带来的数年飙升的死亡率，直接反映了2008年经济危机后贫困人口未能摆脱的生存难题。这种生存难题往往不是温饱之类的生理问题，而是社群解体、家庭破裂、老无所养等一系列被美国资本精英和自由主义文化名流所无视的普遍社会现状。
同样，成瘾物归根结底只是植物性或合成的化学物质，并不天然地具有社会影响。如果不解决贫困、失去规范、鳏寡孤独、压力山大等社会问题，总会有一部分人需要在某种成瘾物中找到寄托。这一部分人可能不是你我，但你我不能忽视这一部分人经受的苦难，这些苦难从根本上诱发成瘾物使用。这些苦难往往不是他们咎由自取，那么成瘾物使用也并不完全是他们的本意。我们国家的法律把吸食毒品的人和制造、贩卖毒品区别对待，其实就体现了这种人性化的理解。
合力化解成瘾之殇
根本的一点就是，我们必须把成瘾物使用当作一个社会问题而非生物性问题来看待。回顾成瘾物的历史，如果不解决人们的经济、社交、家庭等领域的问题，而是简单地禁止、控制成瘾物，效果往往会适得其反。
我们都知道，吗啡是当鸦片在美国被逐渐禁止后出现的替代品，而进一步的提纯海洛因和可卡因，又成为了吗啡的替代品。人们总有办法发明、提纯、发现新的成瘾物。这些新的替代品永远不会消失，因为改变化学结构来让一种物质造成大脑反馈的方法几乎是无穷的，何况相当多的成瘾物最开始只是医用品、军需品。
正如大禹治水，堵不如疏。当社会中出现一些问题时，我们应该首先尽每个人作为社会大家庭一部分的职责，在生活、工作、经济、人际上主动引导帮扶有困难的人。成瘾物可以说是一种类似皮炎的病灶，头痛医头、脚痛医脚是不能根本解决问题的，反而会产生抗药性、反复发作。但如果我们针对它背后的社会问题，了解身边的疾苦，在政府、社会力量、个人的联合治理下，成瘾物牛皮癣就可能不攻自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