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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有一种性格，似乎专能容忍罪恶。即使是食品安全标准将民众生命置于“慢性自杀”之境，人们也可以自嘲无谓，“这是在中国，别要求那么高。”
我们善于阿Q，更善于绥靖地处理各种问题。因为我们骨子里始终在猜忌，见惯种种隐瞒与欺骗，神经上本能地选择安抚和姑息，这样要轻松得多。
“信”在汉字中是会意字，由“人”和“言”两部分组成，其意义也是这两部分字面所表达的。但事实上，这可能是时下中国商业社会中最罕见的美德。
一位学者曾讲述中国人的普通商业活动只是一方欺骗另一方的活动。“没有谁不知道，让一个孩子做生意，其实就等于毁了他。假秤、假尺、假钱和假货——所有的这些现象在中国都难以避免。即使一些大字号，挂着醒目的招牌，告诉顾客，本店‘货真价实’，‘绝无二价’，实际上也绝不是这么一回事。”
美国传教士雅瑟·亨·史密斯在其所著的《中国人的性格》中说，“银行票据很早就在中国出现，但并不普遍，似乎被严格地限制在一定的流通领域。两个相距仅十里的城市，各自的钱庄都有充足的理由不收对方的票据。”
缺乏诚信，再加上猜疑，就能想通为什么中国人总在姑息。因为大家彼此，无非深浅不一。我们习惯了被欺骗被伤害，见怪不怪。这时“以己度人”的美德反而跳出来去容忍、去安慰，甚至去宽恕各种病毒。
看客，最难治的传染病
选择性原谅
以蒙牛为代表的中国企业一次次碰触人们的生命和良知底线，却鲜有人去追问真相。
真相在中国是最难获得的，谁都不敢保证自己获得了事实的全部真相。即使有人希望你全权代理帮他打官司，你仍会发现，他向你隐瞒了重要的事实。这显然非蓄意如此，尽管这样做，受害者只能是他本人。
由动车事故、李庄案、郭美美等画面构成的“中国故事”使我们明白获得真相如此之难，难怪人们要无动于衷做一名“看客”了。
做看客最省力气。这是一个视觉至上的景观时代，又是一个观者至上的娱乐时代。
“事不关己，高高挂起”是几千年来留下的保全之道，也是袖手旁观、明哲保身的生存智慧留下的“礼物”。所以我们常常做出聪明的“选择性原谅”之举：蒙牛有问题我就去买洋奶粉，双汇坏事了我就换品牌，达芬奇造假我不买就是了。
无非是一个绕道而行。避之远之而已，没有人去纠责问罪。有人轻易地遗忘，是因为“各扫门前雪”的自私，有人轻易地原谅，则是因为担心惹火烧身，“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看客心理，其实缺失的就是作为一个自然人的社会担当。冷漠最容易蔓延，我们每个人如此轻松地路过、遗忘并谅解，这种中国人的千年劣根性，直到如今依旧是我们社会中最严重、最难治的一种传染病。这样的集体无意识根深蒂固，传统伦理在作怪：误读中庸之道，是非不分。一个人如此，一个家庭如此，一个国家如此，一个民族如此。人们远远站着看热闹，内心却紧绷，时刻对外人和外界处于戒备之中，也因此失去矫正、同化的机会。
如果道德患了病，那么所要做的不仅是阻断传染源，还要加强每个人自身道德底线的免疫力。每个围观者必须扪心自问，你会上前扶小悦悦一把么？
鲁迅在《坟，娜拉走后怎样》一文中更是写到：“群众，——尤其是中国的，——永远是戏剧的看客。牺牲上场，如果显得慷慨，他们就看了悲壮剧；如果显得觳觫，他们就看了滑稽剧。北京的羊肉铺前常有几个人张着嘴看剥羊，仿佛颇愉快，人的牺牲能给予他们的益处，也不过如此。何况事后走不几步，他们并这一点愉快也就忘却了。对于这样的群众没有法，只好使他们无戏可看倒是疗救，正无需乎震骇一时的牺牲，不如深沉的韧性的战斗”。
较真，最误读的贬义词
原谅比纠错容易
与看客对应的是较真，这在中国商业社会中常常被当作一个贬义词。
较真就意味着这个人很麻烦，不圆熟。较真的人往往被排除圈子之外，频频受到争议，比如方舟子、韩寒、老罗。
中国人理想中的境界是难得糊涂，因为现实中较真的成本太高了。三聚氰胺事件后尚可有人因为看得见摸得着的损害去追诉，在蒙牛黄曲霉素事件中又有谁有真凭实据证明自己受伤了？
所以不了了之。一位重庆的大学教授讲述，人们害怕麻烦，即使有免费的法律援助也不愿意去主张自己的权利。“有时候即使打赢了官司又怎么样？”
一位宁夏的消费者来到北京一家著名百货公司购买一双女鞋。因为鞋跟有毛病，她三次来京换货，但仍出现同一质量问题。她要求退货未果，她来到投诉的经理办公室要求打电话，结果与保安扭打，被对方叫来的110民警“请”出门外。
她不甘心，咽不下这口气，找消协没人理，找工商没人管。她疯狂打听这家百货公司最高领导人的联系方式，无意中得到其邮箱地址，洋洋洒洒写了一份投诉的“万言书”，事情终于解决。
为了一双鞋子，至于吗？她让我常常想起电影上执拗得有些不通人情的“秋菊”，还有现实中西安宝马彩票案中固执得可怕的小伙子。16岁的刘亮抽中一辆宝马车，却被国家开设的彩票点工作人员层层掉包，反诬小伙子作假。情急之下，小伙子爬上门口的大广告牌大喊大叫，不给他兑现汽车，宁可摔死也要得到清白和公正。采用极端较真的方式，这才放大了新闻效用，最后他如愿以偿得到属于自己的宝马。
比起较真要付出生命代价而言，原谅、容忍的成本要小得多，不过低个头假装没看见罢了。
大凡较真者都是事情跟自己的切身利益有关。在中国社会，较真者往往被世俗斥为“神经病”、“一根筋”。较真，多表现为作为个体消费者和使用者的据理力争，很少看到为公共利益较真的人。不到身家性命受到公共权力威胁的时候，中国人难得抵死挣扎。
方舟子算个例外。他说，“要说这种较真是一种偏执，甚至有人说有病，我觉得是社会有病，而不是说较真的有病。”
很早以前，林语堂就说过：圆熟不像圆滑，令人反感，圆熟是生存正常的需要。中国人的圆熟非自书本中得来，而是出自社会环境。
圆熟让我们学会闭眼、自保，因为原谅错误、容忍罪恶要比揭开伤疤再去愈合，纠正错误重建机能容易得多，人都是趋利避害的动物。但是这样的人构成的社会环境还能有安全吗？
著名的马丁·尼莫拉牧师曾是纳粹德国的受害者。他晚年忏悔时说过一段话，后被镌刻在美国波士顿犹太人屠杀纪念碑上：在德国，起初他们追杀共产主义者，我没有说话——因为我不是共产主义者；接着他们追杀犹太人，我没有说话——因为我不是犹太人；后来他们追杀工会成员，我没有说话——因为我不是工会成员；此后他们追杀天主教徒，我没有说话——因为我是新教教徒；最后他们奔我而来，却再也没有人站出来为我说话了。
我们善于阿Q，更善于绥靖地处理各种问题。因为我们骨子里始终在猜忌，见惯种种隐瞒与欺骗，神经上本能地选择安抚和姑息，这样要轻松得多。
“信”在汉字中是会意字，由“人”和“言”两部分组成，其意义也是这两部分字面所表达的。但事实上，这可能是时下中国商业社会中最罕见的美德。
一位学者曾讲述中国人的普通商业活动只是一方欺骗另一方的活动。“没有谁不知道，让一个孩子做生意，其实就等于毁了他。假秤、假尺、假钱和假货——所有的这些现象在中国都难以避免。即使一些大字号，挂着醒目的招牌，告诉顾客，本店‘货真价实’，‘绝无二价’，实际上也绝不是这么一回事。”
美国传教士雅瑟·亨·史密斯在其所著的《中国人的性格》中说，“银行票据很早就在中国出现，但并不普遍，似乎被严格地限制在一定的流通领域。两个相距仅十里的城市，各自的钱庄都有充足的理由不收对方的票据。”
缺乏诚信，再加上猜疑，就能想通为什么中国人总在姑息。因为大家彼此，无非深浅不一。我们习惯了被欺骗被伤害，见怪不怪。这时“以己度人”的美德反而跳出来去容忍、去安慰，甚至去宽恕各种病毒。
看客，最难治的传染病
选择性原谅
以蒙牛为代表的中国企业一次次碰触人们的生命和良知底线，却鲜有人去追问真相。
真相在中国是最难获得的，谁都不敢保证自己获得了事实的全部真相。即使有人希望你全权代理帮他打官司，你仍会发现，他向你隐瞒了重要的事实。这显然非蓄意如此，尽管这样做，受害者只能是他本人。
由动车事故、李庄案、郭美美等画面构成的“中国故事”使我们明白获得真相如此之难，难怪人们要无动于衷做一名“看客”了。
做看客最省力气。这是一个视觉至上的景观时代，又是一个观者至上的娱乐时代。
“事不关己，高高挂起”是几千年来留下的保全之道，也是袖手旁观、明哲保身的生存智慧留下的“礼物”。所以我们常常做出聪明的“选择性原谅”之举：蒙牛有问题我就去买洋奶粉，双汇坏事了我就换品牌，达芬奇造假我不买就是了。
无非是一个绕道而行。避之远之而已，没有人去纠责问罪。有人轻易地遗忘，是因为“各扫门前雪”的自私，有人轻易地原谅，则是因为担心惹火烧身，“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看客心理，其实缺失的就是作为一个自然人的社会担当。冷漠最容易蔓延，我们每个人如此轻松地路过、遗忘并谅解，这种中国人的千年劣根性，直到如今依旧是我们社会中最严重、最难治的一种传染病。这样的集体无意识根深蒂固，传统伦理在作怪：误读中庸之道，是非不分。一个人如此，一个家庭如此，一个国家如此，一个民族如此。人们远远站着看热闹，内心却紧绷，时刻对外人和外界处于戒备之中，也因此失去矫正、同化的机会。
如果道德患了病，那么所要做的不仅是阻断传染源，还要加强每个人自身道德底线的免疫力。每个围观者必须扪心自问，你会上前扶小悦悦一把么？
鲁迅在《坟，娜拉走后怎样》一文中更是写到：“群众，——尤其是中国的，——永远是戏剧的看客。牺牲上场，如果显得慷慨，他们就看了悲壮剧；如果显得觳觫，他们就看了滑稽剧。北京的羊肉铺前常有几个人张着嘴看剥羊，仿佛颇愉快，人的牺牲能给予他们的益处，也不过如此。何况事后走不几步，他们并这一点愉快也就忘却了。对于这样的群众没有法，只好使他们无戏可看倒是疗救，正无需乎震骇一时的牺牲，不如深沉的韧性的战斗”。
较真，最误读的贬义词
原谅比纠错容易
与看客对应的是较真，这在中国商业社会中常常被当作一个贬义词。
较真就意味着这个人很麻烦，不圆熟。较真的人往往被排除圈子之外，频频受到争议，比如方舟子、韩寒、老罗。
中国人理想中的境界是难得糊涂，因为现实中较真的成本太高了。三聚氰胺事件后尚可有人因为看得见摸得着的损害去追诉，在蒙牛黄曲霉素事件中又有谁有真凭实据证明自己受伤了？
所以不了了之。一位重庆的大学教授讲述，人们害怕麻烦，即使有免费的法律援助也不愿意去主张自己的权利。“有时候即使打赢了官司又怎么样？”
一位宁夏的消费者来到北京一家著名百货公司购买一双女鞋。因为鞋跟有毛病，她三次来京换货，但仍出现同一质量问题。她要求退货未果，她来到投诉的经理办公室要求打电话，结果与保安扭打，被对方叫来的110民警“请”出门外。
她不甘心，咽不下这口气，找消协没人理，找工商没人管。她疯狂打听这家百货公司最高领导人的联系方式，无意中得到其邮箱地址，洋洋洒洒写了一份投诉的“万言书”，事情终于解决。
为了一双鞋子，至于吗？她让我常常想起电影上执拗得有些不通人情的“秋菊”，还有现实中西安宝马彩票案中固执得可怕的小伙子。16岁的刘亮抽中一辆宝马车，却被国家开设的彩票点工作人员层层掉包，反诬小伙子作假。情急之下，小伙子爬上门口的大广告牌大喊大叫，不给他兑现汽车，宁可摔死也要得到清白和公正。采用极端较真的方式，这才放大了新闻效用，最后他如愿以偿得到属于自己的宝马。
比起较真要付出生命代价而言，原谅、容忍的成本要小得多，不过低个头假装没看见罢了。
大凡较真者都是事情跟自己的切身利益有关。在中国社会，较真者往往被世俗斥为“神经病”、“一根筋”。较真，多表现为作为个体消费者和使用者的据理力争，很少看到为公共利益较真的人。不到身家性命受到公共权力威胁的时候，中国人难得抵死挣扎。
方舟子算个例外。他说，“要说这种较真是一种偏执，甚至有人说有病，我觉得是社会有病，而不是说较真的有病。”
很早以前，林语堂就说过：圆熟不像圆滑，令人反感，圆熟是生存正常的需要。中国人的圆熟非自书本中得来，而是出自社会环境。
圆熟让我们学会闭眼、自保，因为原谅错误、容忍罪恶要比揭开伤疤再去愈合，纠正错误重建机能容易得多，人都是趋利避害的动物。但是这样的人构成的社会环境还能有安全吗？
著名的马丁·尼莫拉牧师曾是纳粹德国的受害者。他晚年忏悔时说过一段话，后被镌刻在美国波士顿犹太人屠杀纪念碑上：在德国，起初他们追杀共产主义者，我没有说话——因为我不是共产主义者；接着他们追杀犹太人，我没有说话——因为我不是犹太人；后来他们追杀工会成员，我没有说话——因为我不是工会成员；此后他们追杀天主教徒，我没有说话——因为我是新教教徒；最后他们奔我而来，却再也没有人站出来为我说话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