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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云南先去拜“活化石”
在云南博物馆接见我们的是两位，一位是领导，一位后来知道是著名爱国将领张冲的外甥。在领导讲几句离开后，就由张冲外甥向我们详细介绍。说着说着，他就把话题扯到了苦聪人身上。
苦聪人是生活在哀牢山上的游牧人，摩擦取火，赤身裸体，用芭蕉叶挡雨。这引起我们三人的极大兴趣，我们很想先去看看这些“活化石”，然后去走访元谋人化石。
我们先坐窄轨小火车去哀牢山。过麻风病区时，我们闹了个笑话，见到爬行的麻风病人，我们退避三舍。后来讲给别人听时，他们说，患者喷出的细菌，一秒钟后就会死亡，因此只要距离患者一米，就不会被传染，出来爬行的一般都是痊愈了的，未必都是患者。
过文山时，州委派了小杨和一位中年人陪我们去金平县。金平县城高高低低，汽车不能开，全城没一部汽车，条件好的骑自行车。离开县城去苦聪人居住的六五新寨、六六新寨时，县里给我们说，路上能骑马时可租马骑。当地的马又小又矮，我们舍不得多骑，怕压伤了马。在翻山越岭、不断转一百八十度大弯时，才知道小矮马的好处，在崎岖蜿蜒的山路上，小马转弯时灵活，上上下下方便。可是马疲劳了也会出问题。有次马失前蹄，受惯性作用，我从马上滚落到山谷。我想完了，研究化石的将要变成化石了。想不到滚了十几米，被一棵小树挡住了。我慢慢抓住野草、荆棘和小树上来了，满手是点点滴滴的鲜血，直到现在还能看得出手心上被刺过的痕迹。
能骑马的路还算好路。过密林时，因为荆棘刺马肚皮，马不肯走。马不走，人不能不走。走进亚热带雨林区的密林，不仅要披荆斩棘，而且还要对付蚂蟥。我是北方乡下人，从小就知道蚂蟥是在河里的，见过无数次蚂蟥在河里游。密林不是小河，怎么会有蚂蟥？陪同的朋友说雨季蚂蟥上树，所以蚂蟥会不知不觉地掉进我们的脖子里。好在我們五个人全是男性，每走十来分钟，见到有桌子大的空地时，五个人就会脱下衣服，互相看看有没有蚂蟥吸附。有，立即一巴掌打过去。大约互相打了六七次，终于走出密林，重见天日。
重见天日，心旷神怡。走了不大一会，要过铁索桥。横断山脉的铁索桥完全不同于公园里的铁索桥，只有4根铁索链，下面两根是供两只脚踩的，两根之间没有任何木板之类的东西，上面两根是供两只手抓的，万一脚踩空了，手还能抓住。稍有不慎，就会掉下去喂鱼。陪同的小杨轻松而迅速地走到了对面，等着我们，陪同的中年人留在最后指点我们。我们三人极其缓慢、战战兢兢地挪到对面，松了一口气，面色由蜡白开始变红。
在山脚下要过激流。激流是从山上下来的水，不深，最深处也不过到胸口，可是由于坡度大，水流得急，冲力很大，用当地人的说法，“搞不好就去见胡伯伯” ，意思是会被冲到越南见越南领袖胡志明。他们说，被冲下去的事时有发生，不过并不可怕，激流不会是笔直的，冲到转弯处，会有石头挡住。在中年陪同人同我们讲故事的过程中，年轻人请来了民兵。一位民兵拉住绳子的一头，另一位民兵拉着绳子的另一头，走到对岸。两头固定，让我们在绳子的“上游”抓住绳子走过去。我抓住绳子往前走，开始很太平，走到激流中间，两条腿会漂起来，差一点被冲下去，幸亏有绳子可抓，终于到了对岸。我兴奋地说，尝到了“中流击水”的味道。
过了激流要爬坡。我们面前的坡坡度大约是70度，上面全是白色的小石子，没有树，也不长多少草。如果弯腰向上走，小石子会把人滑下来，因此，只有四肢着地才能爬上去。开始时，我们觉得这比越激流、过铁索桥会容易得多。哪知爬了20来米时，就爬不动了。休息可以，但不能站着休息，还得趴着，抬头向上看，还有百十米，只得继续爬。前面路上遇到的几处险，陪同的两位都比我们仨本事大，可爬坡时不分先后。爬上去以后，五个人都无力说话，一直大喘气。第一个开口的是中年陪同人，他说他有次陪《云南日报》总编去苦聪人那里，跟今天一样，爬到这里休息时，总编说：“以后你们来稿，我再不批什么‘请补充材料’了。我今天才知道，叫你们补充就是叫你们爬。”
渐渐地离苦聪人近了，还有110里。110里要分两天走。怎么走？按常理头一天走55里，第二天走55里。不行，第一天必须走70里。为什么？这110里当中只有70里处有一个哈尼族村庄，假如第一天走不了70里，夜晚要住在树上，否则就会被蛇咬死。这110里，既不是走平路，也不是爬高山，是走在类似河南省的平顶山、南非的桌子山那样的山顶上。远看是一条直线，走上去是一块接一块的露出地面的巨石顶部。马的脚有铁掌，走上去是要滑倒的，只有人走。我们走到黄昏，还未到哈尼族村庄，没路标，也不知离哈尼族村庄有多远。五个人都不再有说有笑了，心里都怕睡树上。闷声不响地往前走，忽听狗叫，我们上海人反应迟钝，中年陪同人大声说：“到了！”这时我们才明白是狗传来了喜讯。在哈尼族兄弟家中住了一夜，第二天哈尼族的生产队长带我们到了苦聪人的六五新寨。队长既是翻译又是领队，他比州里的陪同更熟悉当地情况。
在六五新寨、六六新寨，我们住了好几天。
为什么把苦聪人住的地方叫做六五新寨、六六新寨？那是因为他们是在1965年和1966年从深山老林里搬出来，住到国家为他们盖的新寨里。1950年云南解放后，听说有一批叫“苦冲人”的“野人”成天一丝不挂活跃在深山老林里，便派解放军去找，可是找了快两年也找不到，原因是他们在树上跳来跳去的本领很大，看见他们了，到跟前又不见了。找不到苦冲人，解放军心情很沉重。
有一天，一个哈尼族妇女看出解放军焦虑的样子，主动提出带解放军去找苦冲人，原来她是从苦冲人那里嫁过来的。为什么一开始不带呢？那位妇女说：“因为一直有人造谣，说你们跟国民党军队一样坏。现在我们看来看去，觉得你们是好人，不同于国民党军队，我才肯带你们去。”
有了这位妇女带路，什么都好办了。她走到深山里喊话、唱歌，苦冲人听了都过来了，大有夹道欢迎的架势。 找到他们以后，上报中央。周恩来总理批示：把苦冲人改称“苦聪人”。一字之差，给苦聪人和其他兄弟民族都带来极大鼓舞。可是世世代代的游牧人不愿意定居，直到1965年才陆续走出大山。1976年我们到达六五新寨时，还有一位苦聪人坚持在大山里不出来，只是在过年过节时来新寨看亲戚。
我们在六五新寨、六六新寨过得很愉快，处处感到新鲜，处处都有值得我们研究的大学问。不用说，我们先拜访的是氏族长。氏族长讲，他们是男打猎，女采果。打到野兽大家吃，打到的人吃头，其他人吃其他部位。打猎的工具不是箭而是弩。为了讲清楚弩与箭的区别，氏族长拿来一把弩给我们看。陪同的翻译是40多岁的生产队长，他接过弩拉了几下拉不开，70岁的氏族长抓过来一把拉开了。我们几个人对氏族长肃然起敬。
氏族长又讲到他们的摩擦取火。这一点我们有书本知识，听得出他们是用摩擦取火的三种方式中最落后的方式，摩出一次火要大半天时间。哀牢山常下雨，这样保存火种就成了最大的问题。我们向氏族长请教如何保存火种。氏族长说，通常是用芭蕉叶盖住。如果身边没芭蕉叶，他们就一拥而上，这让我想起大概就像女排队员获胜时一样，弯下腰，手臂搭在队友肩上，组成“雨篷”状。翻译与氏族长是老朋友，翻译提醒我们问一下“在用人体搭雨篷时谁在下面”。我们问了，翻译和氏族长一起把氏族长的上衣提了起来。我们大吃一惊，氏族长的胸部和肚皮全是伤疤。氏族长说“是我在最下面”，我们明白了，在最下方的离火种最近，是火种把氏族长烧成这样。我们三天两头动员干部“身先士卒”，苦聪人毋须动员就真正做到了身先士卒，身先“氏族”啊！
苦聪人的分配原则是“有饭大家吃，没饭大家饿”。就是在我们1976年见他们的时候，看起来是一家一户分开住，实际上仍然绝对平均。假如我有8个地瓜，你有6个，不用打招呼我会主动送给你一个；如果你没有，我有一个，我会掰一半给你。我们晚上与五六位苦聪人座谈，他们每人手里都有一把水烟袋，可是并不是各人吸各人的烟袋。他们的做法是：一个人点燃了烟袋，吸一口后，立即传给旁边的第二个人吸；第二个人吸一口后，再传给第三个人吸一口，依次类推。过一会，另一个点着水烟，也是让大家轮流着吸烟。
翻译和氏族长讲起苦聪人的“物物交换”更有意思。他们实行的是“无声贸易”。他们知道兄弟民族不愿意看到他们的裸体，便把自己的兽皮和藤编放在十字路口。行人会知道是苦聪人的东西，也知道苦聪人需要什么，便会拿出铁锅之类的东西放在路口，然后拿走苦聪人的兽皮和藤编。这就是苦聪人著名的“无声贸易”。值得一提的是，行人哪怕放一块铁片，拿走虎皮，这般不等价交换，全是正常的，平安无事，反之，如果什么东西都不放，那怕是拿走苦聪人的小鼠皮，对不起，隐藏在芭蕉叶后边的苦聪人会一弩射过去，让你一命呜呼。
我们去了六五新寨，又去六六新寨，拜访了黑苦聪，又去拜访了黄苦聪。离开时他们以歌送别，他们唱道：“我们没有吃过一粒米，我们没有穿过一件衣。天上阴森森，地上湿淋淋……”听得我们眼泪哗哗流。我们照相，用的是上海海鸥牌相机，对镜头不是向前看，而是向下看。老徐的热泪滴在了相机的玻璃板上，老徐把相机递给我，我的热泪也滴在了相机的玻璃板上。就这样，我们五人挥泪告别了苦聪人。
做了两天考古实习生
回到昆明，博物馆告诉我们中科院古脊椎古人类所的科考队正在禄丰县发掘。老徐一听科考队里还有他的同学周国兴，大家便商量先去禄丰，后去更远的元谋。
到别处的具体日期记不清了，到达禄丰的日子不会忘。黄昏的时候，我们从大喇叭里听到“两报一刊”纪念《五一六通知》十周年的文章《文化大革命永放光芒》，不禁感叹：我们这里现在是日落西山。
第二天（5月17日），在周国兴带领下，我们走进了禄丰县挖掘现场，这是我生平第一次遇到这种场面：面对宽有20多米、高有四五米的大山一角，七八位学者拿着不锈钢做的斧、锛、铲、凿、镞等工具精雕细刻。他们介绍说这是侏罗纪的地层，禄丰是群龙共舞之地。禄丰龙是草食动物，是不是有点杂食还有争论。我们听了大为神往，向考古学家提出参与他们行列，和他们一起干起了重劳动。他们手把手教我们时，反复讲一句话：千万别猛打猛冲。
在禄丰做了两天的“实习生”，尝到了考古的滋味，我们依依不舍地离开科考队，去了元谋县。
两百年来，学界对猿人诞生时间的认识有个过程，先说是几万年，北京猿人发现后，认为是几十万年，元谋猿人的发现，打破了当时的世界纪录，把人类的历史提早到了170万年前。
到了元谋，想不到云南最热的地方不是南部的热带、亚热带，位于云南北部的元谋，5月的气温已高达三十八九度，湿毛巾挂在绳上几分钟就干了。这里过去是湖泊，猿人近湖有水喝，有鱼吃，有助于大脑发育。170万年后，湖泊变成了盆地。盆地中心是阳光照射产生热量的聚焦点。元谋当地的領导指着金沙江北岸的大山介绍说，那就是红军长征经过的火焰山，也就是毛主席诗里所说的“金沙水拍云崖暖”的“暖云崖”。那里因为气温高而不长草，又因为不能长草导致气温和石头温度更高。接下去县领导朝我笑着说：“我们招待所条件差，要不要下金沙江洗个澡？”我们早已是汗流浃背，自然同意洗澡，但是又担心风急浪高。县领导招待客人不止一次，他猜得出我们此时的心情，说：“不用怕，任何大江大海都是既有波涛汹涌的一面，也有波澜不惊的地方。”他这富有哲理的一句，让我顿开茅塞，老老实实地跟着县领导下到了金沙江。在江里，既有与170万年前的猿人同游的自豪感，也充满着与1935年长征的红军同行的幸福感，真是不虚此行。
几点思考
我们踏着猿人的足迹，进了好几个洞，纯属走马观花，并不深入，但是留下的思考一直延续了40多年。
一、坚信人是从猿进化来的。现在绝大多数人相信人是从古猿变出来的，也有少数人从骨质坚硬角度考虑，认为人是由鲨鱼变的。我通过这次进洞，坚信是类人猿通过长期劳动，逐渐变成类猿人的。类人猿本是爬行动物，为了生存，不得不下地直立，直立变草食为杂食，直立为促进大脑发育提供了生理条件。现在任何一个刚生下的婴儿都有动物性，都能爬几步，但很快就不会爬了，说明人是从爬行动物变来的。人有返祖现象，有人有尾巴。如果是鲨鱼变的，怎么会返祖返出尾巴呢？我有位朋友是复旦大学老师，他已去世多年了，我可以“解密”了：这位老师长有尾巴。他爱站着，不喜欢坐着，因为他坐久了尾巴痛。他从不到什么浴室洗澡，那时他家里没有浴缸，他用木盆洗澡，怕人看见。领导也未必知道，只有我们几个铁哥们晓得。 二、牢记并弘扬猿人的聪明才智。猿人是很聪明的。我们见到的猿人洞绝大部分方向朝南，这个道理，与今天朝南向阳的房子比朝北的价格高没什么两样。长期以来，学界把远古人类分为旧石器时代、新石器时代，有的中间再加一个中石器时代。不论哪种石器的出现，都是远古人聪明才智的结晶。在距今170万年的元谋人打破世界纪录后，肯尼亚又发现了距今200万年的人类。猿转变为人的唯一标志是在劳动中学会了制造工具。那时的工具现在看都没什么了不起，但如果与今天动物园里的拥有两三千万年历史的非洲猿、亚洲猿一比，就知道猿人的智慧了。到现在，不論是哪种猿都不会制造工具，倘若他们能用一下工具就足以逗游人喜欢了，可是人类的祖先会制造石器。再看一看我们今人手中的劳动工具，跟石器时代的磨制石器相比，有多大差别呢？无非是原材料变了，精密度提高了。终点的胜利始于起点的成功。无视起点是忘本。
三、坚信“四海之内皆兄弟也”。各地的猿人遗址都被各地认为是自己祖先的居住地，这自然是持之有故、言之成理的。有一般就有例外。自从前面的柳江人发现后，日本有关专家研究认为，日本人的祖先可能是“柳江人”的一个支系。1984年《科学之春》杂志第一期刊载了日本东京大学人类学教授植原和郎的一篇题为《日本人起源于中国柳江？》的文章。文章称：“到目前为止在日本所发现的人骨化石形态都是矮个子，类似中国柳江人，特别是港川人简直跟‘柳江人’像极了。许多日本人类学家认为日本人的起源要到中国南方去找。” 1994年“中日古人类与史前文化渊源关系”国际学术研讨会在柳州召开，来自中国大陆、香港、台湾以及日本、越南、韩国、美国等地的专家学者取得共识。由此可见，人口是会流动的，地壳也是会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的。“多元”的人类祖先留下了今天“一体”的76亿现代人。人的基因类型同猿的基因类型只有万分之一的差别，不同种族的基因同为一类。祖先都姓“猿”的不同种族、不同民族一律平等。“四海之内皆兄弟”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生理基础。别看今天有些国家的政客横行霸道，不顾疫情夺去本国同胞的生命，到处散布政治病毒。“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要坚信今日之地球村迟早会实现世界大同。
四、要懂得“后来可以居上”。从一时的横断面看，不同民族的发达程度不一样，有先进，有落后，但先进不是永恒的，落后也不是固定不变的。苦聪人过去是落后的，可是，近年来，由外交部对口扶贫金平县，不论是黑苦聪，还是黄苦聪，经济和文化状况都发生了巨大变化。从最近有关苦聪人的报道看，许多人的网络技术、视频技术比我强得多。1976年，苦聪人称我“老师”，现在想想，不能说名不副实。因为他们那里的学校当时只有一位老师，是从昆明下来的高中生，校长是他，教师是他，语文老师是他，数学老师也是他。他高中毕业，我大学毕业，做他这位老师的老师也是可以的。何况在六五新寨，他确实也向我讨教过几个问题。可如今，他的苦聪学生成了老师、老板。苦聪人先进了，而我大大落后了，成了老朽了。我应甘当苦聪人的学生，恭恭敬敬地拜苦聪人为师。
（作者为上海大学终身教授，上海市文史研究馆馆员）
在云南博物馆接见我们的是两位，一位是领导，一位后来知道是著名爱国将领张冲的外甥。在领导讲几句离开后，就由张冲外甥向我们详细介绍。说着说着，他就把话题扯到了苦聪人身上。
苦聪人是生活在哀牢山上的游牧人，摩擦取火，赤身裸体，用芭蕉叶挡雨。这引起我们三人的极大兴趣，我们很想先去看看这些“活化石”，然后去走访元谋人化石。
我们先坐窄轨小火车去哀牢山。过麻风病区时，我们闹了个笑话，见到爬行的麻风病人，我们退避三舍。后来讲给别人听时，他们说，患者喷出的细菌，一秒钟后就会死亡，因此只要距离患者一米，就不会被传染，出来爬行的一般都是痊愈了的，未必都是患者。
过文山时，州委派了小杨和一位中年人陪我们去金平县。金平县城高高低低，汽车不能开，全城没一部汽车，条件好的骑自行车。离开县城去苦聪人居住的六五新寨、六六新寨时，县里给我们说，路上能骑马时可租马骑。当地的马又小又矮，我们舍不得多骑，怕压伤了马。在翻山越岭、不断转一百八十度大弯时，才知道小矮马的好处，在崎岖蜿蜒的山路上，小马转弯时灵活，上上下下方便。可是马疲劳了也会出问题。有次马失前蹄，受惯性作用，我从马上滚落到山谷。我想完了，研究化石的将要变成化石了。想不到滚了十几米，被一棵小树挡住了。我慢慢抓住野草、荆棘和小树上来了，满手是点点滴滴的鲜血，直到现在还能看得出手心上被刺过的痕迹。
能骑马的路还算好路。过密林时，因为荆棘刺马肚皮，马不肯走。马不走，人不能不走。走进亚热带雨林区的密林，不仅要披荆斩棘，而且还要对付蚂蟥。我是北方乡下人，从小就知道蚂蟥是在河里的，见过无数次蚂蟥在河里游。密林不是小河，怎么会有蚂蟥？陪同的朋友说雨季蚂蟥上树，所以蚂蟥会不知不觉地掉进我们的脖子里。好在我們五个人全是男性，每走十来分钟，见到有桌子大的空地时，五个人就会脱下衣服，互相看看有没有蚂蟥吸附。有，立即一巴掌打过去。大约互相打了六七次，终于走出密林，重见天日。
重见天日，心旷神怡。走了不大一会，要过铁索桥。横断山脉的铁索桥完全不同于公园里的铁索桥，只有4根铁索链，下面两根是供两只脚踩的，两根之间没有任何木板之类的东西，上面两根是供两只手抓的，万一脚踩空了，手还能抓住。稍有不慎，就会掉下去喂鱼。陪同的小杨轻松而迅速地走到了对面，等着我们，陪同的中年人留在最后指点我们。我们三人极其缓慢、战战兢兢地挪到对面，松了一口气，面色由蜡白开始变红。
在山脚下要过激流。激流是从山上下来的水，不深，最深处也不过到胸口，可是由于坡度大，水流得急，冲力很大，用当地人的说法，“搞不好就去见胡伯伯” ，意思是会被冲到越南见越南领袖胡志明。他们说，被冲下去的事时有发生，不过并不可怕，激流不会是笔直的，冲到转弯处，会有石头挡住。在中年陪同人同我们讲故事的过程中，年轻人请来了民兵。一位民兵拉住绳子的一头，另一位民兵拉着绳子的另一头，走到对岸。两头固定，让我们在绳子的“上游”抓住绳子走过去。我抓住绳子往前走，开始很太平，走到激流中间，两条腿会漂起来，差一点被冲下去，幸亏有绳子可抓，终于到了对岸。我兴奋地说，尝到了“中流击水”的味道。
过了激流要爬坡。我们面前的坡坡度大约是70度，上面全是白色的小石子，没有树，也不长多少草。如果弯腰向上走，小石子会把人滑下来，因此，只有四肢着地才能爬上去。开始时，我们觉得这比越激流、过铁索桥会容易得多。哪知爬了20来米时，就爬不动了。休息可以，但不能站着休息，还得趴着，抬头向上看，还有百十米，只得继续爬。前面路上遇到的几处险，陪同的两位都比我们仨本事大，可爬坡时不分先后。爬上去以后，五个人都无力说话，一直大喘气。第一个开口的是中年陪同人，他说他有次陪《云南日报》总编去苦聪人那里，跟今天一样，爬到这里休息时，总编说：“以后你们来稿，我再不批什么‘请补充材料’了。我今天才知道，叫你们补充就是叫你们爬。”
渐渐地离苦聪人近了，还有110里。110里要分两天走。怎么走？按常理头一天走55里，第二天走55里。不行，第一天必须走70里。为什么？这110里当中只有70里处有一个哈尼族村庄，假如第一天走不了70里，夜晚要住在树上，否则就会被蛇咬死。这110里，既不是走平路，也不是爬高山，是走在类似河南省的平顶山、南非的桌子山那样的山顶上。远看是一条直线，走上去是一块接一块的露出地面的巨石顶部。马的脚有铁掌，走上去是要滑倒的，只有人走。我们走到黄昏，还未到哈尼族村庄，没路标，也不知离哈尼族村庄有多远。五个人都不再有说有笑了，心里都怕睡树上。闷声不响地往前走，忽听狗叫，我们上海人反应迟钝，中年陪同人大声说：“到了！”这时我们才明白是狗传来了喜讯。在哈尼族兄弟家中住了一夜，第二天哈尼族的生产队长带我们到了苦聪人的六五新寨。队长既是翻译又是领队，他比州里的陪同更熟悉当地情况。
在六五新寨、六六新寨，我们住了好几天。
为什么把苦聪人住的地方叫做六五新寨、六六新寨？那是因为他们是在1965年和1966年从深山老林里搬出来，住到国家为他们盖的新寨里。1950年云南解放后，听说有一批叫“苦冲人”的“野人”成天一丝不挂活跃在深山老林里，便派解放军去找，可是找了快两年也找不到，原因是他们在树上跳来跳去的本领很大，看见他们了，到跟前又不见了。找不到苦冲人，解放军心情很沉重。
有一天，一个哈尼族妇女看出解放军焦虑的样子，主动提出带解放军去找苦冲人，原来她是从苦冲人那里嫁过来的。为什么一开始不带呢？那位妇女说：“因为一直有人造谣，说你们跟国民党军队一样坏。现在我们看来看去，觉得你们是好人，不同于国民党军队，我才肯带你们去。”
有了这位妇女带路，什么都好办了。她走到深山里喊话、唱歌，苦冲人听了都过来了，大有夹道欢迎的架势。 找到他们以后，上报中央。周恩来总理批示：把苦冲人改称“苦聪人”。一字之差，给苦聪人和其他兄弟民族都带来极大鼓舞。可是世世代代的游牧人不愿意定居，直到1965年才陆续走出大山。1976年我们到达六五新寨时，还有一位苦聪人坚持在大山里不出来，只是在过年过节时来新寨看亲戚。
我们在六五新寨、六六新寨过得很愉快，处处感到新鲜，处处都有值得我们研究的大学问。不用说，我们先拜访的是氏族长。氏族长讲，他们是男打猎，女采果。打到野兽大家吃，打到的人吃头，其他人吃其他部位。打猎的工具不是箭而是弩。为了讲清楚弩与箭的区别，氏族长拿来一把弩给我们看。陪同的翻译是40多岁的生产队长，他接过弩拉了几下拉不开，70岁的氏族长抓过来一把拉开了。我们几个人对氏族长肃然起敬。
氏族长又讲到他们的摩擦取火。这一点我们有书本知识，听得出他们是用摩擦取火的三种方式中最落后的方式，摩出一次火要大半天时间。哀牢山常下雨，这样保存火种就成了最大的问题。我们向氏族长请教如何保存火种。氏族长说，通常是用芭蕉叶盖住。如果身边没芭蕉叶，他们就一拥而上，这让我想起大概就像女排队员获胜时一样，弯下腰，手臂搭在队友肩上，组成“雨篷”状。翻译与氏族长是老朋友，翻译提醒我们问一下“在用人体搭雨篷时谁在下面”。我们问了，翻译和氏族长一起把氏族长的上衣提了起来。我们大吃一惊，氏族长的胸部和肚皮全是伤疤。氏族长说“是我在最下面”，我们明白了，在最下方的离火种最近，是火种把氏族长烧成这样。我们三天两头动员干部“身先士卒”，苦聪人毋须动员就真正做到了身先士卒，身先“氏族”啊！
苦聪人的分配原则是“有饭大家吃，没饭大家饿”。就是在我们1976年见他们的时候，看起来是一家一户分开住，实际上仍然绝对平均。假如我有8个地瓜，你有6个，不用打招呼我会主动送给你一个；如果你没有，我有一个，我会掰一半给你。我们晚上与五六位苦聪人座谈，他们每人手里都有一把水烟袋，可是并不是各人吸各人的烟袋。他们的做法是：一个人点燃了烟袋，吸一口后，立即传给旁边的第二个人吸；第二个人吸一口后，再传给第三个人吸一口，依次类推。过一会，另一个点着水烟，也是让大家轮流着吸烟。
翻译和氏族长讲起苦聪人的“物物交换”更有意思。他们实行的是“无声贸易”。他们知道兄弟民族不愿意看到他们的裸体，便把自己的兽皮和藤编放在十字路口。行人会知道是苦聪人的东西，也知道苦聪人需要什么，便会拿出铁锅之类的东西放在路口，然后拿走苦聪人的兽皮和藤编。这就是苦聪人著名的“无声贸易”。值得一提的是，行人哪怕放一块铁片，拿走虎皮，这般不等价交换，全是正常的，平安无事，反之，如果什么东西都不放，那怕是拿走苦聪人的小鼠皮，对不起，隐藏在芭蕉叶后边的苦聪人会一弩射过去，让你一命呜呼。
我们去了六五新寨，又去六六新寨，拜访了黑苦聪，又去拜访了黄苦聪。离开时他们以歌送别，他们唱道：“我们没有吃过一粒米，我们没有穿过一件衣。天上阴森森，地上湿淋淋……”听得我们眼泪哗哗流。我们照相，用的是上海海鸥牌相机，对镜头不是向前看，而是向下看。老徐的热泪滴在了相机的玻璃板上，老徐把相机递给我，我的热泪也滴在了相机的玻璃板上。就这样，我们五人挥泪告别了苦聪人。
做了两天考古实习生
回到昆明，博物馆告诉我们中科院古脊椎古人类所的科考队正在禄丰县发掘。老徐一听科考队里还有他的同学周国兴，大家便商量先去禄丰，后去更远的元谋。
到别处的具体日期记不清了，到达禄丰的日子不会忘。黄昏的时候，我们从大喇叭里听到“两报一刊”纪念《五一六通知》十周年的文章《文化大革命永放光芒》，不禁感叹：我们这里现在是日落西山。
第二天（5月17日），在周国兴带领下，我们走进了禄丰县挖掘现场，这是我生平第一次遇到这种场面：面对宽有20多米、高有四五米的大山一角，七八位学者拿着不锈钢做的斧、锛、铲、凿、镞等工具精雕细刻。他们介绍说这是侏罗纪的地层，禄丰是群龙共舞之地。禄丰龙是草食动物，是不是有点杂食还有争论。我们听了大为神往，向考古学家提出参与他们行列，和他们一起干起了重劳动。他们手把手教我们时，反复讲一句话：千万别猛打猛冲。
在禄丰做了两天的“实习生”，尝到了考古的滋味，我们依依不舍地离开科考队，去了元谋县。
两百年来，学界对猿人诞生时间的认识有个过程，先说是几万年，北京猿人发现后，认为是几十万年，元谋猿人的发现，打破了当时的世界纪录，把人类的历史提早到了170万年前。
到了元谋，想不到云南最热的地方不是南部的热带、亚热带，位于云南北部的元谋，5月的气温已高达三十八九度，湿毛巾挂在绳上几分钟就干了。这里过去是湖泊，猿人近湖有水喝，有鱼吃，有助于大脑发育。170万年后，湖泊变成了盆地。盆地中心是阳光照射产生热量的聚焦点。元谋当地的領导指着金沙江北岸的大山介绍说，那就是红军长征经过的火焰山，也就是毛主席诗里所说的“金沙水拍云崖暖”的“暖云崖”。那里因为气温高而不长草，又因为不能长草导致气温和石头温度更高。接下去县领导朝我笑着说：“我们招待所条件差，要不要下金沙江洗个澡？”我们早已是汗流浃背，自然同意洗澡，但是又担心风急浪高。县领导招待客人不止一次，他猜得出我们此时的心情，说：“不用怕，任何大江大海都是既有波涛汹涌的一面，也有波澜不惊的地方。”他这富有哲理的一句，让我顿开茅塞，老老实实地跟着县领导下到了金沙江。在江里，既有与170万年前的猿人同游的自豪感，也充满着与1935年长征的红军同行的幸福感，真是不虚此行。
几点思考
我们踏着猿人的足迹，进了好几个洞，纯属走马观花，并不深入，但是留下的思考一直延续了40多年。
一、坚信人是从猿进化来的。现在绝大多数人相信人是从古猿变出来的，也有少数人从骨质坚硬角度考虑，认为人是由鲨鱼变的。我通过这次进洞，坚信是类人猿通过长期劳动，逐渐变成类猿人的。类人猿本是爬行动物，为了生存，不得不下地直立，直立变草食为杂食，直立为促进大脑发育提供了生理条件。现在任何一个刚生下的婴儿都有动物性，都能爬几步，但很快就不会爬了，说明人是从爬行动物变来的。人有返祖现象，有人有尾巴。如果是鲨鱼变的，怎么会返祖返出尾巴呢？我有位朋友是复旦大学老师，他已去世多年了，我可以“解密”了：这位老师长有尾巴。他爱站着，不喜欢坐着，因为他坐久了尾巴痛。他从不到什么浴室洗澡，那时他家里没有浴缸，他用木盆洗澡，怕人看见。领导也未必知道，只有我们几个铁哥们晓得。 二、牢记并弘扬猿人的聪明才智。猿人是很聪明的。我们见到的猿人洞绝大部分方向朝南，这个道理，与今天朝南向阳的房子比朝北的价格高没什么两样。长期以来，学界把远古人类分为旧石器时代、新石器时代，有的中间再加一个中石器时代。不论哪种石器的出现，都是远古人聪明才智的结晶。在距今170万年的元谋人打破世界纪录后，肯尼亚又发现了距今200万年的人类。猿转变为人的唯一标志是在劳动中学会了制造工具。那时的工具现在看都没什么了不起，但如果与今天动物园里的拥有两三千万年历史的非洲猿、亚洲猿一比，就知道猿人的智慧了。到现在，不論是哪种猿都不会制造工具，倘若他们能用一下工具就足以逗游人喜欢了，可是人类的祖先会制造石器。再看一看我们今人手中的劳动工具，跟石器时代的磨制石器相比，有多大差别呢？无非是原材料变了，精密度提高了。终点的胜利始于起点的成功。无视起点是忘本。
三、坚信“四海之内皆兄弟也”。各地的猿人遗址都被各地认为是自己祖先的居住地，这自然是持之有故、言之成理的。有一般就有例外。自从前面的柳江人发现后，日本有关专家研究认为，日本人的祖先可能是“柳江人”的一个支系。1984年《科学之春》杂志第一期刊载了日本东京大学人类学教授植原和郎的一篇题为《日本人起源于中国柳江？》的文章。文章称：“到目前为止在日本所发现的人骨化石形态都是矮个子，类似中国柳江人，特别是港川人简直跟‘柳江人’像极了。许多日本人类学家认为日本人的起源要到中国南方去找。” 1994年“中日古人类与史前文化渊源关系”国际学术研讨会在柳州召开，来自中国大陆、香港、台湾以及日本、越南、韩国、美国等地的专家学者取得共识。由此可见，人口是会流动的，地壳也是会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的。“多元”的人类祖先留下了今天“一体”的76亿现代人。人的基因类型同猿的基因类型只有万分之一的差别，不同种族的基因同为一类。祖先都姓“猿”的不同种族、不同民族一律平等。“四海之内皆兄弟”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生理基础。别看今天有些国家的政客横行霸道，不顾疫情夺去本国同胞的生命，到处散布政治病毒。“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要坚信今日之地球村迟早会实现世界大同。
四、要懂得“后来可以居上”。从一时的横断面看，不同民族的发达程度不一样，有先进，有落后，但先进不是永恒的，落后也不是固定不变的。苦聪人过去是落后的，可是，近年来，由外交部对口扶贫金平县，不论是黑苦聪，还是黄苦聪，经济和文化状况都发生了巨大变化。从最近有关苦聪人的报道看，许多人的网络技术、视频技术比我强得多。1976年，苦聪人称我“老师”，现在想想，不能说名不副实。因为他们那里的学校当时只有一位老师，是从昆明下来的高中生，校长是他，教师是他，语文老师是他，数学老师也是他。他高中毕业，我大学毕业，做他这位老师的老师也是可以的。何况在六五新寨，他确实也向我讨教过几个问题。可如今，他的苦聪学生成了老师、老板。苦聪人先进了，而我大大落后了，成了老朽了。我应甘当苦聪人的学生，恭恭敬敬地拜苦聪人为师。
（作者为上海大学终身教授，上海市文史研究馆馆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