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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我清理旧函，发现存有谢蔚明先生的信竟有十多封。一一拆开重读，就有一种听谢老倾谈，回到往昔岁月的感觉。
谢蔚明老引荐我为梁谷音写传
我和谢老的初识堪称一则文坛佳话，随之导引出一本书。
大约是1985年吧，我收到湖北大学戴易山老先生的信，他是一位研究戏剧、喜欢昆曲的老学者，他向我推荐上海著名昆曲演员梁谷音，说她是群星荟萃大上海第一个获得梅花奖的演员。她身世的传奇色彩决不逊于潘玉良，建议我为她立传。我回信说，要在充分了解梁谷音后我才能决定写与不写，且我没有昆曲知识，地地道道一个昆曲的门外汉。戴老立即回复说，不了解昆曲可以学，他愿意把他毕生搜集的戏剧资料提供给我。而采访梁谷音的事，他已和他的老友、《文汇月刊》副主编谢蔚明先生商量过了，谢先生曾经采访过梁谷音，写过她的中篇报告文学。戴老告知谢先生答应为我采访梁谷音牵线搭桥，提供帮助。戴老还说，只要我定下采访时间，他将和另一老友，即我认识的《清明》资深编辑张禹老先生先期去上海，为我的采访打前站，与谢老一起为我安排好采访日程和食宿。我清楚地记得，当我从十六铺码头的江轮上走下来时，三老早就等候在了出口处，张老第一个迎上我，把我引到他们面前，介绍我和戴老、谢老相见。现在三老都已仙逝，我仍然记得当时感动的心境。
梁谷音是观众非常喜爱的演员，正处在人生的盛年，整天忙于排练演出，她的时间很珍贵。我去之前，谢老就已跟梁谷音进行了联系，安排我采访的时间。那时没有现在这么多宾馆，住宿床位紧张。为了方便我的采访，谢老找到他的熟人、上海教育学院校报主编沈剑英教授，安排我住在教育学院招待所，那里到梁谷音家步行只用十来分钟。因此我也认识了沈教授和他夫人、华师大的朱碧莲教授。谢老的精心安排，使我的采访很顺利，不但与梁谷音做了数十个小时的长谈，观看了她的代表作《烂柯山》录像，听她清唱了《下山》，还会见了她的家人和朋友。应她的忘年友著名画家谢稚柳陈佩秋夫妇邀请到他们家做客，陈佩秋先生挥毫书写了一副联赠我。谢蔚明老也在家中设宴请了我们，他家住得很远，我和戴张二老转了几趟车，才找到国定路277弄他们的家。饭后，三老商议去看望复旦大学贾植芳教授，他是非常有名望的学者，曾和张禹老先生同属“胡风反革命”集团的难友。三老邀请我同去看望贾植芳先生，我理解他们的心意，希望我得到更多师长的帮助和扶持。
三位老前辈执意不让我提到他们的姓名
那次上海之行，我至今记忆犹新。我怀念那时的人际关系，三老对于我这个刚刚走上文坛的新人，给予满腔热情的扶持，这完全是从文学精神出发，一点都没去想他们如此热心帮助石楠有什么利益可图；而我与谢老和戴老都是第一次见面，那时我想都没去想，这么麻烦三老，让他们费神费力，我要怎么去感谢他们。我两手空空去的上海，却并没有觉得不好意思。不像现在，好像不拎点什么就不好意思上人家门。我真不知是人们的感情物化了，还是怎么了，总之，我非常怀念那时朋友间的真情，那是真正的君子之交啊！
数年后，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出版了我的长篇传记小说《梁谷音：从尼姑庵走上红地毯》。付梓之前，我想在后记里写上对三老的感激之情，他们却执意不让我提到他们的姓名。他们认为，帮助我去上海采访是应该的，不是什么特别恩典，他们只是想让更多的人了解梁谷音“戏比天大”的艺术精神和她与苦难搏斗的经历，能让读者从中获得启迪；他们看好我，希望我有更好的作品出来，那就是他们的快乐。就这么简单。
谢老来我安庆家中做客畅聊人生
那段时间，我有很多机会去上海，每次去沪，只要谢蔚明老在家，他都会请我吃饭，有什么需要他帮助解决的事，他总是尽心尽力。记得拙作《美神──刘苇传》出版后，我给他寄了一本，并在附信中说，如果他觉得还可以，就请他转给《文汇报》负责连载的编辑徐伟敏先生看看。徐先生连载过小作《画魂──张玉良传》，但我与他不熟。谢老明白我的意思，不但自己读了《美神》，还推荐给徐伟敏先生读了，并将徐先生的意见反馈给我。好几次采访中，谢老都给过我帮助。他就是这么一个满腔热情扶持后进，认真负责的长者。
谢老是安庆枞阳人。他常乘长江轮船逆水而上采访，有时去重庆，有时去武汉，途经安庆时，有时会上岸来停留一两日，会会熟人和朋友。他采访过我，写过评介我作品的文章。每次来安庆，我就做几个自己的拿手菜在家里请他。有次他是和黄裳老先生同来的，在近圣街我旧居的二楼上，我们聊得非常愉快。古今中外，文坛旧事，艺坛花边，新著善本，无所不及。从上午畅谈到晚上九点多钟，他们才离去，真有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之感。有次他来，恰遇我一位文学小友也在我家。那时梅朵任主编的《文汇月刊》正值蜚声海内外、风光无限之时，是所有风头最健的作家都想上的园地，引起广泛关注的张洁小说《爱是不会被忘记的》就发表于此刊。我的这位小文友因崇敬洛阳纸贵的《文汇月刊》而崇敬它的编者之一的谢老，执意要采访他。谢老一向为人低调，说他只是一个记者，报人，没什么可说的。我也想多了解一点谢老，力促他跟我们说说他九死而不死的人生经历。他禁不住我们一再的请求，让我们走进了他的传奇人生。
谢老是枞阳县陈瑶湖镇水圩村人，1917年生，家境贫寒，只受过几年的私塾教育，十多岁就在外闯荡谋生。1937年，七七卢沟桥事变爆发时，他正在汉口替人看管仓库。他从《武汉日报》上看到这个消息，一边看报，一边流下热泪，痛恨日本鬼子侵略，又为中国军队奋起抵抗而激动。强烈的爱恨交织使他决心把青春、热血献给抗战。同年9月，他考取教导总队（即黄埔十六期学员），当上一名上等兵，開始了军旅生活。他参加了南京保卫战，城破之日，奉命撤出城外，原本军纪严明的战斗集体已变成一盘散沙，官兵各自逃生。在南京下关、八卦洲，他两次借浮尸掩护才得以生还。继之他调往重庆，任《扫荡报》战地特派员。1942年在湖北恩施任《武汉日报》采访主任、《新湖北日报》通讯室主任。抗日战争胜利后，他任中央社武汉分社采访组长，后任南京《和平日报》采访部副主任兼《每日晚报》采访部主任。1949年秋，谢蔚明任《文汇报》驻北京办事处记者。其时北京刚刚解放、日新月异，也是他风华正茂的年龄，他紧随名报人浦熙修采访新闻，以最快的速度在销量很大的上海《文汇报》上发表。但好景不长，谁也没有料到，1957年反“右”，众多知识分子蒙难，浦熙修遭批判，谢蔚明也卷入其中，难逃劫运，被发配到北大荒，一去十九年。十九年，多少人成了孤魂野鬼啊，他却从南京大屠杀和北大荒的牢狱之鬼门关中生还了，又回到了上海，那时他已六十有二，《文汇月刊》给了他一个发挥余热的平台。
他九死一生的经历，乐观敬业的精神，让我们深受感动。小文友写了一篇访问记，刊在我们安庆的报纸上。
永远怀念
谢老在长期的记者职业中，结识了很多文化圈人，当今的文化名家，他没有不熟的，他不停地奔走，为他们的刊物约了很多好稿，自己也著了不少妙文。
1989年，《文汇月刊》被迫停刊了。已过古稀之年的谢老仍然闲不住，他有更多属于自己的时间，他经历的事多，他熟悉的人更多，他有太多的苦难和太多的深爱。老天还是公正的，给了他一个健康的体魄，晚年赐给了他一个温馨的家。他笔耕不辍，陆续出版了六本书。这些文字，无不是苦难和爱结出的圣果，它们又滋养着他这个经历过很多生死坎坷的人，他幸运地活到了九十二岁。这是人间奇迹啊。
在我的心里，谢老是一位率直热情、爱护晚生、奖掖后学的慈祥老人。一盏怀念的灯会永远亮在我的心中。
（作者为安徽省作家协会原副主席）
谢蔚明老引荐我为梁谷音写传
我和谢老的初识堪称一则文坛佳话，随之导引出一本书。
大约是1985年吧，我收到湖北大学戴易山老先生的信，他是一位研究戏剧、喜欢昆曲的老学者，他向我推荐上海著名昆曲演员梁谷音，说她是群星荟萃大上海第一个获得梅花奖的演员。她身世的传奇色彩决不逊于潘玉良，建议我为她立传。我回信说，要在充分了解梁谷音后我才能决定写与不写，且我没有昆曲知识，地地道道一个昆曲的门外汉。戴老立即回复说，不了解昆曲可以学，他愿意把他毕生搜集的戏剧资料提供给我。而采访梁谷音的事，他已和他的老友、《文汇月刊》副主编谢蔚明先生商量过了，谢先生曾经采访过梁谷音，写过她的中篇报告文学。戴老告知谢先生答应为我采访梁谷音牵线搭桥，提供帮助。戴老还说，只要我定下采访时间，他将和另一老友，即我认识的《清明》资深编辑张禹老先生先期去上海，为我的采访打前站，与谢老一起为我安排好采访日程和食宿。我清楚地记得，当我从十六铺码头的江轮上走下来时，三老早就等候在了出口处，张老第一个迎上我，把我引到他们面前，介绍我和戴老、谢老相见。现在三老都已仙逝，我仍然记得当时感动的心境。
梁谷音是观众非常喜爱的演员，正处在人生的盛年，整天忙于排练演出，她的时间很珍贵。我去之前，谢老就已跟梁谷音进行了联系，安排我采访的时间。那时没有现在这么多宾馆，住宿床位紧张。为了方便我的采访，谢老找到他的熟人、上海教育学院校报主编沈剑英教授，安排我住在教育学院招待所，那里到梁谷音家步行只用十来分钟。因此我也认识了沈教授和他夫人、华师大的朱碧莲教授。谢老的精心安排，使我的采访很顺利，不但与梁谷音做了数十个小时的长谈，观看了她的代表作《烂柯山》录像，听她清唱了《下山》，还会见了她的家人和朋友。应她的忘年友著名画家谢稚柳陈佩秋夫妇邀请到他们家做客，陈佩秋先生挥毫书写了一副联赠我。谢蔚明老也在家中设宴请了我们，他家住得很远，我和戴张二老转了几趟车，才找到国定路277弄他们的家。饭后，三老商议去看望复旦大学贾植芳教授，他是非常有名望的学者，曾和张禹老先生同属“胡风反革命”集团的难友。三老邀请我同去看望贾植芳先生，我理解他们的心意，希望我得到更多师长的帮助和扶持。
三位老前辈执意不让我提到他们的姓名
那次上海之行，我至今记忆犹新。我怀念那时的人际关系，三老对于我这个刚刚走上文坛的新人，给予满腔热情的扶持，这完全是从文学精神出发，一点都没去想他们如此热心帮助石楠有什么利益可图；而我与谢老和戴老都是第一次见面，那时我想都没去想，这么麻烦三老，让他们费神费力，我要怎么去感谢他们。我两手空空去的上海，却并没有觉得不好意思。不像现在，好像不拎点什么就不好意思上人家门。我真不知是人们的感情物化了，还是怎么了，总之，我非常怀念那时朋友间的真情，那是真正的君子之交啊！
数年后，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出版了我的长篇传记小说《梁谷音：从尼姑庵走上红地毯》。付梓之前，我想在后记里写上对三老的感激之情，他们却执意不让我提到他们的姓名。他们认为，帮助我去上海采访是应该的，不是什么特别恩典，他们只是想让更多的人了解梁谷音“戏比天大”的艺术精神和她与苦难搏斗的经历，能让读者从中获得启迪；他们看好我，希望我有更好的作品出来，那就是他们的快乐。就这么简单。
谢老来我安庆家中做客畅聊人生
那段时间，我有很多机会去上海，每次去沪，只要谢蔚明老在家，他都会请我吃饭，有什么需要他帮助解决的事，他总是尽心尽力。记得拙作《美神──刘苇传》出版后，我给他寄了一本，并在附信中说，如果他觉得还可以，就请他转给《文汇报》负责连载的编辑徐伟敏先生看看。徐先生连载过小作《画魂──张玉良传》，但我与他不熟。谢老明白我的意思，不但自己读了《美神》，还推荐给徐伟敏先生读了，并将徐先生的意见反馈给我。好几次采访中，谢老都给过我帮助。他就是这么一个满腔热情扶持后进，认真负责的长者。
谢老是安庆枞阳人。他常乘长江轮船逆水而上采访，有时去重庆，有时去武汉，途经安庆时，有时会上岸来停留一两日，会会熟人和朋友。他采访过我，写过评介我作品的文章。每次来安庆，我就做几个自己的拿手菜在家里请他。有次他是和黄裳老先生同来的，在近圣街我旧居的二楼上，我们聊得非常愉快。古今中外，文坛旧事，艺坛花边，新著善本，无所不及。从上午畅谈到晚上九点多钟，他们才离去，真有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之感。有次他来，恰遇我一位文学小友也在我家。那时梅朵任主编的《文汇月刊》正值蜚声海内外、风光无限之时，是所有风头最健的作家都想上的园地，引起广泛关注的张洁小说《爱是不会被忘记的》就发表于此刊。我的这位小文友因崇敬洛阳纸贵的《文汇月刊》而崇敬它的编者之一的谢老，执意要采访他。谢老一向为人低调，说他只是一个记者，报人，没什么可说的。我也想多了解一点谢老，力促他跟我们说说他九死而不死的人生经历。他禁不住我们一再的请求，让我们走进了他的传奇人生。
谢老是枞阳县陈瑶湖镇水圩村人，1917年生，家境贫寒，只受过几年的私塾教育，十多岁就在外闯荡谋生。1937年，七七卢沟桥事变爆发时，他正在汉口替人看管仓库。他从《武汉日报》上看到这个消息，一边看报，一边流下热泪，痛恨日本鬼子侵略，又为中国军队奋起抵抗而激动。强烈的爱恨交织使他决心把青春、热血献给抗战。同年9月，他考取教导总队（即黄埔十六期学员），当上一名上等兵，開始了军旅生活。他参加了南京保卫战，城破之日，奉命撤出城外，原本军纪严明的战斗集体已变成一盘散沙，官兵各自逃生。在南京下关、八卦洲，他两次借浮尸掩护才得以生还。继之他调往重庆，任《扫荡报》战地特派员。1942年在湖北恩施任《武汉日报》采访主任、《新湖北日报》通讯室主任。抗日战争胜利后，他任中央社武汉分社采访组长，后任南京《和平日报》采访部副主任兼《每日晚报》采访部主任。1949年秋，谢蔚明任《文汇报》驻北京办事处记者。其时北京刚刚解放、日新月异，也是他风华正茂的年龄，他紧随名报人浦熙修采访新闻，以最快的速度在销量很大的上海《文汇报》上发表。但好景不长，谁也没有料到，1957年反“右”，众多知识分子蒙难，浦熙修遭批判，谢蔚明也卷入其中，难逃劫运，被发配到北大荒，一去十九年。十九年，多少人成了孤魂野鬼啊，他却从南京大屠杀和北大荒的牢狱之鬼门关中生还了，又回到了上海，那时他已六十有二，《文汇月刊》给了他一个发挥余热的平台。
他九死一生的经历，乐观敬业的精神，让我们深受感动。小文友写了一篇访问记，刊在我们安庆的报纸上。
永远怀念
谢老在长期的记者职业中，结识了很多文化圈人，当今的文化名家，他没有不熟的，他不停地奔走，为他们的刊物约了很多好稿，自己也著了不少妙文。
1989年，《文汇月刊》被迫停刊了。已过古稀之年的谢老仍然闲不住，他有更多属于自己的时间，他经历的事多，他熟悉的人更多，他有太多的苦难和太多的深爱。老天还是公正的，给了他一个健康的体魄，晚年赐给了他一个温馨的家。他笔耕不辍，陆续出版了六本书。这些文字，无不是苦难和爱结出的圣果，它们又滋养着他这个经历过很多生死坎坷的人，他幸运地活到了九十二岁。这是人间奇迹啊。
在我的心里，谢老是一位率直热情、爱护晚生、奖掖后学的慈祥老人。一盏怀念的灯会永远亮在我的心中。
（作者为安徽省作家协会原副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