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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名画家丰子恺的长女、上海市文史研究馆馆员丰陈宝，是我相识相知的良师益友。
记得早在1947年4月的一天，一位衣着朴素，举止端庄的年轻女子，到我大哥黄宾鸿工作的杭州中正中学，送来一本画册，说：“父亲请黄先生画一幅画，准备送给一位朋友留念。”她逗留片刻，即告离去。大哥打开画册一看，是丰子恺先生绘赠的一幅国画。画面是一个头戴礼帽、腰系画卷的画家隔河凝立，旁缀青松一棵，右上角落款：“莫愁前路无知己，天下谁人不识君，宾鸿兄正之。子恺。”再看信笺一纸写着：“宾鸿兄，敝友某某，慕兄名，要我转求赐画，以作纪念。今奉拙作一帧，借作抛砖引玉也。”原来大哥执教杭州市立中学两个学期，由于为人老实，不会奉承拍马，突然被解聘，生活陷于困境，幸而经昔日同学推荐到中正中学任教，不久又遭到种种冷遇，使他非常苦闷，情绪消沉。善解人意的丰陈宝老师和丰老先生得知后，为大哥及时送信、赠画，犹似雪中送炭，给大哥极大的慰藉和勇气。大哥感慨地说：“丰老赠画、题词寓意深长，谆谆良言在帮助我、鼓励我，实为千古良师也！”
丰陈宝老师知识广博，具有深厚的文化素养。她为人谦虚，处事热忱细致、一丝不苟的精神，使我深受教育。“文革”结束后，大哥读丰老的《桐廬负暄》一文后，怀着晚年的激情撰写了《丰子恺先生在桐庐往事回忆》的文章。之后，应桐庐县政协文史委之约，由我帮助整理了这篇遗稿，送请丰陈宝老师审阅。承蒙她不辞辛劳，细致修改，及时挂号寄还。她还谦虚地注明：由于作者已故，我们不能改动其文本，有什么说明，则采取加注的方式。如在第8页加了两个注释，分别引证了出处。在通篇文稿中，她用铅笔或红笔进行改错，如原稿上荤素的“荤”排印成“晕”，“怎么”错写为“这么”。再如对原文稿中写了“丁先生”（已忘其名），丰老师即在后面注明他名为“丁安其”字样。再如文中一处逗号用错了，她也以铅笔指出。文稿中提及丰老绘赠我大哥一幅图画的题款：“家住江上夕阳村……”，丰老师用红笔画了“～”符号，她注明，“不改的话，不合平仄声。可能是打字或抄写之误。”我随即遵照丰老师的指点，一一作了修正。此文经桐庐县政协文史委定稿，入编《百年春秋话桐庐》一书。
前几年我应桐庐报刊之约，分别写了《忆丰子恺避难桐庐的日子》《马一浮避难桐庐小记》等文稿，送丰陈宝老师校阅，她也及时作了回复，还鼓励说：“你的文章写得好，有新鲜内容，会受读者欢迎的。”她还说：“我将文稿通读一遍，随手改了数处，皆无所谓，不改亦可，现将原稿奉还。”丰老师认真细致的负责精神让我颇受教育，终身难忘。
丰子恺先生家教有方，七个子女个个学业有成。新中国成立初期，丰老还与子女立下了“约法”。一天下午，我与朋友杨某按约拜访丰老师，请她就丰老先生如何关心教育儿女话题作些介绍。当天因限于时间，我们只做了初步交谈。第二天丰老师给我们来信说：“昨天你们光临我家畅谈好久，我十分高兴。”接着说：“晚上躺在床上想想，就父亲关心教育问题，再作些补充，可供参考。”她回顾道：在战乱中的1938年，全家逃难到桂林。父亲在当地师范学校执教，离家五里多路，他为了晚上教儿女学习，仍每天不辞辛劳，步行往返。当时他买了一本培根的英语论著和几本古诗词，晚上抱着才出生几个月的新枚，教几个正在读小学的子女读背其中的文章和诗词。这样既学英语，又练习作文。全家辗转到遵义逗留3年，父亲仍千方百计，见缝插针地教育子女学习文化，从不懈怠。父亲为了教儿女练习写作，还每周一次，召集我们开一个“和闲会”让我们围坐一起，边吃点心糖果，边听他讲故事。买糖果点心花5元钱，“和闲”与“五元”是谐音，与我们家乡话发音近似，因此称为“和闲会”。后来物价飞涨，每次需花10元钱，就改称“兹贤会”，也是谐音。要我们听完故事，用自己的话把故事写下来，容许加一点细节，写成后让父亲批改。父亲批阅相当细致认真，往往在佳句处用红笔画上双圈，并在文尾写上评语。丰老师深有感受地说：这样使我们从小写作能力得到练习与提高。幼弟新枚高中毕业后因患肺病病休两年。父亲就教他学习古诗词达2000首之多，以致他参加工作后，还能背诵。
论年岁和阅历，丰陈宝老师她是大姐，是长辈，更是良师益友。记得2005年底，我打电话、发贺卡向她拜年，一时没能联系上，原来她赴京探亲。之后她来信说：我的外孙女考取了中国爱乐乐团，毕业后在北京工作。这次趁她父母赴京探亲机会，我在他们陪同下也去了北京，三代人一起在京欢度春节。她说北方天寒地冻，基本上没外出玩，家里有热水汀，温暖如春。还说：这次乘飞机往返，生怕自己有心脏病，飞机降落时吃不消，结果一点也没问题，很高兴。我记得最后一次和丰老师见面是2010年1月13日，我按约下午3时前往看望。一进门，她媳妇和保姆阿姨说：丰老师知你来看望，她很高兴，中午休息了一会儿，早就在客厅迎候了。我满怀欣喜地见到她年逾九旬，身体健康，精神也不错，只是行走不便。老话说，“人老脚先衰”，这也算正常。那天气温特别低，我带去的热水袋充了电让她取暖，我们交谈甚欢，丰老师还向我赠书、签名。很快到了4时光景，为了不影响老人休息，我便起身告辞，但万万没想到她却在当年12月1日不幸告别人世。丰陈宝老师的去世，使我永远失去了一位良师益友，今年7月15日正值她诞辰一百周年，谨以此文表达对丰老师的思念之情。
（作者为中共上海市委统战部离休干部）
记得早在1947年4月的一天，一位衣着朴素，举止端庄的年轻女子，到我大哥黄宾鸿工作的杭州中正中学，送来一本画册，说：“父亲请黄先生画一幅画，准备送给一位朋友留念。”她逗留片刻，即告离去。大哥打开画册一看，是丰子恺先生绘赠的一幅国画。画面是一个头戴礼帽、腰系画卷的画家隔河凝立，旁缀青松一棵，右上角落款：“莫愁前路无知己，天下谁人不识君，宾鸿兄正之。子恺。”再看信笺一纸写着：“宾鸿兄，敝友某某，慕兄名，要我转求赐画，以作纪念。今奉拙作一帧，借作抛砖引玉也。”原来大哥执教杭州市立中学两个学期，由于为人老实，不会奉承拍马，突然被解聘，生活陷于困境，幸而经昔日同学推荐到中正中学任教，不久又遭到种种冷遇，使他非常苦闷，情绪消沉。善解人意的丰陈宝老师和丰老先生得知后，为大哥及时送信、赠画，犹似雪中送炭，给大哥极大的慰藉和勇气。大哥感慨地说：“丰老赠画、题词寓意深长，谆谆良言在帮助我、鼓励我，实为千古良师也！”
丰陈宝老师知识广博，具有深厚的文化素养。她为人谦虚，处事热忱细致、一丝不苟的精神，使我深受教育。“文革”结束后，大哥读丰老的《桐廬负暄》一文后，怀着晚年的激情撰写了《丰子恺先生在桐庐往事回忆》的文章。之后，应桐庐县政协文史委之约，由我帮助整理了这篇遗稿，送请丰陈宝老师审阅。承蒙她不辞辛劳，细致修改，及时挂号寄还。她还谦虚地注明：由于作者已故，我们不能改动其文本，有什么说明，则采取加注的方式。如在第8页加了两个注释，分别引证了出处。在通篇文稿中，她用铅笔或红笔进行改错，如原稿上荤素的“荤”排印成“晕”，“怎么”错写为“这么”。再如对原文稿中写了“丁先生”（已忘其名），丰老师即在后面注明他名为“丁安其”字样。再如文中一处逗号用错了，她也以铅笔指出。文稿中提及丰老绘赠我大哥一幅图画的题款：“家住江上夕阳村……”，丰老师用红笔画了“～”符号，她注明，“不改的话，不合平仄声。可能是打字或抄写之误。”我随即遵照丰老师的指点，一一作了修正。此文经桐庐县政协文史委定稿，入编《百年春秋话桐庐》一书。
前几年我应桐庐报刊之约，分别写了《忆丰子恺避难桐庐的日子》《马一浮避难桐庐小记》等文稿，送丰陈宝老师校阅，她也及时作了回复，还鼓励说：“你的文章写得好，有新鲜内容，会受读者欢迎的。”她还说：“我将文稿通读一遍，随手改了数处，皆无所谓，不改亦可，现将原稿奉还。”丰老师认真细致的负责精神让我颇受教育，终身难忘。
丰子恺先生家教有方，七个子女个个学业有成。新中国成立初期，丰老还与子女立下了“约法”。一天下午，我与朋友杨某按约拜访丰老师，请她就丰老先生如何关心教育儿女话题作些介绍。当天因限于时间，我们只做了初步交谈。第二天丰老师给我们来信说：“昨天你们光临我家畅谈好久，我十分高兴。”接着说：“晚上躺在床上想想，就父亲关心教育问题，再作些补充，可供参考。”她回顾道：在战乱中的1938年，全家逃难到桂林。父亲在当地师范学校执教，离家五里多路，他为了晚上教儿女学习，仍每天不辞辛劳，步行往返。当时他买了一本培根的英语论著和几本古诗词，晚上抱着才出生几个月的新枚，教几个正在读小学的子女读背其中的文章和诗词。这样既学英语，又练习作文。全家辗转到遵义逗留3年，父亲仍千方百计，见缝插针地教育子女学习文化，从不懈怠。父亲为了教儿女练习写作，还每周一次，召集我们开一个“和闲会”让我们围坐一起，边吃点心糖果，边听他讲故事。买糖果点心花5元钱，“和闲”与“五元”是谐音，与我们家乡话发音近似，因此称为“和闲会”。后来物价飞涨，每次需花10元钱，就改称“兹贤会”，也是谐音。要我们听完故事，用自己的话把故事写下来，容许加一点细节，写成后让父亲批改。父亲批阅相当细致认真，往往在佳句处用红笔画上双圈，并在文尾写上评语。丰老师深有感受地说：这样使我们从小写作能力得到练习与提高。幼弟新枚高中毕业后因患肺病病休两年。父亲就教他学习古诗词达2000首之多，以致他参加工作后，还能背诵。
论年岁和阅历，丰陈宝老师她是大姐，是长辈，更是良师益友。记得2005年底，我打电话、发贺卡向她拜年，一时没能联系上，原来她赴京探亲。之后她来信说：我的外孙女考取了中国爱乐乐团，毕业后在北京工作。这次趁她父母赴京探亲机会，我在他们陪同下也去了北京，三代人一起在京欢度春节。她说北方天寒地冻，基本上没外出玩，家里有热水汀，温暖如春。还说：这次乘飞机往返，生怕自己有心脏病，飞机降落时吃不消，结果一点也没问题，很高兴。我记得最后一次和丰老师见面是2010年1月13日，我按约下午3时前往看望。一进门，她媳妇和保姆阿姨说：丰老师知你来看望，她很高兴，中午休息了一会儿，早就在客厅迎候了。我满怀欣喜地见到她年逾九旬，身体健康，精神也不错，只是行走不便。老话说，“人老脚先衰”，这也算正常。那天气温特别低，我带去的热水袋充了电让她取暖，我们交谈甚欢，丰老师还向我赠书、签名。很快到了4时光景，为了不影响老人休息，我便起身告辞，但万万没想到她却在当年12月1日不幸告别人世。丰陈宝老师的去世，使我永远失去了一位良师益友，今年7月15日正值她诞辰一百周年，谨以此文表达对丰老师的思念之情。
（作者为中共上海市委统战部离休干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