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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已经过半，这个世界的主要表现就是逐渐失去常识。失去常识的主要表现，则是“政治”主导了一切。
政治一直分为两种。
一种是理性的治理。治理的对象是国家，而治理的目的是最大多数人的福祉。因此人们在其中权衡利弊，决策者超越自身局限，做出最佳选择，政治表现为妥协与进取的结合，表现为边际效益最大化。国与国之间，碰到一些激烈的矛盾，人们惯于说“用政治方式解决”，指的就是这种政治。
另一种是为了获得、保持权力，而玩弄权术，为此可以牺牲一切。倘若一种可以预期的糟糕结局符合获得与保持权力的目标，那么就可以不加思虑，向着那个糟糕结局狂奔。玩弄权术有时也会产生好的结果，就像买彩票有时也会中奖一样。
前面一种与政治家共生，后面一种与政客同流。政客最擅长的事情就是让人失去常识。很不幸，现在就是一个全世界因为政客玩“政治”而失去了常识的时期。
老大哥美国，分不清什么是“纳粹”，不知道消毒液不能注射到身體里，期待着一个种族主义的总统来结束种族主义，总统说病例多是因为检测过多……
亲密侍从澳大利亚，不顾一切追随美国，经常做出一些既不符合事实也不符合本国利益的行为。糟糕的是，老大哥怎么想，经常还要去猜，并且不见得能猜对。
印度在国内疫情持续恶化的时刻，四处出击，与相邻国家几乎无一不交恶，甚至在“开枪”问题上直触红线。
不胜枚举。过去半年来，我们看到的是一台世界相声开箱大赏。
别国的政治非理性，排除其外溢效应，从最基础的层面来说，也是他国内政，强求不来，虽然没有一个国家能从其中受益，中国受损尤甚。
许多临时、必要的社会管控措施，以及它带来的服从效果，从根本上说是临时的，不应该被长期化。
关注国际政治的目的，归根到底是关注国家利益。而国家利益，除了国际政治层面的博弈之外，更重要的还在于国内治理。
中国最早遭受疫情攻击，也最早摆脱疫情纠缠，总体而言，尽管当前国际环境恶化，但在具体情境下，中国仍然居于有利地位。经济社会活动的最先恢复，有利于我们在特殊时期进一步提高对世界经济的贡献率，在未来的恢复期内帮助更多国家摆脱萧条的泥潭，从而塑造新的国际形象。
这就要求我们，在一个全世界整体呈现出关门倾向的时刻，更应该保持一种开放态度，表达对危亡关头的全球化的坚定支持。而所谓开放，不仅仅是国际贸易、资金人员往来、技术共享、知识产权保护、政治文化交流等纯粹“对外”领域的，更关键的是，我们的国内治理，应该和最早摆脱疫情同步，最早回归常态。
特殊时期，有特殊对策。比如，中国人的集体主义精神，对政府的信赖，使得整个中国社会在疫情期间具备高度的组织纪律性，极大地帮助了中国的抗疫战争，这是我们的制度和文化优势。但同时也要看到，许多临时、必要的社会管控措施，以及它带来的服从效果，从根本上说是临时的，不应该被长期化，也不应该成为其他常态之下难以推进的政策的起点和时机。比如山东的合村并居，在这个时候强力推行，就可能忽略许多人性化的甚至是生存性的细节。
一段时间来，基层矛盾增加，基层权力胡乱作为，基层治理政客化，不考虑老百姓真实感受和生活困境的现象，呈现多发趋势，值得思考和警惕。
人民满意，才是最大的政治；人民满意，才是真正的开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