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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型冠状病毒疫情未来如何发展，是我们近期十分关心的问题。随着疫情分析数据的不断披露，关于病毒的传染强度、致死率的知识也在刷新。通过和2003年SARS时期数据对比，新冠病毒的致死率远低于SARS，其传染性则比SARS强。虽然对新冠病毒，我们的认识还只是初步，但事实已经说明，它不是一个呼吸就会感染、感染就会九死一生的病毒，新冠病毒肺炎也是一个科学防护就可避免感染、及时就诊就能痊愈的疾病。在疫情防控过程中，分区分级精准施策就非常重要，尤其是对非湖北地区来说，如何避免过度反应，既妥善又尽可能快地恢复社会经济秩序，是一项重要挑战。
这次新冠病毒有很大可能不像SARS病毒那样，一次肆虐之后就不再为祸人间。因为致死性弱，所以它不会像SARS病毒那样把宿主快速杀死，而是会跟宿主和平共处一段时间，把自己隐藏起来，然后在合适的时机再出来作乱。就像2009年首次在美国爆发的甲型H1N1病毒，那时它引起全球戒备，而现在它是甲型流感的一种。如果新冠肺炎像甲型H1N1流感一样，成为一种常见的传染病，我们就应该像对待流感那样对待新冠肺炎。
面对这种级别的疫情，提升防护、管控级别应以科学、合理、有序为前提，完全没必要也不应该无所不用其极，不分区不分级地搞完全隔离、彻底封锁、严防死守。那样做只会将人力物力精力消耗在不必要的地方，使防疫的效率不升反降，适得其反。
科学的防护、管控，要以科学认识新冠病毒的传播途径为基础，根据其传播途径采取针对性的措施。新冠病毒的传播途径主要是两条—飞沫和接触，此外还包括极端条件下的气溶胶传播。科学防治应该以阻断这几条传播途径为主。
对于个人来说，主要防护措施是戴口罩、勤洗手、少出门、不聚集、与他人保持距离、避免较长时间与人同处密闭空间。同时，多运动以增强免疫力，这就可以极大地减少感染病毒的概率。这其实是很多地方—例如广州市卫健委—推荐的防护办法。
对于政府部门来说，主要的管控措施是及时发布疫情信息及防护指南、减少人群聚集（例如取消群体性活动）、限制人员流动（例如有限度的身份查验、体温检测）、要求公共场合戴口罩、要求公共场所保持通风、及时收治确诊病例、督促疑似病例进行隔离等，这就可以极大地减少病毒传播的概率。
政府的管控难免有疏漏，不可能创造一个完全没有病毒风险的环境，因而个人的防护非常重要。反过来说，当个人为了自己的健康做好科学防护，政府的管控就可以适度放松。
个人的防护是保护自己，政府的管控是管住别人，科学防治应以保护自己为主，以管住别人为辅。管住别人难度大，不确定性高，而保护自己则可以获得相当确定的安全感。以戴口罩为例，大家都戴口罩当然好，但如果附近有人不戴，自己戴好就可以在很大程度上保证安全。
对确诊的病例应该指导用药（轻症）或及时收治（重症），对疑似病例也应该隔离。对潜在的感染者，比如说其中一些没有症状却可能携带病毒的人，则要警示人们与他们保持距离、戴好口罩，将传染的概率降到最低。
应对新冠肺炎这种级别的疫情，可以视疫情严重程度，让社会有序流动、有限隔离，以不形成人群聚集为目标。阻止流动、完全隔离不会比有序流动、有限隔离起到更好的防疫效果，但会严重扰乱社会经济秩序，得不偿失。
特别是要预估到可能出现的突然情况，做好预案。例如如何处理突然增长的就诊人数，如何收治数量众多的重症患者，如何应对某些物资的紧缺。
不能把应急当成常态，那样会被疫情撵着走，处处被动，应该留出余力以应急。
当然，我们上面说的管控措施，都只适用于湖北之外。在湖北，疫情形势与外省不同，应该采取符合本地实际情况的措施。
但一些地方是怎么做的呢？当他们听专家建议隔离以防止传染时，就采取了极端的措施，恨不能完全隔离、彻底封锁。他们不去了解病毒的传播途径，以为人只要外出就会感染，只要感染者出现就会传染一大群。他们的防控措施不是以病毒传播规律作为依据，而是以无所不用其极、不惜一切代价作为目标。虽然很多地方实施了合理、适度的防控，但由于一些地方的过度反应，造成了民众的恐慌。
在一些地方，从省级到市级到县级再到基层，防疫措施层层加码。一些城市为了防止本辖区病例增加，居然将几个省或几个市当成疫区，不准那些地方的人返程；或者不管有病没病，先将返程的人隔离14天，而且费用自负。
还有不少县级政府采取了“六隔离”的措施，从县与县隔离到户与户隔离。这完全是应对传染性强、致死率高的疾病的做法，令民众以为这是一种极为可怕的传染病。
村与社區加强对人员进出的管控，有一定的合理性，但在一些地方，采取禁止进出或只出不进的做法，令村民和小区居民不能正常生活，制造社会矛盾。
这些极端措施是低效的，并不能显著提高防疫的效果，甚至还会起到反效果。生病就要看病，这是大多数人的习惯。但这些极端措施造成人与人的对立，将“我要看病”变成“要我看病”。这使生病看病具有不确定性（动辄隔离14天），反而增大了病毒隐藏的机会。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2月12日召开的会议要求，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实事求是做好防控工作，对偏颇和极端做法要及时纠正，不搞简单化一关了之、一停了之，尽可能减少疫情防控对群众生产生活的影响。
此后，很多地方开始纠偏。但还有不少政府工作人员只是奉命行事，其实并未认识到极端做法的荒谬，也不理解如何做才是科学防治。这会影响纠偏和防疫的效果。
这些过度反应、极端措施，不但是因为一些官员盲目、不讲科学，而且是利己主义、本位主义的体现。他们用宁杀错不放过的做法，想将潜在的感染者都挡在自己辖区之外。
这些过度反应、极端措施，也反映了一些官员毕其功于一役的机会主义心理，以为坚壁清野、全员隔离14天就可以消灭这个病毒，然后一切恢复常态。看起来，他们认为这个病毒很严重，但实际上，他们又轻视它，以为很容易就可以消灭。这是战略上当它真老虎、战术上当它纸老虎。
他们没有准确认识这个病毒的发生发展规律—它致死率低，因而隐蔽性强。试图通过全员隔离的方式使它暴露出来，再围而歼之，这恰好是攻其之长（它隐蔽性强），必然是事倍功半。
攻其之短（致死率低）才是更好的办法。就是说，不要试图使它全部暴露，而应集中力量降低病死率。
如果没有这些过度反应、极端措施，各地都能科学防治、有序流动、有限隔离、做好预案，社会经济秩序将会恢复得更早，湖北之外的确诊病例或许会较目前有所增加，但恐慌程度降低，不至于出现医疗资源的挤兑，致死率还会进一步下降。
十年之前的甲型H1N1流感，强度和烈度与眼前的新冠肺炎相当。但那时我们没有恐慌，没有搞完全隔离、彻底封锁、严防死守，而防控的效果颇为不错。那次流感也说明，全国十几万或几十万患者、千分之六致死率的传染病，并不会让人们有持续的不安全感，不应该打乱正常的社会经济秩序。
我们完全不需要恐慌，应该更有信心，使防疫更科学、合理、有序。我们对防疫形成科学、合理、有序的认识，不但是当前复工复产的基础，唯有如此，才能在确保做好防疫工作的前提下，有序推动各类企业复工复产；而且从长远看，这也有利于我们以后遇到紧急突发事件时，能够实事求是地去应对。
合理应对
这次新冠病毒有很大可能不像SARS病毒那样，一次肆虐之后就不再为祸人间。因为致死性弱，所以它不会像SARS病毒那样把宿主快速杀死，而是会跟宿主和平共处一段时间，把自己隐藏起来，然后在合适的时机再出来作乱。就像2009年首次在美国爆发的甲型H1N1病毒，那时它引起全球戒备，而现在它是甲型流感的一种。如果新冠肺炎像甲型H1N1流感一样，成为一种常见的传染病，我们就应该像对待流感那样对待新冠肺炎。
面对这种级别的疫情，提升防护、管控级别应以科学、合理、有序为前提，完全没必要也不应该无所不用其极，不分区不分级地搞完全隔离、彻底封锁、严防死守。那样做只会将人力物力精力消耗在不必要的地方，使防疫的效率不升反降，适得其反。
个人的防护是保护自己，政府的管控是管住别人，科学防治应以保护自己为主，以管住别人为辅。管住别人难度大，不确定性高，而保护自己则可以获得相当确定的安全感。
科学的防护、管控，要以科学认识新冠病毒的传播途径为基础，根据其传播途径采取针对性的措施。新冠病毒的传播途径主要是两条—飞沫和接触，此外还包括极端条件下的气溶胶传播。科学防治应该以阻断这几条传播途径为主。
对于个人来说，主要防护措施是戴口罩、勤洗手、少出门、不聚集、与他人保持距离、避免较长时间与人同处密闭空间。同时，多运动以增强免疫力，这就可以极大地减少感染病毒的概率。这其实是很多地方—例如广州市卫健委—推荐的防护办法。
对于政府部门来说，主要的管控措施是及时发布疫情信息及防护指南、减少人群聚集（例如取消群体性活动）、限制人员流动（例如有限度的身份查验、体温检测）、要求公共场合戴口罩、要求公共场所保持通风、及时收治确诊病例、督促疑似病例进行隔离等，这就可以极大地减少病毒传播的概率。
政府的管控难免有疏漏，不可能创造一个完全没有病毒风险的环境，因而个人的防护非常重要。反过来说，当个人为了自己的健康做好科学防护，政府的管控就可以适度放松。
个人的防护是保护自己，政府的管控是管住别人，科学防治应以保护自己为主，以管住别人为辅。管住别人难度大，不确定性高，而保护自己则可以获得相当确定的安全感。以戴口罩为例，大家都戴口罩当然好，但如果附近有人不戴，自己戴好就可以在很大程度上保证安全。
对确诊的病例应该指导用药（轻症）或及时收治（重症），对疑似病例也应该隔离。对潜在的感染者，比如说其中一些没有症状却可能携带病毒的人，则要警示人们与他们保持距离、戴好口罩，将传染的概率降到最低。
应对新冠肺炎这种级别的疫情，可以视疫情严重程度，让社会有序流动、有限隔离，以不形成人群聚集为目标。阻止流动、完全隔离不会比有序流动、有限隔离起到更好的防疫效果，但会严重扰乱社会经济秩序，得不偿失。
特别是要预估到可能出现的突然情况，做好预案。例如如何处理突然增长的就诊人数，如何收治数量众多的重症患者，如何应对某些物资的紧缺。
不能把应急当成常态，那样会被疫情撵着走，处处被动，应该留出余力以应急。
当然，我们上面说的管控措施，都只适用于湖北之外。在湖北，疫情形势与外省不同，应该采取符合本地实际情况的措施。
是什么导致了过度反应
但一些地方是怎么做的呢？当他们听专家建议隔离以防止传染时，就采取了极端的措施，恨不能完全隔离、彻底封锁。他们不去了解病毒的传播途径，以为人只要外出就会感染，只要感染者出现就会传染一大群。他们的防控措施不是以病毒传播规律作为依据，而是以无所不用其极、不惜一切代价作为目标。虽然很多地方实施了合理、适度的防控，但由于一些地方的过度反应，造成了民众的恐慌。
在一些地方，从省级到市级到县级再到基层，防疫措施层层加码。一些城市为了防止本辖区病例增加，居然将几个省或几个市当成疫区，不准那些地方的人返程；或者不管有病没病，先将返程的人隔离14天，而且费用自负。
还有不少县级政府采取了“六隔离”的措施，从县与县隔离到户与户隔离。这完全是应对传染性强、致死率高的疾病的做法，令民众以为这是一种极为可怕的传染病。
村与社區加强对人员进出的管控，有一定的合理性，但在一些地方，采取禁止进出或只出不进的做法，令村民和小区居民不能正常生活，制造社会矛盾。
这些极端措施是低效的，并不能显著提高防疫的效果，甚至还会起到反效果。生病就要看病，这是大多数人的习惯。但这些极端措施造成人与人的对立，将“我要看病”变成“要我看病”。这使生病看病具有不确定性（动辄隔离14天），反而增大了病毒隐藏的机会。
这些过度反应、极端措施，不但是因为一些官员盲目、不讲科学，而且是利己主义、本位主义的体现。他们用宁杀错不放过的做法，想将潜在的感染者都挡在自己辖区之外。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2月12日召开的会议要求，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实事求是做好防控工作，对偏颇和极端做法要及时纠正，不搞简单化一关了之、一停了之，尽可能减少疫情防控对群众生产生活的影响。
此后，很多地方开始纠偏。但还有不少政府工作人员只是奉命行事，其实并未认识到极端做法的荒谬，也不理解如何做才是科学防治。这会影响纠偏和防疫的效果。
这些过度反应、极端措施，不但是因为一些官员盲目、不讲科学，而且是利己主义、本位主义的体现。他们用宁杀错不放过的做法，想将潜在的感染者都挡在自己辖区之外。
这些过度反应、极端措施，也反映了一些官员毕其功于一役的机会主义心理，以为坚壁清野、全员隔离14天就可以消灭这个病毒，然后一切恢复常态。看起来，他们认为这个病毒很严重，但实际上，他们又轻视它，以为很容易就可以消灭。这是战略上当它真老虎、战术上当它纸老虎。
他们没有准确认识这个病毒的发生发展规律—它致死率低，因而隐蔽性强。试图通过全员隔离的方式使它暴露出来，再围而歼之，这恰好是攻其之长（它隐蔽性强），必然是事倍功半。
攻其之短（致死率低）才是更好的办法。就是说，不要试图使它全部暴露，而应集中力量降低病死率。
更有信心地去应对
如果没有这些过度反应、极端措施，各地都能科学防治、有序流动、有限隔离、做好预案，社会经济秩序将会恢复得更早，湖北之外的确诊病例或许会较目前有所增加，但恐慌程度降低，不至于出现医疗资源的挤兑，致死率还会进一步下降。
十年之前的甲型H1N1流感，强度和烈度与眼前的新冠肺炎相当。但那时我们没有恐慌，没有搞完全隔离、彻底封锁、严防死守，而防控的效果颇为不错。那次流感也说明，全国十几万或几十万患者、千分之六致死率的传染病，并不会让人们有持续的不安全感，不应该打乱正常的社会经济秩序。
我们完全不需要恐慌，应该更有信心，使防疫更科学、合理、有序。我们对防疫形成科学、合理、有序的认识，不但是当前复工复产的基础，唯有如此，才能在确保做好防疫工作的前提下，有序推动各类企业复工复产；而且从长远看，这也有利于我们以后遇到紧急突发事件时，能够实事求是地去应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