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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23日，为期39天的印度人民院（议会下院）选举结果出炉。在这场印度历史上规模最大、耗资最多的选举中，总理莫迪领导的印度人民党（印人党）横扫所有对手，在本次选举产生的542个席位中取得303席，打破印人党在2014年大选中创下的282席历史最佳纪录，再次获得人民院过半席位。莫迪由此成为印度历史上首个完成任期后获得连任的非国大党总理，将在下一个五年内继续为“新印度”掌舵。
2014年以经济发展为口号上台的莫迪，虽完成商品与服务税（GST）改革、放宽市场管制、精简政府机构等一系列重大改革措施，却未能充分兑现其2014年大选时的改革承诺与经济增长目标。被寄予厚望的“印度制造”（make in india）因征地法与劳动法改革难以通过、私营部门投资疲软而进展缓慢，制造业发展水平仍有待提升。在宏观经济数据上，印度没有出现预期的连续高增长，匪夷所思的“废钞”与仓促实施的GST改革反而使印度的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速在2017年出现断崖式下跌。反对党多次抨击莫迪政府修改经济统计标准，质疑经济数据注水。曾经为印度经济前景大唱赞歌的《经济学人》《时代》等西方媒体，开始频频质疑莫迪政府的经济治理能力。
更为严峻的是，莫迪的一系列改革措施并未创造足够的就业岗位，充分释放印度的“人口红利”。据印度官方估计，每年新增就业人口中有800万面临失业风险。2019年初，印度《商业标准报》披露了一份“泄露的政府内部报告”，称2017～2018财年印度的失业率已高达6.1%，为45年来的最高点。尽管莫迪政府称这份泄露文件仅为“草稿”，但困扰印度经济的“高增长低就业”问题的存在已是不争的事实，成为莫迪执政五年经济成绩单中的最大败笔。
除了就业，长期拖累印度经济的农业问题同样也未能在莫迪五年的任期内获得有效改善。印度农村人口约占全国人口七成，对大选结果至关重要。虽然几乎每届政府、每个政党都会强调农业的重要性，但印度农业长期靠天吃饭、靠政府救济的情况并未发生根本改变，甚至陷入恶性循环的怪圈。一旦季风异常带来大旱或洪灾，便会使农民遭灾歉收血本无归，引起粮食价格暴涨、通货膨胀严重;若是赶上风调雨顺粮食大丰收，又会出现农产品价格持续走低、农民收入下降的情况。2014年上台伊始，莫迪曾经承诺2022年要使印度农民收入翻一番，在继续完善农村保障机制的同时依靠农业市场化改革提升农产品附加值，实现农民收入增长。但莫迪显然低估了解决印度农业顽疾的难度，不少市场化的改革措施未能落实到基层，迫使莫迪政府回到了政府出钱补贴的老路上。在莫迪的首个五年任期内，印度的农业年均增长率仅为2.5%，远低于曼莫汉·辛格第二任期（2009?2014）的4.2%，农民生活水平下降。雪上加霜的是，2016年的“废钞”还对高度依赖现金交易的农村经济带来毁灭性打击。印度农业已经陷入严重危机，数以万计的示威农民不断涌入孟买、德里等大城市发起大规模示威活动，要求政府豁免农业贷款、提高农产品保护价格。
在经济形势不利的大背景下，2018年12月底揭晓的印度地方选举结果给志在连任的莫迪敲响了警钟。此前连选连胜的印人党在此轮地方选举中“意外”丢城失地，被处于低谷的国大党夺走中央邦、拉贾斯坦邦和切蒂斯格尔邦三个印地语农业大邦，反映出农村选民对于莫迪农业政策的强烈不满。而在同属印地语区的人口第一大邦北方邦，作为印人党主要对手的社会主义党（SP）和大众社会党（BSP）结成了选前联盟，誓言打破印人党在该邦的垄断地位。
在本轮大选开始前，印度舆论普遍预计，2014年“莫迪旋风”横扫北方印地语区的局面不会在2019年上演。为弥补印地语区席位的损失，印人党不得不在缺乏地方根基的东部、南部地区与地方政党争抢席位，人民院过半席位恐将不保。因此在大选之前，印度主流舆论普遍预测印人党席位数将大幅缩水，莫迪连任需要依靠外部盟友的支持。反对党聚焦失业率居高不下、农业危机等议题围攻莫迪，媒体唱衰莫迪之声不绝于耳。
然而选举结果却出乎舆论的意料，甚至超出了印人党自身的预期。印人党不仅重现2014年横扫印地语区的情形，更在地方政党势力根深蒂固的西孟加拉邦、奥里萨邦大幅扩张席位数量，势力范围自西向东大幅扩展。在人民院席位數突破300大关的同时，印人党的得票率也从2014年的31.3%提升到37.4%，在席位数量和地理分布上均有大幅扩展。
反观选前媒体舆论，确实有夸大莫迪政府在经济表现上的不足、营造“势均力敌”态势的舆论炒作成分。实际上，受益于国际大宗商品价格特别是油价稳定的有利国际环境，以及莫迪强势政府的宏观调控能力，政府直到大选前夕都将通货膨胀维持在可控水平，没有出现曼莫汉·辛格执政后期物价飞涨的混乱局面。但更为重要的是，印人党在竞选过程中能够成功地运用自己在资金与组织动员上的压倒性优势，并施以恰当的竞选策略，因而在不利的舆论环境下上演了“逆风翻盘”的剧情。
据新德里非营利机构“传媒研究中心”估计，2019年印度大选耗资约6000亿印度卢比，相比2014年增长了40%。面对急速攀升的选举花销，选举资金成为印度政党实力的重要指标。印度非营利机构“民主改革协会”报告称2017～2018财年印度前七大政党总收入约为139.79亿卢比，其中印人党一党收入便高达102.73亿卢比，占七党总收入的约73.5%。仅在“选举债券”的筹资渠道上，2018年印人党便获得2.1亿卢比的资助，占当年全部“选举债券”的95%。充足的资金使得印人党能够轻松地在印度的“选举产业”中占据垄断地位。据印度《经济时报》报道，印人党在选举期间共租用了20架直升机和12架公务机，而其主要对手国大党仅有10架直升机与4架公务机。国大党甚至向媒体抱怨印人党包下了全国所有的的直升机与公务机业务，令国大党“无机可用”。在广告投入规模上，印人党与其他反对党也不在一个数量水平。选举期间印人党在“脸书”和“谷歌”上分别投入4230万和1.7亿卢比用于竞选广告，远高于第二名国大党的1460万和2710万。 在组织动员方面，印人党母体组织国民志愿服务团（RSS）继2014年大选后再次为印人党提供全面支持。印人党可利用数量庞大的团志愿者和遍布全国的基层组织，在微观层面将政治动员“落实到人”，确保将宣传材料挨家挨户地送到每一个选民手中。据印媒报道，2018年8月至2019年3月印人党在北方邦投入了约300万名基层工作者，负责与该邦近1.3亿选民建立起一对一联系。在部分地区印人党工作人员与选民的比例甚至达到了1∶30。除了投入密集的人力外，印人党还在宣传资源的分配中力求“精准动员”。据《商业标准报》报道，拉贾斯坦邦的团志愿者按照对印人党的支持程度将选民从高往低分为ABCD四类，将宣传工作重点放在摇摆不定的C类选民，从而实现选举资源的优化配置。
2019年5月30日，在印度总统科温德（左一）的主持下，成功连任的印度总理莫迪在首都新德里宣誓就职，开启第二任期。
除了无可匹敌的硬实力，印人党在议题塑造与竞选策略上同样技高一筹。2019年印人党继续围绕莫迪个人影响力做文章，突出莫迪对外维护印度安全、实践大国梦想，对内心系劳苦大众、励精图治谋发展的“印度守护者”形象。一方面，莫迪政府以报复印控克什米尔地区发生的恐怖袭击为由对巴基斯坦发动跨境“空中外科手术打击”，借“国家安全”“反恐”等议题凸显莫迪维护印度国家安全的强人形象，将国家安全与印人党奉行的印度教民族主义意识形态捆绑，在赢得更多选民支持的同时转移舆论对失业议题的关注。另一方面，印人党在经济上着力宣传向穷人免费提供天然气、住房、为穷人修建厕所等落实情况较好的福利政策，通过接地气、民众切实可见的政绩掩盖宏观经济表现不佳的事实。此外，莫迪政府频繁以“总理”或“莫迪”为中央政府出台的医保、住房保障计划冠名，将国家福利政策同莫迪个人捆绑，进一步树立莫迪心系穷人、关注民生的形象。在反对党缺乏有竞争力的总理候选人的情况下，印人党坚持打莫迪“个人牌”的策略起到了关键作用。
反观反对党，除了缺钱、缺人、缺有竞争力的总理候选人之外，在竞选策略上同样乏善可陈。国大党在2018年底的地方选举中大获全胜后对自身实力过于乐观，未能在选前及时与地方政党抱团结盟，致使其预想的“触底反弹”并未出现，无力阻止印人党在大选中横扫中央邦、拉贾斯坦邦和切蒂斯格尔邦。党主席拉胡尔·甘地甚至丢掉了尼赫鲁—甘地家族的“大本营”——北方邦阿梅提选区。而北方邦的社会主义党与大众社会党虽在选前结盟，但由于自身票仓集中于特定的种姓社群，在动员其他选民上无法与印人党匹敌，因而未能在北方邦对印人党形成有效威胁。原属“第三势力”的地方政党同样表现不佳。西孟加拉邦的草根国大党（TMC）与奥里萨邦的比朱人民党（BJD）无力单独应对印人党的冲击，席位数量均有所下降。此前高调与莫迪政府决裂、退出执政联盟的泰卢固之乡党（TDP）则在全国大选与安德拉邦选举的两线作战中被该邦另一大地方政党“双杀”，失去与印人党叫板的资本。在印人党“选举机器”火力全开的情况下，其他政党均难以在现有的选举模式中对印人党形成较大威胁。
2014年莫迪以经济改革者的姿态入主总理办公室。进入2019年，随着莫迪政府中主要经济智囊的陆续离职以及宏观经济数据的不尽人意，莫迪个人形象中经济发展的光环逐渐褪色，象征印度教民族主义的藏红花色却更为浓烈。在印度教民族主义持续高涨、右翼保守势力话语权增大的背景下，莫迪续推经济自由化改革的努力或将面临更大的内部阻力。选前承诺的各类民粹色彩濃厚的补贴政策势必会给新一届政府带来巨大的财政压力。与此同时，长期困扰莫迪与印人党政府的失业问题并不会因大选的落幕而告终。莫迪反建制、反精英的行事风格固然吸引了数量庞大的新生选民，但如果就业问题得不到有效解决，大量的新增失业人口或将为印度潜藏的各类社会矛盾注入能量，妨碍莫迪“新印度”的实现。
尽管面临诸多挑战，投资者仍然对强势而稳定的莫迪政府充满信心。受莫迪连任信号刺激，印度股市先后在出口民调公布以及大选结果揭晓的当天开盘暴涨。随着5月30日新一届内阁成员名单的亮相，支持者们有理由相信莫迪会在自己的第二个任期实现更大的抱负。
印人党主席阿米特·沙阿以内政部长的身份加入内阁，意味着莫迪对国内事务的掌控能力将进一步提升。作为莫迪亲密的政治助手与古吉拉特同乡，阿米特·沙阿在印人党主席位置上的表现堪称完美。自2014年以来，沙阿率领印人党在大大小小各级选举中攻城略地，不断刷新印人党的胜选记录，展现了出色的组织与领导能力。在内政部长的位置上，作风强悍的沙阿将直面棘手的克什米尔问题，在抵御恐怖主义威胁的同时应对国内潜藏的种姓与教派冲突及各类极端主义风险。此前担任过莫迪政府外交秘书的苏杰生则以外交部长的身份入阁，创下历史先例，打破了印度职业文官与政党之间的“天然隔阂”。作为先后担任过驻华与驻美大使的资深外交官，苏杰生在处理印度的大国外交上具有更丰富的专业知识和经验，相较于外交经验欠缺的政界人士，能够更高效地整合印度外交部掌握的各种资源，在国际舞台上为莫迪的“大国雄心”增添助力。面对愈加复杂的国内外局势，新一届莫迪政府将如何在实现经济发展、妥善解决国内矛盾的同时积极塑造对印度有利的国际环境，有待观察。
（作者为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南亚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逆风翻盘还是大势所趋？
2014年以经济发展为口号上台的莫迪，虽完成商品与服务税（GST）改革、放宽市场管制、精简政府机构等一系列重大改革措施，却未能充分兑现其2014年大选时的改革承诺与经济增长目标。被寄予厚望的“印度制造”（make in india）因征地法与劳动法改革难以通过、私营部门投资疲软而进展缓慢，制造业发展水平仍有待提升。在宏观经济数据上，印度没有出现预期的连续高增长，匪夷所思的“废钞”与仓促实施的GST改革反而使印度的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速在2017年出现断崖式下跌。反对党多次抨击莫迪政府修改经济统计标准，质疑经济数据注水。曾经为印度经济前景大唱赞歌的《经济学人》《时代》等西方媒体，开始频频质疑莫迪政府的经济治理能力。
更为严峻的是，莫迪的一系列改革措施并未创造足够的就业岗位，充分释放印度的“人口红利”。据印度官方估计，每年新增就业人口中有800万面临失业风险。2019年初，印度《商业标准报》披露了一份“泄露的政府内部报告”，称2017～2018财年印度的失业率已高达6.1%，为45年来的最高点。尽管莫迪政府称这份泄露文件仅为“草稿”，但困扰印度经济的“高增长低就业”问题的存在已是不争的事实，成为莫迪执政五年经济成绩单中的最大败笔。
除了就业，长期拖累印度经济的农业问题同样也未能在莫迪五年的任期内获得有效改善。印度农村人口约占全国人口七成，对大选结果至关重要。虽然几乎每届政府、每个政党都会强调农业的重要性，但印度农业长期靠天吃饭、靠政府救济的情况并未发生根本改变，甚至陷入恶性循环的怪圈。一旦季风异常带来大旱或洪灾，便会使农民遭灾歉收血本无归，引起粮食价格暴涨、通货膨胀严重;若是赶上风调雨顺粮食大丰收，又会出现农产品价格持续走低、农民收入下降的情况。2014年上台伊始，莫迪曾经承诺2022年要使印度农民收入翻一番，在继续完善农村保障机制的同时依靠农业市场化改革提升农产品附加值，实现农民收入增长。但莫迪显然低估了解决印度农业顽疾的难度，不少市场化的改革措施未能落实到基层，迫使莫迪政府回到了政府出钱补贴的老路上。在莫迪的首个五年任期内，印度的农业年均增长率仅为2.5%，远低于曼莫汉·辛格第二任期（2009?2014）的4.2%，农民生活水平下降。雪上加霜的是，2016年的“废钞”还对高度依赖现金交易的农村经济带来毁灭性打击。印度农业已经陷入严重危机，数以万计的示威农民不断涌入孟买、德里等大城市发起大规模示威活动，要求政府豁免农业贷款、提高农产品保护价格。
在经济形势不利的大背景下，2018年12月底揭晓的印度地方选举结果给志在连任的莫迪敲响了警钟。此前连选连胜的印人党在此轮地方选举中“意外”丢城失地，被处于低谷的国大党夺走中央邦、拉贾斯坦邦和切蒂斯格尔邦三个印地语农业大邦，反映出农村选民对于莫迪农业政策的强烈不满。而在同属印地语区的人口第一大邦北方邦，作为印人党主要对手的社会主义党（SP）和大众社会党（BSP）结成了选前联盟，誓言打破印人党在该邦的垄断地位。
在本轮大选开始前，印度舆论普遍预计，2014年“莫迪旋风”横扫北方印地语区的局面不会在2019年上演。为弥补印地语区席位的损失，印人党不得不在缺乏地方根基的东部、南部地区与地方政党争抢席位，人民院过半席位恐将不保。因此在大选之前，印度主流舆论普遍预测印人党席位数将大幅缩水，莫迪连任需要依靠外部盟友的支持。反对党聚焦失业率居高不下、农业危机等议题围攻莫迪，媒体唱衰莫迪之声不绝于耳。
然而选举结果却出乎舆论的意料，甚至超出了印人党自身的预期。印人党不仅重现2014年横扫印地语区的情形，更在地方政党势力根深蒂固的西孟加拉邦、奥里萨邦大幅扩张席位数量，势力范围自西向东大幅扩展。在人民院席位數突破300大关的同时，印人党的得票率也从2014年的31.3%提升到37.4%，在席位数量和地理分布上均有大幅扩展。
在反对党缺乏有竞争力的总理候选人的情况下，印人党坚持打莫迪“个人牌”的策略起到了关键作用。
反观选前媒体舆论，确实有夸大莫迪政府在经济表现上的不足、营造“势均力敌”态势的舆论炒作成分。实际上，受益于国际大宗商品价格特别是油价稳定的有利国际环境，以及莫迪强势政府的宏观调控能力，政府直到大选前夕都将通货膨胀维持在可控水平，没有出现曼莫汉·辛格执政后期物价飞涨的混乱局面。但更为重要的是，印人党在竞选过程中能够成功地运用自己在资金与组织动员上的压倒性优势，并施以恰当的竞选策略，因而在不利的舆论环境下上演了“逆风翻盘”的剧情。
火力全开的“选举机器”
据新德里非营利机构“传媒研究中心”估计，2019年印度大选耗资约6000亿印度卢比，相比2014年增长了40%。面对急速攀升的选举花销，选举资金成为印度政党实力的重要指标。印度非营利机构“民主改革协会”报告称2017～2018财年印度前七大政党总收入约为139.79亿卢比，其中印人党一党收入便高达102.73亿卢比，占七党总收入的约73.5%。仅在“选举债券”的筹资渠道上，2018年印人党便获得2.1亿卢比的资助，占当年全部“选举债券”的95%。充足的资金使得印人党能够轻松地在印度的“选举产业”中占据垄断地位。据印度《经济时报》报道，印人党在选举期间共租用了20架直升机和12架公务机，而其主要对手国大党仅有10架直升机与4架公务机。国大党甚至向媒体抱怨印人党包下了全国所有的的直升机与公务机业务，令国大党“无机可用”。在广告投入规模上，印人党与其他反对党也不在一个数量水平。选举期间印人党在“脸书”和“谷歌”上分别投入4230万和1.7亿卢比用于竞选广告，远高于第二名国大党的1460万和2710万。 在组织动员方面，印人党母体组织国民志愿服务团（RSS）继2014年大选后再次为印人党提供全面支持。印人党可利用数量庞大的团志愿者和遍布全国的基层组织，在微观层面将政治动员“落实到人”，确保将宣传材料挨家挨户地送到每一个选民手中。据印媒报道，2018年8月至2019年3月印人党在北方邦投入了约300万名基层工作者，负责与该邦近1.3亿选民建立起一对一联系。在部分地区印人党工作人员与选民的比例甚至达到了1∶30。除了投入密集的人力外，印人党还在宣传资源的分配中力求“精准动员”。据《商业标准报》报道，拉贾斯坦邦的团志愿者按照对印人党的支持程度将选民从高往低分为ABCD四类，将宣传工作重点放在摇摆不定的C类选民，从而实现选举资源的优化配置。
除了无可匹敌的硬实力，印人党在议题塑造与竞选策略上同样技高一筹。2019年印人党继续围绕莫迪个人影响力做文章，突出莫迪对外维护印度安全、实践大国梦想，对内心系劳苦大众、励精图治谋发展的“印度守护者”形象。一方面，莫迪政府以报复印控克什米尔地区发生的恐怖袭击为由对巴基斯坦发动跨境“空中外科手术打击”，借“国家安全”“反恐”等议题凸显莫迪维护印度国家安全的强人形象，将国家安全与印人党奉行的印度教民族主义意识形态捆绑，在赢得更多选民支持的同时转移舆论对失业议题的关注。另一方面，印人党在经济上着力宣传向穷人免费提供天然气、住房、为穷人修建厕所等落实情况较好的福利政策，通过接地气、民众切实可见的政绩掩盖宏观经济表现不佳的事实。此外，莫迪政府频繁以“总理”或“莫迪”为中央政府出台的医保、住房保障计划冠名，将国家福利政策同莫迪个人捆绑，进一步树立莫迪心系穷人、关注民生的形象。在反对党缺乏有竞争力的总理候选人的情况下，印人党坚持打莫迪“个人牌”的策略起到了关键作用。
反观反对党，除了缺钱、缺人、缺有竞争力的总理候选人之外，在竞选策略上同样乏善可陈。国大党在2018年底的地方选举中大获全胜后对自身实力过于乐观，未能在选前及时与地方政党抱团结盟，致使其预想的“触底反弹”并未出现，无力阻止印人党在大选中横扫中央邦、拉贾斯坦邦和切蒂斯格尔邦。党主席拉胡尔·甘地甚至丢掉了尼赫鲁—甘地家族的“大本营”——北方邦阿梅提选区。而北方邦的社会主义党与大众社会党虽在选前结盟，但由于自身票仓集中于特定的种姓社群，在动员其他选民上无法与印人党匹敌，因而未能在北方邦对印人党形成有效威胁。原属“第三势力”的地方政党同样表现不佳。西孟加拉邦的草根国大党（TMC）与奥里萨邦的比朱人民党（BJD）无力单独应对印人党的冲击，席位数量均有所下降。此前高调与莫迪政府决裂、退出执政联盟的泰卢固之乡党（TDP）则在全国大选与安德拉邦选举的两线作战中被该邦另一大地方政党“双杀”，失去与印人党叫板的资本。在印人党“选举机器”火力全开的情况下，其他政党均难以在现有的选举模式中对印人党形成较大威胁。
“莫迪2.0”去向何方
2014年莫迪以经济改革者的姿态入主总理办公室。进入2019年，随着莫迪政府中主要经济智囊的陆续离职以及宏观经济数据的不尽人意，莫迪个人形象中经济发展的光环逐渐褪色，象征印度教民族主义的藏红花色却更为浓烈。在印度教民族主义持续高涨、右翼保守势力话语权增大的背景下，莫迪续推经济自由化改革的努力或将面临更大的内部阻力。选前承诺的各类民粹色彩濃厚的补贴政策势必会给新一届政府带来巨大的财政压力。与此同时，长期困扰莫迪与印人党政府的失业问题并不会因大选的落幕而告终。莫迪反建制、反精英的行事风格固然吸引了数量庞大的新生选民，但如果就业问题得不到有效解决，大量的新增失业人口或将为印度潜藏的各类社会矛盾注入能量，妨碍莫迪“新印度”的实现。
尽管面临诸多挑战，投资者仍然对强势而稳定的莫迪政府充满信心。受莫迪连任信号刺激，印度股市先后在出口民调公布以及大选结果揭晓的当天开盘暴涨。随着5月30日新一届内阁成员名单的亮相，支持者们有理由相信莫迪会在自己的第二个任期实现更大的抱负。
印人党主席阿米特·沙阿以内政部长的身份加入内阁，意味着莫迪对国内事务的掌控能力将进一步提升。作为莫迪亲密的政治助手与古吉拉特同乡，阿米特·沙阿在印人党主席位置上的表现堪称完美。自2014年以来，沙阿率领印人党在大大小小各级选举中攻城略地，不断刷新印人党的胜选记录，展现了出色的组织与领导能力。在内政部长的位置上，作风强悍的沙阿将直面棘手的克什米尔问题，在抵御恐怖主义威胁的同时应对国内潜藏的种姓与教派冲突及各类极端主义风险。此前担任过莫迪政府外交秘书的苏杰生则以外交部长的身份入阁，创下历史先例，打破了印度职业文官与政党之间的“天然隔阂”。作为先后担任过驻华与驻美大使的资深外交官，苏杰生在处理印度的大国外交上具有更丰富的专业知识和经验，相较于外交经验欠缺的政界人士，能够更高效地整合印度外交部掌握的各种资源，在国际舞台上为莫迪的“大国雄心”增添助力。面对愈加复杂的国内外局势，新一届莫迪政府将如何在实现经济发展、妥善解决国内矛盾的同时积极塑造对印度有利的国际环境，有待观察。
（作者为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南亚研究所助理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