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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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子学”有广狭两义,朱子理学为狭义朱子学,而朱子后学及后世学者对朱子哲学的理论解释与创新发展则属于广义朱子学。13世纪末,传入日本与朝鲜的朱子学经与当地文化的冲撞、对话、吸收与转化而发展出来的日韩朱子学,是广义朱子学的典型形态。不过,朱子学在江户日本经历了一番乖舛的命运,传入伊始便出现了朱子学与反朱子学等多重势力交错缠斗的现象;由于江户日本属于武士国家,缺乏科举制度对儒士身份的保障,故朱子学在江户社会的地位显得十分微妙,历来以为朱子学是德川幕府政治意识形态的看法无法成立。然而日本朱子学也有独到之处,如崎
【基金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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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多卷本《宋明理学史新编》”(17ZDA013)的阶段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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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子学”有广狭两义,朱子理学为狭义朱子学,而朱子后学及后世学者对朱子哲学的理论解释与创新发展则属于广义朱子学。13世纪末,传入日本与朝鲜的朱子学经与当地文化的冲撞、对话、吸收与转化而发展出来的日韩朱子学,是广义朱子学的典型形态。不过,朱子学在江户日本经历了一番乖舛的命运,传入伊始便出现了朱子学与反朱子学等多重势力交错缠斗的现象;由于江户日本属于武士国家,缺乏科举制度对儒士身份的保障,故朱子学在江户社会的地位显得十分微妙,历来以为朱子学是德川幕府政治意识形态的看法无法成立。然而日本朱子学也有独到之处,如崎门派朱子学在“智藏”说等方面对朱子学有理论推进和思想转化,值得我们进行批判性反思。韩国朱子学则有另一番奇特的景象,在朝鲜时代,朱子学获得了独尊天下的国家意识形态的思想地位;与此同时,有关朱子学的义理辨析而引发的思想论辩也极为激烈,例如“四端七情”之辩便是一场贯穿整个韩国儒学史的思想论辩,从中可以发现对中国朱子学的重要理论转进。可以说,东亚朱子学已构成了独立的研究领域,朱子学在东亚地域的传承、发展也充分展示了中国哲学的丰富性。
其他文献
当代欧陆左翼哲学对爱欲功能的揄扬,提示着爱欲在现代主体性塑造上发挥的重要作用.在数字资本主义时代,依托数据算法的中介,人际交往中的"他者"维度有趋于消失的可能,自我正遭遇一场空前的主体性危机.一批左翼理论家尝试从古希腊传统中汲取资源,旨在从灵魂自我完善与源自共同生活的友爱政治两个方面,把爱欲抬升至建构主体的本体论地位,进而重拾主体解放论述以因应当前困境.这一转向反映了左翼思潮的新变化,同时也呈现出爱欲解放与审美救赎思想在理论旨趣和方法限度上的内在一致性.
关于墨家政治学说的一种流行看法认为,墨家赞同专制,甚至主张政治权威应当迫使民众在一切价值判断上都保持一致.但深入分析会发现,墨家要求人们"尚同"的"统一的义",实际上只是以"不可亏人"为内核的"公义",具有普遍的可辩护性;而政治权威的角色仅在于推行而不是"创造"这种统一的道德规范,并且其自身也必须受到"公义"的严格约束.所以,尽管墨家主张政治权威凭借强制力推行"公义"这一统一的道德规范,但并不意味着他们在所有层面的价值判断上都迫使民众保持一致.
墨家以"染丝"作类比,将人性区分为本原之性和所染之性.本原之性内含可善可恶的潜质;所染之性受外部环境影响,彰显不同的善恶行为.基于"利"这一善恶的判断标准,墨家指出"仁者寡""人异义""不相爱"和"自利"四种人性之消极面向,并主张建构一个以"天之性"为根本的相爱相利的共同体,从而指引人心人性向善去恶.但墨家人性学说并没有就此止步,而是由"以利言性"的外在实践逐渐转向"以义治性"的内在实践工夫,即人以"观"之工夫,感通于"天",使"天之义"内化于人心,并通过
作为当代女权主义的重要分支,社会主义女权主义为探讨反代孕合法化的必要性提供了别样的分析视角:代孕的出现是父权制和资本主义共同作用的结果.依此形成的压迫和剥削导致了代孕女性的异化,她们作为人的特征为工具性所定义,面临与母亲身份疏离的风险.在代孕女性与母亲身份疏离的背后,存在着一个侵占绝大部分生育劳动成果的特权阶级女性群体.为避免对代孕女性的压迫、剥削和异化,减少她们过上自由、独立且有尊严生活的阻碍,坚决反对代孕合法化是必要的.
波伏瓦在《第二性》中对列维纳斯的女性概念展开过尖锐的女性主义批评,这一批评在其当代支持者中获得了更为周密而有力的论证.这些论证可以归总为一个解读方式上的二难困境,即无论从现实社会政治层面抑或从哲学范畴层面理解列维纳斯的女性概念,从中寻求女性主义理论资源都被认为是不可能的.通过考察列维纳斯的爱欲现象学,我们可以发现,列氏凭借爱欲的三重两可性瓦解了隐藏在二难问题背后的互斥性观念,其女性概念因此不属于任何一成不变的形而上学刻画,它所具有的既背负深重过去又面朝无限未来的意涵为女性主义提供了合理且深刻的哲学辩护.
秉承《正义论》中"理想理论-非理想理论"的划分,罗尔斯在《万民法》中进一步将自己的理论拓展为"现实乌托邦".该主张为其正义理论赋予了面向"现实的"维度,也让一些学者认为罗尔斯是一个现实主义者.不过,罗尔斯始终坚持"理想理论的优先性"命题,主张稳定性依赖于"向着理性善的收敛",也即向着未来收敛.因而,他的理论旨在用一种逻辑的可能性或理由的可能性来否定"此时此地"这样的经验的可能性或事实的可能性.罗尔斯的正义理论聚焦于未来,而非拘泥于当下.他的理论首先(并且最终依然)是乌托邦的.
罗尔斯在其理论建构中吸收并试图规避马克思对传统自由主义的批评,这使他的正义理论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变得扑朔迷离.从唯物史观视角审视罗尔斯的正义理论我们会发现,罗尔斯基于西方社会公共政治文化中的规范性理念对资本主义社会所作的内部批评,暗中依赖马克思对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分析,但马克思并不会赞同罗尔斯的批评进路;罗尔斯虽然将生产资料的重新分配看作实现社会正义的关键步骤,但由于其将分配正义的观念而不是生产力的发展认作社会变革的决定性因素,因而违背了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
德莫特·莫兰(Dermot Moran)教授是国际著名的现象学家、2018年北京"世界哲学大会"委员会主席,现任波士顿学院(Boston College)哲学系主任.2019年6—7月,莫兰教授受邀到中山大学哲学系开展"中大禾田哲学讲座",期间访者与莫兰教授就现象学研究的现状、现象学与跨文化研究等议题展开持续且深入的交流.此系列访谈从2019年7月延续至2021年5月,莫兰教授最后对访谈文稿作了大量增订和校阅,全面展现了他个人对现象学近四十年发展的观察与回顾.在此选取部分内容集结成文,以飨读者.
胡塞尔晚年将两性间的本能和母婴关系等"在家状态"构筑为超越论现象学的新基础,从而实质性地构成了对海德格尔"在世存在"理论的批评:本己性并非"无家可归"的,而是应该显明于与家人关联的"切己性"。同样以"在家"为基础,列维纳斯突破了海德格尔"在世存在"理论的统治,但与胡塞尔强调家的"融合存在"不同,列维纳斯坚持亲子与两性中的他异性的基础地位,主体只能在不可消除的差异性中与他者相互渗透、感发与生成。在对在世、在家之奠基关系的转换中,现象学运动实现了从在世存在到本性存在,再到异质存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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