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非诚勿扰》自2010年1月15日开播以来，迅速成为我国极具影响力和市场号召力的新型婚恋交友类节目，创造了高收视率以及良好的经济效应。节目突破传统“相亲”模式，成功将爱情和婚恋“移植”到舞台上，通过媒介，向全社会展现现代都市男性女性的婚恋观，价值观等等。节目传递一种现代诉求，迎合“剩男剩女”的热点大众舆论话题。节目中“美女策略”的把握和运用使得节目充满了当下社会性别关系的想象和新女性形象的想象。
一、《非诚勿扰》女嘉宾基本特征
纵观节目中的女性，她们来自不同的地方，涉及领域比较宽泛，基本代表了当今社会都市女性的各个阶层。作为一个被广泛关注的、基本代表当今社会都市女性各个领域的群体，她们在节目中主要呈现出以下特点：
（一）外形靓丽
节目中24位女嘉宾大多都是容貌包装靓丽，节目开场时嘉宾从类似于T台的舞台后走出，就如同参加选美的模特们，足以吸引大多数眼球。
（二）性格多元
从性格特点来看，24位女嘉宾有的温柔可爱的，有的成熟端庄，有的犀利尖刻等，多元化的性格使得每位女嘉宾以较鲜明的形象出现在大众视野前，尤其是那些性格特点极其突显的女嘉宾，更是受到更为广泛的关注。参与者不是一对一，而是采用一对多的方式选择交往对象。对于数量众多的参与者来说，使自己从人群中脱颖而出的唯一秘诀是彰显个性。
（三）言语特色
节目2010年开播之初“个性十足”的男女嘉宾们毫无忌讳的大谈拜金、享乐，语言暴力充斥节目，如“我宁愿坐在宝马车里哭，也不愿坐在自行车上笑”、“我的手只和我男朋友握，别人的话一次20万”等，《非诚勿扰》“语言暴力充斥节目，嘉宾言语极尽嘲讽、挖苦之能事，‘毒舌’飞舞，缺乏平等交流。”[1]
改版后的《非诚勿扰》的嘉宾言论几乎不见社会精神层面领域难以消化的言语暴力，但多数女嘉宾仍以极具特点，大胆泼辣，充满强烈的自我意识的言论“出场站台”，在节目中或标榜自己的“爱情理想”、或抒发对现实社会的“义愤填膺”，其自身特点在节目中得到无限放大。
（四）解构“传统”
节目女嘉宾从外在形象上看，既有“传统美人”，长发飘飘，容貌照人，温婉柔和的女子，更有以干练短发、裤装衬衫这种形象直接冲击着人们对女性外在形象传统定位和认识；从其内在而言，多数女嘉宾不仅拥有养活自己独立生存的能力，她们中有本科、硕士，甚至博士等高学历的女性，有些女嘉宾将自己的事业做得很成功。这些成为敢于走上这个舞台，展示自己、审视男性的现代都市女性的代表们向“传统”女性形象大胆说拜拜，她们不再是“养在深闺人未识”。
二、“ 美女嘉宾”的视觉效应
在当今物欲横流的消费时代里，人们逐渐成为官能性的人。大众媒介深深影响着人们的思想观念和行为。在充斥“视觉快感”的电视机前，女性身体成为一览无余的景观。让·波德里亚在《消费社会》中说：“在消费的全套装备中，有一种比其它一切都更美丽、更珍贵、更光彩夺目的物品，它比负载了全部内涵的汽车还要负载了更沉重的内涵。这便是身体。”[2]
《非诚勿扰》在女嘉宾选择和包装上极其讲究，24位佳丽来自不同城市、从事各行各业，个个吸引眼球。节目塑造的女性形象大多是极具代表性的都市女性，女嘉宾成为节目的一种装饰、一个卖点。
一方面大众媒介制造了“无懈可击”却不真实的女性形象，视觉上女性元素被无限放大，女嘉宾盛装出席，男嘉宾则尽量保持原貌，从女性主义角度衡量，这种女性形象塑造是单方面的，是对女性形象的又一种外在控制。
然而从另一方面来讲，在节目中女嘉宾作为被观赏被领略的“风景”，这种大众媒介安排下的女性身体叙事，成为电视时空中的符号，吸引着大众视野。节目中被“包装”的女性变为可供全社会欣赏、品味的对象，这种“视觉快感”满足了消费时代受众内心的隐秘情感和窥探欲望。因而，视觉上“美女策略”为《非诚勿扰》在吸引受众，保持收视率上做出了功不可没的贡献。
三、“偶像剧”式的戏剧冲突设置
《非诚勿扰》从其文本意义上来说，像是一部女演员众多的充满矛盾冲突的戏剧。显而易见，演员的选择和表演，剧本的创作都是成功的，它的“票房号召力”和“市场影响力”都是极有成效的，而其中女嘉宾成为矛盾冲突设定的引爆者。
首先，节目的舞台设定就充满了戏剧性元素。其次，节目的情节建构上，戏剧矛盾同样突显，24位“美女”嘉宾扇形展开与舞台中央男嘉宾这种无论是数量还是性别上都严重不对称的互动。这是整台节目的戏剧矛盾基础。在节目过程中主持人充当催化剂的作用，促使男女嘉宾发生“反应”，尤其使这些女嘉宾的在适当的时候做出制造戏剧效应的表演。戏剧总是充满了紧张而吸引人的剧情，《非诚勿扰》迎合了受众的观看心理，无论是舞台上还是电视机前，气氛都是紧张且充满戏剧性的，与日常环境中的交流不同。“美女”们的不错表演加上观众买账的矛盾冲突设定，创造了《非诚勿扰》这部极具卖点的大众“戏剧”的高收视率。
四、娱乐狂欢“美女”话题制造
作为一台本应以服务为其主要宗旨的婚恋交友类节目，《非诚勿扰》的娱乐意义被无限放大，在当今这个泛娱乐化时代里，创造了“全民相亲”的娱乐奇观。吴靖在《文化现代性的视觉表达》一书中指出：“这个节目（《非诚勿扰》）真正的乐趣并非来自于它的婚介功能，而是来自于在性别表演的过程中所体现出来的过度的做作、伪装和自我矛盾。”[3]
《非诚勿扰》的真实性常常为人所诟病，以其为代表的电视婚恋交友类节目的“高收视率”、“低成功率”形成强烈反差。然而节目通过营造简单娱乐的节目氛围，满足观众本能的愉悦快感，从而创造出的泛娱乐化语境下的充满女性特色的消费文化。节目剥离了作为其本质的服务功能，“美女策略”的娱乐功能不断放大，取得的全民娱乐狂欢效应不容忽视。
作为私人领域的爱情和婚恋话题在节目中昭然若是于大众视野下，在这场充满戏剧性的两性“追逐游戏”中，无论男女嘉宾有没有得到及时的爱情体验，观众则得到快乐和满足。节目中由主持人串线将24位女嘉宾“游戏”中的发言对话引向更具普遍意义以及大众吸引力的话题；另一方面女嘉宾也成为“大众话题”，观众关注这些女性，对她们的衣着打扮评头论足，对她们的言谈举止津津乐道，对她们的消费观、价值观抨击评判。
话题的引入和制造营造了娱乐的氛围，《非诚勿扰》的舞台成了“大众娱乐”以及“娱乐大众”的平台。在当下泛娱乐化的语境下，被消费文化深刻影响的社会人极具“娱乐精神”。《非诚勿扰》的“美女策略”迎合了大众审美口味，唤起了观众观赏兴趣，并带来轻松愉悦的氛围，因而创造出高收视率和可观的经济效益。
结语
《非诚勿扰》对于“美女”元素的运用及其当下热门话题的准确把握，创造了新型电视相亲节目的红火景象。《非诚勿扰》在一定程度上打造一个“女性当道”的现代的性别关系景观，脱离了传统相亲节目的制约，开创了新的形式，节目表达了女性应获得自主性的话语权。另一方面，节目创造性的挣脱了传统相亲模式的制约，女性形象的多样化、性格化塑造、设定、娱乐化包装都巧妙迎合了当下泛娱乐化时代人们的观看需要和诉求。娱乐化的“美女策略”在极致且成功运用的同时，也同样出现了低俗化、套路化等问题，如何平衡也是需要解决的问题。
参考文献：
[1]谢樱.新华视点：电视相亲节目“八宗罪” [EB/OL].（2010-06-11）[2014-10-01]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10-06/11/c_12212205.htm.
[2]让·波德里亚.消费社会[M].刘成富，全志钢，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1：139.
[3]吴靖.文化现代性的视觉表达[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65.
一、《非诚勿扰》女嘉宾基本特征
纵观节目中的女性，她们来自不同的地方，涉及领域比较宽泛，基本代表了当今社会都市女性的各个阶层。作为一个被广泛关注的、基本代表当今社会都市女性各个领域的群体，她们在节目中主要呈现出以下特点：
（一）外形靓丽
节目中24位女嘉宾大多都是容貌包装靓丽，节目开场时嘉宾从类似于T台的舞台后走出，就如同参加选美的模特们，足以吸引大多数眼球。
（二）性格多元
从性格特点来看，24位女嘉宾有的温柔可爱的，有的成熟端庄，有的犀利尖刻等，多元化的性格使得每位女嘉宾以较鲜明的形象出现在大众视野前，尤其是那些性格特点极其突显的女嘉宾，更是受到更为广泛的关注。参与者不是一对一，而是采用一对多的方式选择交往对象。对于数量众多的参与者来说，使自己从人群中脱颖而出的唯一秘诀是彰显个性。
（三）言语特色
节目2010年开播之初“个性十足”的男女嘉宾们毫无忌讳的大谈拜金、享乐，语言暴力充斥节目，如“我宁愿坐在宝马车里哭，也不愿坐在自行车上笑”、“我的手只和我男朋友握，别人的话一次20万”等，《非诚勿扰》“语言暴力充斥节目，嘉宾言语极尽嘲讽、挖苦之能事，‘毒舌’飞舞，缺乏平等交流。”[1]
改版后的《非诚勿扰》的嘉宾言论几乎不见社会精神层面领域难以消化的言语暴力，但多数女嘉宾仍以极具特点，大胆泼辣，充满强烈的自我意识的言论“出场站台”，在节目中或标榜自己的“爱情理想”、或抒发对现实社会的“义愤填膺”，其自身特点在节目中得到无限放大。
（四）解构“传统”
节目女嘉宾从外在形象上看，既有“传统美人”，长发飘飘，容貌照人，温婉柔和的女子，更有以干练短发、裤装衬衫这种形象直接冲击着人们对女性外在形象传统定位和认识；从其内在而言，多数女嘉宾不仅拥有养活自己独立生存的能力，她们中有本科、硕士，甚至博士等高学历的女性，有些女嘉宾将自己的事业做得很成功。这些成为敢于走上这个舞台，展示自己、审视男性的现代都市女性的代表们向“传统”女性形象大胆说拜拜，她们不再是“养在深闺人未识”。
二、“ 美女嘉宾”的视觉效应
在当今物欲横流的消费时代里，人们逐渐成为官能性的人。大众媒介深深影响着人们的思想观念和行为。在充斥“视觉快感”的电视机前，女性身体成为一览无余的景观。让·波德里亚在《消费社会》中说：“在消费的全套装备中，有一种比其它一切都更美丽、更珍贵、更光彩夺目的物品，它比负载了全部内涵的汽车还要负载了更沉重的内涵。这便是身体。”[2]
《非诚勿扰》在女嘉宾选择和包装上极其讲究，24位佳丽来自不同城市、从事各行各业，个个吸引眼球。节目塑造的女性形象大多是极具代表性的都市女性，女嘉宾成为节目的一种装饰、一个卖点。
一方面大众媒介制造了“无懈可击”却不真实的女性形象，视觉上女性元素被无限放大，女嘉宾盛装出席，男嘉宾则尽量保持原貌，从女性主义角度衡量，这种女性形象塑造是单方面的，是对女性形象的又一种外在控制。
然而从另一方面来讲，在节目中女嘉宾作为被观赏被领略的“风景”，这种大众媒介安排下的女性身体叙事，成为电视时空中的符号，吸引着大众视野。节目中被“包装”的女性变为可供全社会欣赏、品味的对象，这种“视觉快感”满足了消费时代受众内心的隐秘情感和窥探欲望。因而，视觉上“美女策略”为《非诚勿扰》在吸引受众，保持收视率上做出了功不可没的贡献。
三、“偶像剧”式的戏剧冲突设置
《非诚勿扰》从其文本意义上来说，像是一部女演员众多的充满矛盾冲突的戏剧。显而易见，演员的选择和表演，剧本的创作都是成功的，它的“票房号召力”和“市场影响力”都是极有成效的，而其中女嘉宾成为矛盾冲突设定的引爆者。
首先，节目的舞台设定就充满了戏剧性元素。其次，节目的情节建构上，戏剧矛盾同样突显，24位“美女”嘉宾扇形展开与舞台中央男嘉宾这种无论是数量还是性别上都严重不对称的互动。这是整台节目的戏剧矛盾基础。在节目过程中主持人充当催化剂的作用，促使男女嘉宾发生“反应”，尤其使这些女嘉宾的在适当的时候做出制造戏剧效应的表演。戏剧总是充满了紧张而吸引人的剧情，《非诚勿扰》迎合了受众的观看心理，无论是舞台上还是电视机前，气氛都是紧张且充满戏剧性的，与日常环境中的交流不同。“美女”们的不错表演加上观众买账的矛盾冲突设定，创造了《非诚勿扰》这部极具卖点的大众“戏剧”的高收视率。
四、娱乐狂欢“美女”话题制造
作为一台本应以服务为其主要宗旨的婚恋交友类节目，《非诚勿扰》的娱乐意义被无限放大，在当今这个泛娱乐化时代里，创造了“全民相亲”的娱乐奇观。吴靖在《文化现代性的视觉表达》一书中指出：“这个节目（《非诚勿扰》）真正的乐趣并非来自于它的婚介功能，而是来自于在性别表演的过程中所体现出来的过度的做作、伪装和自我矛盾。”[3]
《非诚勿扰》的真实性常常为人所诟病，以其为代表的电视婚恋交友类节目的“高收视率”、“低成功率”形成强烈反差。然而节目通过营造简单娱乐的节目氛围，满足观众本能的愉悦快感，从而创造出的泛娱乐化语境下的充满女性特色的消费文化。节目剥离了作为其本质的服务功能，“美女策略”的娱乐功能不断放大，取得的全民娱乐狂欢效应不容忽视。
作为私人领域的爱情和婚恋话题在节目中昭然若是于大众视野下，在这场充满戏剧性的两性“追逐游戏”中，无论男女嘉宾有没有得到及时的爱情体验，观众则得到快乐和满足。节目中由主持人串线将24位女嘉宾“游戏”中的发言对话引向更具普遍意义以及大众吸引力的话题；另一方面女嘉宾也成为“大众话题”，观众关注这些女性，对她们的衣着打扮评头论足，对她们的言谈举止津津乐道，对她们的消费观、价值观抨击评判。
话题的引入和制造营造了娱乐的氛围，《非诚勿扰》的舞台成了“大众娱乐”以及“娱乐大众”的平台。在当下泛娱乐化的语境下，被消费文化深刻影响的社会人极具“娱乐精神”。《非诚勿扰》的“美女策略”迎合了大众审美口味，唤起了观众观赏兴趣，并带来轻松愉悦的氛围，因而创造出高收视率和可观的经济效益。
结语
《非诚勿扰》对于“美女”元素的运用及其当下热门话题的准确把握，创造了新型电视相亲节目的红火景象。《非诚勿扰》在一定程度上打造一个“女性当道”的现代的性别关系景观，脱离了传统相亲节目的制约，开创了新的形式，节目表达了女性应获得自主性的话语权。另一方面，节目创造性的挣脱了传统相亲模式的制约，女性形象的多样化、性格化塑造、设定、娱乐化包装都巧妙迎合了当下泛娱乐化时代人们的观看需要和诉求。娱乐化的“美女策略”在极致且成功运用的同时，也同样出现了低俗化、套路化等问题，如何平衡也是需要解决的问题。
参考文献：
[1]谢樱.新华视点：电视相亲节目“八宗罪” [EB/OL].（2010-06-11）[2014-10-01]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10-06/11/c_12212205.htm.
[2]让·波德里亚.消费社会[M].刘成富，全志钢，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1：139.
[3]吴靖.文化现代性的视觉表达[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6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