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2018年俄罗斯世界杯已经进行到淘汰赛阶段。此时，瑞士球员谢尔丹·沙齐里和格拉尼特·扎卡正面临1万美元的处罚—小组赛最后一轮对阵塞尔维亚进球后，二人均作出阿尔巴尼亚国旗“双头鹰”手势，引发巨大争议。国际足联公开表示，目前不打算将相关球员禁赛，但以“缺乏体育精神行为，有违公平竞赛原则”对其予以罚款。
时间倒回2018年5月15日，德国队刚刚颁布世界杯参赛队员初选名单，与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合影并赠送礼物的两位土耳其裔球员厄齐尔、京多安就遭受了激烈的批评：“身在德营心在土”。
移民球员给各个国家队带来“赢球红利”的同时，也越来越搅动“民族国家”体制下的身份政治。在“民族主义”逐渐回归国际性争端的背后，足球外援带来的，究竟是启发性的多元文化融合，还是不可避免的矛盾深化？
移 民
世界杯期间，足球移民的现象会比以往更加受到关注。狭义上，移民球员指的是拥有一国国籍或双重国籍的侨民或移民后代，这在一些曾拥有殖民地的欧洲国家比较普遍。在脱离殖民地地位、走向民族解放和民族独立之后，大多数国家都陷入“真空”式的混乱，并不得不对前宗主国再度复制、模仿，移民成为一种流行的选择。
1998年的法国队，使世界足坛第一次在震惊下认识了“足球移民”。夺冠的那一支球队中，包括齐达内、德塞利、卡伦布、亨利、维埃拉、图拉姆、特雷泽盖和皮雷等在内的13人均为移民后代。其中7人来自非洲，5人来自加勒比海地区，1人来自西班牙。
法国队人称“3B”球队—BlackBlanc-Beur，它是法语“黑色”“白色”“黄油色”三个单词的首字母，意思是球队由黑人、白人与阿拉伯人组成。1998年在家门口夺冠，让法国国家队被法国人视为“民族大团结”的重要象征。
第二次世界大战前，法国在非洲拥有广袤的殖民地，这些殖民地在战后纷纷独立，但语言、文化、政治制度和行为，都带有比较深刻的法国印记，这也是日后移民得以流动的基础。前法国队的灵魂人物齐达内就来自前法属殖民都阿尔及利亚，甚至有人联想到他的祖辈组成的阿尔及利亚军团，曾在北非为盟军作战。
但“民族大团结”只是个表象。法国队一直存在“更衣室里的战争”，“阿尔及利亚帮”和“本土帮”时常曝出纠纷。面临“内讧”的还有荷兰。苏里南曾是荷兰的殖民地，“橙衣军团”的名宿古力特、里杰卡尔德、戴维斯、西多夫都是苏里南后裔，而球队不时会爆发苏里南人和白人的争吵。即便在“三剑客时代”，这样的矛盾也屡见不鲜。
德国队的变化是从《塔格斯皮格日报》的戈德曼的呼吁开始的。21世纪初，他主张借鉴法国队依靠移民球员夺冠的经验，德国足球应重视外来球员。2014年的德国队在巴西抱走大力神杯，才有不少人意识到“日耳曼战车”的称号早已不适合德国—移民面孔远多于日耳曼人。
从2004年开始，德国足协开始设置专门机构，选拔大量在德国成长的土耳其裔球员。在本届世界杯中，有三名球员为土耳其裔。除此之外，德国当下非日耳曼血统的优秀球员还有加纳裔的博阿滕，塞拉利昂裔的吕迪格，科特迪瓦裔的若纳坦-塔，突尼斯裔的赫迪拉，摩洛哥裔的贝拉拉比，西班牙裔的戈麦斯，法国裔的萨内。
厄齐尔和京多安屡遭批评，正是土耳其移民的德国遭遇的一个折射：排外情绪愈发高涨，移民愈发被孤立—哪怕他们已经是第三代移民，在德国出生，在德国长大。
德国人口结构和移民政策变化也是一个原因。随着人口老龄化的加剧，德国需要通过移民来平衡本国人口年龄结构，弥补老龄化造成的劳动力缺口。然而，从上世纪60年代初开始的土耳其劳动力输入，并没有得到大多数德国人的理解，也没能促成更好地融合。
90年代初，“土耳其人滚回去”的标语到处可见。莫尔恩和佐林根还发生了针对土耳其移民的纵火袭擊案，烧死多人。厄齐尔和京多安屡遭批评，正是土耳其移民的德国遭遇的一个折射：排外情绪愈发高涨，移民愈发被孤立—哪怕他们已经是第三代移民，在德国出生，在德国长大。
归 化
广义上的移民球员还包括“归化球员”，它是指一名球员通过取得他国国籍，取得合法参赛资格，从而代表他国参加国际赛事。归化球员和狭义的移民球员的区别是，前者多为第一代移民，后者则是第二代、第三代移民。
本届世界杯上，“归化球员”谢尔丹·沙齐里和格拉尼特·扎卡带来的风波仍未平息。他们都是科索沃裔的阿尔巴尼亚人。沙齐里出生于科索沃的格尼拉内，4岁时被迫移居瑞士，后因内战无法回到家乡。据信，他的家族当年与南斯拉夫政府有过节。扎卡的父亲因抗议塞尔维亚军事打压科索沃独立运动，遭逮捕入狱3年，后举家移民瑞士。扎卡的哥哥效力于阿尔巴尼亚国家队。
位于巴尔干半岛的科索沃属于主权争端地区。当地以阿尔巴尼亚人为主，1999年科索沃战争结束前都是塞尔维亚的一个自治省。科索沃于2008年单方面宣布独立。塞尔维亚政府称绝不放弃科索沃的主权。双方关系陷入持续紧张之中。本届世界杯，瑞士与塞尔维亚在同一小组。沙齐里曾在出征前，就放出左脚有瑞士国旗、右脚有科索沃国旗的战靴照。
更严重的情况发生在2014年。2016欧洲杯预选赛期间，阿尔巴尼亚队与塞尔维亚队交战，爆发了一场群殴。一架挂有科索沃地图和政治标语旗帜的飞行器在比赛中进入球场，两队球员、官员大打出手，愤怒的球迷也冲入场内，比赛被迫中止。
瑞士足球的崛起同德国足球复兴的轨迹惊人相似。作为西欧足球土壤最为贫瘠的区域，完善的青训体系和优秀的移民球员给了瑞士良机。特别是战争—来自科索沃的沙齐里和贝赫拉米，科特迪瓦的朱鲁，波斯尼亚的塞费罗维奇都从“难民大军”里走出。 归化的球员离开故国，总有些悲痛的政治原因。在国家间的比赛中，免不了彼此“抬头不见低头见”。国际足联虽然屡屡喊话，让体育远离“政治”，但谁都明白这只是一个天真的理想。马拉多纳之所以封神，碾压今日的梅西，一个主要原因就是在1986年击败英格兰队，替阿根廷洗掉“马岛之战”输给“日不落帝国”的耻辱。而2014年世界杯，梅西带领的阿根廷，却无法实现在宿敌巴西的土地上捧杯的夙愿。
2022年世界杯东道主卡塔尔则走向另一个极端，大打金元攻势。在相继收购了巴黎圣日耳曼、马拉加、奥伊彭（比利时）、莱昂内萨（西班牙）等欧洲俱乐部后，来自乌拉圭、塞内加尔、苏丹的球员又占满了国家队的位置。这样全球招募、七拼八凑的“国家俱乐部队”也饱受诟病：不会说官方语言，不会唱国歌—付费办事而已。
而且，2009年国际足联通过全新的更改国籍规定。只要球员没有代表所在国参加过国际A级比赛，就可在任何年龄更改国籍。卡塔尔的做法代表了一些经济实力强、足球弱的国家想赢球的“努力”，但问题也随之而来：没有民族荣誉感的球队，凭什么代表这个民族？
回 魂
移民球员也好，归化球员也好，一些拉丁语系的南欧国家干脆将这两种球员统称为“外援”，即“雇佣军”（oriundo或oriundi）。这个词由拉丁语中的出生（oriri）和东方（Orient）组合而成。经过百年发展，欧洲足球职业联赛早已接受了“外援”这个概念。然而，在国家队的层面上，种族、信仰依然是一道妨碍身份认同的鸿沟。
足球外援的产生主要有三大基础：前殖民地向宗主国流动的移民潮，战争产生的难民潮，以及因政治、经济格局变迁衍生的移民行为。这些基础从根源上决定了足球外援与“政治”的紧密联系，从结果上导致了团结问题、认同问题。民族主义正在成为越来越多的排外者使用的口号，他们攻击外援的肤色、祖籍、口音和宗教。ISIS就曾因穆斯林球员为法国队效力而使用自杀炸弹攻击比赛现场。
这一切都像是世界时局的缩影。冷战结束后，分崩离析的东欧令苏联让欧洲版图小国林立，波黑、克罗地亚、马其顿、黑山、塞尔维亚和斯洛文尼亚处于阴霾之中，华盛顿的乌克兰人在俄国的大使馆门前示威，莫斯科的犹太人则要求移民以色列。20多年后，苏格兰的独立公投、加泰罗尼亚的分离主义、叙利亚难民再度占据人们的视线。
今日的民族主义只是19世纪-20世纪中期的民族主义的“替代品”，它和解放、革命关系不大，更多掺杂了“原教旨主义”的理念，更关注谁来“为我们的苦難负责”。
19世纪以来，民族主义是打造民族国家的利器。每个集体都在利用自己所控制的资源，在本地区传统的宗教、语言和部族等基础上，来打造诸如“法兰西民族”“大和民族”“美利坚民族”或“德意志民族”等“想象的共同体”。植根于文化的"想象的共同体"能够塑造出拥有相似的历史记忆、统一的认同感的民众—民族国家诞生了。
但是今日的民族主义只是19世纪-20世纪中期的民族主义的“替代品”，它和解放、革命关系不大，更多掺杂了“原教旨主义”的理念，更关注谁来“为我们的苦难负责”。冷战之后这一状态尤为明显，民族主义“在一个碎裂的社会里替代原先的凝聚作用，当社会崩塌，民族就会取而代之，扮演人民的终极保镖。”
民族认同的最重要功能，是判定哪些人是无辜者，哪些人是罪魁祸首。当原来的制度、权力核心已经失效，再也无法成为替罪羊，那么找出一个“敌人”就是民族主义的“快捷键”。在经历了人类历史变动最快的半个世纪之后，“我们”总是痛苦、委屈、不安，不知未来方向，这些全都是“他们”造成的。“他们”是谁？“他们”就是“非我族类”。
经历了市场化、全球化的新自由主义洗礼，普遍遭受日常生活危机、语言危机和价值危机的人们重新拥抱了民族主义话语。人们无法容忍自己的存在只是一种偶然，全无高贵的命运，因此必须从神圣的历史和经书中挖掘最元初、最纯粹的阶段，用来当作“我们”与“他们”之间的根本界限，从而吸引同类，打击异己。
这种企求归属的痛苦和迷惑，是当下民族主义“认同政治”的典型特征。民族只是一个借口，是社会失序的全面折射，对法律、秩序和绝对意义的渴望才是背后的真正动因。多元文化的冲突和融合不断发生，而人们头脑中的概念却无法解释最现实的问题。
当移民不断改变原有的人口结构并服务于那些不属于民族国家的机构时，如何才能让他们的要求转化成为民族国家的总体利益？当国界的变化不断产生出新的少数民族的时候，如何才能把他们的自决要求保持在民族与国家的统一关系之中？
民族主义“回魂”的真相是，求助于旧日的“民族主义”话语，人们希望重新制造出“民族主义幻象”，以此来抵抗日子越来越艰难的21世纪—包括如何在世界杯上取得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