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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服务不到位让老百姓深感纳税权利与义务不相匹配。
新年伊始，上海与重庆两地房产税“风雨欲来”，不仅引发了房价涨跌的讨论，更激起公眾对税负压力的热议。对此，财政部网站近日发布消息称，“十二五”时期我国将加快财税体制改革。
税收制度是对社会财富的统筹再分配，最终目的是提升民众整体福祉。然而现实中，税负偏重、保障体系滞后等积弊已成为掣肘经济发展的瓶颈。
国内税负究竟有多重？曾有网站调查显示，45%的受访者表示“不知道，我连自己交了什么税都不清楚”。从中不难发现，许多人是在不知不觉中就“履行”了纳税义务，而对于纳税种类与金额则是满头雾水。事实上，中国纳税人感触最直接的只是工资单上的“个人所得税”，殊不知，在这项被明确代扣代缴的税收之外，各种“隐形税”也如影随形。例如，在商场购一套500元的衣服，其中就涵盖了17%的增值税和13%的营业税；40元一张的电影票含营业税12元；每斤2元的食盐中，就有0.29元的增值税和0.03元的城建税；购买一包8元的烟，其中约有4.70元是向国家缴的消费税、增值税和城建税……这些在流通环节征收的增值税、消费税与营业税等，均被隐含在商品售价中，最终也是由消费者来买单的。显然，公民的每一次消费行为，实际上都在为国家税款做出了贡献，只是当事人并不知晓而已。
税务总局的最终数据显示，2010年完成税收收入77390亿元，较2009年上涨约22.6%，远远高于GDP的增幅。当“国富”与“民富”之间通过税收转移而成为零和游戏之时，上缴的税收难免被指为竭泽而渔。相形美国、澳大利亚等发达国家要求超市在收银条上清晰列明消费税的规定，国内对于这些税收则更倾向于“秘而不宣”。发达国家明示纳税的原因，恰恰在于公民对政府征税合法合理性的认可，因为由税收而来的医疗、教育、住房、事业等社会保障体系惠及到了每一个人，为公众生活营造了足够的安全感。而国内税收的流向却尚待预算制度的完善与明晰，公共服务不到位让老百姓深感纳税权利与义务不相匹配。房价高企、教育和医疗资源稀缺并没有因为纳税额增加而缓解，最终“被纳税”的情绪蔓延，避税甚至是逃税之策被竞相效仿。有学术测算显示，如果不设法避税和逃税，将会有近85%的企业被迫破产。而我国税负偏重衍生出来的一个表现是，大量民间资本失去投资实业的热情，反而对股市与楼市等短线暴利投资更加倚重，最终演变为无序投资的热钱。遗憾的是，在这一局面下有关部门仍缺乏公开税收开支的主动性。
孟子曾云“易其田畴，薄其税敛，民可使富也”；而当下面对金融危机，以美国为代表的各发达国家也纷纷以减税作为发动经济的引擎。由此透露的政策初衷是，通过减税“放水养鱼”激发微观实体活力，以此带动各行业的良性循环。与之不同的是，国内扩张性财政政策则选择了以投资带动经济的路径，希望在政府的统一筹划下假借对“铁公基”的扩建，最终刺激社会就业、拉动上下游产业。在这一思路指导下，广纳税源就成为顺理成章之事。不可否认，整齐划一的大型项目投资，的确让国内经济率先走出了金融危机的阴霾。但动态看来，当下如火如荼的投资在未来极有可能面临没有消费惩戒的尴尬。内需释放缓慢所带来的负效应将会掣肘投资与出口这“两架马车”的进程，无助于提高民众生活的幸福感，反而可能加重公众的反感情绪。
17世纪法国财政大臣柯尔贝曾形象地比喻，“征税的艺术就像从鹅身上拔毛，既要多拔鹅毛，又要少让鹅叫。”但随着环境税、房产税等接连被议，坊间对“重税”之忧再次被撩拨起来，呈现出一片闻税哀鸣之状，政府在新增税收的过程中着实没有体现出“优雅艺术”。减税才是符合当前民意的必然趋势。与此同时，立法机构应当强化对税收流向的审批权力，只有真正做到“取之于民、用之于民”，才能够让“鹅”不再大叫。▲
新年伊始，上海与重庆两地房产税“风雨欲来”，不仅引发了房价涨跌的讨论，更激起公眾对税负压力的热议。对此，财政部网站近日发布消息称，“十二五”时期我国将加快财税体制改革。
税收制度是对社会财富的统筹再分配，最终目的是提升民众整体福祉。然而现实中，税负偏重、保障体系滞后等积弊已成为掣肘经济发展的瓶颈。
国内税负究竟有多重？曾有网站调查显示，45%的受访者表示“不知道，我连自己交了什么税都不清楚”。从中不难发现，许多人是在不知不觉中就“履行”了纳税义务，而对于纳税种类与金额则是满头雾水。事实上，中国纳税人感触最直接的只是工资单上的“个人所得税”，殊不知，在这项被明确代扣代缴的税收之外，各种“隐形税”也如影随形。例如，在商场购一套500元的衣服，其中就涵盖了17%的增值税和13%的营业税；40元一张的电影票含营业税12元；每斤2元的食盐中，就有0.29元的增值税和0.03元的城建税；购买一包8元的烟，其中约有4.70元是向国家缴的消费税、增值税和城建税……这些在流通环节征收的增值税、消费税与营业税等，均被隐含在商品售价中，最终也是由消费者来买单的。显然，公民的每一次消费行为，实际上都在为国家税款做出了贡献，只是当事人并不知晓而已。
税务总局的最终数据显示，2010年完成税收收入77390亿元，较2009年上涨约22.6%，远远高于GDP的增幅。当“国富”与“民富”之间通过税收转移而成为零和游戏之时，上缴的税收难免被指为竭泽而渔。相形美国、澳大利亚等发达国家要求超市在收银条上清晰列明消费税的规定，国内对于这些税收则更倾向于“秘而不宣”。发达国家明示纳税的原因，恰恰在于公民对政府征税合法合理性的认可，因为由税收而来的医疗、教育、住房、事业等社会保障体系惠及到了每一个人，为公众生活营造了足够的安全感。而国内税收的流向却尚待预算制度的完善与明晰，公共服务不到位让老百姓深感纳税权利与义务不相匹配。房价高企、教育和医疗资源稀缺并没有因为纳税额增加而缓解，最终“被纳税”的情绪蔓延，避税甚至是逃税之策被竞相效仿。有学术测算显示，如果不设法避税和逃税，将会有近85%的企业被迫破产。而我国税负偏重衍生出来的一个表现是，大量民间资本失去投资实业的热情，反而对股市与楼市等短线暴利投资更加倚重，最终演变为无序投资的热钱。遗憾的是，在这一局面下有关部门仍缺乏公开税收开支的主动性。
孟子曾云“易其田畴，薄其税敛，民可使富也”；而当下面对金融危机，以美国为代表的各发达国家也纷纷以减税作为发动经济的引擎。由此透露的政策初衷是，通过减税“放水养鱼”激发微观实体活力，以此带动各行业的良性循环。与之不同的是，国内扩张性财政政策则选择了以投资带动经济的路径，希望在政府的统一筹划下假借对“铁公基”的扩建，最终刺激社会就业、拉动上下游产业。在这一思路指导下，广纳税源就成为顺理成章之事。不可否认，整齐划一的大型项目投资，的确让国内经济率先走出了金融危机的阴霾。但动态看来，当下如火如荼的投资在未来极有可能面临没有消费惩戒的尴尬。内需释放缓慢所带来的负效应将会掣肘投资与出口这“两架马车”的进程，无助于提高民众生活的幸福感，反而可能加重公众的反感情绪。
17世纪法国财政大臣柯尔贝曾形象地比喻，“征税的艺术就像从鹅身上拔毛，既要多拔鹅毛，又要少让鹅叫。”但随着环境税、房产税等接连被议，坊间对“重税”之忧再次被撩拨起来，呈现出一片闻税哀鸣之状，政府在新增税收的过程中着实没有体现出“优雅艺术”。减税才是符合当前民意的必然趋势。与此同时，立法机构应当强化对税收流向的审批权力，只有真正做到“取之于民、用之于民”，才能够让“鹅”不再大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