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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信行业全面转向“公转民”为市场参与者提供了想象空间。互联网时代，信用档案如同企业的“电子身份证”，将时刻影响企业的发展。在政策鼓励和市场急需的双重利好下，民间征信行业有望迎来爆发期，但仍有两大现实问题横亘在企业的面前。
我的信用谁做主？
面对千亿元量级的市场，互联网征信企业正在加速扩展服务。信用数据的需求方主要是关注企业以及个人信用档案的群体，一方面，可能是普通消费者、合作伙伴、项目招标方；另一方面，也可能是地方政府相关职能部门和一些金融机构。如此广泛的需求如何得到解决？首先面临的一道关卡，就是各家征信机构如何给出更具客观性和标准化的一道信用报告。
目前，首批8家征信机构大多分别推出了各自的“个人信用评分”等产品，积极探索评分制的可行性。腾讯征信推出了人脸识别服务、反欺诈产品和信用评分报告三大产品；芝麻信用基于4亿庞大的支付宝用户群，试行650分以上的用户可在神州租车、一嗨租车免押金租车。其他几家也在试图建立自己的评分机制。
然而一个问题凸显出来，各家机构评分标准不统一，我们究竟该相信哪家的评分？
《经济》记者亲自做了一个实验，在多家征信机构进行自测，但却发现评分大有差异。记者在芝麻信用的评分高达755分，但在前海征信评分时的“好信度”仅600分出头。
国泰君安证券首席经济学家林采宜表示，出现这种不同，是由于每家公司的信息维度不一样，8家企业的资源也不一样。“征信公司本身的资源情况决定了它在征信模型建立时的优势和短板，这种情况下很难说哪家的评分比较权威、可信。”
“这8家机构就如同中国的8大菜系，作为食客，我不知道哪个菜系好吃，只能根据需求方的喜好来选择。这些征信机构的数据用途也有所不同，可以做信用风险评估、做反欺诈、做营销，或者做个性化产品，只能看需求方的用途来选择”。融360CEO叶大清解释称。
征信模型的建模是为了应用在具体的评分场景中，但是建模不同造成了各家所应用场景的限制性，这会否影响个人信用的错误评价从而影响其正常的生活？
“问题的关键就是这些机构给央行系统的，是信用的行为记录还是评分。”鲁政委认为，如果这些机构给央行的只是底层数据，那么由央行来统一评定就可避免评分不一的问题。
对此，郭田勇也表示赞同，他认为一个比较客观的方法是综合8家民营企业的征信报告，和央行报告结合互相参考。
这就引发了一个新的担忧。中国的征信行业本身现在只是起步阶段，各个市场主体都在蹒跚学步，从世界范围看，美国等成熟信用市场经历了从“百花齐放”到“一枝独秀”几十年的市场选择过程，我国的信用评分系统会否很快就被整合成一家独唱？
叶大清表示，不同于美国社会的包容性，中国的征信市场面对的需求主体不同，形成统一评分的可能性还很低。宜信CEO唐宁也同样认为，每家机构进行各自的探索，逐渐会形成一个多元的、包容的、创新的、百花齐放的行业格局。
我的隐私谁保护？
征信机构的繁衍将逐步消除“信息孤岛”，构建信息共享机制。随着数据的日积月累，其威力不可小视，不仅能够汇集成庞大的数据体系，而且几乎能够事无巨细地掌握个人的信用信息。但在强有力的约束尚未形成的局面下，征信也是一把双刃剑，一旦与个人隐私权相触，正在搭桥过河的这些企业们，或许将会从独木桥上坠落。
有猜测表示，滴滴打车爽约、淘宝差评记录、骗取保费时伪造个人信息等或都将成为个人征信报告中的“污点”。但哪些数据会被用于个人民营征信业务中，目前并无官方消息。
在中国市场学会信用工作委员会主任陈贵看来，这就需要配套的法律法规进一步完善，比如《个人隐私法》、《个人破产法》、《信用信息管理办法》、《失信惩戒管理办法》等与设计信用体系相关的法律法规必须跟上。“合理的保护，就是最有效的公开，不能有效保护集体和个人的合法隐私，不能清晰界定公开与保护信息的合理界限，社会信用体系就失去民意基础和法律基础。”
那么立法的重点在什么地方？国家发改委经济研究所研究员、信用研究专家陈新年表示，在两个方面：“一是哪些信息可以采集，哪些信息不可以采集，要有所依据，例如一个人的婚姻状况、宗教信仰属于个人隐私权的保护，是不可以采集的，如果采集就属于违法；二是采集的数据在多大范围内传播。”哪些能披露，哪些不能披露，怎么采集都要依法来做。
林采宜说，更重要的是，整个行业要加强合作以及信息的共享，尤其是黑名单的共享，“黑名单本身具有参考价值，同时也能降低欺诈率和不良率，共享体系不一定完全市场化，也可以通过适当的行政规制，形成一个良好的信用约束体系，被任何一家机构收录进黑名单，都可能会成为你未来在社会信用方面的瑕疵或者污点，这个对整个社会建立信用体系非常重要”。
在保护数据隐私的路上，已经有企业开始寻找解决办法。拍拍贷相关负责人透露称，数据的传输、存储过程中存在泄露是不可避免的，科技的便利一定会带来这样的衍生问题。“我们对于数据的抓取需要得到客户的授权，在某些关键维度的数据上需要客户二次授权，尽量去保护客户的隐私”。
而对于互联网征信企业来说，在权威规章制度尚未建立的前提下，它们的每一步试探既是一种创新，也是一种风险。
我的信用谁做主？
面对千亿元量级的市场，互联网征信企业正在加速扩展服务。信用数据的需求方主要是关注企业以及个人信用档案的群体，一方面，可能是普通消费者、合作伙伴、项目招标方；另一方面，也可能是地方政府相关职能部门和一些金融机构。如此广泛的需求如何得到解决？首先面临的一道关卡，就是各家征信机构如何给出更具客观性和标准化的一道信用报告。
目前，首批8家征信机构大多分别推出了各自的“个人信用评分”等产品，积极探索评分制的可行性。腾讯征信推出了人脸识别服务、反欺诈产品和信用评分报告三大产品；芝麻信用基于4亿庞大的支付宝用户群，试行650分以上的用户可在神州租车、一嗨租车免押金租车。其他几家也在试图建立自己的评分机制。
然而一个问题凸显出来，各家机构评分标准不统一，我们究竟该相信哪家的评分？
《经济》记者亲自做了一个实验，在多家征信机构进行自测，但却发现评分大有差异。记者在芝麻信用的评分高达755分，但在前海征信评分时的“好信度”仅600分出头。
国泰君安证券首席经济学家林采宜表示，出现这种不同，是由于每家公司的信息维度不一样，8家企业的资源也不一样。“征信公司本身的资源情况决定了它在征信模型建立时的优势和短板，这种情况下很难说哪家的评分比较权威、可信。”
“这8家机构就如同中国的8大菜系，作为食客，我不知道哪个菜系好吃，只能根据需求方的喜好来选择。这些征信机构的数据用途也有所不同，可以做信用风险评估、做反欺诈、做营销，或者做个性化产品，只能看需求方的用途来选择”。融360CEO叶大清解释称。
征信模型的建模是为了应用在具体的评分场景中，但是建模不同造成了各家所应用场景的限制性，这会否影响个人信用的错误评价从而影响其正常的生活？
“问题的关键就是这些机构给央行系统的，是信用的行为记录还是评分。”鲁政委认为，如果这些机构给央行的只是底层数据，那么由央行来统一评定就可避免评分不一的问题。
对此，郭田勇也表示赞同，他认为一个比较客观的方法是综合8家民营企业的征信报告，和央行报告结合互相参考。
这就引发了一个新的担忧。中国的征信行业本身现在只是起步阶段，各个市场主体都在蹒跚学步，从世界范围看，美国等成熟信用市场经历了从“百花齐放”到“一枝独秀”几十年的市场选择过程，我国的信用评分系统会否很快就被整合成一家独唱？
叶大清表示，不同于美国社会的包容性，中国的征信市场面对的需求主体不同，形成统一评分的可能性还很低。宜信CEO唐宁也同样认为，每家机构进行各自的探索，逐渐会形成一个多元的、包容的、创新的、百花齐放的行业格局。
我的隐私谁保护？
征信机构的繁衍将逐步消除“信息孤岛”，构建信息共享机制。随着数据的日积月累，其威力不可小视，不仅能够汇集成庞大的数据体系，而且几乎能够事无巨细地掌握个人的信用信息。但在强有力的约束尚未形成的局面下，征信也是一把双刃剑，一旦与个人隐私权相触，正在搭桥过河的这些企业们，或许将会从独木桥上坠落。
有猜测表示，滴滴打车爽约、淘宝差评记录、骗取保费时伪造个人信息等或都将成为个人征信报告中的“污点”。但哪些数据会被用于个人民营征信业务中，目前并无官方消息。
在中国市场学会信用工作委员会主任陈贵看来，这就需要配套的法律法规进一步完善，比如《个人隐私法》、《个人破产法》、《信用信息管理办法》、《失信惩戒管理办法》等与设计信用体系相关的法律法规必须跟上。“合理的保护，就是最有效的公开，不能有效保护集体和个人的合法隐私，不能清晰界定公开与保护信息的合理界限，社会信用体系就失去民意基础和法律基础。”
那么立法的重点在什么地方？国家发改委经济研究所研究员、信用研究专家陈新年表示，在两个方面：“一是哪些信息可以采集，哪些信息不可以采集，要有所依据，例如一个人的婚姻状况、宗教信仰属于个人隐私权的保护，是不可以采集的，如果采集就属于违法；二是采集的数据在多大范围内传播。”哪些能披露，哪些不能披露，怎么采集都要依法来做。
林采宜说，更重要的是，整个行业要加强合作以及信息的共享，尤其是黑名单的共享，“黑名单本身具有参考价值，同时也能降低欺诈率和不良率，共享体系不一定完全市场化，也可以通过适当的行政规制，形成一个良好的信用约束体系，被任何一家机构收录进黑名单，都可能会成为你未来在社会信用方面的瑕疵或者污点，这个对整个社会建立信用体系非常重要”。
在保护数据隐私的路上，已经有企业开始寻找解决办法。拍拍贷相关负责人透露称，数据的传输、存储过程中存在泄露是不可避免的，科技的便利一定会带来这样的衍生问题。“我们对于数据的抓取需要得到客户的授权，在某些关键维度的数据上需要客户二次授权，尽量去保护客户的隐私”。
而对于互联网征信企业来说，在权威规章制度尚未建立的前提下，它们的每一步试探既是一种创新，也是一种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