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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作家大多赞同：对于一篇小说而言，重要的不在于你讲述了什么，而在于你通过何种方式来讲述。全知叙述隐含的是人无所不知的盲目自信，限制叙述则意味着对人的有限性的认同。介于全知叙述与限制叙述之间的多元叙述可谓是小说创作中一条既不僭越人的有限性又在尽可能的范围内全力冲击小说叙述边界的中庸之道。所谓多元叙述就是在一部小说中有至少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叙述者，他们从不同的角度叙述着同一个中心事件；也即，同一个中心事件由几个不同的叙述者共同来叙述。多元叙述在现代经典小说中屡见不鲜，被誉为“本身就是一部完整的创作技巧的教科书”的《喧哗与骚动》即是多元叙述最完美的典范。康普生家族衰落的故事由白痴班吉、受过高等教育的昆丁、自私自利的杰生、黑人女仆迪尔西、作者五个叙述者从不同的角度讲述了五遍，叙述者以各自个性化的眼光共同完成了对美国南方一个古老贵族家庭分崩离析的悲惨命运的多维透视。多元叙述的基本功能在于它利用多种眼光、声音构成不同情感和价值判断的“对话”，读者必须充分调动自己的审美想象与推理能力，积极参与小说的再创造，并由此构成对叙述对象的理解与判断。
《第四个苹果》讲述的是一个看似普通的情杀故事，年轻女子甲和四十多岁的老男人乙是这起情感纠葛中的男女主人公。有家室、有地位的老男人乙爱上了年轻女子甲，为爱情的嫉妒所激，用水果刀杀死了和甲做爱的年轻男人小吴，并在盛怒之下将甲撞成了植物人。如果仅仅只有甲、乙两个当事人的讲述，那么这个故事将只是一个带有市井风味的平庸传奇，生活中屡见不鲜的类似剧目已经屏蔽或曰耗尽了人们对其中可能包涵的人性内容的好奇。作者当然更清楚这一点。所以小说中三十多岁的刑警副队长不仅负责调查案件的真相，他还是一个对小说的全部话语负有点铁成金重任的叙述者。小说中的讲述都是一对一的，甲对乙讲述自己悲惨的过去，乙对丙讲述自己犯罪的动机和过程，丙对已经成为植物人的甲坦陈自己过去的罪行以及自己对甲的救赎愿望，三者各自的陈述构成一个圆形结构，也织就了事件和意义的完整。丙的叙述打破了这个情杀故事狭隘封闭的意义符码，将之与无限广大的心理空间、道德空间、人性空间、社会空间贯通为一体，从而把作者对于当下时代社会生活和人们精神面貌的思考推进至一个更深广的境界。
首先，丙对于甲的叙述构成一种颠覆。甲对乙所讲的悲惨身世原来不过是一套玩世不恭的谎言，她为自己的堕落虚构出了孤儿寡母—受人救助—经历性启蒙—怀孕堕胎—出外打工—堕落混世的完美逻辑，殊不知背后的真相却是与这一套逻辑完全相反的情况：她的父母都是大学老师，家境良好，关系融洽；她自小就品学兼优，一切顺利，“像公主一样”。这样的成长经历在通常情况下是不可能走向她所选择的生活方式的，所以她只能通过编织各种各样的谎言来应对不同的男人们。谎言通常是以由问题和相关社会背景激发的语义信息和情景信息为基础，并按照自己的利益说出来的。她按照惯常的社会逻辑和男人们的心理逻辑以一套套谎言掩盖了她不合逻辑的真实人生轨迹，这其中包含着什么样的心理隐秘呢？尽管小说有意留下了叙述空白，但读者仍可以从甲的叙述中捕捉一二。在她玩世不恭、谎话连篇的叙述中，仍遗留着她良好教育背景的蛛丝马迹、和她对于命运、世事、自身的怀疑与绝望。那些不经意中流露出来的评论无不带有“反理性、反历史、反权威”的后现代症候，什么都不确信的她成了地道的“欲望主体”，不断地更换作为欲望对象的男人是她唯一确证自己存在的方式。悖谬的是，她遇上了一个真正爱上了她的男人乙，真正的爱情是排他的，也是非理性的，当男人乙在这股非理性情感的支配下杀死了那个小马，并对她施以暴击时，她在失去知觉的前夕终于从乙的疯狂行动中确证了他对她的爱，“眼神里突然透出一种异样的光，怎么说呢，是幸福，是幸福的光！”其次，丙的叙述与乙的叙述构成一种有意味的对照。男人乙毫无疑问地成了罪犯，不仅他的生命走到了尽头，还包括他的亲人们的生活也一并被毁掉了。而更加令人震撼的是审判他的丙同样也是一桩情杀案件的主犯，不过，阴差阳错的现实不仅掩盖了他的罪行，反而将之塑造成了英雄。受不到惩罚的罪恶往往更加令人不安，丙终于在甲乙的案件中重新找回了自己的良知、爱心与希望，不再扮演正义的代言人，“我要用我今后的生命好好爱一个人，拯救一个人，补偿我的过失。”据说小说最初的题目为“食人族”，食人族酋长吃人本性难改，甲、乙、丙各以欲望、情感、理智织就的堕落的故事、爱情的故事、罪恶与拯救的故事，又一起昭示出人的何种本性呢？这是小说留给我们的思考题。这篇通过内在的心理世界和无意识世界向“外”看的短篇小说，在赋予读者独特观察方式的同时也刷新了人们对内、外世界的认识。
王海燕，青年评论家，现任教于湖北文理学院。
《第四个苹果》讲述的是一个看似普通的情杀故事，年轻女子甲和四十多岁的老男人乙是这起情感纠葛中的男女主人公。有家室、有地位的老男人乙爱上了年轻女子甲，为爱情的嫉妒所激，用水果刀杀死了和甲做爱的年轻男人小吴，并在盛怒之下将甲撞成了植物人。如果仅仅只有甲、乙两个当事人的讲述，那么这个故事将只是一个带有市井风味的平庸传奇，生活中屡见不鲜的类似剧目已经屏蔽或曰耗尽了人们对其中可能包涵的人性内容的好奇。作者当然更清楚这一点。所以小说中三十多岁的刑警副队长不仅负责调查案件的真相，他还是一个对小说的全部话语负有点铁成金重任的叙述者。小说中的讲述都是一对一的，甲对乙讲述自己悲惨的过去，乙对丙讲述自己犯罪的动机和过程，丙对已经成为植物人的甲坦陈自己过去的罪行以及自己对甲的救赎愿望，三者各自的陈述构成一个圆形结构，也织就了事件和意义的完整。丙的叙述打破了这个情杀故事狭隘封闭的意义符码，将之与无限广大的心理空间、道德空间、人性空间、社会空间贯通为一体，从而把作者对于当下时代社会生活和人们精神面貌的思考推进至一个更深广的境界。
首先，丙对于甲的叙述构成一种颠覆。甲对乙所讲的悲惨身世原来不过是一套玩世不恭的谎言，她为自己的堕落虚构出了孤儿寡母—受人救助—经历性启蒙—怀孕堕胎—出外打工—堕落混世的完美逻辑，殊不知背后的真相却是与这一套逻辑完全相反的情况：她的父母都是大学老师，家境良好，关系融洽；她自小就品学兼优，一切顺利，“像公主一样”。这样的成长经历在通常情况下是不可能走向她所选择的生活方式的，所以她只能通过编织各种各样的谎言来应对不同的男人们。谎言通常是以由问题和相关社会背景激发的语义信息和情景信息为基础，并按照自己的利益说出来的。她按照惯常的社会逻辑和男人们的心理逻辑以一套套谎言掩盖了她不合逻辑的真实人生轨迹，这其中包含着什么样的心理隐秘呢？尽管小说有意留下了叙述空白，但读者仍可以从甲的叙述中捕捉一二。在她玩世不恭、谎话连篇的叙述中，仍遗留着她良好教育背景的蛛丝马迹、和她对于命运、世事、自身的怀疑与绝望。那些不经意中流露出来的评论无不带有“反理性、反历史、反权威”的后现代症候，什么都不确信的她成了地道的“欲望主体”，不断地更换作为欲望对象的男人是她唯一确证自己存在的方式。悖谬的是，她遇上了一个真正爱上了她的男人乙，真正的爱情是排他的，也是非理性的，当男人乙在这股非理性情感的支配下杀死了那个小马，并对她施以暴击时，她在失去知觉的前夕终于从乙的疯狂行动中确证了他对她的爱，“眼神里突然透出一种异样的光，怎么说呢，是幸福，是幸福的光！”其次，丙的叙述与乙的叙述构成一种有意味的对照。男人乙毫无疑问地成了罪犯，不仅他的生命走到了尽头，还包括他的亲人们的生活也一并被毁掉了。而更加令人震撼的是审判他的丙同样也是一桩情杀案件的主犯，不过，阴差阳错的现实不仅掩盖了他的罪行，反而将之塑造成了英雄。受不到惩罚的罪恶往往更加令人不安，丙终于在甲乙的案件中重新找回了自己的良知、爱心与希望，不再扮演正义的代言人，“我要用我今后的生命好好爱一个人，拯救一个人，补偿我的过失。”据说小说最初的题目为“食人族”，食人族酋长吃人本性难改，甲、乙、丙各以欲望、情感、理智织就的堕落的故事、爱情的故事、罪恶与拯救的故事，又一起昭示出人的何种本性呢？这是小说留给我们的思考题。这篇通过内在的心理世界和无意识世界向“外”看的短篇小说，在赋予读者独特观察方式的同时也刷新了人们对内、外世界的认识。
王海燕，青年评论家，现任教于湖北文理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