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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4年11月9日，曾经担任抗日同盟军北路总指挥，浴血奋战收复多伦失地的吉鸿昌将军，在天津国民饭店遇刺。
这一消息迅速传遍了全国乃至世界各地。但凶手是谁，不得而知。
天津解放后，1951年，天津市人民法院才将真凶吕一民绳之以法。
被迫出洋
1930年春，冯玉祥联合阎锡山，同蒋介石大打出手，中原大坡爆发。吉鸿昌被冯玉祥委任为第三路军总指挥，率部在豫东一带作战，屡屡重创蒋军。但在蒋介石的收买、分化和瓦解之下，冯、阎反蒋联合战线不久就四分五裂了。西北军全线崩溃，所部分别被蒋收编，吉鸿昌被任命为二十二路军总指挥，兼三十军军长，防区在河南潢川、光山—带，担任“剿共”任务。但是吉将军却一再约束部下“枪口不对内”、“中国人不打中国人”，而且，他还给苏区写过—封信，表示他决不会和红军打仗，还称随时准备弃暗投明。
同年5月，蒋介石电令吉鸿昌率部向安徽金家寨方向运动，进剿红军，并派了冷欣为特派员来到他的军部，对他进行监视。但吉将军这时已经拿定主意，就是不打内战。
于是，蒋介石不仅撤销了他的军职，还迫使他以考察军事为名出国。
加入中共
1932年2月28日，吉鸿昌回国，他一到上海，即通过原西北军中的中共地下党员与上海中共党组织取得了联系，不久返回天津，又与中共华北政治保卫局取得了联系。
同年4月，吉鸿昌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消息传来，蒋介石气得暴跳如雷，决意要除之而后快。
1934年，蒋介石一方面责成国民政府发出通缉吉鸿昌的紧急命令；一方面又指示戴笠，务必将吉鸿昌抓到，不能抓活的，就秘密杀掉。于是，戴笠就让军统天津站站长陈恭澍负责对吉鸿昌等人的暗杀。
陈恭澍受命后，深感兹事重大。为了尽快完成任务，他与情报组组长王文经过反复商量后，决定吸收几名“胆大心细”、善于搞暗杀的特务，让他们具体执行刺杀任务。王文先来到北平，在西单商场门前，巧遇了多年未见的表兄吕一民。王眼前一亮，这不正是最好的人选吗？
吕一民将王文引至家中，盛情款待。当王文说出要刺杀吉鸿昌将军一事后，吕一民当即表示，自己愿为蒋委员长效力。
随后，王文就把吕一民带到了天津，吕一民又找了比他小8岁的本家堂侄吕问友。在他的举荐下，陈恭澍也将吕问友吸收进了军统天津站。
至此，刺杀吉鸿昌小组成员已全部到齐。这个小组在英租界马克斯道（今保定道松寿里）找了一间楼房作为据点。陈恭澍为组长，负责指挥，吕一民、吕问友、杨华庭和王文为组员，负责侦察和具体刺杀的实施。
吉鸿昌将军潜回天津以后，最初住在与英租界毗连的中心花园边上的一栋红楼（今和平区花园路4号）里，并以此作为聚会点。他寓所三楼的灯光，经常亮至深夜，透过窗帘的缝隙，人影隐约可见。吕一民等人见到这种情形，即与租界工部局相勾结，准备对吉采取行动。
这天，在国民饭店45号房内，吉鸿昌正与任应岐、刘少南还有李干三一边打牌，—边谈着工作。
陈恭澍接到报告后，认为这是—个非常好的刺杀机会。他立即赶到国民饭店的后门，躲在汽车里，指挥这次行动。首先由王文、二吕及杨华庭在45号对面也开了—个房间。然后，为弄清第一射击目标吉鸿昌将军坐的位置，由杨弄来—个小皮球，在二楼楼道里佯作拍球游戏，当饭店茶役走进45号送水时，故意将球扔了进去，随后借找球为名，闯入室内，侦察了吉鸿昌等人坐的位置。
一切准备就绪，陈恭澍命二吕执行刺杀任务，王、杨把门接应。他骺说道：“只许成功，不许失败，绝不能让吉鸿昌跑
实施暗杀
就在陈恭澍等人商量的时候，屋里的牌局正好打满了四圈，搬庄换门。刘少南换到了吉鸿昌原来的位置，这时，他也脱掉了棉衣，只穿着—件小白褂。
突然，房门大开，二吕冲了进来，对准杨报告的位置开枪便射，刘少南中弹当即死亡。跳弹也伤及了吉将军的右肩，暴徒正欲再次开枪，将军急扑上去，踢掉了其手枪，二吕见势不妙，冲出门外，与李、杨一起由西餐部仓皇逃走。
已被打过招呼的工部局巡捕听到枪声，立刻冲上楼来问道：“谁是吉鸿昌？”吉将军答道：“我是，我已在此等候多时了！”
巡捕说：“那就请你到工部局走一趟吧！”
吉将军说：“去工部局可以，但我已经受伤了，必须先到医院治疗。”
巡捕打电话请示了上级，在获得允许后，遂将吉将军送进了医院，稍加治疗后，又把任应岐、李干三一起带到了工部局。这一天是1934年11月9日。
真凶伏法
11月13日，孔祥熙、宋美龄由绥远经北平来到津，为引渡吉鸿昌，对法租界施加压力，并以行贿的手段，买通了工部局。14日，吉、任被引渡到天津公安局接受审讯，后来，又被押往国民党第51军军法处受审，被关押在曹家花园陆军监狱（今河北区月纬路64号）。不久，李干三被释放。此后，国民党中央军委北平分会头子何应钦唯恐夜长梦多，急电天津当局，让他们把吉鸿昌押解到北平。22日，吉鸿昌、任应岐，以及吉的连襟林少文等3人，被武装军警押往北平。随后，北平军分会组成的军事法庭对吉将军进行了审判，最终判处了死刑。
临刑前，吉鸿昌提笔写下了“恨不抗日死，留作今日羞。国破尚如此，我何惜此头”的绝命诗。
解放后，二吕一直匿居在天津。在镇压反革命运动中，二吕终被我公安人员捕获，解送天津军事管制委员会军法处审理。审讯中，二人对刺杀吉鸿昌将军的一事供认不讳。1951年3月31日，天津市人民法院判处了吕一民、吕问友死刑。
张宁据《中国档案报》整理朱自清陈竹隐75封情书写下不朽爱情
梅寒
1948年6月18日，朱自清在拒绝美国援助面粉的宣言上签了名。一个多月后，他因胃溃疡穿孔住进医院，想不到手术后引起并发症，一代文学大师就那样匆匆而去。那一年，他刚刚50岁。 朱自清去世后，朱太太陈竹隐收拾起悲伤，带着他们的9个子女，孤独地走过了漫长的42年。
那一只小箱子，是他生前用过的，在他走后，她一直小心地珍藏，却从来没在子女们面前开启过。那里面保存着他写她的75封情书，是她辞世七年后，她的子女在搬家时，意外发现的。
与陈竹隐认识时，朱自清的生活正混乱不堪，结发妻子武仲谦已病逝一年多，给他留下了6个孩子，最大的不过10岁，最小的女儿尚在襁褓中。一个靠教书养家的穷教授，要照顾身边的6个稚子，那份艰难是可想而知的。朋友们看不下去，都劝他续弦，却被他拒绝了。因为在他的心里，虽然与亡妻是包办婚姻，可数年的相守，一餐一饭里积下的深情，让他念念难忘。
朱自清是在毫不知情的情况下，被朋友拉去与陈竹隐相见的。后来，陈竹隐回忆：“那天，佩弦穿着一件米黄色绸大褂，他身材不高，白白的脸上戴着一副眼镜，显得文雅正派，脚上却穿着一双老式的双梁鞋，显得有些土气。回到宿舍，我的同学廖书筠笑着说，‘哎呀，穿一双双梁鞋，土气得很，要是我才不要呢！’”然而，陈竹隐却决意与他交往下去。
初次见面，陈竹隐给朱自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陈竹隐有着白皙的面庞，短短的头发，落落大方的谈吐。在朱自清看来，她似一株清新的荷。
陈竹隐比朱自清小5岁，虽然出生在贫寒之家，却坚忍好学。她是从四川省立女子师范学校毕业后，只身来到北平艺术专科学校读书的，学的是国画和昆曲。很快，两人就坠入了爱河。他们相约一起吃饭、看电影，开始频繁的约会，也开始了书信来往。
细细研读这些爱情书简，不难发现，在他们的书信中，随着二人感情的升温，他们对彼此的称呼也在不断地发生着变化。
第一封信里，朱自清称陈竹隐“竹隐女士”，落款是“朱自清”。
一周后的第二封信里，他称她为“竹隐弟”，落款成了“自清”。到了第五封信，先前的“竹隐弟”已变为了更亲切的“隐弟”，“自清”也只余一个“清”字……再以后，他在给她的信里，称呼不断变来变去：“隐，一见你的眼睛，我便清醒起来，我更喜欢看你那晕红的双腮，黄昏时如霞彩似的……”“亲爱的宝妹，我生平没有尝过这种滋味，很害怕真的会整个儿变成你的俘虏呢！”
彼时，两人已是心心相系的恋人，只是谁也没有勇气提出结婚二字。一个二十多岁的青春少女，还来不及享受二人世界的浪漫与温馨，就要成为6个孩子的母亲。那副担子，她可承受得起？她不免有些犹豫。
那年寒假，她开始刻意地躲他，却躲不开牵挂与相思。当她再次捧读他的信，听他在信上倾诉思念之苦，说他的胃又开始疼了，她的心也轻轻地痛了。他在信里痛苦地写道：“竹隐，这个名字几乎占了我这个假期中所有独处的时间。我不能念出，整个人看报也迷迷糊糊的！我认为自己是个遇事镇定的人，但是天知道我现在是怎样的迷乱啊。”
再不管了那么多身前身后事，她如一只勇敢的飞蛾，扑向那团燃得正烈的爱情火。她接受了他，也接受了他6个年幼的孩子。1932年，朱自清与陈竹隐在上海杏花村酒楼举行了婚礼。那时，他们刚好相识两周年。
此后，他们的生活就是另一幅画卷。陈竹隐几乎放弃了自己的艺术梦想，画笔尘封，昆曲高搁，她把所有的心思都扑在了那个家上。家里人口多，单凭朱自清教书著书的收入来维系，日子总是过得紧巴巴的。她从来没有埋怨过，为了凑足给孩子请家庭教师的钱，她甚至悄悄跑到医院卖过几次血。
抗日战争爆发后，朱自清带着家人随校南迁到昆明，日子更加窘迫，常常三餐不济。为了减轻丈夫的负担，柔弱的她带着孩子们回了自己的老家成都，一个人挑起了养家的重担。
他们一个在成都，一个在昆明，相距遥遥，两颗相依相恋的心却从未放下对彼此的思念与牵挂。他们相守的时光不过短短的十几年。十几年的岁月中，他眼里再无其他的风景；她心里，装着的也全是他。
如今，斯人已逝，重读这些信简，那份爱，依旧还能拨动这世间红尘男女的心弦。
张宁据《东方女性》整理
这一消息迅速传遍了全国乃至世界各地。但凶手是谁，不得而知。
天津解放后，1951年，天津市人民法院才将真凶吕一民绳之以法。
被迫出洋
1930年春，冯玉祥联合阎锡山，同蒋介石大打出手，中原大坡爆发。吉鸿昌被冯玉祥委任为第三路军总指挥，率部在豫东一带作战，屡屡重创蒋军。但在蒋介石的收买、分化和瓦解之下，冯、阎反蒋联合战线不久就四分五裂了。西北军全线崩溃，所部分别被蒋收编，吉鸿昌被任命为二十二路军总指挥，兼三十军军长，防区在河南潢川、光山—带，担任“剿共”任务。但是吉将军却一再约束部下“枪口不对内”、“中国人不打中国人”，而且，他还给苏区写过—封信，表示他决不会和红军打仗，还称随时准备弃暗投明。
同年5月，蒋介石电令吉鸿昌率部向安徽金家寨方向运动，进剿红军，并派了冷欣为特派员来到他的军部，对他进行监视。但吉将军这时已经拿定主意，就是不打内战。
于是，蒋介石不仅撤销了他的军职，还迫使他以考察军事为名出国。
加入中共
1932年2月28日，吉鸿昌回国，他一到上海，即通过原西北军中的中共地下党员与上海中共党组织取得了联系，不久返回天津，又与中共华北政治保卫局取得了联系。
同年4月，吉鸿昌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消息传来，蒋介石气得暴跳如雷，决意要除之而后快。
1934年，蒋介石一方面责成国民政府发出通缉吉鸿昌的紧急命令；一方面又指示戴笠，务必将吉鸿昌抓到，不能抓活的，就秘密杀掉。于是，戴笠就让军统天津站站长陈恭澍负责对吉鸿昌等人的暗杀。
陈恭澍受命后，深感兹事重大。为了尽快完成任务，他与情报组组长王文经过反复商量后，决定吸收几名“胆大心细”、善于搞暗杀的特务，让他们具体执行刺杀任务。王文先来到北平，在西单商场门前，巧遇了多年未见的表兄吕一民。王眼前一亮，这不正是最好的人选吗？
吕一民将王文引至家中，盛情款待。当王文说出要刺杀吉鸿昌将军一事后，吕一民当即表示，自己愿为蒋委员长效力。
随后，王文就把吕一民带到了天津，吕一民又找了比他小8岁的本家堂侄吕问友。在他的举荐下，陈恭澍也将吕问友吸收进了军统天津站。
至此，刺杀吉鸿昌小组成员已全部到齐。这个小组在英租界马克斯道（今保定道松寿里）找了一间楼房作为据点。陈恭澍为组长，负责指挥，吕一民、吕问友、杨华庭和王文为组员，负责侦察和具体刺杀的实施。
吉鸿昌将军潜回天津以后，最初住在与英租界毗连的中心花园边上的一栋红楼（今和平区花园路4号）里，并以此作为聚会点。他寓所三楼的灯光，经常亮至深夜，透过窗帘的缝隙，人影隐约可见。吕一民等人见到这种情形，即与租界工部局相勾结，准备对吉采取行动。
这天，在国民饭店45号房内，吉鸿昌正与任应岐、刘少南还有李干三一边打牌，—边谈着工作。
陈恭澍接到报告后，认为这是—个非常好的刺杀机会。他立即赶到国民饭店的后门，躲在汽车里，指挥这次行动。首先由王文、二吕及杨华庭在45号对面也开了—个房间。然后，为弄清第一射击目标吉鸿昌将军坐的位置，由杨弄来—个小皮球，在二楼楼道里佯作拍球游戏，当饭店茶役走进45号送水时，故意将球扔了进去，随后借找球为名，闯入室内，侦察了吉鸿昌等人坐的位置。
一切准备就绪，陈恭澍命二吕执行刺杀任务，王、杨把门接应。他骺说道：“只许成功，不许失败，绝不能让吉鸿昌跑
实施暗杀
就在陈恭澍等人商量的时候，屋里的牌局正好打满了四圈，搬庄换门。刘少南换到了吉鸿昌原来的位置，这时，他也脱掉了棉衣，只穿着—件小白褂。
突然，房门大开，二吕冲了进来，对准杨报告的位置开枪便射，刘少南中弹当即死亡。跳弹也伤及了吉将军的右肩，暴徒正欲再次开枪，将军急扑上去，踢掉了其手枪，二吕见势不妙，冲出门外，与李、杨一起由西餐部仓皇逃走。
已被打过招呼的工部局巡捕听到枪声，立刻冲上楼来问道：“谁是吉鸿昌？”吉将军答道：“我是，我已在此等候多时了！”
巡捕说：“那就请你到工部局走一趟吧！”
吉将军说：“去工部局可以，但我已经受伤了，必须先到医院治疗。”
巡捕打电话请示了上级，在获得允许后，遂将吉将军送进了医院，稍加治疗后，又把任应岐、李干三一起带到了工部局。这一天是1934年11月9日。
真凶伏法
11月13日，孔祥熙、宋美龄由绥远经北平来到津，为引渡吉鸿昌，对法租界施加压力，并以行贿的手段，买通了工部局。14日，吉、任被引渡到天津公安局接受审讯，后来，又被押往国民党第51军军法处受审，被关押在曹家花园陆军监狱（今河北区月纬路64号）。不久，李干三被释放。此后，国民党中央军委北平分会头子何应钦唯恐夜长梦多，急电天津当局，让他们把吉鸿昌押解到北平。22日，吉鸿昌、任应岐，以及吉的连襟林少文等3人，被武装军警押往北平。随后，北平军分会组成的军事法庭对吉将军进行了审判，最终判处了死刑。
临刑前，吉鸿昌提笔写下了“恨不抗日死，留作今日羞。国破尚如此，我何惜此头”的绝命诗。
解放后，二吕一直匿居在天津。在镇压反革命运动中，二吕终被我公安人员捕获，解送天津军事管制委员会军法处审理。审讯中，二人对刺杀吉鸿昌将军的一事供认不讳。1951年3月31日，天津市人民法院判处了吕一民、吕问友死刑。
张宁据《中国档案报》整理朱自清陈竹隐75封情书写下不朽爱情
梅寒
1948年6月18日，朱自清在拒绝美国援助面粉的宣言上签了名。一个多月后，他因胃溃疡穿孔住进医院，想不到手术后引起并发症，一代文学大师就那样匆匆而去。那一年，他刚刚50岁。 朱自清去世后，朱太太陈竹隐收拾起悲伤，带着他们的9个子女，孤独地走过了漫长的42年。
那一只小箱子，是他生前用过的，在他走后，她一直小心地珍藏，却从来没在子女们面前开启过。那里面保存着他写她的75封情书，是她辞世七年后，她的子女在搬家时，意外发现的。
与陈竹隐认识时，朱自清的生活正混乱不堪，结发妻子武仲谦已病逝一年多，给他留下了6个孩子，最大的不过10岁，最小的女儿尚在襁褓中。一个靠教书养家的穷教授，要照顾身边的6个稚子，那份艰难是可想而知的。朋友们看不下去，都劝他续弦，却被他拒绝了。因为在他的心里，虽然与亡妻是包办婚姻，可数年的相守，一餐一饭里积下的深情，让他念念难忘。
朱自清是在毫不知情的情况下，被朋友拉去与陈竹隐相见的。后来，陈竹隐回忆：“那天，佩弦穿着一件米黄色绸大褂，他身材不高，白白的脸上戴着一副眼镜，显得文雅正派，脚上却穿着一双老式的双梁鞋，显得有些土气。回到宿舍，我的同学廖书筠笑着说，‘哎呀，穿一双双梁鞋，土气得很，要是我才不要呢！’”然而，陈竹隐却决意与他交往下去。
初次见面，陈竹隐给朱自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陈竹隐有着白皙的面庞，短短的头发，落落大方的谈吐。在朱自清看来，她似一株清新的荷。
陈竹隐比朱自清小5岁，虽然出生在贫寒之家，却坚忍好学。她是从四川省立女子师范学校毕业后，只身来到北平艺术专科学校读书的，学的是国画和昆曲。很快，两人就坠入了爱河。他们相约一起吃饭、看电影，开始频繁的约会，也开始了书信来往。
细细研读这些爱情书简，不难发现，在他们的书信中，随着二人感情的升温，他们对彼此的称呼也在不断地发生着变化。
第一封信里，朱自清称陈竹隐“竹隐女士”，落款是“朱自清”。
一周后的第二封信里，他称她为“竹隐弟”，落款成了“自清”。到了第五封信，先前的“竹隐弟”已变为了更亲切的“隐弟”，“自清”也只余一个“清”字……再以后，他在给她的信里，称呼不断变来变去：“隐，一见你的眼睛，我便清醒起来，我更喜欢看你那晕红的双腮，黄昏时如霞彩似的……”“亲爱的宝妹，我生平没有尝过这种滋味，很害怕真的会整个儿变成你的俘虏呢！”
彼时，两人已是心心相系的恋人，只是谁也没有勇气提出结婚二字。一个二十多岁的青春少女，还来不及享受二人世界的浪漫与温馨，就要成为6个孩子的母亲。那副担子，她可承受得起？她不免有些犹豫。
那年寒假，她开始刻意地躲他，却躲不开牵挂与相思。当她再次捧读他的信，听他在信上倾诉思念之苦，说他的胃又开始疼了，她的心也轻轻地痛了。他在信里痛苦地写道：“竹隐，这个名字几乎占了我这个假期中所有独处的时间。我不能念出，整个人看报也迷迷糊糊的！我认为自己是个遇事镇定的人，但是天知道我现在是怎样的迷乱啊。”
再不管了那么多身前身后事，她如一只勇敢的飞蛾，扑向那团燃得正烈的爱情火。她接受了他，也接受了他6个年幼的孩子。1932年，朱自清与陈竹隐在上海杏花村酒楼举行了婚礼。那时，他们刚好相识两周年。
此后，他们的生活就是另一幅画卷。陈竹隐几乎放弃了自己的艺术梦想，画笔尘封，昆曲高搁，她把所有的心思都扑在了那个家上。家里人口多，单凭朱自清教书著书的收入来维系，日子总是过得紧巴巴的。她从来没有埋怨过，为了凑足给孩子请家庭教师的钱，她甚至悄悄跑到医院卖过几次血。
抗日战争爆发后，朱自清带着家人随校南迁到昆明，日子更加窘迫，常常三餐不济。为了减轻丈夫的负担，柔弱的她带着孩子们回了自己的老家成都，一个人挑起了养家的重担。
他们一个在成都，一个在昆明，相距遥遥，两颗相依相恋的心却从未放下对彼此的思念与牵挂。他们相守的时光不过短短的十几年。十几年的岁月中，他眼里再无其他的风景；她心里，装着的也全是他。
如今，斯人已逝，重读这些信简，那份爱，依旧还能拨动这世间红尘男女的心弦。
张宁据《东方女性》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