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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随着清代下层女性犯罪的研究出现，清代的宗室女性犯罪也开始得到关注。本文将根据现有的宗室女性犯罪相关史料，以此视角分析宗室女性犯罪的具体原因，从而了解清代宗室女性的地位与社会生活状态。
【关键词】清代;宗室女性;犯罪原因 ;社会生活
【中图分类号】K24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8264（2021）39-0056-02
《钦定大清会典事例》对清代的皇室有明确规定即：“显祖宣皇帝本支为宗室，伯叔兄弟之支为觉罗。”[1]而本文所论的宗室女性，是从家族史角度出发，既有皇家的格格郡主，同时包括嫁入爱新觉罗家的福晋、侧福晋及妾室等所有与爱新觉罗氏有血缘或婚姻关系的女性。宗室女性作为清代社会上层中的一分子，在享有大清法律给予的特权及优待时，同样会因不当的行为受到惩处。然而为维护皇家的颜面，宗室的司法审判特殊，宗室觉罗的女性犯罪记录会被人为地隐去，因此只能根据现有的、为数不多的史料进行探索。犯罪作为一种独特而激烈的社会现象，其成因与危害程度与社会之政治、经济、思想文化都密不可分。本文将以文献中记载的宗室女性犯罪记录为视角，试析其行为的具体原因，尝试还原当时宗室女性的社会生活状况。
一、婚姻制度的不合理
（一）入关前的婚姻变化
伴随着努尔哈赤统一女真，建立政治军事一体的八旗制度，其八旗子民的婚姻也归入管理范围。一般适龄的八旗女性婚姻，需要登记并集中交予牛录强制分配，称为配给制婚姻。清太宗在天聪九年下令：“凡官员及官员兄弟，诸贝勒下护卫、护军校、护军、骁骑校等女子、寡妇，须赴部报明，部中转问各该管诸贝勒，方准嫁。”[2]封建社会的婚姻，特别是皇室婚姻多为封建王朝政治的延续，因此其婚姻具有鲜明的政治特点。如清代的公主格格多嫁入蒙古贵族，借联姻来巩固满蒙联盟。在努尔哈赤的十四位妻妾中，仅有两位是与其政治无关的。皇太极继位以后，进一步加强了对八旗子弟婚姻的干预。
（二）清入关后的宗室婚姻
清入关后，随着皇权的不断强化，选秀女制度产生。选秀女之制，三年一次，所有八旗成员（满洲蒙古汉军官员）的适龄女子必须先参加秀女选拔，被选中的秀女，部分以充后宫，部分指婚给宗室觉罗，部分则为宫女，极少可以自行婚配。在君主皇权专制加强下，为体现宗族的威严，指婚制度进一步强化。乾隆《会典则例》载：“宗室子女系皇帝伯叔兄弟所生，年至十有五，奏请赐婚。未及岁已议婚者奏闻。其余宗室所生，听本家自择成礼，毋致逾时。若女与外藩蒙古结姻者均奏请，得旨乃行。”[1]12起初其制只在宗室女子，适龄后由皇上赐婚。随着选秀制度发展，指婚的范围也逐渐扩大，最终统治者将宗室女性包括官吏贵族女子的婚姻完全控制住。宗法宗族制度很大程度上禁锢着女性的婚姻自由。这种无视个人意愿的，不合理的婚姻制度，无疑摧残宗室女性的心理，这种矛盾则会成为女性犯罪的契机，尤其容易导致奸情犯罪的产生。
二、文化融合与发展
满族在统一东北的过程中，文化不断融合发展，尤其入关后，为维护稳定统治，儒家伦理思想不断完善，将其观念从汉族一直融进整个大清。在这种环境氛围中，随着父系权力的发展，女性被迫退出政治经济舞台。满族人贞节观、文化在統治者倡导观念的潜移默化下，发生巨大变化，满族女性的自我意识被不断改变压缩。
（一）贞节观变化
在满族形成的早期，女性只需在婚后保持忠贞。在满族及其先祖所记载文献中，常将其习俗描述为“妇贞而女淫”[3]。具体为婚前的女性行为不受限，但在婚后不可有失节行为。儒家礼教下的女子，则与此不同，婚前女性就要守节，婚后更要守妇道，从一而终，夫死不再嫁，极端者还会因守贞殉节。然而女真人长期流行收继婚，寡妇再嫁是极其普遍的社会现象。《金史》载女真“旧俗，妇女寡居，宗族接续之。”[4]此风一直延续到明代建州女真，如建州左卫酋长凡察之母吾也巨，始嫁挥厚，生子凡察。挥厚死后，又嫁给了挥厚之弟包奇为妻。但伴随女真人与汉族交往的加深，受儒教纲常伦理和汉族婚姻习俗的影响，女真人开始了对同姓嫁娶、不分辈分婚俗的取缔，天聪五年皇太极下旨，明确规定：“凡娶继母、伯母、叔母、兄嫂、弟妇、侄妇，永行禁止。如寡妇有愿抚孤守业者，仍加恩恤。有不安其室愿改嫁者，许本家兄弟于异姓中择其愿嫁者嫁之。同族嫁娶，男女以奸论。”[5]
满族在统一东北的过程中不断接受儒家伦理观念，并为维护统治不断地将其完善发展。满族妇女接受汉族的贞节观，在儒家礼教的要求下，“贞节”一词逐渐成为其潜意识里必须遵守的准则。满族旗人的贞节观念由弱至强，从中央到地方，统治者以精神和物质奖励的方式大肆宣传节烈，并不断细化完善旌表制度。宗室系女子的家族，特别是上层官宦人家和封建士大夫成为女子守节的倡导者、鼓吹者。思想上满族女子守节变为理所当然，经济上为其提供一系列保障，其家庭或家族也会受到政府旌表表彰。为满足家族虚荣，宗室族人宁愿牺牲妻女们的青春甚至生命。多种文化的交流融合使其对女性的压榨更甚，冲击着满族女性的灵魂。
（二）宗室女性教育
清代社会将女性尤其是宗室女性的礼数德行看得愈发重要。法律对女子德行也有明确规定，宗室女性德行不端也会成为重罪。如清朝历史上第一个废后——顺治朝的博尔济吉特氏，被废主要罪名就是妒忌、奢侈。一朝皇后因骄奢善妒被废，足可见当时对女子德行的严苛要求。在封建集权到达顶峰的清朝妇女必须遵守“三从四德”要求，被约束在大宅院中，已婚女性的生活要围绕着夫家，宗室觉罗出身的女性因其身份，要求更严格遵守德行。满族统治者重视对后妃、公主的教育，内容主要是针对女子的德行，教科书有《列女传》《女史箴》等妇学的书籍，将坚持民族气节，舍生取义等美德融入妇礼的轨道。宗室觉罗女子教育的主旨是以儒家伦理为中心，规范女子的德行，自觉地将儒家婚姻家庭观念内化为女性行动指南。而宗室女性因其身份会有更严格的思想束缚，在长期压抑的环境中，更容易出现情感偏差，故意违反德行的“犯罪”行为。 三、被动的连坐制度
清代宗室女性还有一个特殊的犯罪原因，则是因家人犯罪株连的被动的连坐获罪。连坐又称随坐，是一项古老而残酷的刑罚制度。秦汉时期新兴的地主阶级为维护其利益，将家族连坐法继承下来，此后代代相袭。清朝同样有连坐法。清代的宗室女性也遵循时下的社会传统，一个女性一生都处于依附地位：出嫁前依附于父亲，出嫁后依附于自己的丈夫，夫死则依附儿子，这就决定了她很可能因为父、夫、子而获罪。如顺治时期代善之孙阿达礼和其子硕托结党事发，阿达礼之母和硕托之妻分别因其子、其夫的牵连被处死;雍正朝康熙的第八、第九子福晋因受其夫牵连被强休回母家。
作为清代的宗室女性，与母家同样不可分割，即使已出嫁也可能受其父、兄或母的影响连带受罪。如公主莽古济因谋逆罪被处死时，已出嫁的一女，也立即被其夫豪格处死。出嫁女本着出嫁从夫的社会准则，虽在法律上无罪，但是被夫家处死在当时人们的观念中也属正常。无论是嫁进爱新觉罗家族的女性，还是本身就出身于爱新觉罗氏的女性，她们的婚姻都不由自己，其地位、人身安全也总是会被其父、其母、其夫、其子甚至其兄弟影响。
四、女性地位下降
虽然与汉族女性相比，清代满族女性所受的束缚较小，但整体来说满族的女性地位并不高。早期满族女性在社会生活中曾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清朝早期史料中曾记载过宗室女性的谋逆、犯上、私下边疆贸易、勒索財物的行为。而入关以后，史料中便再无女性政治经济上的犯罪记录，除了因维护皇室尊严人为隐去的原因外，也反映出女性失去了参政议政的权利，逐渐成为家庭的附庸。
满汉社会文化融合下，男尊女卑观念渗透过程中，婚姻的强制、教育的局限，导致女性所受束缚愈甚。所有宗室女性的婚姻都成为统治者操纵的工具，儒家的礼义道德与法律逐渐融为一体，宗室女性地位变得仅依赖于出身或丈夫的地位。父权社会的立法宗旨是“以牺牲妇女利益为代价，维护家族内部的尊卑贵贱等级秩序，进而维护国家秩序的稳定。”[6]在整个社会环境，政治、经济法律上的不平等，承受封建家庭压力的长期压抑下，宗室女性出现的或主动或被动的犯罪行为，背后的原因更多的是想表现出对当时社会现象的一种反抗。
五、结论启示
女性犯罪是犯罪主体性别不同形成的犯罪类型，近年来女性犯罪人数不断增加，逐渐上升成为严重的社会问题之一。目前分析出的女性犯罪原因，对外有不平等的社会观念束缚和男尊女卑性别歧视的存在，对内有女性心理健康的忽视和教育的缺失。本文将清代宗室女性作为主体，以女性犯罪视角，通过婚姻制度、文化观念、法律社会地位等方面试析当时宗室女性所处的社会环境状况。清代与现代女性犯罪原因有其共性，追溯历史渊源，则也是为了尽可能减少其犯罪行为的发生，更好地认识并解决这些问题。
参考文献：
[1]昆冈.钦定大清会典事例[M].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
[2]图海等.清太宗实录[M].北京：中华书局，1986.
[3]房玄龄.晋书[M].长沙：岳麓书社，1997：1695.
[4]（元）脱脱.金史[M].北京：中华书局，1975：1518.
[5]（明）彭孙贻.清入关前史料选辑·第3辑[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1：76.
[6]田小梅.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中的妇女法[J].中华女子学院学报，1996，（03）：30-33.
作者简介：姜雪莹，吉林人，吉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在读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国史。
【关键词】清代;宗室女性;犯罪原因 ;社会生活
【中图分类号】K24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8264（2021）39-0056-02
《钦定大清会典事例》对清代的皇室有明确规定即：“显祖宣皇帝本支为宗室，伯叔兄弟之支为觉罗。”[1]而本文所论的宗室女性，是从家族史角度出发，既有皇家的格格郡主，同时包括嫁入爱新觉罗家的福晋、侧福晋及妾室等所有与爱新觉罗氏有血缘或婚姻关系的女性。宗室女性作为清代社会上层中的一分子，在享有大清法律给予的特权及优待时，同样会因不当的行为受到惩处。然而为维护皇家的颜面，宗室的司法审判特殊，宗室觉罗的女性犯罪记录会被人为地隐去，因此只能根据现有的、为数不多的史料进行探索。犯罪作为一种独特而激烈的社会现象，其成因与危害程度与社会之政治、经济、思想文化都密不可分。本文将以文献中记载的宗室女性犯罪记录为视角，试析其行为的具体原因，尝试还原当时宗室女性的社会生活状况。
一、婚姻制度的不合理
（一）入关前的婚姻变化
伴随着努尔哈赤统一女真，建立政治军事一体的八旗制度，其八旗子民的婚姻也归入管理范围。一般适龄的八旗女性婚姻，需要登记并集中交予牛录强制分配，称为配给制婚姻。清太宗在天聪九年下令：“凡官员及官员兄弟，诸贝勒下护卫、护军校、护军、骁骑校等女子、寡妇，须赴部报明，部中转问各该管诸贝勒，方准嫁。”[2]封建社会的婚姻，特别是皇室婚姻多为封建王朝政治的延续，因此其婚姻具有鲜明的政治特点。如清代的公主格格多嫁入蒙古贵族，借联姻来巩固满蒙联盟。在努尔哈赤的十四位妻妾中，仅有两位是与其政治无关的。皇太极继位以后，进一步加强了对八旗子弟婚姻的干预。
（二）清入关后的宗室婚姻
清入关后，随着皇权的不断强化，选秀女制度产生。选秀女之制，三年一次，所有八旗成员（满洲蒙古汉军官员）的适龄女子必须先参加秀女选拔，被选中的秀女，部分以充后宫，部分指婚给宗室觉罗，部分则为宫女，极少可以自行婚配。在君主皇权专制加强下，为体现宗族的威严，指婚制度进一步强化。乾隆《会典则例》载：“宗室子女系皇帝伯叔兄弟所生，年至十有五，奏请赐婚。未及岁已议婚者奏闻。其余宗室所生，听本家自择成礼，毋致逾时。若女与外藩蒙古结姻者均奏请，得旨乃行。”[1]12起初其制只在宗室女子，适龄后由皇上赐婚。随着选秀制度发展，指婚的范围也逐渐扩大，最终统治者将宗室女性包括官吏贵族女子的婚姻完全控制住。宗法宗族制度很大程度上禁锢着女性的婚姻自由。这种无视个人意愿的，不合理的婚姻制度，无疑摧残宗室女性的心理，这种矛盾则会成为女性犯罪的契机，尤其容易导致奸情犯罪的产生。
二、文化融合与发展
满族在统一东北的过程中，文化不断融合发展，尤其入关后，为维护稳定统治，儒家伦理思想不断完善，将其观念从汉族一直融进整个大清。在这种环境氛围中，随着父系权力的发展，女性被迫退出政治经济舞台。满族人贞节观、文化在統治者倡导观念的潜移默化下，发生巨大变化，满族女性的自我意识被不断改变压缩。
（一）贞节观变化
在满族形成的早期，女性只需在婚后保持忠贞。在满族及其先祖所记载文献中，常将其习俗描述为“妇贞而女淫”[3]。具体为婚前的女性行为不受限，但在婚后不可有失节行为。儒家礼教下的女子，则与此不同，婚前女性就要守节，婚后更要守妇道，从一而终，夫死不再嫁，极端者还会因守贞殉节。然而女真人长期流行收继婚，寡妇再嫁是极其普遍的社会现象。《金史》载女真“旧俗，妇女寡居，宗族接续之。”[4]此风一直延续到明代建州女真，如建州左卫酋长凡察之母吾也巨，始嫁挥厚，生子凡察。挥厚死后，又嫁给了挥厚之弟包奇为妻。但伴随女真人与汉族交往的加深，受儒教纲常伦理和汉族婚姻习俗的影响，女真人开始了对同姓嫁娶、不分辈分婚俗的取缔，天聪五年皇太极下旨，明确规定：“凡娶继母、伯母、叔母、兄嫂、弟妇、侄妇，永行禁止。如寡妇有愿抚孤守业者，仍加恩恤。有不安其室愿改嫁者，许本家兄弟于异姓中择其愿嫁者嫁之。同族嫁娶，男女以奸论。”[5]
满族在统一东北的过程中不断接受儒家伦理观念，并为维护统治不断地将其完善发展。满族妇女接受汉族的贞节观，在儒家礼教的要求下，“贞节”一词逐渐成为其潜意识里必须遵守的准则。满族旗人的贞节观念由弱至强，从中央到地方，统治者以精神和物质奖励的方式大肆宣传节烈，并不断细化完善旌表制度。宗室系女子的家族，特别是上层官宦人家和封建士大夫成为女子守节的倡导者、鼓吹者。思想上满族女子守节变为理所当然，经济上为其提供一系列保障，其家庭或家族也会受到政府旌表表彰。为满足家族虚荣，宗室族人宁愿牺牲妻女们的青春甚至生命。多种文化的交流融合使其对女性的压榨更甚，冲击着满族女性的灵魂。
（二）宗室女性教育
清代社会将女性尤其是宗室女性的礼数德行看得愈发重要。法律对女子德行也有明确规定，宗室女性德行不端也会成为重罪。如清朝历史上第一个废后——顺治朝的博尔济吉特氏，被废主要罪名就是妒忌、奢侈。一朝皇后因骄奢善妒被废，足可见当时对女子德行的严苛要求。在封建集权到达顶峰的清朝妇女必须遵守“三从四德”要求，被约束在大宅院中，已婚女性的生活要围绕着夫家，宗室觉罗出身的女性因其身份，要求更严格遵守德行。满族统治者重视对后妃、公主的教育，内容主要是针对女子的德行，教科书有《列女传》《女史箴》等妇学的书籍，将坚持民族气节，舍生取义等美德融入妇礼的轨道。宗室觉罗女子教育的主旨是以儒家伦理为中心，规范女子的德行，自觉地将儒家婚姻家庭观念内化为女性行动指南。而宗室女性因其身份会有更严格的思想束缚，在长期压抑的环境中，更容易出现情感偏差，故意违反德行的“犯罪”行为。 三、被动的连坐制度
清代宗室女性还有一个特殊的犯罪原因，则是因家人犯罪株连的被动的连坐获罪。连坐又称随坐，是一项古老而残酷的刑罚制度。秦汉时期新兴的地主阶级为维护其利益，将家族连坐法继承下来，此后代代相袭。清朝同样有连坐法。清代的宗室女性也遵循时下的社会传统，一个女性一生都处于依附地位：出嫁前依附于父亲，出嫁后依附于自己的丈夫，夫死则依附儿子，这就决定了她很可能因为父、夫、子而获罪。如顺治时期代善之孙阿达礼和其子硕托结党事发，阿达礼之母和硕托之妻分别因其子、其夫的牵连被处死;雍正朝康熙的第八、第九子福晋因受其夫牵连被强休回母家。
作为清代的宗室女性，与母家同样不可分割，即使已出嫁也可能受其父、兄或母的影响连带受罪。如公主莽古济因谋逆罪被处死时，已出嫁的一女，也立即被其夫豪格处死。出嫁女本着出嫁从夫的社会准则，虽在法律上无罪，但是被夫家处死在当时人们的观念中也属正常。无论是嫁进爱新觉罗家族的女性，还是本身就出身于爱新觉罗氏的女性，她们的婚姻都不由自己，其地位、人身安全也总是会被其父、其母、其夫、其子甚至其兄弟影响。
四、女性地位下降
虽然与汉族女性相比，清代满族女性所受的束缚较小，但整体来说满族的女性地位并不高。早期满族女性在社会生活中曾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清朝早期史料中曾记载过宗室女性的谋逆、犯上、私下边疆贸易、勒索財物的行为。而入关以后，史料中便再无女性政治经济上的犯罪记录，除了因维护皇室尊严人为隐去的原因外，也反映出女性失去了参政议政的权利，逐渐成为家庭的附庸。
满汉社会文化融合下，男尊女卑观念渗透过程中，婚姻的强制、教育的局限，导致女性所受束缚愈甚。所有宗室女性的婚姻都成为统治者操纵的工具，儒家的礼义道德与法律逐渐融为一体，宗室女性地位变得仅依赖于出身或丈夫的地位。父权社会的立法宗旨是“以牺牲妇女利益为代价，维护家族内部的尊卑贵贱等级秩序，进而维护国家秩序的稳定。”[6]在整个社会环境，政治、经济法律上的不平等，承受封建家庭压力的长期压抑下，宗室女性出现的或主动或被动的犯罪行为，背后的原因更多的是想表现出对当时社会现象的一种反抗。
五、结论启示
女性犯罪是犯罪主体性别不同形成的犯罪类型，近年来女性犯罪人数不断增加，逐渐上升成为严重的社会问题之一。目前分析出的女性犯罪原因，对外有不平等的社会观念束缚和男尊女卑性别歧视的存在，对内有女性心理健康的忽视和教育的缺失。本文将清代宗室女性作为主体，以女性犯罪视角，通过婚姻制度、文化观念、法律社会地位等方面试析当时宗室女性所处的社会环境状况。清代与现代女性犯罪原因有其共性，追溯历史渊源，则也是为了尽可能减少其犯罪行为的发生，更好地认识并解决这些问题。
参考文献：
[1]昆冈.钦定大清会典事例[M].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
[2]图海等.清太宗实录[M].北京：中华书局，1986.
[3]房玄龄.晋书[M].长沙：岳麓书社，1997：1695.
[4]（元）脱脱.金史[M].北京：中华书局，1975：1518.
[5]（明）彭孙贻.清入关前史料选辑·第3辑[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1：76.
[6]田小梅.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中的妇女法[J].中华女子学院学报，1996，（03）：30-33.
作者简介：姜雪莹，吉林人，吉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在读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国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