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贺子珍进了苏联精神病院后，特别是在初期，经受了什么样的苦难与折磨，至今鲜为人知。她什么时候提起这段往事，都是热泪盈眶，痛苦万分。她表示：我不愿意回忆这段往事。
曾与精神病院工作人员搏斗
一天，贺子珍正在拼命赶织毛衣，突然响起了敲门声。她来到门口一听，来人边敲门边小声叫她的名字：“子珍，子珍，是我！”贺子珍听出来人是一位与她要好的中国女人。这个女人之所以要留下来，也是因为她遇到了个人的感情问题，因此，同贺子珍一样，不愿意回国去，并且最后也随同国际儿童院迁到伊万诺夫城来。平时她跟贺子珍常有来往，而且关系相当好，应该说，她是贺子珍在苏联时最好的朋友。当贺子珍听出是好朋友的声音时，她很高兴，一边开门一边嗔怪地说：“是你啊！这么鬼鬼祟祟的干什么呀？”然而，当她把门一拉开，那个叫门的女子一闪身竟然躲了出去，取而代之的是一群穿白大褂的彪形大汉。他们冲了进来，见到贺子珍，一句话不说，就抓住她的手臂往外拖。贺子珍被这一幕惊呆了，她出于自我防卫，本能地挣扎着往屋里逃，嘴里一面说：“你们是干什么的，凭什么来抓人？”“精神病院的，让你去住院。”其中的一个大声说道。贺子珍一昕这话，大吃一惊，她马上想起前次与她争吵的国际儿童院院长的话！她拼命地反抗，大声说：“我不是疯子！我不是疯子！”“疯子会说自己是疯子吗？”穿白大褂的人大笑，野蛮地拖着贺子珍往外走。“我不是疯子！你们为什么要把一个正常人送到精神病院？我的女儿病还没好，我不能离开生病的女儿啊！”
贺子珍边说边想走到女儿的身边，把女儿抱在怀里，不让任何人把自己同女儿分开，但是，大汉们拽着她往外拖。她先是一把抓住了床栏，想借助床的力量，留在屋里。但是，瘦弱的贺子珍怎么敌得过几条大汉。她的手被粗暴地掰开。她硬是被拖出了房门，塞进了汽车。
娇娇被从梦中吓醒，惊惶失措地看着这场妈妈与精神病院工作人员惊心动魄的搏斗，她吓得大哭起来，喊着：“妈妈！妈妈！”从床上爬起来，想扑过去救妈妈。但是，她被这些穿白大褂的人一把推开了。接着，贺子珍被人架走，娇娇趁着混乱没有人理会她时，爬上了窗口，跳到了屋外。她家住在楼的底层。然后，她越过了沟，躲进了小森林里，藏了起来。但是，很快她就被人找到了，并被重新送回了国际儿童院。
医生看贺子珍的确表现比较好。同意把药停掉了
贺子珍被送进精神病院后，头发立即被剃光，一直到她出院都是光着头。以至她重新恢复自由后，日夜都戴着一顶帽子，遮盖一下难看的光头。
以贺子珍那暴烈、倔强的性格，她绝不会驯服地接受被作为精神病人对待。她承认，她的确激烈地反抗过，抗议把她送到这种地方来。她曾经拒绝医院的任何治疗，要求马上把她放回家去。她说，我家还有个生病的女儿，她需要我来照顾。然而，不管她说一千道一万，精神病院的医生们均置若罔闻，根本不予理睬。而且，她诉说得越多，反抗越激烈，医生们越发认为她脑子不正常。他们强迫她服用这些药以后，她四肢无力，眼皮沉重，神志昏迷，没日没夜地睡觉。她觉得，自己没有病，被人诬陷说有病，硬拉到这种地方来，已经够不幸了，如果让他们按精神病来治疗，大剂量地服用治疗精神病的药物，时间长了，把脑子真的治环了，不是更倒霉吗？她对自己说，我一定要想出对策来。她逐渐发现，医生给她眼药有一个规律，当她表现出不服从，不听指挥，或者抗议、申诉对她的迫害时，她被强迫服用的药量就大，甚至辅之以静脉注射，自己昏睡的时间也长。她由此认识到，保护自己最好的办法就是：装出一副被驯服听话的样子，承认自己的确有病，医生护士怎么说就怎么办，就会减少服药的数量。
医生看贺子珍的确表现比较好，同意把药停掉了。其实，贺子珍并没有把药吃进去，在这所医院，护士要亲眼看到病人把药吞下去，并张开嘴检查过后才离开。贺子珍每次吃药，迅速把药放到舌头下面，或者把它留在面颊边，装作用开水送下去了。等护士走开，再把药吐出来。
再过一段时间，贺子珍向医生诉说她的腰疼、腿疼或胳膊疼。她这样做，一是给医生找点事情，二是让医生看到，她的知觉、感觉一切正常。贺子珍的努力是成功的。医生的注意力果然转移到贺子珍的胳膊、腿上来，给她开的镇定神经的药相对减少了。
后悔错过了与毛泽东和好的机会
对于自己到苏联来，贺子珍早就后悔了，而且不知后悔了多少次了。现在，她深深地感到这样做的错误。她过去十分迷信苏联，以为只有到了列宁的故乡，在那里才能学好马列主义。其实，马列主义学得好不好，环境、条件自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个人的努力。她在苏联虽然有了很好的学习条件，但是思想不集中，心绪烦乱，不是也没有学好吗？
她还后悔对于异国医学的迷信。她天真地以为只要到了苏联，她身上的弹片就能取出，身体就能康复，也可以为党做更多的工作了。毛泽东当时就曾对她说过，我们延安的医疗条件也会提高的，我们要请国外最好的医生到这里来为大家治病。仿环用到苏联去，不久以后在延安也能把弹片取出来。她听不进这些话，急着要走。结果，她在苏联也没能把弹片取出。
贺子珍更后悔的是错过了同毛泽东和好的机会。当他们夫妻间产生了—些误会后，毛泽东表示出了和解和向前看的姿态。他苦口婆心地劝说贺子珍不要走。她到了新疆办事处等待去苏联的飞机时，毛泽东又恳请当时在兰州办事处工作的陈正人和彭儒夫妇，劝贺子珍回来。可是，当时的贺子珍太任性了。
贺子珍更加后悔的是，在学习结束以后，没有和同志们一起回国。她不愿意回国，主要考虑的是自己的面子，觉得毛泽东再婚了，回国后目睹这种情形，会很尴尬，很难堪。贺子珍在医院里，翻过来覆过去地检讨自己的过去：她觉得，自己被人当成疯子关进精神病院，就是因为身在异国他乡，风俗习惯不同，语言不通造成的。如果在自己的国家，这种事情绝对不会发生。她觉得自己应该回国去。
她对回国寄托着希望
贺子珍为了实现回国这个目的，她采取了好多措施。她积极地配合医生和护士，服从治疗，安静本分，给他们—个良好印象。最后，这些医务工作者终于承认，贺子珍神志清楚，不像是精神病，或者是精神病已经治好。他们不再强迫她吃药，给了她更多的活动的自由。接着，她争取得到医务人员的同情和理解。她让他们知道，她不是个普通的老百姓，而是中国的一个共产党员，她是因为什么原因才旅居苏联的。这时，治疗她的医生暗示：“你的病已经好了，可以出院了。”不过，他们告诉她：精神病院有规定，病人出院要有人接，有人担保。 医生的话，使贺子珍异常兴奋。她出院回国有希望了，可是，她到哪里去找担保她的人和接她的人呢？自从她进了疯人院，就处在与世隔绝的状态。没有人来看过她，她无法知道，现在还有哪些中国同志留在苏联。她向一位态度比较温和的女护士要了张邮票，一张信纸和—个信封。这封信写给谁？发到哪里呢？贺子珍好费思量。她根本不知道医院以外的世界是个什么样子，也不知道她所熟悉的人中谁还留在苏联。她所见到的最后一个中国人就是那个骗她开门，让精神病院把她抓走的女子。
她想，别人都走了，这个人可能还会留在苏联。她并不知道这个人现在何处，是否还在伊万诺夫市。她决定收信人就写这个女人的名字，地址呢，写到莫斯科的那栋别墅。她觉得，把信投到那里比较保险，那里中国侨民出入的比较多，如果碰到有人认识这位女子，并知道她的住址，就有可能转交到她的手中。另外，共产国际东方部如果还在活动，这样一封寄自精神病院的来信，定会引起他们的重视。要是找不到那位妇女，他们有可能把信拆开，就会看到她的呼唤，把她接了出去。
她在信中写道：我的病已经好了，可以出院了，请你到医院来一次，接我出院。她还在信中提醒那位女同志，来的时候请别忘了给她带几件衣服。信发出以后，她觉得生活重新有了希望。她每天都是在盼望中度过的。虽然她每天的盼望都落空，并没有人接她、探望她，但她并不灰心；她充满信心，总有一天，她的信会落到关心她的人手里，一定会有人来接她出去的。
王稼祥夫妇出面交涉，贺子珍出了疯人院
转眼之间，岁月流逝到了1946年。夏天，王稼祥同他的妻子朱仲丽来到了莫斯科。
在贺子珍刚到苏联时，王稼祥是共产国际东方部的部长，负责照管从中国来苏学习和治病的同志。这一次，他是偕夫人朱仲丽来莫斯科治病的。
王稼祥因是中共高级领导人，到莫斯科后，苏共专门为他派了一位联络员——尼古耐夫。在莫斯科，王稼祥见到了许多德苏战争后中国留苏的幸存者，了解在德苏战争中留苏的中国同志的遭遇与下落。严酷的战争、无情的饥荒，夺走了许多中国同志的生命，还使一些人下落不明。人们在谈及这场艰苦卓绝的战争时，不时提到贺子珍和她的女儿。王稼祥和贺子珍是亲密的战友，他们曾一起经历过长征，又一起在苏联工作过。于是王稼洋决定寻找她的下落。
一天，王稼祥对尼古耐夫说：“我们有一个中国同志叫贺子珍，还有她的女儿毛娇娇，现在还在苏联，请帮助打听关于她的下落，我希望见到她本人。”尼古耐夫答应帮助调查。几天后，他回复王稼祥说：“贺子珍至今下落不明。”然而，王稼祥并没有放弃寻找贺子珍的努力。一次他无意中从留学生的谈话里获悉：久无音讯的贺子珍竟然被关进了伊万诺夫的精神病院，与世隔绝！他大吃一惊，一方面把这令人震惊的消息报告毛泽东，一方面立即与苏联有关方面进行交涉。王稼祥立即找到尼古耐夫，说：“贺子珍现在住在伊万诺夫市的精神病院。请你把她的详情告诉我。”几天后，尼古耐夫回答说：“是有一个叫贺子珍的人住在伊万诺夫城精神病院，她神经不好，医生诊断为精神分裂症。她的女儿在她进了精神病院后去了国际儿童院上小学。”
“她的病很严重吗？”王稼祥听后，严肃地问道。“是狂躁型的，生活不能自理。”尼古耐夫回答。“请转告上级，我想把她接到莫斯科来见一面。”王稼祥说道。尼古耐夫听了王稼祥的话答应转达。一周后，他回复说：“贺子珍不便来莫斯科。”“为什么？”王稼祥问。“……”“那我们到伊万诺夫市去看她。朱仲丽马上说。“……”“我们一定要见她一面，最好连小孩子—起见，一起送到莫斯乖斗来。我有医生，我们要亲自检查她的病情。”王稼祥严肃地说。尼古耐南差了，十天以后回来，告诉王稼洋夫妇说现在不能见面。王稼祥仍然坚持自己的意见，一定要见贺子珍一面，并对尼古耐夫说：“如病情严重，见过面后仍然送她回疯人病院。如果不严重，我准备请示国内，把她送回国去。现在，我们东北的好几个大城市已经解放，有了好的医疗条件，我们可以继续给予治疗。”
在王稼祥夫妇的催促下，尼古耐夫只得又再次请示了上级……经过他的多方努力，苏联政府才同意让贺子珍离开精神病院，返回莫斯科。彭立昭据人民网《健康必读》整理
曾与精神病院工作人员搏斗
一天，贺子珍正在拼命赶织毛衣，突然响起了敲门声。她来到门口一听，来人边敲门边小声叫她的名字：“子珍，子珍，是我！”贺子珍听出来人是一位与她要好的中国女人。这个女人之所以要留下来，也是因为她遇到了个人的感情问题，因此，同贺子珍一样，不愿意回国去，并且最后也随同国际儿童院迁到伊万诺夫城来。平时她跟贺子珍常有来往，而且关系相当好，应该说，她是贺子珍在苏联时最好的朋友。当贺子珍听出是好朋友的声音时，她很高兴，一边开门一边嗔怪地说：“是你啊！这么鬼鬼祟祟的干什么呀？”然而，当她把门一拉开，那个叫门的女子一闪身竟然躲了出去，取而代之的是一群穿白大褂的彪形大汉。他们冲了进来，见到贺子珍，一句话不说，就抓住她的手臂往外拖。贺子珍被这一幕惊呆了，她出于自我防卫，本能地挣扎着往屋里逃，嘴里一面说：“你们是干什么的，凭什么来抓人？”“精神病院的，让你去住院。”其中的一个大声说道。贺子珍一昕这话，大吃一惊，她马上想起前次与她争吵的国际儿童院院长的话！她拼命地反抗，大声说：“我不是疯子！我不是疯子！”“疯子会说自己是疯子吗？”穿白大褂的人大笑，野蛮地拖着贺子珍往外走。“我不是疯子！你们为什么要把一个正常人送到精神病院？我的女儿病还没好，我不能离开生病的女儿啊！”
贺子珍边说边想走到女儿的身边，把女儿抱在怀里，不让任何人把自己同女儿分开，但是，大汉们拽着她往外拖。她先是一把抓住了床栏，想借助床的力量，留在屋里。但是，瘦弱的贺子珍怎么敌得过几条大汉。她的手被粗暴地掰开。她硬是被拖出了房门，塞进了汽车。
娇娇被从梦中吓醒，惊惶失措地看着这场妈妈与精神病院工作人员惊心动魄的搏斗，她吓得大哭起来，喊着：“妈妈！妈妈！”从床上爬起来，想扑过去救妈妈。但是，她被这些穿白大褂的人一把推开了。接着，贺子珍被人架走，娇娇趁着混乱没有人理会她时，爬上了窗口，跳到了屋外。她家住在楼的底层。然后，她越过了沟，躲进了小森林里，藏了起来。但是，很快她就被人找到了，并被重新送回了国际儿童院。
医生看贺子珍的确表现比较好。同意把药停掉了
贺子珍被送进精神病院后，头发立即被剃光，一直到她出院都是光着头。以至她重新恢复自由后，日夜都戴着一顶帽子，遮盖一下难看的光头。
以贺子珍那暴烈、倔强的性格，她绝不会驯服地接受被作为精神病人对待。她承认，她的确激烈地反抗过，抗议把她送到这种地方来。她曾经拒绝医院的任何治疗，要求马上把她放回家去。她说，我家还有个生病的女儿，她需要我来照顾。然而，不管她说一千道一万，精神病院的医生们均置若罔闻，根本不予理睬。而且，她诉说得越多，反抗越激烈，医生们越发认为她脑子不正常。他们强迫她服用这些药以后，她四肢无力，眼皮沉重，神志昏迷，没日没夜地睡觉。她觉得，自己没有病，被人诬陷说有病，硬拉到这种地方来，已经够不幸了，如果让他们按精神病来治疗，大剂量地服用治疗精神病的药物，时间长了，把脑子真的治环了，不是更倒霉吗？她对自己说，我一定要想出对策来。她逐渐发现，医生给她眼药有一个规律，当她表现出不服从，不听指挥，或者抗议、申诉对她的迫害时，她被强迫服用的药量就大，甚至辅之以静脉注射，自己昏睡的时间也长。她由此认识到，保护自己最好的办法就是：装出一副被驯服听话的样子，承认自己的确有病，医生护士怎么说就怎么办，就会减少服药的数量。
医生看贺子珍的确表现比较好，同意把药停掉了。其实，贺子珍并没有把药吃进去，在这所医院，护士要亲眼看到病人把药吞下去，并张开嘴检查过后才离开。贺子珍每次吃药，迅速把药放到舌头下面，或者把它留在面颊边，装作用开水送下去了。等护士走开，再把药吐出来。
再过一段时间，贺子珍向医生诉说她的腰疼、腿疼或胳膊疼。她这样做，一是给医生找点事情，二是让医生看到，她的知觉、感觉一切正常。贺子珍的努力是成功的。医生的注意力果然转移到贺子珍的胳膊、腿上来，给她开的镇定神经的药相对减少了。
后悔错过了与毛泽东和好的机会
对于自己到苏联来，贺子珍早就后悔了，而且不知后悔了多少次了。现在，她深深地感到这样做的错误。她过去十分迷信苏联，以为只有到了列宁的故乡，在那里才能学好马列主义。其实，马列主义学得好不好，环境、条件自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个人的努力。她在苏联虽然有了很好的学习条件，但是思想不集中，心绪烦乱，不是也没有学好吗？
她还后悔对于异国医学的迷信。她天真地以为只要到了苏联，她身上的弹片就能取出，身体就能康复，也可以为党做更多的工作了。毛泽东当时就曾对她说过，我们延安的医疗条件也会提高的，我们要请国外最好的医生到这里来为大家治病。仿环用到苏联去，不久以后在延安也能把弹片取出来。她听不进这些话，急着要走。结果，她在苏联也没能把弹片取出。
贺子珍更后悔的是错过了同毛泽东和好的机会。当他们夫妻间产生了—些误会后，毛泽东表示出了和解和向前看的姿态。他苦口婆心地劝说贺子珍不要走。她到了新疆办事处等待去苏联的飞机时，毛泽东又恳请当时在兰州办事处工作的陈正人和彭儒夫妇，劝贺子珍回来。可是，当时的贺子珍太任性了。
贺子珍更加后悔的是，在学习结束以后，没有和同志们一起回国。她不愿意回国，主要考虑的是自己的面子，觉得毛泽东再婚了，回国后目睹这种情形，会很尴尬，很难堪。贺子珍在医院里，翻过来覆过去地检讨自己的过去：她觉得，自己被人当成疯子关进精神病院，就是因为身在异国他乡，风俗习惯不同，语言不通造成的。如果在自己的国家，这种事情绝对不会发生。她觉得自己应该回国去。
她对回国寄托着希望
贺子珍为了实现回国这个目的，她采取了好多措施。她积极地配合医生和护士，服从治疗，安静本分，给他们—个良好印象。最后，这些医务工作者终于承认，贺子珍神志清楚，不像是精神病，或者是精神病已经治好。他们不再强迫她吃药，给了她更多的活动的自由。接着，她争取得到医务人员的同情和理解。她让他们知道，她不是个普通的老百姓，而是中国的一个共产党员，她是因为什么原因才旅居苏联的。这时，治疗她的医生暗示：“你的病已经好了，可以出院了。”不过，他们告诉她：精神病院有规定，病人出院要有人接，有人担保。 医生的话，使贺子珍异常兴奋。她出院回国有希望了，可是，她到哪里去找担保她的人和接她的人呢？自从她进了疯人院，就处在与世隔绝的状态。没有人来看过她，她无法知道，现在还有哪些中国同志留在苏联。她向一位态度比较温和的女护士要了张邮票，一张信纸和—个信封。这封信写给谁？发到哪里呢？贺子珍好费思量。她根本不知道医院以外的世界是个什么样子，也不知道她所熟悉的人中谁还留在苏联。她所见到的最后一个中国人就是那个骗她开门，让精神病院把她抓走的女子。
她想，别人都走了，这个人可能还会留在苏联。她并不知道这个人现在何处，是否还在伊万诺夫市。她决定收信人就写这个女人的名字，地址呢，写到莫斯科的那栋别墅。她觉得，把信投到那里比较保险，那里中国侨民出入的比较多，如果碰到有人认识这位女子，并知道她的住址，就有可能转交到她的手中。另外，共产国际东方部如果还在活动，这样一封寄自精神病院的来信，定会引起他们的重视。要是找不到那位妇女，他们有可能把信拆开，就会看到她的呼唤，把她接了出去。
她在信中写道：我的病已经好了，可以出院了，请你到医院来一次，接我出院。她还在信中提醒那位女同志，来的时候请别忘了给她带几件衣服。信发出以后，她觉得生活重新有了希望。她每天都是在盼望中度过的。虽然她每天的盼望都落空，并没有人接她、探望她，但她并不灰心；她充满信心，总有一天，她的信会落到关心她的人手里，一定会有人来接她出去的。
王稼祥夫妇出面交涉，贺子珍出了疯人院
转眼之间，岁月流逝到了1946年。夏天，王稼祥同他的妻子朱仲丽来到了莫斯科。
在贺子珍刚到苏联时，王稼祥是共产国际东方部的部长，负责照管从中国来苏学习和治病的同志。这一次，他是偕夫人朱仲丽来莫斯科治病的。
王稼祥因是中共高级领导人，到莫斯科后，苏共专门为他派了一位联络员——尼古耐夫。在莫斯科，王稼祥见到了许多德苏战争后中国留苏的幸存者，了解在德苏战争中留苏的中国同志的遭遇与下落。严酷的战争、无情的饥荒，夺走了许多中国同志的生命，还使一些人下落不明。人们在谈及这场艰苦卓绝的战争时，不时提到贺子珍和她的女儿。王稼祥和贺子珍是亲密的战友，他们曾一起经历过长征，又一起在苏联工作过。于是王稼洋决定寻找她的下落。
一天，王稼祥对尼古耐夫说：“我们有一个中国同志叫贺子珍，还有她的女儿毛娇娇，现在还在苏联，请帮助打听关于她的下落，我希望见到她本人。”尼古耐夫答应帮助调查。几天后，他回复王稼祥说：“贺子珍至今下落不明。”然而，王稼祥并没有放弃寻找贺子珍的努力。一次他无意中从留学生的谈话里获悉：久无音讯的贺子珍竟然被关进了伊万诺夫的精神病院，与世隔绝！他大吃一惊，一方面把这令人震惊的消息报告毛泽东，一方面立即与苏联有关方面进行交涉。王稼祥立即找到尼古耐夫，说：“贺子珍现在住在伊万诺夫市的精神病院。请你把她的详情告诉我。”几天后，尼古耐夫回答说：“是有一个叫贺子珍的人住在伊万诺夫城精神病院，她神经不好，医生诊断为精神分裂症。她的女儿在她进了精神病院后去了国际儿童院上小学。”
“她的病很严重吗？”王稼祥听后，严肃地问道。“是狂躁型的，生活不能自理。”尼古耐夫回答。“请转告上级，我想把她接到莫斯科来见一面。”王稼祥说道。尼古耐夫听了王稼祥的话答应转达。一周后，他回复说：“贺子珍不便来莫斯科。”“为什么？”王稼祥问。“……”“那我们到伊万诺夫市去看她。朱仲丽马上说。“……”“我们一定要见她一面，最好连小孩子—起见，一起送到莫斯乖斗来。我有医生，我们要亲自检查她的病情。”王稼祥严肃地说。尼古耐南差了，十天以后回来，告诉王稼洋夫妇说现在不能见面。王稼祥仍然坚持自己的意见，一定要见贺子珍一面，并对尼古耐夫说：“如病情严重，见过面后仍然送她回疯人病院。如果不严重，我准备请示国内，把她送回国去。现在，我们东北的好几个大城市已经解放，有了好的医疗条件，我们可以继续给予治疗。”
在王稼祥夫妇的催促下，尼古耐夫只得又再次请示了上级……经过他的多方努力，苏联政府才同意让贺子珍离开精神病院，返回莫斯科。彭立昭据人民网《健康必读》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