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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问冯仑
这位为大家造房子的人，却很难在自己的工作中找到自己的精神家园。
他总是忍不住想和我们说段子。事实上，这位地产大亨在成为商人之前，是一位不折不扣的学者，而现在他被称作是中国地产界的思想家——段子仅仅只是他表达思想的一种手段。
现在，知道冯仑的名字人甚至多过于他的公司名和楼盘，这多少会让人觉得尴尬，而他试图要打造的“立体城市”在某些人眼中，甚至被描绘成唐吉珂德式的妄想。
无论是作为万通控股集团董事长的冯仑，还是前公务员的冯仑，谈论理想、谈论信仰多过于任何话题，他征服世界最常用的两种武器却是娱乐味道浓厚的段子和数以亿计的财富——前者让他收获了掌声而后者则让他得到了话语权。
这多少有点荒诞。
在这个价值多元取向的社会里，聪明的冯仑在不同的频道里切换着身份。显然，在公众视野里的那个“滑稽”的冯仑一定不是最真实的冯仑。可又有谁会知道，在段子手的内心世界里，又会有着怎么样的某种荒诞感？
复杂的人
冯仑自称是一个复杂的人：祖籍浙江嘉兴，出生在西安，青春期在北京度过。
没人能做出判断：这三处风格迥异的风土人情，是否会不自觉地在冯仑的体内发生碰撞或者融汇和循环。
一个显而易见的情况是，西安的童年生活，不经意间已经深深地影响了冯仑的性格。
冯仑也乐于总结生活在这片黄土高坡上的人的性格，这座曾经是中华帝国最古老的首都的城市，赋予了西安人与众不同的气质和个性。
“西安人第一个是从容。”冯仑对《艾问》说。5000年的历史积淀，让西安人“不着急”，而另一方面，西安人在不着急的表面之下却是“内心激荡”，“心里想的事，都是5000年的风风雨雨。”
任何一条大江大河，总会有平静的河床去包容和掩饰变化莫测的各种激流和暗河。至于西安人到底又有什么样的不一样，“段子大师”冯仑可以用各种段子形象地描摹出其间的各色微妙，元素可以是男人、女人及农民。
冯仑的学生时代遇上了文革。不过幸运的是，小冯仑在大家都不读书的那个年代里，读到了很多的书。后来他以让人信服的成绩考取了西北大学经济系，毕业后又考上了中央党校的法学硕士，25岁的冯仑当时是中央党校历史上最年轻的学员。“我自己期望能够变成一个很好的研究者，因为我对世界有太多好奇”。
一个对世界有太多好奇的人，自然会有一颗不太安分的心。这一点，在日后冯仑走南闯北的经历中，显现无遗。
骄傲的理想
一开始，冯仑的确在朝着自己设定的人生轨道前进：他和他的导师马鸿模成为了忘年交，马在中央党校是少有的个性人物。毕业后，冯留校做了一段时间的老师，随后去了中宣部、体改委。
29岁那年，冯来到了海口，着手创办海南改革发展研究所。此时的1988年，海南正式升级为省，成为这个国家最年轻的一个省级行政区。伴随着行政级别调整的是，海南成为了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后期，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向往和憧憬的热土，十万人才下海南成为当时海南人才热的生动写照。
随着体改委的解散，一夜之间，冯仑成为了一个没有组织的人。这对于一个梦想着依靠组织一步步实现自己理想的人来说，几乎是一个毁灭性的打击。
“那个时候也没有工资，也没了单位了。”冯仑把这描述成“失怙”——少年冯的天变黑了。
在中国，自古以来就有一个奇怪的现象，那就是命运往往会对那些失意的书生格外垂青：落难书生最后高中状元，抱得美人归是传统戏曲中的常见桥段。
之前的海南之行，给冯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伴随着海南淘金热，冯仑和他那些同样年轻但一样沉浸在失意中的伙伴们，在海南组建了自己的第一家公司。
随后的那一段段财富故事后来被无数次演绎——书生冯仑学着开始做生意。
被体制抛弃后的沮丧感，没过多久就被大把金钱所带来的快感瞬间包围和吞噬。只是和周围那些头脑发热的淘金者不一样的是，这些曾经拥有过体制优越感的精英们，并没有从单纯的物质财富刺激中获得太多持久的快乐，他们有着骄傲的又要命的理想和气质。
这就是为什么当时赚钱并不算多的冯仑们，会写出《披荆斩棘共赴未来》这样一篇口号式的、直抒胸臆的文章。
这篇文章与其说是昭告天下，不如说是对冯仑们失落内心的一个安慰——这些年轻人希望能用创造财富的方式继续为自己的祖国效力。
“逍遥子”
伴随着海南淘金潮的褪去，万通六君子也在1995年走到了分手的一刻。一个很形象的说法总结了这个故事：中国式的合伙人，最终以商人的方式分手。虽然在之前，他们是以理想主义的名义走到了一起。
不过，55岁的冯仑更愿意以青春期的说法来解释那一段合伙岁月，冯仑否认自己“粉饰”分手的过程，他强调那些不和谐的声音都只是“青春期过后的分歧”。
分家后的冯仑一度又“一无所有”，当他和一起创业的伙伴们签完最后的分割协议后，他把支票递了出去，半开玩笑半当真地说：这些兄弟真的只剩下理想了。
后来，得益于中国风生水起的房地产市场，冯仑再一次顺势走到了前台，甚至一度成为了民营企业的代言人。
冯仑并不是中国最成功的商人，即使是放在他所处的行业里，冯仑也并不是最叱咤风云的那一位。一个无法假设的情况是，如果在当年万通六兄弟散伙时，有另一个人愿意来挑起万通大梁的话，冯仑或许是最想出走的“逍遥子”。
在冯仑的身上，有着太多的士大夫情结，他渴望能把自己的思想和观点分享给周围的人，从而影响他们，他最不愿意的恐怕是把财富作为个人社会地位的敲门砖。
商场并不是他的战场只是机缘巧合，他必须成为万通的主人。而这位为大家造房子的人，却很难在自己的工作中找到自己的精神家园。
于是，他出没于各种社交场合，频繁为自己的畅销书站台宣传——在书中，他拾起自己文字工作者的功底，绘声绘色地描述着当年民营企业家成长的特殊环境和道德困惑，他在这里获得了成就感。
事实上，冯仑似乎从未丢失过成为学者的野心，有一段时间，互联网上的“冯氏语录”成为了他的招牌。你不得不承认的是，多年的积淀和感悟，再加上有一个聪明的脑袋，冯仑创造了太多令人印象深刻的段子。
这种形式多少有点类似于古希腊的那些短小精悍的寓言故事，而冯仑的本意正是如此，“其实我都不是讲段子，我只是用一些通俗的事情，来解说一些很复杂的事，或者很曲折萦回地表达自己的想法。”冯仑对《艾问》说。
冯仑也会沮丧地承认，自己有时候是陷入了滑稽。这比他承认自己没有王石或者王健林的冲劲更显得失落，对于后一种情况，冯仑用“他们是军人出身”的理由解释道。而滑稽更多的是来自于“作践自己来让别人高兴”。
更多的时候，冯仑被脸谱化了。“每当有什么活动的时候，很多朋友大家都希望是，能不能讲个什么段子，我其实就很窘迫，我就觉得很奇怪，我又不是郭德刚，我不负责每次的时候都来表演。”
但是我们不知道在一个个荒诞的段子背后，哪一个才是真正的冯仑。“我经常看自己就是一个滑稽的角色，实际上是罗大佑那个歌里的，就是说着言不由衷的话，生活在一个快速变化的故事里，台北不是我的家。”
当年的导师马鸿模在一声“荒唐”之后离开了人世，给自己的这个弟子留下了无言的荒诞感。据说老头过世之后，冯仑把他的照片放在皮夹当中，此外还有一张阿拉法特的照片。
“我在任何地方都没有归属感。”这估计是冯仑这样从体制内出来，最后又以市场化的名义取得荣耀的那一批人共同的荒诞感吧。
（艾诚（Gloria），80后知名独立主持人，创意媒体《艾问》创始人。毕业于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被世界经济论坛授予“全球杰出青年”荣誉。）
这位为大家造房子的人，却很难在自己的工作中找到自己的精神家园。
他总是忍不住想和我们说段子。事实上，这位地产大亨在成为商人之前，是一位不折不扣的学者，而现在他被称作是中国地产界的思想家——段子仅仅只是他表达思想的一种手段。
现在，知道冯仑的名字人甚至多过于他的公司名和楼盘，这多少会让人觉得尴尬，而他试图要打造的“立体城市”在某些人眼中，甚至被描绘成唐吉珂德式的妄想。
无论是作为万通控股集团董事长的冯仑，还是前公务员的冯仑，谈论理想、谈论信仰多过于任何话题，他征服世界最常用的两种武器却是娱乐味道浓厚的段子和数以亿计的财富——前者让他收获了掌声而后者则让他得到了话语权。
这多少有点荒诞。
在这个价值多元取向的社会里，聪明的冯仑在不同的频道里切换着身份。显然，在公众视野里的那个“滑稽”的冯仑一定不是最真实的冯仑。可又有谁会知道，在段子手的内心世界里，又会有着怎么样的某种荒诞感？
复杂的人
冯仑自称是一个复杂的人：祖籍浙江嘉兴，出生在西安，青春期在北京度过。
没人能做出判断：这三处风格迥异的风土人情，是否会不自觉地在冯仑的体内发生碰撞或者融汇和循环。
一个显而易见的情况是，西安的童年生活，不经意间已经深深地影响了冯仑的性格。
冯仑也乐于总结生活在这片黄土高坡上的人的性格，这座曾经是中华帝国最古老的首都的城市，赋予了西安人与众不同的气质和个性。
“西安人第一个是从容。”冯仑对《艾问》说。5000年的历史积淀，让西安人“不着急”，而另一方面，西安人在不着急的表面之下却是“内心激荡”，“心里想的事，都是5000年的风风雨雨。”
任何一条大江大河，总会有平静的河床去包容和掩饰变化莫测的各种激流和暗河。至于西安人到底又有什么样的不一样，“段子大师”冯仑可以用各种段子形象地描摹出其间的各色微妙，元素可以是男人、女人及农民。
冯仑的学生时代遇上了文革。不过幸运的是，小冯仑在大家都不读书的那个年代里，读到了很多的书。后来他以让人信服的成绩考取了西北大学经济系，毕业后又考上了中央党校的法学硕士，25岁的冯仑当时是中央党校历史上最年轻的学员。“我自己期望能够变成一个很好的研究者，因为我对世界有太多好奇”。
一个对世界有太多好奇的人，自然会有一颗不太安分的心。这一点，在日后冯仑走南闯北的经历中，显现无遗。
骄傲的理想
一开始，冯仑的确在朝着自己设定的人生轨道前进：他和他的导师马鸿模成为了忘年交，马在中央党校是少有的个性人物。毕业后，冯留校做了一段时间的老师，随后去了中宣部、体改委。
29岁那年，冯来到了海口，着手创办海南改革发展研究所。此时的1988年，海南正式升级为省，成为这个国家最年轻的一个省级行政区。伴随着行政级别调整的是，海南成为了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后期，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向往和憧憬的热土，十万人才下海南成为当时海南人才热的生动写照。
随着体改委的解散，一夜之间，冯仑成为了一个没有组织的人。这对于一个梦想着依靠组织一步步实现自己理想的人来说，几乎是一个毁灭性的打击。
“那个时候也没有工资，也没了单位了。”冯仑把这描述成“失怙”——少年冯的天变黑了。
在中国，自古以来就有一个奇怪的现象，那就是命运往往会对那些失意的书生格外垂青：落难书生最后高中状元，抱得美人归是传统戏曲中的常见桥段。
之前的海南之行，给冯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伴随着海南淘金热，冯仑和他那些同样年轻但一样沉浸在失意中的伙伴们，在海南组建了自己的第一家公司。
随后的那一段段财富故事后来被无数次演绎——书生冯仑学着开始做生意。
被体制抛弃后的沮丧感，没过多久就被大把金钱所带来的快感瞬间包围和吞噬。只是和周围那些头脑发热的淘金者不一样的是，这些曾经拥有过体制优越感的精英们，并没有从单纯的物质财富刺激中获得太多持久的快乐，他们有着骄傲的又要命的理想和气质。
这就是为什么当时赚钱并不算多的冯仑们，会写出《披荆斩棘共赴未来》这样一篇口号式的、直抒胸臆的文章。
这篇文章与其说是昭告天下，不如说是对冯仑们失落内心的一个安慰——这些年轻人希望能用创造财富的方式继续为自己的祖国效力。
“逍遥子”
伴随着海南淘金潮的褪去，万通六君子也在1995年走到了分手的一刻。一个很形象的说法总结了这个故事：中国式的合伙人，最终以商人的方式分手。虽然在之前，他们是以理想主义的名义走到了一起。
不过，55岁的冯仑更愿意以青春期的说法来解释那一段合伙岁月，冯仑否认自己“粉饰”分手的过程，他强调那些不和谐的声音都只是“青春期过后的分歧”。
分家后的冯仑一度又“一无所有”，当他和一起创业的伙伴们签完最后的分割协议后，他把支票递了出去，半开玩笑半当真地说：这些兄弟真的只剩下理想了。
后来，得益于中国风生水起的房地产市场，冯仑再一次顺势走到了前台，甚至一度成为了民营企业的代言人。
冯仑并不是中国最成功的商人，即使是放在他所处的行业里，冯仑也并不是最叱咤风云的那一位。一个无法假设的情况是，如果在当年万通六兄弟散伙时，有另一个人愿意来挑起万通大梁的话，冯仑或许是最想出走的“逍遥子”。
在冯仑的身上，有着太多的士大夫情结，他渴望能把自己的思想和观点分享给周围的人，从而影响他们，他最不愿意的恐怕是把财富作为个人社会地位的敲门砖。
商场并不是他的战场只是机缘巧合，他必须成为万通的主人。而这位为大家造房子的人，却很难在自己的工作中找到自己的精神家园。
于是，他出没于各种社交场合，频繁为自己的畅销书站台宣传——在书中，他拾起自己文字工作者的功底，绘声绘色地描述着当年民营企业家成长的特殊环境和道德困惑，他在这里获得了成就感。
事实上，冯仑似乎从未丢失过成为学者的野心，有一段时间，互联网上的“冯氏语录”成为了他的招牌。你不得不承认的是，多年的积淀和感悟，再加上有一个聪明的脑袋，冯仑创造了太多令人印象深刻的段子。
这种形式多少有点类似于古希腊的那些短小精悍的寓言故事，而冯仑的本意正是如此，“其实我都不是讲段子，我只是用一些通俗的事情，来解说一些很复杂的事，或者很曲折萦回地表达自己的想法。”冯仑对《艾问》说。
冯仑也会沮丧地承认，自己有时候是陷入了滑稽。这比他承认自己没有王石或者王健林的冲劲更显得失落，对于后一种情况，冯仑用“他们是军人出身”的理由解释道。而滑稽更多的是来自于“作践自己来让别人高兴”。
更多的时候，冯仑被脸谱化了。“每当有什么活动的时候，很多朋友大家都希望是，能不能讲个什么段子，我其实就很窘迫，我就觉得很奇怪，我又不是郭德刚，我不负责每次的时候都来表演。”
但是我们不知道在一个个荒诞的段子背后，哪一个才是真正的冯仑。“我经常看自己就是一个滑稽的角色，实际上是罗大佑那个歌里的，就是说着言不由衷的话，生活在一个快速变化的故事里，台北不是我的家。”
当年的导师马鸿模在一声“荒唐”之后离开了人世，给自己的这个弟子留下了无言的荒诞感。据说老头过世之后，冯仑把他的照片放在皮夹当中，此外还有一张阿拉法特的照片。
“我在任何地方都没有归属感。”这估计是冯仑这样从体制内出来，最后又以市场化的名义取得荣耀的那一批人共同的荒诞感吧。
（艾诚（Gloria），80后知名独立主持人，创意媒体《艾问》创始人。毕业于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被世界经济论坛授予“全球杰出青年”荣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