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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4月，王蒙在下放新疆16年中唯一创作的长篇小说《这边风景》由花城出版社首次出版。日前，王蒙以该书为由回忆起他在“文革”中的文学生涯。
40年前写好的小说
1974年，因小说《组织部里来了个年轻人》而被下放新疆16年的王蒙已经40岁，仍不知未来的出路在哪里。这一年生日的时候他非常感慨：“我不能再等下去了。我24岁的时候在政治运动中遇到了麻烦。现在已经过去16年，我不能再等16年。我一定要写作，自己写给自己看也行。”
当时王蒙在人民公社里担任副大队长，和维吾尔族兄弟同吃同住同劳动。70多万字的《这边风景》描写的正是新疆伊犁的农村生活。王蒙说：“从个人生命来说，这是我的盛年。我现在都不清楚当时怎么能把新疆少数民族农民生活写得那么细。”
他写新疆人做拉面，喀什人做的和伊犁人不一样；他写当地人在日常生活中手往杯子里一放是什么意思，来客人用什么姿势。按他的话讲，“吃喝拉撒、婚丧嫁娶、从头到脚，什么都写到了”。他写了一个残疾女医生和马车夫的爱情。她因为残疾，总是被父母逼迫“下嫁”，于是她宣布不结婚了。但当她接到马车夫真诚的求爱信时感动得哭了。但恰逢此时，马车夫受坏人挑拨做了错事。“我再次读到女医生痛斥马车夫的情节时，自己都哭得不行了。”王蒙说。
他甚至写一个善良的维吾尔族女孩在新婚之夜按照习俗要帮新郎脱靴。而思想进步的新郎认为应该男女平等因而拒绝了，于是女孩心里很想不通。40年后，当王蒙再次阅读自己的旧作看到这些细节时，自己都感到惊讶：“我怎么钻到人家洞房里去了！”
1978年，中国青年出版社知道了这部小说，于是邀请正在新疆的王蒙到北戴河团中央的一个培训中心修改《这边风景》。可是小说修改完之后新的问题又出现了：它因创作于“文革”时期，有些内容在1978年的中国社会转折期出版似乎显得不合时宜。王蒙只得把厚厚的一叠手稿包起来，一搁就是34年。2012年，家人在整理旧物时，偶尔发现了这包尘封的原稿。他对这部自己都已陌生的小说进行了认真的修改。把“特别过分”的词句改成了相对客观的说法，并在每一章的结尾加了一节“小说人日”，类似《史记》中的“太史公日”，以记录整理旧稿时的心情。
荒谬曾经浸透了生活
《这边风景》中有一个情节：一个人整天张罗着给生产队建汽车修配站，到处找关系买旧车和破车。“我受到‘反修防修’思想的影响，把他写成一个坏人。”王蒙说，“政治的解读实际上仅是一个命名。比如，彼时把好人和坏人解读成‘阶级斗争’。虽然现在不这样提了，但并不代表就没有好人和坏人了。”
他记得当年刘少奇遭受批判的时候，他所在的大队正好抓住一个小偷。小偷居然说自己是“受刘少奇的指使”。“有时候我一想起这个小偷，就感到当时若不是真实发生，小说靠编绝对编不出来——荒谬浸透了生活，或许这对作家来说不是坏事。”
关于“命名”的问题，王蒙说莫言也有类似观点。莫言曾提到苏联的肖洛霍夫在《被开垦的处女地》里有给斯大林歌功颂德的章节。他指出，虽然今天对斯大林的解读不同了，但这本书中的情节依然是真实的。因为它把苏联农业集体化过程中的社会动荡、农民的生存恐惧、对生产力的巨大破坏等，全写进去了。王蒙同意作家毕淑敏说的一句话：“政治有时候歪曲生活，生活有时候淡化政治。”
但是生活在一个人的回忆中永远是温情的。王蒙对彼时的“人民公社”印象深刻：“我在伊犁时参加修建水利，住在地窝里。肺胃地窝，就是在地上挖一个坑，盖上一个盖，就算房子了。”“当时的生活方式也令人记忆深刻。比如，开会时队长要先讲话，讲话时要先引用‘毛主席语录’。”王蒙说：“大集体生活也是一种生活情调。”
自称戴着镣铐跳舞
王蒙美称自己比较重要的两部小说，一是《青春万岁》，写于1953年到1956年。因为它当时不够“革命”，只写了中学生的青春生活，没写“上山下乡”运动，所以一直到1979年才首次出版；而《这边风景》则由于距“文革”太近而经过了近40年才面世。
他说《这边风景》是他写得“最老实”的一部小说一自由发挥的部分远不如后来的作品那么多。“我是戴着镣铐跳舞，但是也跳好了。我写人物心理，写人物品格，写生活对人的吸引力，让人一看就知道是老王手里出来的活。”
王蒙认为，从理论上说，创作越自由越好，因为作家的想象力能够得到充分发挥；但在太过自由的情况下，写作似乎又太轻而易举了。“我只能说，戴着镣铐跳舞有戴着镣铐的特色。中外文学史上，那些最好作品的生产者谁又没有镣铐呢——屈原没有？曹雪芹没有？托尔斯泰没有？”王蒙的话语总是显得意味深长。“在‘文革’中，中国知识分子的自由空间是非常小的。有人因为说了一些话而遭遇杀身之祸，有人对世界不闻不问而做了‘逍遥派’，还有人在有限的范围之内做一些有意义的事”，王蒙说：“我很欣慰，毕竟我用了4年的时间，没给自己惹来祸害，又写出了生活的感受。”
《这边风景》中最关键的主题之一，是对诽谤的痛苦和抗议。“我不否认书里边有迎合，但迎合的目的，是我能说出心里的话。”
他说：“我希望这部作品为我的中年填补一个空白，也为彼时的岁月填补一个空白。因为，解放前中国文学作品很多，改革开放以后中国文学作品也很多。但真正反映中国上世纪六十年代和七十年代初期的文学作品呢？因为，生活没有空白，老百姓得活。该恋爱还恋爱，该吃肉还吃肉。就算最痛苦的时候也在寻找快乐。我是想说，在那些空白处，文学依然活着。”
40年前写好的小说
1974年，因小说《组织部里来了个年轻人》而被下放新疆16年的王蒙已经40岁，仍不知未来的出路在哪里。这一年生日的时候他非常感慨：“我不能再等下去了。我24岁的时候在政治运动中遇到了麻烦。现在已经过去16年，我不能再等16年。我一定要写作，自己写给自己看也行。”
当时王蒙在人民公社里担任副大队长，和维吾尔族兄弟同吃同住同劳动。70多万字的《这边风景》描写的正是新疆伊犁的农村生活。王蒙说：“从个人生命来说，这是我的盛年。我现在都不清楚当时怎么能把新疆少数民族农民生活写得那么细。”
他写新疆人做拉面，喀什人做的和伊犁人不一样；他写当地人在日常生活中手往杯子里一放是什么意思，来客人用什么姿势。按他的话讲，“吃喝拉撒、婚丧嫁娶、从头到脚，什么都写到了”。他写了一个残疾女医生和马车夫的爱情。她因为残疾，总是被父母逼迫“下嫁”，于是她宣布不结婚了。但当她接到马车夫真诚的求爱信时感动得哭了。但恰逢此时，马车夫受坏人挑拨做了错事。“我再次读到女医生痛斥马车夫的情节时，自己都哭得不行了。”王蒙说。
他甚至写一个善良的维吾尔族女孩在新婚之夜按照习俗要帮新郎脱靴。而思想进步的新郎认为应该男女平等因而拒绝了，于是女孩心里很想不通。40年后，当王蒙再次阅读自己的旧作看到这些细节时，自己都感到惊讶：“我怎么钻到人家洞房里去了！”
1978年，中国青年出版社知道了这部小说，于是邀请正在新疆的王蒙到北戴河团中央的一个培训中心修改《这边风景》。可是小说修改完之后新的问题又出现了：它因创作于“文革”时期，有些内容在1978年的中国社会转折期出版似乎显得不合时宜。王蒙只得把厚厚的一叠手稿包起来，一搁就是34年。2012年，家人在整理旧物时，偶尔发现了这包尘封的原稿。他对这部自己都已陌生的小说进行了认真的修改。把“特别过分”的词句改成了相对客观的说法，并在每一章的结尾加了一节“小说人日”，类似《史记》中的“太史公日”，以记录整理旧稿时的心情。
荒谬曾经浸透了生活
《这边风景》中有一个情节：一个人整天张罗着给生产队建汽车修配站，到处找关系买旧车和破车。“我受到‘反修防修’思想的影响，把他写成一个坏人。”王蒙说，“政治的解读实际上仅是一个命名。比如，彼时把好人和坏人解读成‘阶级斗争’。虽然现在不这样提了，但并不代表就没有好人和坏人了。”
他记得当年刘少奇遭受批判的时候，他所在的大队正好抓住一个小偷。小偷居然说自己是“受刘少奇的指使”。“有时候我一想起这个小偷，就感到当时若不是真实发生，小说靠编绝对编不出来——荒谬浸透了生活，或许这对作家来说不是坏事。”
关于“命名”的问题，王蒙说莫言也有类似观点。莫言曾提到苏联的肖洛霍夫在《被开垦的处女地》里有给斯大林歌功颂德的章节。他指出，虽然今天对斯大林的解读不同了，但这本书中的情节依然是真实的。因为它把苏联农业集体化过程中的社会动荡、农民的生存恐惧、对生产力的巨大破坏等，全写进去了。王蒙同意作家毕淑敏说的一句话：“政治有时候歪曲生活，生活有时候淡化政治。”
但是生活在一个人的回忆中永远是温情的。王蒙对彼时的“人民公社”印象深刻：“我在伊犁时参加修建水利，住在地窝里。肺胃地窝，就是在地上挖一个坑，盖上一个盖，就算房子了。”“当时的生活方式也令人记忆深刻。比如，开会时队长要先讲话，讲话时要先引用‘毛主席语录’。”王蒙说：“大集体生活也是一种生活情调。”
自称戴着镣铐跳舞
王蒙美称自己比较重要的两部小说，一是《青春万岁》，写于1953年到1956年。因为它当时不够“革命”，只写了中学生的青春生活，没写“上山下乡”运动，所以一直到1979年才首次出版；而《这边风景》则由于距“文革”太近而经过了近40年才面世。
他说《这边风景》是他写得“最老实”的一部小说一自由发挥的部分远不如后来的作品那么多。“我是戴着镣铐跳舞，但是也跳好了。我写人物心理，写人物品格，写生活对人的吸引力，让人一看就知道是老王手里出来的活。”
王蒙认为，从理论上说，创作越自由越好，因为作家的想象力能够得到充分发挥；但在太过自由的情况下，写作似乎又太轻而易举了。“我只能说，戴着镣铐跳舞有戴着镣铐的特色。中外文学史上，那些最好作品的生产者谁又没有镣铐呢——屈原没有？曹雪芹没有？托尔斯泰没有？”王蒙的话语总是显得意味深长。“在‘文革’中，中国知识分子的自由空间是非常小的。有人因为说了一些话而遭遇杀身之祸，有人对世界不闻不问而做了‘逍遥派’，还有人在有限的范围之内做一些有意义的事”，王蒙说：“我很欣慰，毕竟我用了4年的时间，没给自己惹来祸害，又写出了生活的感受。”
《这边风景》中最关键的主题之一，是对诽谤的痛苦和抗议。“我不否认书里边有迎合，但迎合的目的，是我能说出心里的话。”
他说：“我希望这部作品为我的中年填补一个空白，也为彼时的岁月填补一个空白。因为，解放前中国文学作品很多，改革开放以后中国文学作品也很多。但真正反映中国上世纪六十年代和七十年代初期的文学作品呢？因为，生活没有空白，老百姓得活。该恋爱还恋爱，该吃肉还吃肉。就算最痛苦的时候也在寻找快乐。我是想说，在那些空白处，文学依然活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