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抗击新冠疫情的政策评估及对纽约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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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为了研究武汉市针对新型冠状病毒所实施的封城隔离政策措施的有效性,以及该措施对美国纽约州疫情现状的启示。研究通过收集和分析前期武汉市在疫情爆发和防控阶段所实施的政策条例和其真实效果,结合纽约州的疫情传播状况和政策现状,基于双重差分法模型,逐步得出武汉的COVID-19防控模型有效性分析,并为纽约州之后的疫情防控和资源供给提出建议。通过分析,可以得出武汉的封城隔离政策有效地抑制了新冠肺炎的传播同时降低了死亡率。因此,可以得到结论,武汉市的分成隔离措施是有效地,并且可以被广泛应用。
  关键词:新型冠状病毒;防疫政策;双重差分;政策建议
  引言
  2019年12月31日,武汉市市建委首次公开通报了肺炎疫情,几个月之内,肺炎被进一步确诊为名为新型冠状病毒(COVID-19)并在整个中国快速蔓延。面对疫情的不断发展恶化,中国政府实施了大量的科学有效的方法来阻止疫情的进一步传播。针对于新型冠状病毒快速传播的特点,中国政府组织加强了疫情的防护措施的部署实施,同时也宣传倡导居民提高自我保护意识。为了保障防疫措施的顺利进行,中国的一些省市采取了封城的措施来进行隔离防疫。截至到3月初,一些地级行政区已无新增确诊病例、疑似病例和出院病历。3月12日下午15时,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召开新闻发布会,正式宣布中国疫情的高峰期已经结束,疫情总体保持在较低的水平。
  与此同时,美国也遭受到了新型冠状病毒的威胁。根据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新型冠状病毒检测中心的数据,从2月起,美国本土的各个省市陆续开始收到疫情的影响。截止到5月中下旬,美国新型冠状病毒确诊人数已到达154万人,死亡人数超过90万人。疫情日渐严峻的同时也导致公共医疗资源的匮乏。全美医院普通科室和ICU均存在着床位紧张的现象。同时,医疗资源,例如呼吸机等也存在着需求空缺。而对于美国来说,纽约成为疫情的重灾区,也面临着最大的威胁。[1]
  针对当前的状况,本研究将结合武汉冠状病毒防治和隔离前期研究的基础,在对比武汉和纽约两个冠状病毒重灾区的共同点和差异的条件上,逐步提出可以适用于纽约州的新型冠状病毒防治和隔离的建议,并通过回归分析和双重差分法证明武汉的封城隔离政策有效地抑制了新冠肺炎的传播同时降低了死亡率。
  1疫情时间轴和政策汇总
  1.1 封城措施在武汉市的实施情况以及效果
  为了更为细致的分析针对新型冠状病毒传播的应对措施,本文将先对武汉市在抗击疫情中所实施的措施进行时间性排序(如图一)。为了更直观的展示隔离措施的内容和时间点,本文将整个时间轴划分为三个部分,以武汉市封城隔离为节点,分别是:初期措施,中期措施,和末期措施。
  本文的关注点主要是集中在武汉市的封城隔离措施上。根据上图的划分方法,2020年1月23日的封城标志着武汉市抗击疫情中期阶段的开始。此时疫情人数呈几何倍数增加,患者病情加剧,局势日益严峻。同时,这也标志了对患者的隔离措施的加强。次日,武汉市启动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一级响应,隔离措施从自我的小范围隔离发展到划定控制区域、实施重症和普通病人的分开管理的区域隔离措施,从而防治交叉感染和污染。为了保障封城隔离措施的进行,相应的辅助性政策也随即颁布。2月10日,武汉市开展了全民健康普查的调函活动。次日,武汉市政府发布《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指挥部通告(第12号)》,决定自即日起在全市范围内所有住宅小区实行封闭管理。对新冠肺炎确诊患者或疑似患者所在楼栋单元必须严格进行管理。此项措施在14日得到进一步的完善,要求对住宅小区实行封闭管理时,一个小区一律只保留一个出入口。老旧小区、开放式居住区通过打围方式实现硬隔离。出入口安排人员24小时值班值守,测温登记,审核放行。同时,湖北省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防控指挥部发出通告,继续延迟复工开学,保证隔离工作的开展。除了对于住宅区和办公区,武汉市也对公共休闲区域制定了相应的隔离政策。17日发布的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指挥部关于严格公共场所疫情防控措施的通告严格要求了公共场所的关闭管理;严格公共场所开放管理;实行零售药店购药登记制度;严格公共场所卫生管理;严格公共场所疫情处置以及开始使用扫码出入的措施。另外,对于外来人群,武汉市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指挥部2月24日发布的《关于加强进出武汉市车辆和人员管理的通告》(第17号)详细要求了审批报备流程和14天的监控周期。通过对疫情人员进行分类和对不同功能区颁布相应的防疫隔离措施,截至4月4日,武汉市新增新型冠状病毒病例1例,无境外输入病例。
  4月8日之后,武汉市将恢复对外交通,日常生产活动也将逐渐恢复。但是,为了保证疫情病例不再反弹,必要的隔离措施还是需要继续实施。根据武汉市疫情防控指挥部2日下发“关于建立疫情防控长效机制持续做好小区封控管理工作的通知”,社区隔离管理将持续,并建立疫情防控的长效机制。同时,市内跨区卡点将被取消,公共区域和交通工具的防控通过识别健康证来进行。
  1.2 当前纽约的现状和所实施的政策汇总
  美国的首例确诊病例于1月20日发现,在其后的一个月左右,报告的病例数据一直呈较低的数字。然而,在2月28日,即报告了美国首例社区传播病例的第二天,病例数开始日增,且愈演愈烈。而在3月16日至20日之间,感染人数变为了原有基数的三倍。到目前为止,全美因新型冠状病毒确诊人数超过了155万人,死亡人数高达91万。[2]
  纽约作为美国的疫情重灾区,如图二所示,感染人数从3月15日开始呈几何倍数增加。到目前为止,纽约的新型冠状病毒的感染人数大约占全美的感染人数总和的三分之一。
  面對当前的疫情,纽约也实行了一些政策和措施来对抗困境。纽约州州长于3月20日签署了一项行政命令,要求所有和医疗行业无关的企业的员工居家隔离,同时人与人之间保证6英尺的安全距离。此行政命令于3月22日正式实施。同时,纽约州也倡议进行封城隔离。但是与武汉市不同,纽约的封城隔离并非强制性。   即便是纽约州对疫情做出了多方面的努力,但疫情感染人数目前仍然呈上升趋势。纽约州的医疗设置以及医护人员已超负荷运转。在医疗资源上,纽约市的各大医院和急诊室的床位严重不足,呼吸机即将告罄。疫情局势的愈发严重也带来了严重的社会动荡,据华尔街日报,美国的失业率在不断提高,截至上周就有330万人在美国申请失业救济金。同时,中小企业也在这次事件中收到重创,很多企业申请破产清算。
  2武汉市封城隔离措施的回归分析
  基于上述背景,我们设计了验证武汉市封城隔离有效性的研究,同时也基于双重差分法,研究了该政策措施在其他地区的可行性。
  2.1理论假说
  假说1:武汉的封城隔离政策有效地抑制了新冠肺炎的传播同时降低了死亡率
  根据图一不难看出,武汉的新增确诊人数在2月13日到2月20日这一周内急速上升达到顶峰后迅速下降。同时,由于该病毒一般存在14天的潜伏期,且只有呈现症状的病人才会检测。直观上理解,新增确诊的下降最直接的原因是隔离政策带来的。但是,还有一些其他的因素可能带来新增感染人数的下降或者使死亡率降低。单纯的比较政策实施前后的新增感染会使我们的估计有偏差。以下是一些可能的影响因素:
  时间效应:或许不做人为政策的干预,随着时间的推移,在感染人数达到一定量以后新增感染人数自然就会下降,疫情早期一些国家就信奉这样的观点,放弃人为抗疫,推出了如群体免疫的政策
  个体效应:或许武汉除隔离政策以外的特别的个体原因带来新数的下降,比如湖北特别的气温条件变化,特定的传染源被移除等[3]
  这些因素的存在会影响我们对政策效果的估计,从而挑战我们的假设。为了消除这些噪音的影响 我们采用双重差分法模型(Different in Differences Model)[4]。
  2.2模型、方法與数据
  双重差分法模型思路:政策效果= 实施政策地区前后差异- 对照地区前后差异[5]
  字面意思上理解,双重差分法是从两个差异里再取一次差异,一共有三个差异。运用到我们的研究里就是:
  第一个差异是对我们的实验组,即中国有封城政策的城市政策实行前后新增感染人数的区别。这一差异涵盖了我们上面提到的所有效应。
  第二个差异是将与中国疫情相似但没有执行严格封城的美国城市设为对照组,对照组中政策执行前后时间店的差异,这一差异代表着除封城政策之外的效应。
  第三个差异是将第一二差异取差值,同时样本中取多个城市消除个体固定效应。我们就能得到仅仅因为封城政策带来的效果。
  由此,我们推导出回归的计量模型:
  Yit: 被解释变量 每个州每日新增感染率和新增死亡率;Dt: 实验期虚拟变量 ,这一期间执行了政策为1 ;Gi: 实验组哑变量,执行了封城政策的城市为1 ;Xit :其他控制变量;   和 Vt :个体和时间固定效应。
  2.3数据处理:
  假设潜伏期14天即被传染后到显现出症状,再到确诊一般需要14天,因此真正反映隔离政策对传播的有效性的确诊数据应为政策执行14天后。同理,计算隔离政策与死亡率关系时需要再往后推10天。
  为消除个体效应,取中国的七个省为实验组:湖北,广东,深圳,浙江,河南,湖南,重庆;美国的七个州为对照组: 纽约,马萨诸塞,宾夕法尼亚,佛罗里达,德克萨斯,乔治亚,康乃狄格。同时,中国与美国疫情爆发具体日期不同,中国取2020年1月20日疫情爆发,美国取2020年3月2日疫情爆发。
  具体变量含义及计算方法如下:
  3 回归结果
  3.1 描述性统计
  
  中国取2020年1月20日疫情爆发至4月10日疫情稳定,美国取2020年3月2日疫情爆发,截至5月20日。中美各7个城市在这80天中的疫情状况共1120个样本点。
  3.2 实证分析
  结果中第(1)列我们可以看出TreatCon 的系数统计显著,且为负值。这和我们的假设一致,换言之,严格的封城隔离政策,让每日新增确诊率减少了9.26%。封城隔离政策的确能够有效地降低COVID-19在人群中的传播。第(2)列加入了一些人口密度,检测中心,GDP作为控制变量,且系数显著。政策系数值有所降低,政策效果减弱,同时R方稍有提高。
  第(3)列TreatDeath变量代表封城隔离政策实施以后死亡率的增长。其系数显著为负验证了第二部分假设,即更称隔离政策能够较低COVID-19带来的死亡率。平均而言,政策减少了4.2%的死亡率。不过需要注意的是,R方仅有0.277, 且控制变量不太显著。说明很可能还有一些其他的因素能够影响死亡率。我们将在以后的研究中进一步探究。
  综上,可以证明我们的假说:武汉的封城隔离措施是有效地且可以广泛应用。
  4启示和反思
  4.1 如何最大程度上减小隔离的成本--满足基础需求的重要性
  2016年5月由Vincent Wong发表的关于埃博拉疫情的论文,通过建立科学的传染病传播机制模型,证明了社区防控及出行限制政策在不同依从性水平下的实施效果。[6]从实验中可以得出,在实施社区防控政策后,只要有40%的人都能遵守政策,疫情就可以得到有效控制;当有60%的人都能遵守政策时,疫情可以在一个月左右的时间内基本结束。
  在对中国疫情防控建模并分析之后,可以得出,现阶段中国所使用的新冠防控隔离措施是切实有效的。武汉在疫情防控的后期阶段仍未减缓对居民聚集社区的监控,这说明,要想建立疫情的长效防控机制,持续做好社区的封闭隔离管理是必要的。[7]就现在,各国对于社区隔离管理存在着相当大的分歧,在研究了大量现有外国文献数据和新闻报道之后,本文得出,目前各国无法实施完全的社区隔离管理最大的因素是没有合理有效地系统为市民提供生活必需品的供给。换言之,在无法保证基础需求的情况下,社区集中隔离将无法实施。   目前纽约州宣布处于紧急状态。要求所有非必需业务停止办公室内工作,并转为远程办公和在家工作,同时限制任何规模的聚会。但是,配套措施的缺失使得纽约的限制令执行效果差强人意。通过借鉴武汉市目前所实施的社区集中隔离自治的模式,我们将为纽约的疫情防控提供以下几点建议:
  4.1.1 加强城市整体生活必需品的供应链建设:
  保障居民对于生活必需品的需求是确保政策顺利进行的基本。供应链端的构成包括生产,流通,销售等环节。然而,在疫情期间,由于人力缺失,供应链的构建往往受阻。为了保障生活必需品供应链的稳定,纽约市政府应该为供应链环节上的工作人员提供必要保证。例如,政府可以为高风险岗位工人提供口罩手套等必要护具,购买医疗保险从而消除工人的后顾之忧。同时,提供育儿服务以保证学校停课期间双职工家庭的子女有人照看也可以大大减小工作人员的负担。
  4.1.2 社区内部解决最后一公里的配送问题
  即使生活必需品的供應得到保证,由于产品都在各个零售点,居民还是会出门购物导致交叉感染。政府需要牵头做好最后一公里的配送问题,让生活必需品直达家门。
  1)和大型零售商店和电商对接,鼓励零售商组织送货上门。协助推广能够送货上门的购物平台,提供消毒酒精,监督无接触配送为配送员的健康提供保证;[8]
  2)由于存在不会使用网络购物的用户(比如老年人群、残障人群),或是不支持网络购买的实体店,居民的一些需求无法得到满足。基于美国独特的社区文化,纽约可以以每栋居民楼为基准集中收取居民的需求并实施物资的发放。由于居民对于物资的需求不一样,建议仿照武汉的社区管理机制,提供不同种类的物资套餐。[9]套餐方案的使用可以尽可能的满足人们不同的要求并更便于管理人员进行采购和价格的清算。
  4.1.3 完善监管体制:
  在实施物资分配时也存在着传染的风险。建议物资的分配和管理由指定专人负责。由于美国的“社区”较中国更为开放空间,无法进行完全的封闭隔离。各个街区的负责小组可加大对防护意识的宣传和倡导,并做好对生活必需品的消毒工作,保障社区人员的安全。
  4.2 当前武汉的政策存在的不足
  封城隔离的政策的执行一方面大大减缓了病毒的传播,但同时也为居民带来了不便。这种不便尤其集中在工人群体身上。由于封城期间生产力大幅度下降,同时对生活必须品的需求增加,工人群体的负担日益加重。这种负担尤其出现有子女的工人家庭。由于没有统一的托管机构,导致很多工人面临着工作和家庭的两难选择。同时,疫情期间的工资发放问题也影响着工人群体的日常生活。这种状况的发生,严重影响了制造业以及物流业的发展,也有可能阻碍抗疫工作的正常进行。[10]我们呼吁,政府有关部门加强对工人群体的补助,建设便民利民的服务中心,并且保障工人工资的发放,从而减小工人群体的负担。
  结论
  经过分析论证,武汉市的封城隔离措施大大减少了人员流动,从源头上有效抑制了新型冠状病毒呼吸道病原体的传播,并改变了迅速升级和致命的流行病的进程。武汉的封城隔离措施实证检验有效,防疫模型也可以被广泛的运用。然而,究其根本,武汉市的COVID-19战略能否在其他地方发挥作用还要依托于各国不同的环境和疫情现状。截止当前,中国的疫情状态趋于平稳,社会生产力和居民日常生活也在逐步走上正轨。因此,中国迄今为止的成功依然将鼓励其他国家迅速采取行动来对抗新型冠状病毒肺炎。各国在实施封城隔离措施的同时,也可以吸取中国在抗疫过程中的经验和教训,更大程度上考虑到居民的需求,逐步建立一个更合理的隔离模式。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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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Fang, H., Wang, L., & Yang, Y. (2020). Human Mobility Restrictions and the Spread of the Novel Coronavirus (2019-nCoV) in China. SSRN Electronic Journal. doi: 10.2139/ssrn.35593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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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刘海霞. (2020). 培塑新时代生态人:新冠疫情引发的理论与实践思考. 兰州学刊(3), 13-24。
  [8] Wen, Yun, Zhang, Tao, & Du, Qianyi. (0). 新冠疫情经济影响量化分析 (quantifying the covid-19 economic impact). Social Science Electronic Publishing。
  [9] 周成虎, 裴韬, 杜云艳, 陈洁, 许珺, & 王姣娥等. (2020). 新冠肺炎疫情大数据分析与区域防控政策建议. 中国科学院院刊。
  [10] 文军. (2020). 直面新冠肺炎:风险社会的社区治理及其疫情防控. 杭州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02), 3-11。
  作者简介:
  范乃斯,女,出生于1997年6月,汉族,籍贯湖北,现就读于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凯瑞商学院医疗健康管理专业,即将取得理学硕士学位。研究方向为社会学、公共卫生管理学和卫生政策方向。
  李航宇,男,出生于1996年11月,汉族,籍贯重庆,现就读于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凯瑞商学院金融计量学专业,即将取得理学硕士学位。本科就读于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际商学院。致力于将计量经济学方法运用于社会公共管理政策、卫生政策方向的研究。同时关注上市公司股权质押对公司治理影响的研究。
  通讯作者:
  陈宏,女,出生于1969年,汉族,现工作于武汉大学中南医院。作为第一作者身份发表多篇国内外知名期刊文章。主要研究方向为公共卫生和护理学领域。目前致力于卫生政策方向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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