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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下，AD（阿尔茨海默症）已成为全球公共卫生和社会难题，数据显示，我国AD患者年均总花费占GDP比例接近1.5%。
《健康中国行动（2019—2030年）》明确提出，到2022年和2030年，分别实现65-74岁老年人失能发生率有所下降，65岁及以上人群老年期痴呆患病率增速下降。
要实现这一目标，早发现、早治疗、早干预至关重要。AD并非突发性疾病，在被确诊之前，患者会经历数年甚至数十年的认知功能下降过程。而这正是采取措施进行干预、延缓病情发展的“黄金时期”。
“如果患者能够得到早期诊断，坚持长期规范服用药物，加上良好的护理，可以延缓病情发展，提高生活质量，并极大地减轻照护负担。”苏州大学附属第二医院神经内科主任医师胡华表示。
每隔3秒，全世界就会多一位AD患者。截至2018年，全球AD患者总数已经超过5000万，预计到2050年，伴随着人口老龄化趋势，这个数字将超过1.5亿。
在我国，老年人整体健康状况不容乐观，近1.8亿老年人患有慢性病，其中患有一种及以上慢性病的比例高达75%，失能、部分失能老年人约4000万。
这4000万人中，至少有约600万AD患者。随着人均寿命延长、老龄化程度加剧，我国AD患者人数还将持续攀升。
有研究表明，在60岁以上的老年人群中，年龄每增长5岁，AD患病率就会增加一倍。我国是世界上老年人口最多的国家，截至2018年底，我国60岁以上的老年人口已经达2.49亿，占总人口比17.9%;65岁及以上人口约1.67亿，占总人口的11.9%。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慢性非传染性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总支书记李志新判断，预计到2050年，我国AD患者将会超过2400万。
“每隔2周，就至少要去看一次门诊、开药。一年差不多要住院2-3次，每次持续半个月左右，主要是去输液。”来自上海的张先生说，他的太太是“三高”人群，在三年前又被诊断为中度AD，检查、用药加上住院，年均医疗支出约6万元，多的时候达10万元。
除了医疗花费外，由于认知功能持续下降并发展至认知功能障碍，不少AD患者无法独立生活，长期的照料和护理支出不可或缺。
例如，与AD相伴的是屡见报端的老人走失问题。据公开报道，我国平均每天接到走失老人警情约1370起，728起由AD导致。
“好几次，她在外面走着走着，就不认识路了。”张先生说，家中常年雇保姆协助照顾太太。
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院长徐一峰表示，AD患者直接医疗费用仅15%，而间接的家庭、社会各种照护费用高达85%。
和张先生一样，国内数以百万计的AD患者家庭均面临着双重压力：一方面，是不低的医疗费用，另一方面，是越来越重的照护负担。
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贾建平教授团队在《柳叶刀》神经病学子刊发表的文章称，我国每年在AD上支出的费用高达1677亿美元。这一数值预计还将不断上升，到2030年再增加约2倍，到2050年可能会飙升至10倍之多，达到1.89万亿美元。
在我国，由于患者及家属对疾病认识的局限，往往容易错过最佳干预时机。调查显示，我国AD患者从出现症状到首次确诊的平均时间在1年以上，由于病人及家属对病情认知的局限，67%的患者在确诊时为中重度。
AD起病隐匿，发病进程缓慢，且随着时间推移不断恶化。国际公认的AD病程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20年左右的无症状期，第二阶段是10年左右的认知功能下降期，第三阶段才是痴呆期，也就是严重认知障碍。
上海市第一人民医院神经内科主任医师冯庭怡介绍，认知功能包括记忆、语言、视空间、执行、计算和理解判断等多个方面。认知功能下降，是指这些功能中的一项或几项出现退化，而当这些功能退化到影响个体日常或社会能力的时候，就形成认知功能障碍。
发表于美国神经病学学会医学杂志《神经病学》的一项研究发现，主观上感觉出现记忆障碍的个体，通常也会表现出与脊髓液异常相关的可检测认知缺陷。这表明，主观认知下降可作为早期诊断AD的证据之一。
“从认知功能下降到严重认知障碍，是一个由轻到重的过程。”冯庭怡说，在认知功能下降阶段，如果能及时诊断，采取干预手段，能够避免发展为严重老年痴呆。
冯庭怡建议，一旦发现自己或家人有记不住事、不认路、算不清数等认知功能下降的症状，一定要及时到正规医院就诊。
胡华表示，年纪55岁以上，有“三高”疾病以及AD家族病史，都是AD的危险因素，这些人群要格外关注认知功能下降问题，最好能定期做认知功能“体检”。
对AD患者而言，及时采取规范的干预和治疗措施至关重要。
如果不干预，AD患者的生存期只有5-10年，AD会损害患者多方面能力，如语言能力、视空间能力、判断力等，增加患者遭遇意外的風险，而且到病程后期，患者往往需要卧床，容易引发褥疮感染、肺栓塞、静脉曲张等严重并发症，导致死亡。
北京大学第六医院记忆中心主任王华丽说，如果做到早确诊及规范治疗，平均每天能节约1小时照料时间，患者寿命延长2年。
冯庭怡介绍，早干预措施，既包括规范用药治疗，也包括生活习惯和行为的调节。比如，要求病人控制“三高”，戒断抽烟喝酒等不良习惯，加强运动，保持足够的睡眠，主动做认知功能训练。
在我国，尽管AD患者群体庞大，但接受规范治疗的却很少。冯庭怡认为，就诊率可能不到20%。
一方面，是患者及家属对疾病认识不足。例如，很多人出现记忆衰退等认知功能下降迹象时，往往将其视为正常衰老现象，或对老年痴呆症抱有羞耻感，拒绝就诊。
另一方面，患病带来的经济负担较重，治疗和专业照护支出，是一笔不小的费用。
此外，由于AD病程漫长、尚无能治愈的药物，“有人认为，AD不用治，也治不好”。
需要指出的是，由于发病机制尚未明确，AD现有药物均只能缓解临床症状，改善或逆转AD进程的药物尚未问世。而且，自2002年以来，全球范围内长达17年无新药上市。直到去年11月2日，国家药监局批准我国自主研发的创新药甘露寡糖二酸（GV-971）有条件上市，用于轻度至中度AD，改善患者认知功能。从药物机理上看，区别于此前获批药物把治疗AD的战场放在了大脑本身，开发者称“九期一”是首个靶向脑-肠轴的AD治疗新药，即通过调节肠道菌群达到改善认知的效果。
针对诸多障碍和问题，多位医生认为，当务之急还是要加强科普宣传，让公众客观科学认识AD，及时识别早期症状并予以干预。与此同时，记忆门诊对于老年痴呆症的及时、正确诊断非常关键，应尽快启动相关项目培训老年痴呆症专家，建立更多的记忆门诊。此外，还应打造医养结合的医院-社区-家庭模式，为患者提供医疗和照护的全程管理模式。
《健康中国行动（2019—2030年）》明确提出，到2022年和2030年，分别实现65-74岁老年人失能发生率有所下降，65岁及以上人群老年期痴呆患病率增速下降。
要实现这一目标，早发现、早治疗、早干预至关重要。AD并非突发性疾病，在被确诊之前，患者会经历数年甚至数十年的认知功能下降过程。而这正是采取措施进行干预、延缓病情发展的“黄金时期”。
“如果患者能够得到早期诊断，坚持长期规范服用药物，加上良好的护理，可以延缓病情发展，提高生活质量，并极大地减轻照护负担。”苏州大学附属第二医院神经内科主任医师胡华表示。
发病率持续攀升
每隔3秒，全世界就会多一位AD患者。截至2018年，全球AD患者总数已经超过5000万，预计到2050年，伴随着人口老龄化趋势，这个数字将超过1.5亿。
在我国，老年人整体健康状况不容乐观，近1.8亿老年人患有慢性病，其中患有一种及以上慢性病的比例高达75%，失能、部分失能老年人约4000万。
这4000万人中，至少有约600万AD患者。随着人均寿命延长、老龄化程度加剧，我国AD患者人数还将持续攀升。
有研究表明，在60岁以上的老年人群中，年龄每增长5岁，AD患病率就会增加一倍。我国是世界上老年人口最多的国家，截至2018年底，我国60岁以上的老年人口已经达2.49亿，占总人口比17.9%;65岁及以上人口约1.67亿，占总人口的11.9%。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慢性非传染性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总支书记李志新判断，预计到2050年，我国AD患者将会超过2400万。
难以承受之重
“每隔2周，就至少要去看一次门诊、开药。一年差不多要住院2-3次，每次持续半个月左右，主要是去输液。”来自上海的张先生说，他的太太是“三高”人群，在三年前又被诊断为中度AD，检查、用药加上住院，年均医疗支出约6万元，多的时候达10万元。
除了医疗花费外，由于认知功能持续下降并发展至认知功能障碍，不少AD患者无法独立生活，长期的照料和护理支出不可或缺。
例如，与AD相伴的是屡见报端的老人走失问题。据公开报道，我国平均每天接到走失老人警情约1370起，728起由AD导致。
“好几次，她在外面走着走着，就不认识路了。”张先生说，家中常年雇保姆协助照顾太太。
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院长徐一峰表示，AD患者直接医疗费用仅15%，而间接的家庭、社会各种照护费用高达85%。
和张先生一样，国内数以百万计的AD患者家庭均面临着双重压力：一方面，是不低的医疗费用，另一方面，是越来越重的照护负担。
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贾建平教授团队在《柳叶刀》神经病学子刊发表的文章称，我国每年在AD上支出的费用高达1677亿美元。这一数值预计还将不断上升，到2030年再增加约2倍，到2050年可能会飙升至10倍之多，达到1.89万亿美元。
重视认知功能下降
在我国，由于患者及家属对疾病认识的局限，往往容易错过最佳干预时机。调查显示，我国AD患者从出现症状到首次确诊的平均时间在1年以上，由于病人及家属对病情认知的局限，67%的患者在确诊时为中重度。
AD起病隐匿，发病进程缓慢，且随着时间推移不断恶化。国际公认的AD病程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20年左右的无症状期，第二阶段是10年左右的认知功能下降期，第三阶段才是痴呆期，也就是严重认知障碍。
上海市第一人民医院神经内科主任医师冯庭怡介绍，认知功能包括记忆、语言、视空间、执行、计算和理解判断等多个方面。认知功能下降，是指这些功能中的一项或几项出现退化，而当这些功能退化到影响个体日常或社会能力的时候，就形成认知功能障碍。
发表于美国神经病学学会医学杂志《神经病学》的一项研究发现，主观上感觉出现记忆障碍的个体，通常也会表现出与脊髓液异常相关的可检测认知缺陷。这表明，主观认知下降可作为早期诊断AD的证据之一。
“从认知功能下降到严重认知障碍，是一个由轻到重的过程。”冯庭怡说，在认知功能下降阶段，如果能及时诊断，采取干预手段，能够避免发展为严重老年痴呆。
冯庭怡建议，一旦发现自己或家人有记不住事、不认路、算不清数等认知功能下降的症状，一定要及时到正规医院就诊。
胡华表示，年纪55岁以上，有“三高”疾病以及AD家族病史，都是AD的危险因素，这些人群要格外关注认知功能下降问题，最好能定期做认知功能“体检”。
早干预是关键
对AD患者而言，及时采取规范的干预和治疗措施至关重要。
如果不干预，AD患者的生存期只有5-10年，AD会损害患者多方面能力，如语言能力、视空间能力、判断力等，增加患者遭遇意外的風险，而且到病程后期，患者往往需要卧床，容易引发褥疮感染、肺栓塞、静脉曲张等严重并发症，导致死亡。
冯庭怡建议，一旦发现自己或家人有记不住事、不认路、算不清数等认知功能下降的症状，一定要及时到正规医院就诊。
北京大学第六医院记忆中心主任王华丽说，如果做到早确诊及规范治疗，平均每天能节约1小时照料时间，患者寿命延长2年。
冯庭怡介绍，早干预措施，既包括规范用药治疗，也包括生活习惯和行为的调节。比如，要求病人控制“三高”，戒断抽烟喝酒等不良习惯，加强运动，保持足够的睡眠，主动做认知功能训练。
在我国，尽管AD患者群体庞大，但接受规范治疗的却很少。冯庭怡认为，就诊率可能不到20%。
一方面，是患者及家属对疾病认识不足。例如，很多人出现记忆衰退等认知功能下降迹象时，往往将其视为正常衰老现象，或对老年痴呆症抱有羞耻感，拒绝就诊。
另一方面，患病带来的经济负担较重，治疗和专业照护支出，是一笔不小的费用。
此外，由于AD病程漫长、尚无能治愈的药物，“有人认为，AD不用治，也治不好”。
需要指出的是，由于发病机制尚未明确，AD现有药物均只能缓解临床症状，改善或逆转AD进程的药物尚未问世。而且，自2002年以来，全球范围内长达17年无新药上市。直到去年11月2日，国家药监局批准我国自主研发的创新药甘露寡糖二酸（GV-971）有条件上市，用于轻度至中度AD，改善患者认知功能。从药物机理上看，区别于此前获批药物把治疗AD的战场放在了大脑本身，开发者称“九期一”是首个靶向脑-肠轴的AD治疗新药，即通过调节肠道菌群达到改善认知的效果。
针对诸多障碍和问题，多位医生认为，当务之急还是要加强科普宣传，让公众客观科学认识AD，及时识别早期症状并予以干预。与此同时，记忆门诊对于老年痴呆症的及时、正确诊断非常关键，应尽快启动相关项目培训老年痴呆症专家，建立更多的记忆门诊。此外，还应打造医养结合的医院-社区-家庭模式，为患者提供医疗和照护的全程管理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