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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p>Harold Saunders, A Public Peace Process: Sustained Dialogue to Transform Racial and Ethnic Conflicts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1999).
冷战结束后，在世界许多地区，民族冲突此起彼伏。国际社会和各国政府应付这类问题的方式往往是斡旋、促成冲突各方谈判、签订和平协议等。实践表明，这种做法并没有从根本上消除冲突。美国凯特林基金会国际事务部主任哈罗德·桑德斯博士在《公众和平进程：通过长期对话化解民族冲突》一书中，总结自己的工作经历，阐述了公众在化解种族冲突中的作用，并对公众如何发挥作用提出了一整套可以具体应用的理论框架，为解决民族冲突、消除族裔隔阂提出了新视角、新方法。
一
该书取名《公众和平进程》，顾名思义，是把“公众”（ “市民”或“人”）作为和平进程的主体。人们习惯上认为，民族冲突是外交政策问题， “肉食者谋之”，无须平民百姓过问。而在作者看来，市民间的人际关系是国际和平和国内和睦的核心。民族冲突并不只是政府之间的冲突，它在根本上是通过人与人之间的冲突表现的，民族之间的怀疑、歧视、恐惧、憎恨造成了冲突，解决冲突就要消除这些因素，这是政府谈判所解决不了的。政府的作用仅仅是表面化的签定和平协议或条约，而只有政府之外的市民才能够将人们之间的冲突关系转变为和平关系。如果冲突各国之间的政治互动没有把人际关系的充分协调作为行动的一部分，那么冲突的预防和处理，和平的恢复就没有稳固的基础。如果决策者仅仅依靠国家、政府和正式的机制或组织，仅仅关注正式的外交手段，通过调解、谈判和选举解决问题，这种做法的基础就不会牢固，效果也不会持久。 市民之间的关系既有可能加剧冲突，也有可能缓和民族关系。要结束暴力、恢复和平、克服贫穷、消除歧视，就必须在市民之间建立和平的关系，通过发展市民间建设性的和平关系，减少破坏性的冲突关系，最终实现和平。因此，建立和平不只是政府的任务，也是公众的任务，需要市民的广泛参与；如果没有市民的参与，和平的希望就将是渺茫的。重视市民作用，强调冲突的解决在根本上依赖于人际关系的改变，这是该书的出发点。
桑德斯是通过自己切身工作经验认识到公众作用的。他曾长期在美国国务院从事与中东和南亚事务有关的工作，并担任过负责中东和南亚事务的助理国务卿，因工作关系常常在相互冲突不断的巴勒斯坦和以色列、印度和巴基斯坦之间奔走。按他的说法，是“一直在与深处痛苦的人打交道”。通过自己的感受，作者认为，阿以关系一波三折，从根本上说，是由身陷冲突的人的切身感受造成的，巴勒斯坦人和以色列人之间的世代冤仇和冤冤相报使中东和平进程举步维艰，而对和平生活的渴望也不断促使双方百姓搁置仇恨，开始非官方对话，这些对话有些是由以色列人发起的，有些则是由巴勒斯坦人倡导的。在长期对话过程中，由于积怨太深，参加对话的人往往为本民族的人所不容，甚至被自己的同胞杀害。中东冲突的情况说明，外交上的调解和谈判相对是表面的和简单的，人类情感是更深层次的，也是更复杂的。
桑德斯对市民作用的重视与冷战后美国国内政治的变化有关。一方面，金钱政治、党派争斗，领导人道德品质下降，造成美国政府威信的削弱和公众对政治的厌恶，美国国内要求约束政府权力的呼声增强。另一方面，冷战结束后，由于外患消失，公众对国内政治的影响力上升。市民的作用受到重视，学术界也大大加强了对市民社会的研究。因此，在国家、政府机构权力下降的同时，市民积极地作为政治角色在社会上发挥作用。与此相应，在对待民族冲突问题上，人们也越来越多地考虑其中的市民因素。
国内政治的变化，反映在国际关系上，国家、政府不再被认为是国际社会的唯一角色，有时甚至不是主要的角色，国家关系不仅仅是政府之间的关系。在政府之外，市民及其非政府组织扮演着重要角色。政府、市民与国际社会在不同层面同时的、持续不断的互动过程，共同构成了国际关系的内容。虽然国家、政府机构仍将发挥其原有的重要作用，有些工作只有国家和政府才能够完成；但越来越多的美国人认为，只有政府之外、希望积极发挥作用的市民才能够改变传统的人类关系，建立和平的市民社会。
既然市民的作用如此重要，那么，市民如何发挥他们的作用？桑德斯认为，首先需要开阔思路，把解决民族冲突的着眼点从缓和国家间关系扩大到消除引发冲突的人类根源，重视协调人类之间的全面关系。其次是增强参与意识。不仅把政治问题看做是政府应负责的事，而且把它看做是市民组织自己所面临的问题。冲突双方的市民组织通过相互来往，形成互动，在持续互动过程中发挥政治角色的作用，使市民释放出自己的能力。桑德斯称，市民运用自己的力量改变冲突关系、建立和平的过程就是“公众和平进程”。
二
“和平进程”一词最早是指美国官方主导的中东斡旋行动。第三次中东战争爆发后，桑德斯随基辛格多次前往中东斡旋，并在埃及与以色列之间、叙利亚与以色列之间促成了三个过渡协议。一开始，他们将其斡旋活动称为“谈判进程”。后来他们认为，通过谈判、签定协定，可以促成巴以双方改变冲突关系，在中东地区实现和解。“谈判进程”一词因此被认为内涵太窄，而开始用 “和平进程”形容阿以之间的积极互动关系。
但与美国政府其他官员不同的是，桑德斯通过在中东的斡旋行动，认识到了公众的作用。在中东地区，冲突各方的官方通过谈判、签定和平协议等手段改善关系，政府的行动有利于在总体上促进民族间的和解。与此同时，市民也是这种政治进程的一部分，民间的市民对话越来越多，通过市民之间的接触，双方相互的仇视和敌意逐步减少，越来越多的市民互动构成了官方协议的国内公众基础，从而推动他们各自政治当局尝试推动和平进程。政治家和民众的行动共同改善了政治环境，才使正式的谈判有可能举行。1993年，巴以签署和平协议，阿拉法特和拉宾在白宫草坪上历史性地相互握手。桑德斯很有感慨地写到，“如果没有过去20多年中双方官方和民间人员的无数次接触和对话，双方领导人是不会向对方伸出手的。除非撒播在肥沃的土地上，否则种子是不会发芽和茁壮成长的。”
冷战期间，通过民间对话，以民促官，推进和平进程的做法也应用到了美苏关系上。为使两国在政府间关系恶化时仍然有联系渠道，艾森豪威尔任总统期间，要求《星期六评论》的编辑诺曼·柯森发起一个两国市民之间的对话。1960年，美苏两国民间人士在新罕布什尔州的达特茅斯举行首次会谈，后来两国间的民间对话渠道也因此被称为“达特茅斯对话”，桑德斯曾作为美国代表与苏联代表普里马科夫共同担任会议的两主席。在当时的情况下，这种对话实际上还有浓厚的官方色彩。“对话”作为联系美苏两国关系的民间渠道持续了30年，直到1990年才终止。双方有官方背景的民间人士共举行了17次对话会和40多次工作组会议。“达特茅斯对话”为桑德斯推动市民对话、研究市民对话积累了经验。近年来，在相互有冲突的国家之间也出现了越来越多的民间对话，以色列和埃及、以色列与黎巴嫩、北爱冲突各派,以及中国和美国之间都有这样的民间对话。
通过民间渠道促进国家间关系改善的做法，有很多种称呼，如“第二轨道”“民间外交”“辅助外交”“多轨外交”等等。桑德斯认为，由市民从事的工作应有其自己的正式名字，而不是政府外交的附属品。1991年7月，在加利福尼亚举行的一次巴以民间会议上，为进一步突出市民的作用，他首次提出“公众和平进程”一词，把这一进程的主体界定为政府之外的市民，强调通过市民自主的而非官方的对话来改善民族关系、缔造和平。
三
桑德斯认为，公众和平进程是一个长期的政治进程，其核心内容是冲突民族市民间系统的、长期的对话。调解、斡旋、谈判是政府解决国际冲突的正式手段，而长期对话则是政府之外的市民推动和平进程的工具，借助这一工具，公众和平进程能够辅助、支持甚至为官方的和平进程提供动力。双方公众聚集在一起，通过对话，探索建立和平的途径、步骤和方法；通过对话，深入讨论双方的分歧，减少相互仇视的根源，最终推进和平、消除暴力冲突。
桑德斯所说的由冲突民族的市民组织进行的对话，既不是“漫无目的的讨论”，也不是正式的谈判和调解。首先，这种长期对话所要探讨和解决的是引起冲突和隔阂的深层因素而不是问题本身。其次，它强调的是改变相互关系，而不仅仅是改变政策方向或通过谈判对引起争议的物质利益和权力进行划分。对话的意图是在进行对话的小组内提供改变相互关系的经验，通过共同努力，减少分歧，在敌对的双方间寻找出一种共识。对话的目标是由对话小组的成员共同设计出一种包含冲突双方应采取的互动措施的方案，以供在更大的政治领域推行。
桑德斯就对话的内涵做了界定。对话是一种真诚的互动过程，人们通过对话相互倾听对方的想法，认真考虑对方关注的问题，调整自己原来的看法。对话与交换看法、讨论、辩论或说服绝然不同，后者是围绕解决问题的办法展开争论，以选择一种最好的办法。其方式是“你有来言，我有去语”，目的是使自己的观点占上风，结果人们往往会为论证自己方法的正确而争论得面红耳赤。而在对话中，参加者开放自己的思维，吸收新的观点，扩大视野，反思、修正自己原先的看法。在辩论中，双方是相互寻找对方的漏洞以进行攻击，进而论证自己观点的正确。在对话中，一个人提出自己的观点而不做判断，期待其他人从不同的视角对这一观点进行深化，双方是要寻求一种能够共同接受的观点和方法。辩论认为只有一方正确，因此，攻击对方，捍卫自己。对话则通过把他人的不同看法结合进自己的观点，扩大视野，自己新产生的观点要优于最初的看法。通过深入了解他人的观点、利益和感情，每个参加者的认识都会发生变化，最终找到某种共识，而不是使某一种观点占主导地位。随着参加者在对话中扩大共识，他们的相互关系也发生着变化。对话的结果就是要创造一种有利于解决冲突的总体关系。在对话中，随着各方对对方的利益、恐惧、希望和关注加以考虑，参加者会重新界定己方的利益，以使对方能够接受。
桑德斯提出，对话必须持续很长时间，否则不可能从根本上改变关系。只有通过在对话小组内长期的接触和互动，人们才会逐渐产生某种程度的相互信任，进而坦率谈论自己的想法，同时也能尊重对方，听取对方的不同看法。对话的最初目的是让每位参加者坦率谈论自己对冲突的看法，长期对话则是使各方根据这些看法，共同思考为解决冲突而在更大的政治范围内能够采取什么行动。
长期对话是一种政治进程，首先是要在对话小组内改变相互关系，对话小组是更大政治范围内冲突关系的微型反映；其次，设计一种在更大范围内改变关系的政治方案。长期对话可以分为五个阶段。第一阶段，作出参与决定。代表冲突各方的市民小组同意为探讨冲突根源和寻找解决办法进行对话。第二阶段，通过坦率讨论，寻找引起冲突的深层原因。第三阶段是对话进程中最关键的，探讨如何消除冲突根源，设计出广泛的选择措施，并对这些措施进行评估。第四阶段，制定方案，列出实施这种方案可能存在的障碍及其解决措施。第五阶段，共同行动促进变化。参加者分析各自国内在改善相互关系方面的社会政治条件，讨论为实施方案需要采取的行动。另外，桑德斯还对具体如何推进每一阶段的对话做了详细、认真的阐述。
四
长期对话的作用在于，通过改善冲突双方市民之间的关系，为和平进程奠定基础。桑德斯指出，和平不只是没有战争和暴力，不只是没有社会骚乱。和平是一种人际关系状态，是一种行为方式。通过长期对话，参加对话的双方相互影响，在不知不觉中调整自己的行为方式，以新的方式与对方发展关系，而通过把这种发展关系的方式培育到学校、车间、教堂、社区、工厂等社会的各个领域，和平的社会基础就会逐步扩大。正是在此意义上，桑德斯说，和平不是抽象的，不只是政府负责的事，不只是市民无能为力的事。和平始于市民如何相处，缔造和平是一种生活。
《公众和平进程：通过长期对话化解民族冲突》是桑德斯个人经验的总结，是他在工作和生活中形成的认识的理论化；同时，他也希望利用这套理论体系，指导冲突的化解，而且他还希望以这一理论体系解决美国社会的种族问题。“将来公众和平进程的最大作用舞台是美国的种族、族裔和社区冲突……长期对话是增进社会联系、减少族裔紧张、加强美国社区凝聚力的办法之一。”桑德斯认为，美国人变得越来越强硬，为解决问题、表达不满和发泄愤怒而使用武力的意向已经达到了惊人的程度。需要通过长期对话，改变美国人的这种行为方式，在各种族间建立起和平的人际关系，推进美国的社会和谐。
在桑德斯看来，公众通过对话，推进和平进程，不仅是一种解决民族冲突和纠纷的视角和理论框架，而且也应当是一种生活和实践。但这种方法面临的一个问题是，冲突双方的公众都需要参与到和平进程中来，共同推动和平的实现。如果双方市民社会发展相对不平衡，公众参与程度相差甚远，就会影响对话进程的平衡性，影响对话在各自社会中的作用；而公众在社会政治中的参与及其作用，又与各自的社会发展阶段、文化传统、经济发展水平相关。解决这些问题，远非一朝一夕之功。对于如何扩大公众在对话过程中的参与，以及如何扩散对话的影响及作用，桑德斯的论证还不充分。因为他也在思考这一问题，所以他承认，充分发挥市民的潜力以化解冲突可能还是遥远的，还不是今天普遍的现实；但它是一种现实可能性。
李晓岗：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博士
冷战结束后，在世界许多地区，民族冲突此起彼伏。国际社会和各国政府应付这类问题的方式往往是斡旋、促成冲突各方谈判、签订和平协议等。实践表明，这种做法并没有从根本上消除冲突。美国凯特林基金会国际事务部主任哈罗德·桑德斯博士在《公众和平进程：通过长期对话化解民族冲突》一书中，总结自己的工作经历，阐述了公众在化解种族冲突中的作用，并对公众如何发挥作用提出了一整套可以具体应用的理论框架，为解决民族冲突、消除族裔隔阂提出了新视角、新方法。
一
该书取名《公众和平进程》，顾名思义，是把“公众”（ “市民”或“人”）作为和平进程的主体。人们习惯上认为，民族冲突是外交政策问题， “肉食者谋之”，无须平民百姓过问。而在作者看来，市民间的人际关系是国际和平和国内和睦的核心。民族冲突并不只是政府之间的冲突，它在根本上是通过人与人之间的冲突表现的，民族之间的怀疑、歧视、恐惧、憎恨造成了冲突，解决冲突就要消除这些因素，这是政府谈判所解决不了的。政府的作用仅仅是表面化的签定和平协议或条约，而只有政府之外的市民才能够将人们之间的冲突关系转变为和平关系。如果冲突各国之间的政治互动没有把人际关系的充分协调作为行动的一部分，那么冲突的预防和处理，和平的恢复就没有稳固的基础。如果决策者仅仅依靠国家、政府和正式的机制或组织，仅仅关注正式的外交手段，通过调解、谈判和选举解决问题，这种做法的基础就不会牢固，效果也不会持久。 市民之间的关系既有可能加剧冲突，也有可能缓和民族关系。要结束暴力、恢复和平、克服贫穷、消除歧视，就必须在市民之间建立和平的关系，通过发展市民间建设性的和平关系，减少破坏性的冲突关系，最终实现和平。因此，建立和平不只是政府的任务，也是公众的任务，需要市民的广泛参与；如果没有市民的参与，和平的希望就将是渺茫的。重视市民作用，强调冲突的解决在根本上依赖于人际关系的改变，这是该书的出发点。
桑德斯是通过自己切身工作经验认识到公众作用的。他曾长期在美国国务院从事与中东和南亚事务有关的工作，并担任过负责中东和南亚事务的助理国务卿，因工作关系常常在相互冲突不断的巴勒斯坦和以色列、印度和巴基斯坦之间奔走。按他的说法，是“一直在与深处痛苦的人打交道”。通过自己的感受，作者认为，阿以关系一波三折，从根本上说，是由身陷冲突的人的切身感受造成的，巴勒斯坦人和以色列人之间的世代冤仇和冤冤相报使中东和平进程举步维艰，而对和平生活的渴望也不断促使双方百姓搁置仇恨，开始非官方对话，这些对话有些是由以色列人发起的，有些则是由巴勒斯坦人倡导的。在长期对话过程中，由于积怨太深，参加对话的人往往为本民族的人所不容，甚至被自己的同胞杀害。中东冲突的情况说明，外交上的调解和谈判相对是表面的和简单的，人类情感是更深层次的，也是更复杂的。
桑德斯对市民作用的重视与冷战后美国国内政治的变化有关。一方面，金钱政治、党派争斗，领导人道德品质下降，造成美国政府威信的削弱和公众对政治的厌恶，美国国内要求约束政府权力的呼声增强。另一方面，冷战结束后，由于外患消失，公众对国内政治的影响力上升。市民的作用受到重视，学术界也大大加强了对市民社会的研究。因此，在国家、政府机构权力下降的同时，市民积极地作为政治角色在社会上发挥作用。与此相应，在对待民族冲突问题上，人们也越来越多地考虑其中的市民因素。
国内政治的变化，反映在国际关系上，国家、政府不再被认为是国际社会的唯一角色，有时甚至不是主要的角色，国家关系不仅仅是政府之间的关系。在政府之外，市民及其非政府组织扮演着重要角色。政府、市民与国际社会在不同层面同时的、持续不断的互动过程，共同构成了国际关系的内容。虽然国家、政府机构仍将发挥其原有的重要作用，有些工作只有国家和政府才能够完成；但越来越多的美国人认为，只有政府之外、希望积极发挥作用的市民才能够改变传统的人类关系，建立和平的市民社会。
既然市民的作用如此重要，那么，市民如何发挥他们的作用？桑德斯认为，首先需要开阔思路，把解决民族冲突的着眼点从缓和国家间关系扩大到消除引发冲突的人类根源，重视协调人类之间的全面关系。其次是增强参与意识。不仅把政治问题看做是政府应负责的事，而且把它看做是市民组织自己所面临的问题。冲突双方的市民组织通过相互来往，形成互动，在持续互动过程中发挥政治角色的作用，使市民释放出自己的能力。桑德斯称，市民运用自己的力量改变冲突关系、建立和平的过程就是“公众和平进程”。
二
“和平进程”一词最早是指美国官方主导的中东斡旋行动。第三次中东战争爆发后，桑德斯随基辛格多次前往中东斡旋，并在埃及与以色列之间、叙利亚与以色列之间促成了三个过渡协议。一开始，他们将其斡旋活动称为“谈判进程”。后来他们认为，通过谈判、签定协定，可以促成巴以双方改变冲突关系，在中东地区实现和解。“谈判进程”一词因此被认为内涵太窄，而开始用 “和平进程”形容阿以之间的积极互动关系。
但与美国政府其他官员不同的是，桑德斯通过在中东的斡旋行动，认识到了公众的作用。在中东地区，冲突各方的官方通过谈判、签定和平协议等手段改善关系，政府的行动有利于在总体上促进民族间的和解。与此同时，市民也是这种政治进程的一部分，民间的市民对话越来越多，通过市民之间的接触，双方相互的仇视和敌意逐步减少，越来越多的市民互动构成了官方协议的国内公众基础，从而推动他们各自政治当局尝试推动和平进程。政治家和民众的行动共同改善了政治环境，才使正式的谈判有可能举行。1993年，巴以签署和平协议，阿拉法特和拉宾在白宫草坪上历史性地相互握手。桑德斯很有感慨地写到，“如果没有过去20多年中双方官方和民间人员的无数次接触和对话，双方领导人是不会向对方伸出手的。除非撒播在肥沃的土地上，否则种子是不会发芽和茁壮成长的。”
冷战期间，通过民间对话，以民促官，推进和平进程的做法也应用到了美苏关系上。为使两国在政府间关系恶化时仍然有联系渠道，艾森豪威尔任总统期间，要求《星期六评论》的编辑诺曼·柯森发起一个两国市民之间的对话。1960年，美苏两国民间人士在新罕布什尔州的达特茅斯举行首次会谈，后来两国间的民间对话渠道也因此被称为“达特茅斯对话”，桑德斯曾作为美国代表与苏联代表普里马科夫共同担任会议的两主席。在当时的情况下，这种对话实际上还有浓厚的官方色彩。“对话”作为联系美苏两国关系的民间渠道持续了30年，直到1990年才终止。双方有官方背景的民间人士共举行了17次对话会和40多次工作组会议。“达特茅斯对话”为桑德斯推动市民对话、研究市民对话积累了经验。近年来，在相互有冲突的国家之间也出现了越来越多的民间对话，以色列和埃及、以色列与黎巴嫩、北爱冲突各派,以及中国和美国之间都有这样的民间对话。
通过民间渠道促进国家间关系改善的做法，有很多种称呼，如“第二轨道”“民间外交”“辅助外交”“多轨外交”等等。桑德斯认为，由市民从事的工作应有其自己的正式名字，而不是政府外交的附属品。1991年7月，在加利福尼亚举行的一次巴以民间会议上，为进一步突出市民的作用，他首次提出“公众和平进程”一词，把这一进程的主体界定为政府之外的市民，强调通过市民自主的而非官方的对话来改善民族关系、缔造和平。
三
桑德斯认为，公众和平进程是一个长期的政治进程，其核心内容是冲突民族市民间系统的、长期的对话。调解、斡旋、谈判是政府解决国际冲突的正式手段，而长期对话则是政府之外的市民推动和平进程的工具，借助这一工具，公众和平进程能够辅助、支持甚至为官方的和平进程提供动力。双方公众聚集在一起，通过对话，探索建立和平的途径、步骤和方法；通过对话，深入讨论双方的分歧，减少相互仇视的根源，最终推进和平、消除暴力冲突。
桑德斯所说的由冲突民族的市民组织进行的对话，既不是“漫无目的的讨论”，也不是正式的谈判和调解。首先，这种长期对话所要探讨和解决的是引起冲突和隔阂的深层因素而不是问题本身。其次，它强调的是改变相互关系，而不仅仅是改变政策方向或通过谈判对引起争议的物质利益和权力进行划分。对话的意图是在进行对话的小组内提供改变相互关系的经验，通过共同努力，减少分歧，在敌对的双方间寻找出一种共识。对话的目标是由对话小组的成员共同设计出一种包含冲突双方应采取的互动措施的方案，以供在更大的政治领域推行。
桑德斯就对话的内涵做了界定。对话是一种真诚的互动过程，人们通过对话相互倾听对方的想法，认真考虑对方关注的问题，调整自己原来的看法。对话与交换看法、讨论、辩论或说服绝然不同，后者是围绕解决问题的办法展开争论，以选择一种最好的办法。其方式是“你有来言，我有去语”，目的是使自己的观点占上风，结果人们往往会为论证自己方法的正确而争论得面红耳赤。而在对话中，参加者开放自己的思维，吸收新的观点，扩大视野，反思、修正自己原先的看法。在辩论中，双方是相互寻找对方的漏洞以进行攻击，进而论证自己观点的正确。在对话中，一个人提出自己的观点而不做判断，期待其他人从不同的视角对这一观点进行深化，双方是要寻求一种能够共同接受的观点和方法。辩论认为只有一方正确，因此，攻击对方，捍卫自己。对话则通过把他人的不同看法结合进自己的观点，扩大视野，自己新产生的观点要优于最初的看法。通过深入了解他人的观点、利益和感情，每个参加者的认识都会发生变化，最终找到某种共识，而不是使某一种观点占主导地位。随着参加者在对话中扩大共识，他们的相互关系也发生着变化。对话的结果就是要创造一种有利于解决冲突的总体关系。在对话中，随着各方对对方的利益、恐惧、希望和关注加以考虑，参加者会重新界定己方的利益，以使对方能够接受。
桑德斯提出，对话必须持续很长时间，否则不可能从根本上改变关系。只有通过在对话小组内长期的接触和互动，人们才会逐渐产生某种程度的相互信任，进而坦率谈论自己的想法，同时也能尊重对方，听取对方的不同看法。对话的最初目的是让每位参加者坦率谈论自己对冲突的看法，长期对话则是使各方根据这些看法，共同思考为解决冲突而在更大的政治范围内能够采取什么行动。
长期对话是一种政治进程，首先是要在对话小组内改变相互关系，对话小组是更大政治范围内冲突关系的微型反映；其次，设计一种在更大范围内改变关系的政治方案。长期对话可以分为五个阶段。第一阶段，作出参与决定。代表冲突各方的市民小组同意为探讨冲突根源和寻找解决办法进行对话。第二阶段，通过坦率讨论，寻找引起冲突的深层原因。第三阶段是对话进程中最关键的，探讨如何消除冲突根源，设计出广泛的选择措施，并对这些措施进行评估。第四阶段，制定方案，列出实施这种方案可能存在的障碍及其解决措施。第五阶段，共同行动促进变化。参加者分析各自国内在改善相互关系方面的社会政治条件，讨论为实施方案需要采取的行动。另外，桑德斯还对具体如何推进每一阶段的对话做了详细、认真的阐述。
四
长期对话的作用在于，通过改善冲突双方市民之间的关系，为和平进程奠定基础。桑德斯指出，和平不只是没有战争和暴力，不只是没有社会骚乱。和平是一种人际关系状态，是一种行为方式。通过长期对话，参加对话的双方相互影响，在不知不觉中调整自己的行为方式，以新的方式与对方发展关系，而通过把这种发展关系的方式培育到学校、车间、教堂、社区、工厂等社会的各个领域，和平的社会基础就会逐步扩大。正是在此意义上，桑德斯说，和平不是抽象的，不只是政府负责的事，不只是市民无能为力的事。和平始于市民如何相处，缔造和平是一种生活。
《公众和平进程：通过长期对话化解民族冲突》是桑德斯个人经验的总结，是他在工作和生活中形成的认识的理论化；同时，他也希望利用这套理论体系，指导冲突的化解，而且他还希望以这一理论体系解决美国社会的种族问题。“将来公众和平进程的最大作用舞台是美国的种族、族裔和社区冲突……长期对话是增进社会联系、减少族裔紧张、加强美国社区凝聚力的办法之一。”桑德斯认为，美国人变得越来越强硬，为解决问题、表达不满和发泄愤怒而使用武力的意向已经达到了惊人的程度。需要通过长期对话，改变美国人的这种行为方式，在各种族间建立起和平的人际关系，推进美国的社会和谐。
在桑德斯看来，公众通过对话，推进和平进程，不仅是一种解决民族冲突和纠纷的视角和理论框架，而且也应当是一种生活和实践。但这种方法面临的一个问题是，冲突双方的公众都需要参与到和平进程中来，共同推动和平的实现。如果双方市民社会发展相对不平衡，公众参与程度相差甚远，就会影响对话进程的平衡性，影响对话在各自社会中的作用；而公众在社会政治中的参与及其作用，又与各自的社会发展阶段、文化传统、经济发展水平相关。解决这些问题，远非一朝一夕之功。对于如何扩大公众在对话过程中的参与，以及如何扩散对话的影响及作用，桑德斯的论证还不充分。因为他也在思考这一问题，所以他承认，充分发挥市民的潜力以化解冲突可能还是遥远的，还不是今天普遍的现实；但它是一种现实可能性。
李晓岗：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