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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民主与科学》是张西曼于1945年1月，联合爱国知识分子所创办的一份杂志。所载文章针砭时弊，慷慨激昂，政治论文注重民主宪政，反对独裁内战；科学论文提倡科技兴国，注重国民生计。本文以《民主与科学》为中心，在全面解读张西曼在《民主与科学》所发表的所有文章的基础上，结合张西曼在此期间的政治活动，对张西曼在此期间的思想倾向做一简要评论。
关键词 民主与科学，张西曼，思想
中图分类号 K2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0457-6241(2010)12-0042-07
张西曼(1895-1949)是中国近代历史上著名的国民党左翼人士、进步的社会活动家、中国共产党的老朋友、我国较早接触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的先进知识分子之一。他不但是孙中山先生三大政策的积极支持者，也是坚定的执行者和捍卫者，为国共合作做过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并且“是伟大的爱国主义者和英勇投身于抗日运动的民族英雄”。然而，长期以来，张西曼——这个为中国革命鞠躬尽瘁的人物，被湮灭在历史中，很少有人研究①。导致张西曼研究处于尴尬状态，至少有两方面原因：一是他原本为国民党元老，后追随共产党，遭到开除国民党党籍的处分，国民党方面没有人愿意研究一个被开除党籍的人；二是在大陆方面方面，张西曼非中共党史中的重量级人物，同样被长期忽视。在笔者看来，张西曼的一生同近代中国民主革命的历程有着密切的关联。张西曼的思想紧扣近代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实施救国图强的时代主题，饱含强烈的爱国主义思想，反映了近代中国先进知识分子对于建立一个统一、强大的新中国的不懈追求。因此，研究张西曼，无论是对于中国近代民主革命的深入研究，还是对于研究近代新知识分子群体的成长历程，都有重大的学术意义。本文选取张西曼在《民主与科学》时期的社会政治活动及其思想倾向进行研究，以期通过对张西曼在此间的思想倾向进行比较系统的梳理，在全面解读张西曼于《民主与科学》所发表的文章的基础上，结合他在此期间的政治活动，考察张西曼的思想倾向，旨在说明1948年底，张西曼离开南京，投奔解放区，是其思想化为行动的具体体现。同时，抛砖引玉，有助于人们对张西曼的深入了解，推动张西曼研究进一步深入。
一、《民主与科学》：张西曼施展政治抱负的舞台
追求民主与科学是张西曼毕生的追求和奋斗的目标，《民主与科学》时期，是张西曼革命生涯的重要阶段。1945年初，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的曙光已经初露端倪，如何促进抗日战争的尽早胜利，尤其是战后如何建国的问题摆在人们面前，爱国知识分子纷纷提出各种政治主张。张西曼为了“联合民主战士，发扬救国主张，推动时代的改造”，利用自己在知识分子中的深厚人脉，筹备创办了这份杂志。张西曼任主编兼发行人，特约撰稿人由丁瓒、周谷城、马寅初、曾昭伦、茅以升、姚传法、陶行知、许德珩、郭沫若、翦伯赞、邓初民等著名爱国学者组成。先后在《民主与科学》上发表文章的有马寅初、邓初民、丁瓒、华罗庚、钱崇澍、周太玄、卢于道、董时进、吴景超、柳亚子、陶大镛、孟宪章等著名学者近百人。《民主与科学》的办刊宗旨是“争取国际民主团结及抗战胜利，同时促进科学教育，发扬科学的建国精神，使国家民族同跻于富强之林”目。张西曼在创刊词中，提出“民主”是抗建的先决条件和主导力量，而“科学”是抗建的骨干和细胞。作为主编兼发行人，张西曼以满腔的热情和勇气，对现实社会进行激烈而深刻的批判，这集中显示了张西曼一贯的、强烈的社会关怀和要求改变现状的社会政治思想。《民主与科学》是一个综合性刊物，其栏目有民主政治和科学研究文论、边疆学术研究、时事述评、革命诗选等，但主要的文章还是以政治论文和科学研究论文为主。从文章的类型和内容来看，《民主与科学》所关心的都是社会现实问题，尤其是关注于抗战胜利之后的建国问题。例如如何尽早结束反法西斯战争，如何肃清封建主义和独裁统治，建立一个民众有权、政府有能的“民族平等富强繁荣的大工业国”等问题，完成新时代中国革命的任务。《民主与科学》从1945年1月在重庆创刊，到1946年年初，共出了一卷12期，二卷1期目前只发现有目录，但没有看到杂志的实物。这12期都是在重庆出版的，其中9－10期和11－12期合刊张西曼委托朋友同时在上海印刷。由于杂志倡言民主、和平，反对独裁、内战，言辞激烈，创刊初期就遭到国民党当局的迫害，再加上纸张缺乏，物价飞涨，到1946年6月国民党悍然发动内战后，被迫停刊。从发表的文章数量来看，张西曼共计发表32篇政论文章和诗作，位居第一。(见附表)从内容上看，有关边疆民族历史研究3篇。张西曼是著名的边疆民族问题和西域史专家，担任边疆学术研究会理事长、参谋本部边务组专门委员和新疆建设计划委员会主任委员。在《蒙藏月刊》《西北问题》《边政公论》《社会评论》《说文月刊》等杂志上发表了大量的有关边疆民族问题和西域史的研究论文。其中《大月氏人种及西窜年代考》一文引起了中外西域史学界的瞩目，他首倡的“大月氏”读作“大肉支”现在依然在史学界延用。文学作品(包括诗作)9篇，主要针对社会现实问题，以诗言志。而思想文化和政治方面的文章21篇，约占总数的三分之二，可见张西曼对现实社会政治的强烈关注。这一方面说明了张西曼随着革命思想的积累和国内形势的变化，越来越关注战后中国的命运问题，对战后中国的未来走向有着一种强烈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另一方面，也体现了《民主与科学》办刊的宗旨，期刊的刊名就是刊物具体内容的体现，张西曼在《民主与科学》发刊词中开宗明义，提出中国革命的目标就是“民主”与“科学”。从张西曼所发表的文章中可以看出，这里所说的“民主”并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泛泛的“民主”，而是具有强烈的
政治色彩，就是要建立苏联社会主义那样的“民主”。这同张西曼长期坚持宣传孙中山的“三大政策”和苏联社会主义运动，主张利用苏联社会主义革命的方法和手段来改造中国的思想是相一致的。从《民主与科学》的特约撰稿人和作者群来看，他们大多数人都经历过五四运动的洗礼，都是某一领域学有专长的专家和民主革命运动的风云人物。在风云激荡的岁月，这些人都有着相似的心路历程。张西曼就是以《民主与科学》作为自己构建关系网络的平台，以民主和科学为精神为武器，将这些进步的知识分子团结起来，猛烈抨击国民党的腐败和独裁统治，期盼和憧憬在中国实现和平民主，实现中华民族的独立和富强，在抗战后的民主运动中产生了重要影响。
二、鲜明的社会批判意识：抨击时政
张西曼是老同盟会员、国民党立法委员，但他参政、议政而不从政，多次拒绝汪精卫、蒋介石高官厚禄的拉拢，揭露黑暗，批评时政。他和他的朋友们在《民主与科学》上发表了一系列深刻而富有哲理的文章，对社会现实和民族性格进行了深刻 的批判。张西曼的《民主与科学是中国革命的两大目标》《要大家都能问国事》《五四中的社会主义运动》《政治道德和革命纪律》《民主是根除官僚黑暗的特效药》就是最典型的示范。张西曼认为，辛亥革命虽然推翻了清政府，但封建专制主义的遗毒却没有彻底清除。针对当时有人认为中国贫穷落后的原因是“中国生产落后”或“武器不足”，他指出：中国之深忧并不在此，因为全世界都公认中国有得天独厚的条件，各种生产的潜在力均名列前茅，只是思想落后了。他进而指出，苏联十月革命之后，苏联已经由沙皇专制造成的愚、贫、病、乱之国改变为民族平等富强繁荣的工业大国，原因就是思想进步了，它有革命民主的领导组织，有科学的人才干部，有广大而觉悟的民众基础。张西曼对于国民党违背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和三大政策，搞封建独裁专制，痛心疾首，指出：“中国的革命推翻了满清专制，扫荡了一部封建余孽，废除了不平等条约……何以到今日反而朝不保夕地备尝着非强大的日本法西斯帝国主义的加紧迫害呢?这中症结，就是忽略了权能的精义!假使民众有权，那么，低能无耻的现象绝对不能存在、蔓延、作祟，甚至痹麻了、摧毁了抗战建国的机能。”正是因为中国无民主之实，政失正规，所以科学不能得到相互的保障和昌明发达。如果封建主义和官僚主义不消灭，那就必然反消灭了千百万人血肉造成的民主革命，而科学化和工业化的前途永无实现之望。他在另一篇文章中，认为中国社会是复古的、神权的、男权的社会。民国以来，女性的解放只停留在外表的变化和激昂的口号，而没有取得实质的进展。他说：“就现代政治，如果仍旧有男性为领导中心的偏见，没有女性平等的负责参加，敢断定的说，它的成就断不能伟大，它的结果绝不能圆满的。”他希望男女群众都能够在经济、政治以及文化各方面获得平等的权利，都有机会为实现服务大众的民主与科学的至上目标而共同奋斗，发动全国男女民众，要使大家都可以问国事，然后国事的光明前途才可以建立。五四以来，由于新思想的广泛传播，人们开始重新认识和评估人的价值，陈独秀、鲁迅、胡适等对此都有不同程度的思考。张西曼把五四以来提倡的女性解放，从个性解放的层面提升到政治、经济平等的高度，要求女性有平等参政的权利，也“可以问国事”，这种妇女解放的思想不仅在当时很有影响力，就是在今天也很有价值。
尤其令张西曼痛恨的是当时官僚主义的盛行和政治道德的败坏，他认为官僚主义是祸国殃民的病根、死症。对于封建专制和官僚主义的主要表现，张西曼总结主要有：1，公文主义——堂皇而欺骗的文告和报告、空洞不切实际的决议和计划、年年照抄的毫无兑现诚意的宣传和标语；2，形式主义——指派的民意机关、御用的宪章、虚设的议会、壮观的衙门和马路、官僚所专重的仪表和服装；3，奴隶性——盲目而卑劣的服从、麻醉自觉、笑脸承旨、尽量模仿主子的声态动作；4，低能——不学无术、谬执成见、不辨是非善恶、拖延时日、曲解狡辩、互相推诿；5，投机性——升官发财之徒所认为中庸之道、骑墙取巧、善窥人意、随风转舵、唯利是图、出卖革命；6，贪污性——用人唯私、把持权位、财政不公开、滥费公款、通货的恶性膨胀、捐税的苛饶、贿赂公行；7，残贼性——个人权威高于一切、命令代法律、强奸民意、纵操舆论、殉情怙恶、嫉功妒能、上对下的无理智的层层压制、互相排挤或利用、或包围的小组织林立。作为早年就投身于民主革命的张西曼来说，对民国以来的政治境况有着切身的经历和体会。由于封建专制主义和官僚主义当道，就是在国难当头之日，还有一些不法党人和政客，利于战争之机大发国难财。张西曼痛心地指出：在我国神圣的民族解放战争的当中。和侥幸胜利之后，曾是我们的“财政”“粮政”以至“役政”(所谓中国战时三大症)信誉堕落在万丈深渊。甚至这种贪污黑暗的风习，普遍严重地形成了交通上的黑票、黄鱼、偷盗汽油、零件；邮政上的邮包增费和拆盗；学棍的办学敛财、偷卖试题和文凭；不肖官吏的侵蚀公物和员工福利上的微薄分配品；奸猾厂商骗取贷款另作投机生意的勾当；金融界以及游资的操纵囤积；渎职军人的吞扣军饷；武装走私和虐待兵民；保甲长的贪污残暴；掌握生死大权；物价管制变成肥缺，陷去接收变成加倍殃民。这岂是公忠体国的社会政治领袖所愿见的丑恶现象?为什么官僚主义的黑暗猖獗到了这种不可宽恕的地步呢?这只好：一方面归咎于“纲纪不张”，另一方面却要痛心于支持现政权最可靠的“民主”力量被高压的过失了。激烈的言辞表达了张西曼对当时整个社会现状的极度不满。张西曼的这些批评可谓掷地有声，实事求是，深刻揭露了国民党的腐败统治，道出了老百姓的心声。但是他并没有绝望，他坚信，只要能够坚决贯彻孙中山的“三大政策”，学习俄国十月革命的经验和苏联共产党的执政理念；只要能够发挥我们集体的警觉性，恢复我们伟大国民的人格和职责；只要能够团结起来，高高举起平等自由的“革命民主制度”，就能够彻底清除官僚主义的万恶黑暗。
与此同时，与自由知识分子所不同的是，张西曼把完成中国民主革命的任务，寄托在能够像苏联共产党那样有严明的组织和纪律的政党以及广大民众的身上。他认为，要使社会上一切政治活动都能够合情合理，使老百姓满意，就要发动大家一齐以集体的斗争，争取政治上赢得的自由和权利。他认为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就是因为有广大民众的参加和支持的缘故，充分认识到人民的伟大力量；不论古今中外，被压迫的民众总是革命的主力军，对于一切独夫民贼给以最后的清算。但是，民众并不能自发起来反抗黑暗的统治，这就要对广大民众进行宣传，启发他们的自觉。“我们知道在自救救国的工作上，并非无能，而最重要的就是要启发他们的自觉，使他们起来，组织他们充分的力量来自救；来争取他们本身在政治、经济以及文化各领域的法定权利”。要想发动民众起来反抗封建专制和愚昧，就需要有一个以最高理想为指导、有严密的组织和严格的纪律的革命政党来领导。他深信列宁所说的“没有革命的理论，就没有革命的运动”和“只有被先进理论所指导的党，才能实现先进战士的作用”，并视这两句为至理名言，拿到任何环境中都不能失掉原有的价值。一个领导民众进行民主革命的政党，必须能“对于投机变节、毫无政治道德的败类分子，就要执行有效的事先淘汰和不幸的事后而有力的制裁，才能维护它的纪律的革命性和神圣不可侵犯性。否则，适足表示它不过是一个分赃集团和乌合之众，最后只有失掉民众的信赖，变成不可宽容的革命对象”。他警告蒋介石和国民党，“假使借革命打破了恶劣环境，而不能同时改造环境，就是说，不能解除民众的痛苦，提高他们在政治、经济以及文化生活的水准，那么，这种人就不配称为革命的政治家，这种政党就不配称为革命的政党，他们不过是一时‘以暴易暴’的投机集团而已”。
三、强烈的社会关怀：热心政治运动
张西曼这一时期不仅口诛笔伐，而且积极参加到当时的政治运动当中。这期间他参加的政治活动主要有呼吁和平、反对内战；发起创立中国民主宪政促进会等。
1，反对国民党蒋介石独裁内战，要求和平建国。1945年8月，苦战八年的中国人民，终于迎来胜利的曙光。然而，由于蒋介石坚持独裁政策，企图消灭共产党及其领导的军队，不惜以战争为代价，抢夺抗战的胜利果实，战争的阴霾笼罩在中国人民的头上。1945年8月28日至10月11日。为了力争一个和平建设时期，避免内战，应蒋介石的邀请毛泽东率领中共代表团到重庆与蒋介石进行了为期43天的谈判。张西曼对毛泽东为谋求国内和平，实施民主政治，巩固国内团结，不畏艰危的大智大勇的行为，产生了无限钦仰之情。张西曼和毛泽东是老朋友，早在1919年底毛泽东就参加了张西曼等人在北京大学发起组织的社会主义研究会。据现有的资料记载，在重庆谈判期间，张西曼同毛泽东至少有过两次见面。一次是在1945年9月1日，中苏文协孙科会长和邵力子副会长在中苏文协二楼举行盛大的鸡尾酒会，庆祝《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签订，邀请毛泽东以及陪都的党政军要人、民主党派人士、文化艺术界和工商界人士，共三百多人参加。周谷城就是在张西曼的安排下，再次同毛泽东相见。为了表达对毛泽东争取和平民主的正义之举的礼赞，张西曼首先在《民主与科学》一卷7－8期合刊上发表了柳亚子的《赋赠毛泽东先生》一诗，赞颂毛泽东为了和平民主前来重庆为“弥天大勇”，希望国共两党能够继续合作，“霖雨苍生新建国”。又在《民主与科学》一卷9－10期合刊上转载了毛泽东的《沁园春·咏雪》和柳亚子、郭沫若的和词。1945年11月2日，张西曼作了一首《国父诞辰志感》，以诗言志，“革命遗规十九年，喁喁望治已颠连。旌旗何日完瓯缺，萁豆同根泣内煎。旷代英明宏领导，集中民主阐能全。虚怀智烛联俄效，大业谁承制敌先。”希望能够在战后实现和平民主，学习苏联的革命方略，完成孙中山先生未竟的事业。第二次是9月3日，“下午五时四十分张西曼等三人步行至桂园访毛泽东至六时二十分离去”。这次谈话的具体内容，目前由于资料所限，不得而知。
1945年11月，面对国民党的内战独裁政策，为了制止内战的发生，《民主与科学》杂志联合战时陪都重庆的二十六大杂志联合发起呼吁——“不要内战”，这篇反内战的宣言发表在《民主与科学》一卷11－12合刊上，并且分别在1945年11月8日大公报、新华日报、国民日报等报刊公开发表。宣言指出：“我们为自身着想，同时为我们的子孙着想，万万不愿再见内战的局面。我们二十七种杂志联合起来呼吁，一句话，四个大字，不要内战!我们接触的方面很多，我们的闻见不算少，我们知道此刻老百姓人同此心，心同此理，一句话，四个大字，不要内战!”这是国民党统治区反内战运动高涨的开端。12月，马歇尔以“总统特使”身份来到中国，调处国共关系。张西曼致函马歇尔，针对蒋介石不允许中共部队接受日伪武装及对中国共产党的不公正待遇，指出：“中共及一切民主力量不但有功于中华民族独立人格之保全，而且有功于世界民主制度的维护与巩固，以有大功之爱国战斗部队，不得租借法案之分润及分区受降之平等待遇，岂得谓平?”1946年9月18日，张西曼在《新华日报》发表《九一八是中国内战造成的》～文，指出1931年的“九一八”事变，正是借中国此前发生了1930年的中原蒋冯阎大战，双方动员兵力百万以上，杀人盈野，生产破坏，百姓流离失所，国力凋零，而随后少帅张学良率东北军精锐部队人关援蒋造成东北兵力空虚，以及1931年西南政委会与南京的对立这两大自相残杀的内战之机，日寇乘隙捣虚，几乎兵不血刃地占领了物产富饶的东北四省，奠定了此后进攻华北、华南以灭取全中国的侵华战争。在所谓胜利后的今日，“鉴往知来，痛定思痛，我们中国各民主党派的政治家们，切要体验‘和平、奋斗、救中国’的明训，大家悔悟内战的足召灭亡，一秉公诚，相忍为国，彻底尊重民意，从速恢复政治协商会议来奠定民主统一的光明前途吧!”针对蒋介石片面撕毁政协协议，悍然发动反革命内战，张西曼指出：“本来各方同意的政治协商五项决议已由蒋主席昭告中外，应该成为当前和平建国的准绳，然而又被片面的修改破坏了。互信不立，战祸日形扩大，攻城夺垒，地方更遭糜烂，即使武力能造成统一，而收拾残破之局又非十年八载可期，如是人民痛只有千百倍的延长加深，离和平建国的希望日远。”对于国民党推卸战争责任、嫁祸于共产党的反动行径，张西曼尖锐地指出：“到了今日，我们不免要问的，就是长江以北的惨状可以推到中共身上。然而无中共活动的长江以南的惨状就无法卸罪他人了。”㈣面对内战的烽火，张西曼愤慨讲道：政协开会，曾使中国政治发掘一条光明的道路，不幸又没有实施。美军在协助解除日本武装和遣送日俘任务完成之后，仍留驻我国境内，暴行累累。这是由于我国政治不开明，这是我全国人民的耻辱。反动分子的作风，出卖了我国国格，尤足令人痛心。我们需要民主，希望政府务求政协决议和四项诺言完全实现，决不许任何党派利用作升官发财的工具，我们决不容许这种拉拢献媚分子而摒弃革命分子的现象继续存在。“只有国共合作，国家前途才有办法。中国决不容许任何党派出卖!”
2，发起创立中国民主宪政促进会和九三学社。政治民主化是国家现代化的重要标志，近代中国人为此进行了长期而艰苦的奋斗。抗战胜利后，中国向何处去，是摆在国人面前的现实政治问题。一方面，和平和民主成为时代的潮流；另一方面，国民党在承诺实施宪政的同时，却力图维护其一党专政。为了推动国民党蒋介石遵守政治协商会议的决议，促进民主宪政的真正实施，在张西曼的发起和努力下，1946年2月24日文化教育界的进步人士在重庆成立了中国民主宪政促进会，并在成都、上海、南京等地建立分会，开展活动。成立大会发表的宣言指出：民主政治必须要有宪法做实施准绳，但有宪法的国家，不一定是民主国家。法西斯德意日三国，都曾有过宪法，但他们都不是民主国家，而是法西斯独裁国家，本会以“民主宪政”命名，就是表示本会同仁希望中国实施的，并不是别的什么宪政，而是民主的宪政。中国民主宪政促进会是一个具有统一战线性质的组织，理事会既包括民主教授潘菽、许德珩、孟宪章、吴藻溪、张雪岩等，也包括中共的邓发、何思敬、潘梓年、华岗以及朱学范、陶大镛等，张西曼担任理事长，以《民主与科学》作为中国民主宪政促进会的机关刊物。中国民主宪政促进会及各地分会成立后，积极投入反对国民党内战、独裁的斗争实践中。张西曼四处奔走，多方呼吁，痛斥国民党当局的独裁专断，成为“中国民族解放和民主宪政运动中的一战士”。对于蒋介石的独裁专制，张西曼愤慨指出：“政为众人之事”，大家就应该随时随地地直接发挥他个人对于社会政治的自由和权利，而绝对不要由一般 无耻的娼盗的政客军人来欺骗，包办。1946年6月26日，美国众议院通过《美国军事援华法案》，并于6月28日，美国国会决定延长对中国的租借法案期限。针对美国对国民党政府加强军事和财政援助的扶蒋反共政策，中国民主宪政促进会发表意见，抗议美国片面援华助长中国内战。指出：美国“以大批金钱和军备来片面援助国民党，帮助国民党军队至内战危机最严重的东北。毫无疑意(义)，美国的这种对华政策除了助长中国内战，破坏中国人民的和平事业外，是不会有其他的意义的，因之，我们不能不向盟邦美国提出严正的抗议。”嘲对于中国民主宪政促进会在推动战后中国和平民主运动中的贡献，当年的《新华日报》给予了中肯的评价：“中国革命先进张西曼教授等所主持之中国民主宪政促进会成立以来，声势日见发展，对于国事贡献尤多。”然而由于蒋介石坚持内战独裁政策，张西曼等进步人士希望中国能够彻底实现民主宪政的善良愿望，被无情击碎。正如梁漱溟所说：“我绝不是说宪政在中国没有前途，不过象这样以宪政作手段玩，是难望它由此成功的。‘弄假成真’的事毕竟不多；‘不诚无物’则古有明训。”
随着全面内战的爆发，民主宪政促进会在极其艰苦的环境中继续着自己的任务和使命，并且越来越把实现民主宪政的希望寄托在中国共产党身上，在中国共产党发出“五一”号召前后，促进会的绝大多数会员积极从事宣传、联络和组织工作，以实际行动响应中国共产党的号召，配合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新政协召开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民主宪政促进会的目的已经达到，于1950年1月宣布结束。
与此同时，为纪念1945年9月3日，中国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伟大胜利，张西曼又参与组建主张和平民主的“九三学社”。1946年5月4日该社正式成立，作为发起人的张西曼被选为中央理事会理事。
百余年来，在国是危急、政府无能的情况下，知识分子不得不挺身立言，议论时政。张西曼秉承近世知识分子的这一自然传统，创办《民主与科学》杂志，邀请和鼓动他的知识界的朋友出来讨论政治、批评政治、干预政治、提倡革新。张西曼的人生轨迹和心路历程是同近代中国人民寻求民族的独立和复兴的节拍相应和，无论从事学术研究、从事教育还是从事社会政治活动，其思想的主流和目的都是为了实现其救国、强国的夙愿，其一生始终贯穿着一条爱国主义的红线。也正是由于有包括张西曼在内的爱国知识分子以追求真理、弘扬正义的勇气和决心，长期的、不间断地批评执政党和政府，揭露国民党的腐败和内战独裁政策，形成了反对国民党独裁政权的“第二条战线”，从而加速了它在大陆的失败。同时，张西曼等人也在实际斗争中，实现了自我超越，完成了从支持国民党抗战建国到反对国民党内战独裁，支持共产党建立民主联合政府的转变。
关键词 民主与科学，张西曼，思想
中图分类号 K2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0457-6241(2010)12-0042-07
张西曼(1895-1949)是中国近代历史上著名的国民党左翼人士、进步的社会活动家、中国共产党的老朋友、我国较早接触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的先进知识分子之一。他不但是孙中山先生三大政策的积极支持者，也是坚定的执行者和捍卫者，为国共合作做过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并且“是伟大的爱国主义者和英勇投身于抗日运动的民族英雄”。然而，长期以来，张西曼——这个为中国革命鞠躬尽瘁的人物，被湮灭在历史中，很少有人研究①。导致张西曼研究处于尴尬状态，至少有两方面原因：一是他原本为国民党元老，后追随共产党，遭到开除国民党党籍的处分，国民党方面没有人愿意研究一个被开除党籍的人；二是在大陆方面方面，张西曼非中共党史中的重量级人物，同样被长期忽视。在笔者看来，张西曼的一生同近代中国民主革命的历程有着密切的关联。张西曼的思想紧扣近代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实施救国图强的时代主题，饱含强烈的爱国主义思想，反映了近代中国先进知识分子对于建立一个统一、强大的新中国的不懈追求。因此，研究张西曼，无论是对于中国近代民主革命的深入研究，还是对于研究近代新知识分子群体的成长历程，都有重大的学术意义。本文选取张西曼在《民主与科学》时期的社会政治活动及其思想倾向进行研究，以期通过对张西曼在此间的思想倾向进行比较系统的梳理，在全面解读张西曼于《民主与科学》所发表的文章的基础上，结合他在此期间的政治活动，考察张西曼的思想倾向，旨在说明1948年底，张西曼离开南京，投奔解放区，是其思想化为行动的具体体现。同时，抛砖引玉，有助于人们对张西曼的深入了解，推动张西曼研究进一步深入。
一、《民主与科学》：张西曼施展政治抱负的舞台
追求民主与科学是张西曼毕生的追求和奋斗的目标，《民主与科学》时期，是张西曼革命生涯的重要阶段。1945年初，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的曙光已经初露端倪，如何促进抗日战争的尽早胜利，尤其是战后如何建国的问题摆在人们面前，爱国知识分子纷纷提出各种政治主张。张西曼为了“联合民主战士，发扬救国主张，推动时代的改造”，利用自己在知识分子中的深厚人脉，筹备创办了这份杂志。张西曼任主编兼发行人，特约撰稿人由丁瓒、周谷城、马寅初、曾昭伦、茅以升、姚传法、陶行知、许德珩、郭沫若、翦伯赞、邓初民等著名爱国学者组成。先后在《民主与科学》上发表文章的有马寅初、邓初民、丁瓒、华罗庚、钱崇澍、周太玄、卢于道、董时进、吴景超、柳亚子、陶大镛、孟宪章等著名学者近百人。《民主与科学》的办刊宗旨是“争取国际民主团结及抗战胜利，同时促进科学教育，发扬科学的建国精神，使国家民族同跻于富强之林”目。张西曼在创刊词中，提出“民主”是抗建的先决条件和主导力量，而“科学”是抗建的骨干和细胞。作为主编兼发行人，张西曼以满腔的热情和勇气，对现实社会进行激烈而深刻的批判，这集中显示了张西曼一贯的、强烈的社会关怀和要求改变现状的社会政治思想。《民主与科学》是一个综合性刊物，其栏目有民主政治和科学研究文论、边疆学术研究、时事述评、革命诗选等，但主要的文章还是以政治论文和科学研究论文为主。从文章的类型和内容来看，《民主与科学》所关心的都是社会现实问题，尤其是关注于抗战胜利之后的建国问题。例如如何尽早结束反法西斯战争，如何肃清封建主义和独裁统治，建立一个民众有权、政府有能的“民族平等富强繁荣的大工业国”等问题，完成新时代中国革命的任务。《民主与科学》从1945年1月在重庆创刊，到1946年年初，共出了一卷12期，二卷1期目前只发现有目录，但没有看到杂志的实物。这12期都是在重庆出版的，其中9－10期和11－12期合刊张西曼委托朋友同时在上海印刷。由于杂志倡言民主、和平，反对独裁、内战，言辞激烈，创刊初期就遭到国民党当局的迫害，再加上纸张缺乏，物价飞涨，到1946年6月国民党悍然发动内战后，被迫停刊。从发表的文章数量来看，张西曼共计发表32篇政论文章和诗作，位居第一。(见附表)从内容上看，有关边疆民族历史研究3篇。张西曼是著名的边疆民族问题和西域史专家，担任边疆学术研究会理事长、参谋本部边务组专门委员和新疆建设计划委员会主任委员。在《蒙藏月刊》《西北问题》《边政公论》《社会评论》《说文月刊》等杂志上发表了大量的有关边疆民族问题和西域史的研究论文。其中《大月氏人种及西窜年代考》一文引起了中外西域史学界的瞩目，他首倡的“大月氏”读作“大肉支”现在依然在史学界延用。文学作品(包括诗作)9篇，主要针对社会现实问题，以诗言志。而思想文化和政治方面的文章21篇，约占总数的三分之二，可见张西曼对现实社会政治的强烈关注。这一方面说明了张西曼随着革命思想的积累和国内形势的变化，越来越关注战后中国的命运问题，对战后中国的未来走向有着一种强烈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另一方面，也体现了《民主与科学》办刊的宗旨，期刊的刊名就是刊物具体内容的体现，张西曼在《民主与科学》发刊词中开宗明义，提出中国革命的目标就是“民主”与“科学”。从张西曼所发表的文章中可以看出，这里所说的“民主”并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泛泛的“民主”，而是具有强烈的
政治色彩，就是要建立苏联社会主义那样的“民主”。这同张西曼长期坚持宣传孙中山的“三大政策”和苏联社会主义运动，主张利用苏联社会主义革命的方法和手段来改造中国的思想是相一致的。从《民主与科学》的特约撰稿人和作者群来看，他们大多数人都经历过五四运动的洗礼，都是某一领域学有专长的专家和民主革命运动的风云人物。在风云激荡的岁月，这些人都有着相似的心路历程。张西曼就是以《民主与科学》作为自己构建关系网络的平台，以民主和科学为精神为武器，将这些进步的知识分子团结起来，猛烈抨击国民党的腐败和独裁统治，期盼和憧憬在中国实现和平民主，实现中华民族的独立和富强，在抗战后的民主运动中产生了重要影响。
二、鲜明的社会批判意识：抨击时政
张西曼是老同盟会员、国民党立法委员，但他参政、议政而不从政，多次拒绝汪精卫、蒋介石高官厚禄的拉拢，揭露黑暗，批评时政。他和他的朋友们在《民主与科学》上发表了一系列深刻而富有哲理的文章，对社会现实和民族性格进行了深刻 的批判。张西曼的《民主与科学是中国革命的两大目标》《要大家都能问国事》《五四中的社会主义运动》《政治道德和革命纪律》《民主是根除官僚黑暗的特效药》就是最典型的示范。张西曼认为，辛亥革命虽然推翻了清政府，但封建专制主义的遗毒却没有彻底清除。针对当时有人认为中国贫穷落后的原因是“中国生产落后”或“武器不足”，他指出：中国之深忧并不在此，因为全世界都公认中国有得天独厚的条件，各种生产的潜在力均名列前茅，只是思想落后了。他进而指出，苏联十月革命之后，苏联已经由沙皇专制造成的愚、贫、病、乱之国改变为民族平等富强繁荣的工业大国，原因就是思想进步了，它有革命民主的领导组织，有科学的人才干部，有广大而觉悟的民众基础。张西曼对于国民党违背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和三大政策，搞封建独裁专制，痛心疾首，指出：“中国的革命推翻了满清专制，扫荡了一部封建余孽，废除了不平等条约……何以到今日反而朝不保夕地备尝着非强大的日本法西斯帝国主义的加紧迫害呢?这中症结，就是忽略了权能的精义!假使民众有权，那么，低能无耻的现象绝对不能存在、蔓延、作祟，甚至痹麻了、摧毁了抗战建国的机能。”正是因为中国无民主之实，政失正规，所以科学不能得到相互的保障和昌明发达。如果封建主义和官僚主义不消灭，那就必然反消灭了千百万人血肉造成的民主革命，而科学化和工业化的前途永无实现之望。他在另一篇文章中，认为中国社会是复古的、神权的、男权的社会。民国以来，女性的解放只停留在外表的变化和激昂的口号，而没有取得实质的进展。他说：“就现代政治，如果仍旧有男性为领导中心的偏见，没有女性平等的负责参加，敢断定的说，它的成就断不能伟大，它的结果绝不能圆满的。”他希望男女群众都能够在经济、政治以及文化各方面获得平等的权利，都有机会为实现服务大众的民主与科学的至上目标而共同奋斗，发动全国男女民众，要使大家都可以问国事，然后国事的光明前途才可以建立。五四以来，由于新思想的广泛传播，人们开始重新认识和评估人的价值，陈独秀、鲁迅、胡适等对此都有不同程度的思考。张西曼把五四以来提倡的女性解放，从个性解放的层面提升到政治、经济平等的高度，要求女性有平等参政的权利，也“可以问国事”，这种妇女解放的思想不仅在当时很有影响力，就是在今天也很有价值。
尤其令张西曼痛恨的是当时官僚主义的盛行和政治道德的败坏，他认为官僚主义是祸国殃民的病根、死症。对于封建专制和官僚主义的主要表现，张西曼总结主要有：1，公文主义——堂皇而欺骗的文告和报告、空洞不切实际的决议和计划、年年照抄的毫无兑现诚意的宣传和标语；2，形式主义——指派的民意机关、御用的宪章、虚设的议会、壮观的衙门和马路、官僚所专重的仪表和服装；3，奴隶性——盲目而卑劣的服从、麻醉自觉、笑脸承旨、尽量模仿主子的声态动作；4，低能——不学无术、谬执成见、不辨是非善恶、拖延时日、曲解狡辩、互相推诿；5，投机性——升官发财之徒所认为中庸之道、骑墙取巧、善窥人意、随风转舵、唯利是图、出卖革命；6，贪污性——用人唯私、把持权位、财政不公开、滥费公款、通货的恶性膨胀、捐税的苛饶、贿赂公行；7，残贼性——个人权威高于一切、命令代法律、强奸民意、纵操舆论、殉情怙恶、嫉功妒能、上对下的无理智的层层压制、互相排挤或利用、或包围的小组织林立。作为早年就投身于民主革命的张西曼来说，对民国以来的政治境况有着切身的经历和体会。由于封建专制主义和官僚主义当道，就是在国难当头之日，还有一些不法党人和政客，利于战争之机大发国难财。张西曼痛心地指出：在我国神圣的民族解放战争的当中。和侥幸胜利之后，曾是我们的“财政”“粮政”以至“役政”(所谓中国战时三大症)信誉堕落在万丈深渊。甚至这种贪污黑暗的风习，普遍严重地形成了交通上的黑票、黄鱼、偷盗汽油、零件；邮政上的邮包增费和拆盗；学棍的办学敛财、偷卖试题和文凭；不肖官吏的侵蚀公物和员工福利上的微薄分配品；奸猾厂商骗取贷款另作投机生意的勾当；金融界以及游资的操纵囤积；渎职军人的吞扣军饷；武装走私和虐待兵民；保甲长的贪污残暴；掌握生死大权；物价管制变成肥缺，陷去接收变成加倍殃民。这岂是公忠体国的社会政治领袖所愿见的丑恶现象?为什么官僚主义的黑暗猖獗到了这种不可宽恕的地步呢?这只好：一方面归咎于“纲纪不张”，另一方面却要痛心于支持现政权最可靠的“民主”力量被高压的过失了。激烈的言辞表达了张西曼对当时整个社会现状的极度不满。张西曼的这些批评可谓掷地有声，实事求是，深刻揭露了国民党的腐败统治，道出了老百姓的心声。但是他并没有绝望，他坚信，只要能够坚决贯彻孙中山的“三大政策”，学习俄国十月革命的经验和苏联共产党的执政理念；只要能够发挥我们集体的警觉性，恢复我们伟大国民的人格和职责；只要能够团结起来，高高举起平等自由的“革命民主制度”，就能够彻底清除官僚主义的万恶黑暗。
与此同时，与自由知识分子所不同的是，张西曼把完成中国民主革命的任务，寄托在能够像苏联共产党那样有严明的组织和纪律的政党以及广大民众的身上。他认为，要使社会上一切政治活动都能够合情合理，使老百姓满意，就要发动大家一齐以集体的斗争，争取政治上赢得的自由和权利。他认为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就是因为有广大民众的参加和支持的缘故，充分认识到人民的伟大力量；不论古今中外，被压迫的民众总是革命的主力军，对于一切独夫民贼给以最后的清算。但是，民众并不能自发起来反抗黑暗的统治，这就要对广大民众进行宣传，启发他们的自觉。“我们知道在自救救国的工作上，并非无能，而最重要的就是要启发他们的自觉，使他们起来，组织他们充分的力量来自救；来争取他们本身在政治、经济以及文化各领域的法定权利”。要想发动民众起来反抗封建专制和愚昧，就需要有一个以最高理想为指导、有严密的组织和严格的纪律的革命政党来领导。他深信列宁所说的“没有革命的理论，就没有革命的运动”和“只有被先进理论所指导的党，才能实现先进战士的作用”，并视这两句为至理名言，拿到任何环境中都不能失掉原有的价值。一个领导民众进行民主革命的政党，必须能“对于投机变节、毫无政治道德的败类分子，就要执行有效的事先淘汰和不幸的事后而有力的制裁，才能维护它的纪律的革命性和神圣不可侵犯性。否则，适足表示它不过是一个分赃集团和乌合之众，最后只有失掉民众的信赖，变成不可宽容的革命对象”。他警告蒋介石和国民党，“假使借革命打破了恶劣环境，而不能同时改造环境，就是说，不能解除民众的痛苦，提高他们在政治、经济以及文化生活的水准，那么，这种人就不配称为革命的政治家，这种政党就不配称为革命的政党，他们不过是一时‘以暴易暴’的投机集团而已”。
三、强烈的社会关怀：热心政治运动
张西曼这一时期不仅口诛笔伐，而且积极参加到当时的政治运动当中。这期间他参加的政治活动主要有呼吁和平、反对内战；发起创立中国民主宪政促进会等。
1，反对国民党蒋介石独裁内战，要求和平建国。1945年8月，苦战八年的中国人民，终于迎来胜利的曙光。然而，由于蒋介石坚持独裁政策，企图消灭共产党及其领导的军队，不惜以战争为代价，抢夺抗战的胜利果实，战争的阴霾笼罩在中国人民的头上。1945年8月28日至10月11日。为了力争一个和平建设时期，避免内战，应蒋介石的邀请毛泽东率领中共代表团到重庆与蒋介石进行了为期43天的谈判。张西曼对毛泽东为谋求国内和平，实施民主政治，巩固国内团结，不畏艰危的大智大勇的行为，产生了无限钦仰之情。张西曼和毛泽东是老朋友，早在1919年底毛泽东就参加了张西曼等人在北京大学发起组织的社会主义研究会。据现有的资料记载，在重庆谈判期间，张西曼同毛泽东至少有过两次见面。一次是在1945年9月1日，中苏文协孙科会长和邵力子副会长在中苏文协二楼举行盛大的鸡尾酒会，庆祝《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签订，邀请毛泽东以及陪都的党政军要人、民主党派人士、文化艺术界和工商界人士，共三百多人参加。周谷城就是在张西曼的安排下，再次同毛泽东相见。为了表达对毛泽东争取和平民主的正义之举的礼赞，张西曼首先在《民主与科学》一卷7－8期合刊上发表了柳亚子的《赋赠毛泽东先生》一诗，赞颂毛泽东为了和平民主前来重庆为“弥天大勇”，希望国共两党能够继续合作，“霖雨苍生新建国”。又在《民主与科学》一卷9－10期合刊上转载了毛泽东的《沁园春·咏雪》和柳亚子、郭沫若的和词。1945年11月2日，张西曼作了一首《国父诞辰志感》，以诗言志，“革命遗规十九年，喁喁望治已颠连。旌旗何日完瓯缺，萁豆同根泣内煎。旷代英明宏领导，集中民主阐能全。虚怀智烛联俄效，大业谁承制敌先。”希望能够在战后实现和平民主，学习苏联的革命方略，完成孙中山先生未竟的事业。第二次是9月3日，“下午五时四十分张西曼等三人步行至桂园访毛泽东至六时二十分离去”。这次谈话的具体内容，目前由于资料所限，不得而知。
1945年11月，面对国民党的内战独裁政策，为了制止内战的发生，《民主与科学》杂志联合战时陪都重庆的二十六大杂志联合发起呼吁——“不要内战”，这篇反内战的宣言发表在《民主与科学》一卷11－12合刊上，并且分别在1945年11月8日大公报、新华日报、国民日报等报刊公开发表。宣言指出：“我们为自身着想，同时为我们的子孙着想，万万不愿再见内战的局面。我们二十七种杂志联合起来呼吁，一句话，四个大字，不要内战!我们接触的方面很多，我们的闻见不算少，我们知道此刻老百姓人同此心，心同此理，一句话，四个大字，不要内战!”这是国民党统治区反内战运动高涨的开端。12月，马歇尔以“总统特使”身份来到中国，调处国共关系。张西曼致函马歇尔，针对蒋介石不允许中共部队接受日伪武装及对中国共产党的不公正待遇，指出：“中共及一切民主力量不但有功于中华民族独立人格之保全，而且有功于世界民主制度的维护与巩固，以有大功之爱国战斗部队，不得租借法案之分润及分区受降之平等待遇，岂得谓平?”1946年9月18日，张西曼在《新华日报》发表《九一八是中国内战造成的》～文，指出1931年的“九一八”事变，正是借中国此前发生了1930年的中原蒋冯阎大战，双方动员兵力百万以上，杀人盈野，生产破坏，百姓流离失所，国力凋零，而随后少帅张学良率东北军精锐部队人关援蒋造成东北兵力空虚，以及1931年西南政委会与南京的对立这两大自相残杀的内战之机，日寇乘隙捣虚，几乎兵不血刃地占领了物产富饶的东北四省，奠定了此后进攻华北、华南以灭取全中国的侵华战争。在所谓胜利后的今日，“鉴往知来，痛定思痛，我们中国各民主党派的政治家们，切要体验‘和平、奋斗、救中国’的明训，大家悔悟内战的足召灭亡，一秉公诚，相忍为国，彻底尊重民意，从速恢复政治协商会议来奠定民主统一的光明前途吧!”针对蒋介石片面撕毁政协协议，悍然发动反革命内战，张西曼指出：“本来各方同意的政治协商五项决议已由蒋主席昭告中外，应该成为当前和平建国的准绳，然而又被片面的修改破坏了。互信不立，战祸日形扩大，攻城夺垒，地方更遭糜烂，即使武力能造成统一，而收拾残破之局又非十年八载可期，如是人民痛只有千百倍的延长加深，离和平建国的希望日远。”对于国民党推卸战争责任、嫁祸于共产党的反动行径，张西曼尖锐地指出：“到了今日，我们不免要问的，就是长江以北的惨状可以推到中共身上。然而无中共活动的长江以南的惨状就无法卸罪他人了。”㈣面对内战的烽火，张西曼愤慨讲道：政协开会，曾使中国政治发掘一条光明的道路，不幸又没有实施。美军在协助解除日本武装和遣送日俘任务完成之后，仍留驻我国境内，暴行累累。这是由于我国政治不开明，这是我全国人民的耻辱。反动分子的作风，出卖了我国国格，尤足令人痛心。我们需要民主，希望政府务求政协决议和四项诺言完全实现，决不许任何党派利用作升官发财的工具，我们决不容许这种拉拢献媚分子而摒弃革命分子的现象继续存在。“只有国共合作，国家前途才有办法。中国决不容许任何党派出卖!”
2，发起创立中国民主宪政促进会和九三学社。政治民主化是国家现代化的重要标志，近代中国人为此进行了长期而艰苦的奋斗。抗战胜利后，中国向何处去，是摆在国人面前的现实政治问题。一方面，和平和民主成为时代的潮流；另一方面，国民党在承诺实施宪政的同时，却力图维护其一党专政。为了推动国民党蒋介石遵守政治协商会议的决议，促进民主宪政的真正实施，在张西曼的发起和努力下，1946年2月24日文化教育界的进步人士在重庆成立了中国民主宪政促进会，并在成都、上海、南京等地建立分会，开展活动。成立大会发表的宣言指出：民主政治必须要有宪法做实施准绳，但有宪法的国家，不一定是民主国家。法西斯德意日三国，都曾有过宪法，但他们都不是民主国家，而是法西斯独裁国家，本会以“民主宪政”命名，就是表示本会同仁希望中国实施的，并不是别的什么宪政，而是民主的宪政。中国民主宪政促进会是一个具有统一战线性质的组织，理事会既包括民主教授潘菽、许德珩、孟宪章、吴藻溪、张雪岩等，也包括中共的邓发、何思敬、潘梓年、华岗以及朱学范、陶大镛等，张西曼担任理事长，以《民主与科学》作为中国民主宪政促进会的机关刊物。中国民主宪政促进会及各地分会成立后，积极投入反对国民党内战、独裁的斗争实践中。张西曼四处奔走，多方呼吁，痛斥国民党当局的独裁专断，成为“中国民族解放和民主宪政运动中的一战士”。对于蒋介石的独裁专制，张西曼愤慨指出：“政为众人之事”，大家就应该随时随地地直接发挥他个人对于社会政治的自由和权利，而绝对不要由一般 无耻的娼盗的政客军人来欺骗，包办。1946年6月26日，美国众议院通过《美国军事援华法案》，并于6月28日，美国国会决定延长对中国的租借法案期限。针对美国对国民党政府加强军事和财政援助的扶蒋反共政策，中国民主宪政促进会发表意见，抗议美国片面援华助长中国内战。指出：美国“以大批金钱和军备来片面援助国民党，帮助国民党军队至内战危机最严重的东北。毫无疑意(义)，美国的这种对华政策除了助长中国内战，破坏中国人民的和平事业外，是不会有其他的意义的，因之，我们不能不向盟邦美国提出严正的抗议。”嘲对于中国民主宪政促进会在推动战后中国和平民主运动中的贡献，当年的《新华日报》给予了中肯的评价：“中国革命先进张西曼教授等所主持之中国民主宪政促进会成立以来，声势日见发展，对于国事贡献尤多。”然而由于蒋介石坚持内战独裁政策，张西曼等进步人士希望中国能够彻底实现民主宪政的善良愿望，被无情击碎。正如梁漱溟所说：“我绝不是说宪政在中国没有前途，不过象这样以宪政作手段玩，是难望它由此成功的。‘弄假成真’的事毕竟不多；‘不诚无物’则古有明训。”
随着全面内战的爆发，民主宪政促进会在极其艰苦的环境中继续着自己的任务和使命，并且越来越把实现民主宪政的希望寄托在中国共产党身上，在中国共产党发出“五一”号召前后，促进会的绝大多数会员积极从事宣传、联络和组织工作，以实际行动响应中国共产党的号召，配合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新政协召开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民主宪政促进会的目的已经达到，于1950年1月宣布结束。
与此同时，为纪念1945年9月3日，中国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伟大胜利，张西曼又参与组建主张和平民主的“九三学社”。1946年5月4日该社正式成立，作为发起人的张西曼被选为中央理事会理事。
百余年来，在国是危急、政府无能的情况下，知识分子不得不挺身立言，议论时政。张西曼秉承近世知识分子的这一自然传统，创办《民主与科学》杂志，邀请和鼓动他的知识界的朋友出来讨论政治、批评政治、干预政治、提倡革新。张西曼的人生轨迹和心路历程是同近代中国人民寻求民族的独立和复兴的节拍相应和，无论从事学术研究、从事教育还是从事社会政治活动，其思想的主流和目的都是为了实现其救国、强国的夙愿，其一生始终贯穿着一条爱国主义的红线。也正是由于有包括张西曼在内的爱国知识分子以追求真理、弘扬正义的勇气和决心，长期的、不间断地批评执政党和政府，揭露国民党的腐败和内战独裁政策，形成了反对国民党独裁政权的“第二条战线”，从而加速了它在大陆的失败。同时，张西曼等人也在实际斗争中，实现了自我超越，完成了从支持国民党抗战建国到反对国民党内战独裁，支持共产党建立民主联合政府的转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