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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过去的30多年，中国经济保持了高速的发展，这不能不令人佩服。虽然为此付出了高昂的代价，但受高储蓄和高投资的拉动，中国已经迅速成长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从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中国开始从农业放开私有经济的发展，之后又加入WTO，参与世界经济一体化，促成了有利于增长的积极的结构性变化。然而令我比较担心的是，企业未分配利润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异乎寻常地高。虽然这会刺激储蓄，但却抑制了国内消费。中国不能像它过去那样，还是依靠不断增加的贸易盈余拉动经济增长，因为中国的经济规模太大了，世界其他国家不可能继续维持不断膨胀的对华贸易赤字。所以我对中国的经济增长模式有信心，它让数以千万计的人民摆脱贫困，光这一点就很了不起，当然发展中付出的代价和经验教训也是深刻的，现在的中国已经来到了一个“临界点”，经济发展必须要转型，否则原来的模式将难以为继。
中国要转型到依靠消费驱动的增长模式，我认为这是很有必要的，对此我想提出自己的一些看法作为参考。我的同事尼古拉斯·拉迪和我探讨过这个问题，我们一致认为要改变现有的金融政策，因为它让银行存款的利率非常低。而这种做法的“罪魁祸首”是汇率政策，该政策人为压低了人民币汇率，并积累了庞大的外汇储备。为了消化这些储备，央行必须大量发行债券让银行购买，增加银行的法定存款准备金率。为了避免银行赔钱，政府又不得不限制它们支付的存款利息。低存款利率阻碍了家庭收入和消费增长。低利率还促使居民投资房地产，而这势必会加大房地产泡沫膨胀的风险。因此，中国所需要的变化是：1）允许人民币更快速地升值，不要再积累大量的外汇储备；2）允许银行可以自由制定存款利率。其结果将是扩大国内需求和减少对外部经济需求依赖的脆弱性。
其实，中国政府谈论结构调整和环境保护已经超过十年，但目前的政绩 评价体系阻止了地方官员在这方面做出任何进展，毕竟政府需要保持较高的投资，以确保就业和社会稳定。
在我看来，结构调整的努力应该迫使企业用更多的分红回报投资者，使得更多的国民收入能够回流于民，扩大国内消费。在环境方面，中国应通过征收碳排放税来提高产出效率，减少二氧化碳的排放。征得的碳排放税收将用于发展可再生能源。碳排放税的存在，会发出正确的信号，刺激公司为自己的未来能源规划投资。此外，还要与国际标准协调。中国的碳排放税可以参照欧盟排放津贴，同时还应该呼吁美国做同样的事情。
中国楼市降温虽然会在一定程度上降低投资，放慢经济增长，但从结构调整的角度来看却是十分必要的。任何一个国家都不能过分依靠卖地盖楼来拉动经济，实际上，中国住宅房地产市场的投资是非常高的，占2010年国内生产总值近9%，而2003年仅占到4%。这比美国房地产泡沫破灭前的比例（约占2005年国内生产总值的6%）还要高，与其他新兴市场经济体比较也高得多。为了避免住房市场泡沫破灭，有必要大范围地引入物业税，这样也可以代替出售土地的收入，增加地方政府的财政税收。
我听说清华大学刚刚发布了一份报告，警告说因为“强大的既得利益集团”的阻碍，中国的改革陷入僵局。这和我们之前的分析不谋而合，在一些我们关心的领域，我认为必要的改革包括更灵活的汇率形成机制，放松对银行利率的管制，住房市场和二氧化碳排放量要采用适当的税收信号，加强知识产权执法以及改善社会保障。原则上，中国强大的中央经济决策机制应该能避免特殊利益群体的阻力，当然这只是理论上的设想，有时中国政府在社会状况出现异常的时候才会迫于压力做出改变。
所以转型只是表面的问题，这里面涉及到政治、民生、教育等各个方面。中国要实现消费驱动的经济，还需要特别警惕“中等收入陷阱”。 中国的城镇人口超过农村地区，这对刺激消费可能是个好消息。然而，持续的消费能力需要一个持久的动力来推动收入的增长。为了增加居民收入，我觉得下一阶段的增长应包括增加服务业占GDP的比重，同时将制造业比重降到合理的水平上（而不是目前异常高的水平）。劳动密集型的服务有利于创造更多的机会，能够整合低收入人口，使他们更充分地融入到经济发展的过程中，拉动内需。
中国已经证明它有能力保持长时间的高增长。政府有相当大的能力进行基础设施的开发，同时又不会出现过度负债的问题。随着教育水平的不断提升，楼市泡沫如果可以避免破裂，那我们就没有理由不相信经济会持续快速增长。然而从长期来看，由于储蓄率降低，经济增长可能会放缓。
（本文为本刊记者刘超根据对华盛顿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资深经济学家William Cline的采访内容翻译整理而成）
从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中国开始从农业放开私有经济的发展，之后又加入WTO，参与世界经济一体化，促成了有利于增长的积极的结构性变化。然而令我比较担心的是，企业未分配利润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异乎寻常地高。虽然这会刺激储蓄，但却抑制了国内消费。中国不能像它过去那样，还是依靠不断增加的贸易盈余拉动经济增长，因为中国的经济规模太大了，世界其他国家不可能继续维持不断膨胀的对华贸易赤字。所以我对中国的经济增长模式有信心，它让数以千万计的人民摆脱贫困，光这一点就很了不起，当然发展中付出的代价和经验教训也是深刻的，现在的中国已经来到了一个“临界点”，经济发展必须要转型，否则原来的模式将难以为继。
中国要转型到依靠消费驱动的增长模式，我认为这是很有必要的，对此我想提出自己的一些看法作为参考。我的同事尼古拉斯·拉迪和我探讨过这个问题，我们一致认为要改变现有的金融政策，因为它让银行存款的利率非常低。而这种做法的“罪魁祸首”是汇率政策，该政策人为压低了人民币汇率，并积累了庞大的外汇储备。为了消化这些储备，央行必须大量发行债券让银行购买，增加银行的法定存款准备金率。为了避免银行赔钱，政府又不得不限制它们支付的存款利息。低存款利率阻碍了家庭收入和消费增长。低利率还促使居民投资房地产，而这势必会加大房地产泡沫膨胀的风险。因此，中国所需要的变化是：1）允许人民币更快速地升值，不要再积累大量的外汇储备；2）允许银行可以自由制定存款利率。其结果将是扩大国内需求和减少对外部经济需求依赖的脆弱性。
其实，中国政府谈论结构调整和环境保护已经超过十年，但目前的政绩 评价体系阻止了地方官员在这方面做出任何进展，毕竟政府需要保持较高的投资，以确保就业和社会稳定。
在我看来，结构调整的努力应该迫使企业用更多的分红回报投资者，使得更多的国民收入能够回流于民，扩大国内消费。在环境方面，中国应通过征收碳排放税来提高产出效率，减少二氧化碳的排放。征得的碳排放税收将用于发展可再生能源。碳排放税的存在，会发出正确的信号，刺激公司为自己的未来能源规划投资。此外，还要与国际标准协调。中国的碳排放税可以参照欧盟排放津贴，同时还应该呼吁美国做同样的事情。
中国楼市降温虽然会在一定程度上降低投资，放慢经济增长，但从结构调整的角度来看却是十分必要的。任何一个国家都不能过分依靠卖地盖楼来拉动经济，实际上，中国住宅房地产市场的投资是非常高的，占2010年国内生产总值近9%，而2003年仅占到4%。这比美国房地产泡沫破灭前的比例（约占2005年国内生产总值的6%）还要高，与其他新兴市场经济体比较也高得多。为了避免住房市场泡沫破灭，有必要大范围地引入物业税，这样也可以代替出售土地的收入，增加地方政府的财政税收。
我听说清华大学刚刚发布了一份报告，警告说因为“强大的既得利益集团”的阻碍，中国的改革陷入僵局。这和我们之前的分析不谋而合，在一些我们关心的领域，我认为必要的改革包括更灵活的汇率形成机制，放松对银行利率的管制，住房市场和二氧化碳排放量要采用适当的税收信号，加强知识产权执法以及改善社会保障。原则上，中国强大的中央经济决策机制应该能避免特殊利益群体的阻力，当然这只是理论上的设想，有时中国政府在社会状况出现异常的时候才会迫于压力做出改变。
所以转型只是表面的问题，这里面涉及到政治、民生、教育等各个方面。中国要实现消费驱动的经济，还需要特别警惕“中等收入陷阱”。 中国的城镇人口超过农村地区，这对刺激消费可能是个好消息。然而，持续的消费能力需要一个持久的动力来推动收入的增长。为了增加居民收入，我觉得下一阶段的增长应包括增加服务业占GDP的比重，同时将制造业比重降到合理的水平上（而不是目前异常高的水平）。劳动密集型的服务有利于创造更多的机会，能够整合低收入人口，使他们更充分地融入到经济发展的过程中，拉动内需。
中国已经证明它有能力保持长时间的高增长。政府有相当大的能力进行基础设施的开发，同时又不会出现过度负债的问题。随着教育水平的不断提升，楼市泡沫如果可以避免破裂，那我们就没有理由不相信经济会持续快速增长。然而从长期来看，由于储蓄率降低，经济增长可能会放缓。
（本文为本刊记者刘超根据对华盛顿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资深经济学家William Cline的采访内容翻译整理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