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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营企业遭遇与东星类似的事情，如果觉得不公平，应该更多地呼吁和推动市场规则和法治的进步，而不是硬碰，要么就直接认命。
春节前后，一份据称“湖北首富、东星航空总裁兰世立绝笔遗书”的文件在网络流传，信中兰世立对女儿表示：“你的父亲没有破产，而是被那些坏人抢劫后所制造的‘假破产’。你父亲更没有犯罪，而是那些坏人为了掩盖他们抢劫我们航空公司的丑行而诬陷的。”
兰世立是因为何种特质走向了“首富”的天堂，又最终为何伴随东星航空的“坠机”而掉进了地狱，这要从他的人生经历中寻找黑匣子般的答案。
兰世立，1960年2月出生，湖北武汉人，新加坡籍，武汉大学经济系硕士东星集团有限公司董事局主席兼总裁。2010年4月，因逃避追缴所欠税款，一审被判处4年刑期，第4次进入监牢。
性格：争强好胜
兰世立父母早年参加革命，父亲兰起义曾在解放初当过武昌县(今武汉市江夏区)县长，在反“右”和文革中被批斗，后平反。兰世立有3个哥哥，一个姐姐。尽管排行最小，小时候的兰世立并不娇气。当初父亲给他取名“四立”，取“破四旧，立四新”之意，他懂事后竟然自作主张改为“世立”，因为不喜欢别人总是叫他“小四”。
兰世立5岁那年随8岁的姐姐读小学，因为年龄太小，学校不肯接收，他还是每天坚持去旁听。有一天下很大的雨，父母就说别去上学了，没想到小小年纪的兰世立竟然语出惊人：“我今天一定要去，说不定老师今天就肯收下我了。”果然，那天下雨很少人去上学，老师看着矮小的兰世立竟然有些感动，破例在那一天同意了接收他读书。
1980年，初中毕业的兰世立顶父亲离休的名额参加工作，被安排在武汉市商业局系统设在乌龙泉矿的供销社，从营业员、会计、团委书记到经理，一干就是6年。1986年，兰世立曾到武汉市一家供销社当售货员，这在当时是个不错的工作。有报道称，一次他和两名顾客发生争执，对方不屑地说，“你凭什么嚣张？一辈子不就是个营业员吗？”这句话深深刺痛了年轻而又好强的兰世立。
1988年，中专未毕业的兰世立参加成人高考，考取了湖北省计划干部管理学院，在那里读书只有一学期后，他又出人意料地转入武汉大学经济学院专门为地方后备干部开设的“县长班”，直至毕业。兰世立至今引以为荣的“武汉大学研究生学历”便由此而来。后来兰世立提到最难忘的事是在武汉大学读书期间靠捡牙膏皮度日。在武汉测量制图学院（2000年被武汉大学兼并）进女生宿舍捡牙膏皮时被错认为“流氓”，遭人围攻，掏出自己的学生证，女生感动流泪。
毕业后，他先是分配到湖北省委工作，甚至一度做过“兰仕立”的梦。在海南开发的热潮下，当时各省市选派干部到海南锻炼，兰世立成了其中的一员，但在海南经济合作厅仅仅几个月后，他便毫不犹豫地辞职了。除了 “自己写的发言稿被别人一本正经地拿去念觉得不爽”之外，更主要的原因是他深受当地创业热情的影响：有出息的人就要下海，没本事才留在机关。
在海南，他先是应聘进一家公司。短短的几个月，兰世立从业务员低起点被连续提拔，公关经理、业务部长、实业部长，很快坐到了总经理助理的位置。之后，他离开海南，吸引了一笔外部资金和项目回到武汉。1991年，兰世立成立东星电子有限公司，当时他在日记里写道：“我要让东星的旗帜插遍世界的每个角落！”
1992年，兰世立在武汉投资1000多万元开了一家集酒店与娱乐于一体的“东宫”，从澳门专门聘请经理来，澳门怎么做我们就怎么做。“东宫”一炮打响，一天几十万元的营业额。兰世立乘胜追击，又在汉口建了“西宫”。这个阶段，26岁的兰世立拥有包括总统级轿车及奔驰、宝马数十辆，在武汉大街小巷轰动一时。当然，兰世立买回这些车不是为了炫耀的。他把这些车以个人名义“借”给当时武汉市各大相关人员免费使用，这不仅让他在社会地位上迅速跻身湖北上流社会，也为企业发展提供了更多的实在便利。
1993年，兰世立进入旅游业，成立了东星旅游公司。2003年，收购汉口国旅，获得出境权。在北京、上海、深圳展开并购旅行社行动。2005年，获得中国民航总局批准，兰世立筹建东星航空有限公司，总部处于湖北省武汉市，主运营基地为武汉天河国际机场。
兰世立说，自己最大的优势是做市场、跑业务，喜欢亲自体验之后进行研究，找出自己能够超越对手的办法。
弱点：政府关系
据了解，在早年“借”豪华轿车的过程中，兰世立因拒绝了海关某领导向他“借”车的要求，对方以非法走私为名从厦门海关追到武汉，要求对兰世立的外资公司经营资格进行审查，此事甚至惊动公安部。
《长江日报》一名记者回忆说，在武汉举办的一次高规格经济论坛上，兰世立公开对湖北的投资环境表示异议。而主席台上，湖北省一名重要官员在座。“湖北的投资环境不好，那你的航空公司怎么办下来的啊？”会上，当着众企业家和媒体记者的面，该官员直斥兰世立。
2007年5月的一个晚上，湖北省政府一位领导对兰世立进行了一次面对面的劝诫：“第一你不能天天到处飞来飞去，到处接受采访、演讲，多点时间抓好内部管理；第二是要严谨，你要紧开口慢开言，须知祸从口出，說的话、做的事要考虑别人的感受……”
2008年，兰世立还做了一件在很多熟人看来很幼稚的事情。因一笔债务纠纷，兰世立为了给武汉市交通运输委员会施加压力，连续一个星期派出百余名员工到交委办公楼前静坐。
2009年1月与中国航空工业集团（下称“中航集团”）签订意向合作协议时，按照常规，入场时应是官员走在前面，企业人员陪在后面，但兰世立旁若无人地走在了一位地方权威官员的身前。
坠落：雾锁东星
2009年1月7日，在政府督促下，东星航空与中航在武汉江城明珠酒店签订了《东星航空有限公司与中国航空集团公司重组意向协议书》，主要内容核心条款是：中航以象征性的1元人民币的价格收购100%东星航空的股权；以归还借款的名义，归还东星航空向东星集团及关联公司借款1.4亿元，中航负责东星航空的债权。
3月10日，湖北省与中航集团签署了一份关于建设武汉航空枢纽的构架性协议，但这份看似双赢的协议，兰世立却并不满意，这让积极斡旋的政府陷入尴尬处境。
3月12日之后，事态急转直下，兰世立在机场第四次被捕，他认为当地政府的逼迫行为无异于让其签署城下之盟，不肯就范。知情人士称，在被监视居住期间，兰世立曾连续多天不吃不喝，20多天下来，每天体重要掉半斤。肌肉出现明显萎缩。他曾一度头疼难忍，据说将房间内的床板咬出了很大一道口子。
坊间传言，有政府官员对他明确表示，只要与中航集团合作，兰世立就会是另外一个结果。兰世立针锋相对，甚至对前来斡旋的政府官员说，即使砍了他的双手，他也不会签字。这不禁让人想起他的语录之一，“个性太强，容易折断；个性太弱，就任人蹂躏” 。
3月13日，兰世立藉由东星集团发表简短声明拒绝和中航合作，这让当地政府陷入极度被动和尴尬的境地。兰世立此举再度激怒武汉市政府，他们本来等着东星的体面收场，如今只能选择强制执行。
3月14日，武汉市政府即发函要求停飞东星航空航班，随后东星方面试图提交行政复议，被政府拒绝。拒绝与中航集团合作后，东星航空逐渐走向死亡。
来自武汉的《长江日报》报道称，3月14日上午11时，兰世立从珠海闯关，试图出境，被边防人员发现，通知武汉公安押回武汉。事后，中国航空集团领导十分气愤地说：“兰世立就是通过巨额债务和公共安全来绑架政府，要挟政府，是明显的欺诈行为”。
2009年东星集团曾多次递交了对东星航空的“重组”申请，全部被拒。同年12月12日，兰世立通过15天的绝食被取保候审，结束近9个月的监禁保外就医。但短短四个月之后，2010年4月，兰世立因逃避追缴所欠税款5000多万元，被武汉中院一审判处有期徒刑4年。
2011年年初，兰世立的《遗书》惊现网络并迅速传遍各大网络，但又在同一时间段相关帖子大都被删除。《遗书》称东星债务被放大十多倍，文中写道“我会不会犯罪？有没有犯罪？你们心中是雪亮的。……我的死，不过是在中国经济革命的征途中多了一名烈士。我要用我的鲜血去唤醒那些被他们欺骗的民众，让他们知道“东星航空事件”的真相……我再也无法忍受他们这样利用卑劣的手段所进行的折磨了。更不能容忍他对我一世英名的玷污，我要用生命来与他们进行抗争……”
遗书曝光之后的2011年2月28日，东星集团谨慎召开记者招待会，宣布原东星航空的大股东，湖北东星集团有限公司与武汉东星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将行政诉讼起诉民航中南管理局，刑事诉讼申诉兰世立无罪。随后广州市白云区法院正式受理此案。据了解，东星集团在广州起诉民航中南局的同时，也在武汉起诉了武汉市政府，但后一诉讼至今未获受理。东星集团总裁助理兰剑敏表示，“官司最终能否打赢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希望（能让公众了解），我们没有享受到公民的合法权益。”
来自武汉的《长江日报》在3月底的一则报道称“如果把东星航空比作一栋大厦，2008年到来的金融危机就是一场地震。在这场突如其来的地震中，东星航空这栋大厦被震得摇摇欲坠。人们发现，这原本就是一栋“豆腐渣”工程……兰通过漫天要价故意提出了让政府难以满足的条件……并引用《 三联生活周刊》评论称，他（兰世立）的想象力常常超越了制度现实和自己的资金能力……”。
目前，东星航空的飞行员大部分进入中航集团旗下的国航湖北分公司工作。在破产清算过程中，东星航空的航材等资产被國航湖北分公司拍得。除东星航空外，东星集团的酒店、房地产、旅游等业务板块也基本停滞，原6000多名员工只剩下100余人。
据称，即便身陷囹圄，兰世立还在盘算着有机会时把自己的经历写成书，证实自己的清白。他还在谋划着把自己创办多年的“95151”电信平台，打造成整合各种资源、让人们生活离不开的平台，以此为基点寻找东山再起的机会。
知名财经评论员唐学鹏在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表示,东星航空“坠机”事件的症结在于民营企业家觉得市场竞争环境不公平，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在竞争落败之后，内心不服，所以才会出现激烈的举动。政府方面也需要合理定位自己的角色，应该是全民的政府，而不应该是国企的政府，在民企和国企中不应该有所偏护。“民营企业遭遇与此类似的事情，如果觉得不公平，应该更多地呼吁和推动市场规则和法治的进步，而不是硬碰，要么就直接认命”。
春节前后，一份据称“湖北首富、东星航空总裁兰世立绝笔遗书”的文件在网络流传，信中兰世立对女儿表示：“你的父亲没有破产，而是被那些坏人抢劫后所制造的‘假破产’。你父亲更没有犯罪，而是那些坏人为了掩盖他们抢劫我们航空公司的丑行而诬陷的。”
兰世立是因为何种特质走向了“首富”的天堂，又最终为何伴随东星航空的“坠机”而掉进了地狱，这要从他的人生经历中寻找黑匣子般的答案。
兰世立，1960年2月出生，湖北武汉人，新加坡籍，武汉大学经济系硕士东星集团有限公司董事局主席兼总裁。2010年4月，因逃避追缴所欠税款，一审被判处4年刑期，第4次进入监牢。
性格：争强好胜
兰世立父母早年参加革命，父亲兰起义曾在解放初当过武昌县(今武汉市江夏区)县长，在反“右”和文革中被批斗，后平反。兰世立有3个哥哥，一个姐姐。尽管排行最小，小时候的兰世立并不娇气。当初父亲给他取名“四立”，取“破四旧，立四新”之意，他懂事后竟然自作主张改为“世立”，因为不喜欢别人总是叫他“小四”。
兰世立5岁那年随8岁的姐姐读小学，因为年龄太小，学校不肯接收，他还是每天坚持去旁听。有一天下很大的雨，父母就说别去上学了，没想到小小年纪的兰世立竟然语出惊人：“我今天一定要去，说不定老师今天就肯收下我了。”果然，那天下雨很少人去上学，老师看着矮小的兰世立竟然有些感动，破例在那一天同意了接收他读书。
1980年，初中毕业的兰世立顶父亲离休的名额参加工作，被安排在武汉市商业局系统设在乌龙泉矿的供销社，从营业员、会计、团委书记到经理，一干就是6年。1986年，兰世立曾到武汉市一家供销社当售货员，这在当时是个不错的工作。有报道称，一次他和两名顾客发生争执，对方不屑地说，“你凭什么嚣张？一辈子不就是个营业员吗？”这句话深深刺痛了年轻而又好强的兰世立。
1988年，中专未毕业的兰世立参加成人高考，考取了湖北省计划干部管理学院，在那里读书只有一学期后，他又出人意料地转入武汉大学经济学院专门为地方后备干部开设的“县长班”，直至毕业。兰世立至今引以为荣的“武汉大学研究生学历”便由此而来。后来兰世立提到最难忘的事是在武汉大学读书期间靠捡牙膏皮度日。在武汉测量制图学院（2000年被武汉大学兼并）进女生宿舍捡牙膏皮时被错认为“流氓”，遭人围攻，掏出自己的学生证，女生感动流泪。
毕业后，他先是分配到湖北省委工作，甚至一度做过“兰仕立”的梦。在海南开发的热潮下，当时各省市选派干部到海南锻炼，兰世立成了其中的一员，但在海南经济合作厅仅仅几个月后，他便毫不犹豫地辞职了。除了 “自己写的发言稿被别人一本正经地拿去念觉得不爽”之外，更主要的原因是他深受当地创业热情的影响：有出息的人就要下海，没本事才留在机关。
在海南，他先是应聘进一家公司。短短的几个月，兰世立从业务员低起点被连续提拔，公关经理、业务部长、实业部长，很快坐到了总经理助理的位置。之后，他离开海南，吸引了一笔外部资金和项目回到武汉。1991年，兰世立成立东星电子有限公司，当时他在日记里写道：“我要让东星的旗帜插遍世界的每个角落！”
1992年，兰世立在武汉投资1000多万元开了一家集酒店与娱乐于一体的“东宫”，从澳门专门聘请经理来，澳门怎么做我们就怎么做。“东宫”一炮打响，一天几十万元的营业额。兰世立乘胜追击，又在汉口建了“西宫”。这个阶段，26岁的兰世立拥有包括总统级轿车及奔驰、宝马数十辆，在武汉大街小巷轰动一时。当然，兰世立买回这些车不是为了炫耀的。他把这些车以个人名义“借”给当时武汉市各大相关人员免费使用，这不仅让他在社会地位上迅速跻身湖北上流社会，也为企业发展提供了更多的实在便利。
1993年，兰世立进入旅游业，成立了东星旅游公司。2003年，收购汉口国旅，获得出境权。在北京、上海、深圳展开并购旅行社行动。2005年，获得中国民航总局批准，兰世立筹建东星航空有限公司，总部处于湖北省武汉市，主运营基地为武汉天河国际机场。
兰世立说，自己最大的优势是做市场、跑业务，喜欢亲自体验之后进行研究，找出自己能够超越对手的办法。
弱点：政府关系
据了解，在早年“借”豪华轿车的过程中，兰世立因拒绝了海关某领导向他“借”车的要求，对方以非法走私为名从厦门海关追到武汉，要求对兰世立的外资公司经营资格进行审查，此事甚至惊动公安部。
《长江日报》一名记者回忆说，在武汉举办的一次高规格经济论坛上，兰世立公开对湖北的投资环境表示异议。而主席台上，湖北省一名重要官员在座。“湖北的投资环境不好，那你的航空公司怎么办下来的啊？”会上，当着众企业家和媒体记者的面，该官员直斥兰世立。
2007年5月的一个晚上，湖北省政府一位领导对兰世立进行了一次面对面的劝诫：“第一你不能天天到处飞来飞去，到处接受采访、演讲，多点时间抓好内部管理；第二是要严谨，你要紧开口慢开言，须知祸从口出，說的话、做的事要考虑别人的感受……”
2008年，兰世立还做了一件在很多熟人看来很幼稚的事情。因一笔债务纠纷，兰世立为了给武汉市交通运输委员会施加压力，连续一个星期派出百余名员工到交委办公楼前静坐。
2009年1月与中国航空工业集团（下称“中航集团”）签订意向合作协议时，按照常规，入场时应是官员走在前面，企业人员陪在后面，但兰世立旁若无人地走在了一位地方权威官员的身前。
坠落：雾锁东星
2009年1月7日，在政府督促下，东星航空与中航在武汉江城明珠酒店签订了《东星航空有限公司与中国航空集团公司重组意向协议书》，主要内容核心条款是：中航以象征性的1元人民币的价格收购100%东星航空的股权；以归还借款的名义，归还东星航空向东星集团及关联公司借款1.4亿元，中航负责东星航空的债权。
3月10日，湖北省与中航集团签署了一份关于建设武汉航空枢纽的构架性协议，但这份看似双赢的协议，兰世立却并不满意，这让积极斡旋的政府陷入尴尬处境。
3月12日之后，事态急转直下，兰世立在机场第四次被捕，他认为当地政府的逼迫行为无异于让其签署城下之盟，不肯就范。知情人士称，在被监视居住期间，兰世立曾连续多天不吃不喝，20多天下来，每天体重要掉半斤。肌肉出现明显萎缩。他曾一度头疼难忍，据说将房间内的床板咬出了很大一道口子。
坊间传言，有政府官员对他明确表示，只要与中航集团合作，兰世立就会是另外一个结果。兰世立针锋相对，甚至对前来斡旋的政府官员说，即使砍了他的双手，他也不会签字。这不禁让人想起他的语录之一，“个性太强，容易折断；个性太弱，就任人蹂躏” 。
3月13日，兰世立藉由东星集团发表简短声明拒绝和中航合作，这让当地政府陷入极度被动和尴尬的境地。兰世立此举再度激怒武汉市政府，他们本来等着东星的体面收场，如今只能选择强制执行。
3月14日，武汉市政府即发函要求停飞东星航空航班，随后东星方面试图提交行政复议，被政府拒绝。拒绝与中航集团合作后，东星航空逐渐走向死亡。
来自武汉的《长江日报》报道称，3月14日上午11时，兰世立从珠海闯关，试图出境，被边防人员发现，通知武汉公安押回武汉。事后，中国航空集团领导十分气愤地说：“兰世立就是通过巨额债务和公共安全来绑架政府，要挟政府，是明显的欺诈行为”。
2009年东星集团曾多次递交了对东星航空的“重组”申请，全部被拒。同年12月12日，兰世立通过15天的绝食被取保候审，结束近9个月的监禁保外就医。但短短四个月之后，2010年4月，兰世立因逃避追缴所欠税款5000多万元，被武汉中院一审判处有期徒刑4年。
2011年年初，兰世立的《遗书》惊现网络并迅速传遍各大网络，但又在同一时间段相关帖子大都被删除。《遗书》称东星债务被放大十多倍，文中写道“我会不会犯罪？有没有犯罪？你们心中是雪亮的。……我的死，不过是在中国经济革命的征途中多了一名烈士。我要用我的鲜血去唤醒那些被他们欺骗的民众，让他们知道“东星航空事件”的真相……我再也无法忍受他们这样利用卑劣的手段所进行的折磨了。更不能容忍他对我一世英名的玷污，我要用生命来与他们进行抗争……”
遗书曝光之后的2011年2月28日，东星集团谨慎召开记者招待会，宣布原东星航空的大股东，湖北东星集团有限公司与武汉东星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将行政诉讼起诉民航中南管理局，刑事诉讼申诉兰世立无罪。随后广州市白云区法院正式受理此案。据了解，东星集团在广州起诉民航中南局的同时，也在武汉起诉了武汉市政府，但后一诉讼至今未获受理。东星集团总裁助理兰剑敏表示，“官司最终能否打赢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希望（能让公众了解），我们没有享受到公民的合法权益。”
来自武汉的《长江日报》在3月底的一则报道称“如果把东星航空比作一栋大厦，2008年到来的金融危机就是一场地震。在这场突如其来的地震中，东星航空这栋大厦被震得摇摇欲坠。人们发现，这原本就是一栋“豆腐渣”工程……兰通过漫天要价故意提出了让政府难以满足的条件……并引用《 三联生活周刊》评论称，他（兰世立）的想象力常常超越了制度现实和自己的资金能力……”。
目前，东星航空的飞行员大部分进入中航集团旗下的国航湖北分公司工作。在破产清算过程中，东星航空的航材等资产被國航湖北分公司拍得。除东星航空外，东星集团的酒店、房地产、旅游等业务板块也基本停滞，原6000多名员工只剩下100余人。
据称，即便身陷囹圄，兰世立还在盘算着有机会时把自己的经历写成书，证实自己的清白。他还在谋划着把自己创办多年的“95151”电信平台，打造成整合各种资源、让人们生活离不开的平台，以此为基点寻找东山再起的机会。
知名财经评论员唐学鹏在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表示,东星航空“坠机”事件的症结在于民营企业家觉得市场竞争环境不公平，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在竞争落败之后，内心不服，所以才会出现激烈的举动。政府方面也需要合理定位自己的角色，应该是全民的政府，而不应该是国企的政府，在民企和国企中不应该有所偏护。“民营企业遭遇与此类似的事情，如果觉得不公平，应该更多地呼吁和推动市场规则和法治的进步，而不是硬碰，要么就直接认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