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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季度物价呈现逐月提高的态势，居民消费价格CPI同比上涨5.0%，已经超出全年4%的调控目标，翘尾因素逐月抬高是主要因素，新涨价因素已经出现环比下降的情况；3月份居民消费价格同比上涨5.4%，创出32个月新高，环比下降0.2%。
一、通胀压力过大仍然是现阶段我国宏观经济运行中的主要矛盾和中短期风险因素
（一）总供给方面因素
一是结构性供给不足导致食品和居住价格上涨，生鲜食品的价格上涨成为推动食品价格上涨的主因，居住类价格快速上升是我国当前结构性通胀另一个重要表现。二是国际大宗商品价格上涨加大输入性通胀风险，成为来自于外部的成本推动因素。三是劳动力工资快速上涨成为来自内部的成本推动因素，通货膨胀与劳动力成本上升密切相关，最低工资标准的提高和劳动力报酬的不断上升也增加了企业的运营成本，从而加大PPI向CPI传导的压力。
（二）总需求方面
一是投资拉动致使主动超发货币——流动性泛滥的国内基础。货币供应量本身就属于总需求范畴，近两年的货币扩张使通货膨胀的货币基础和环境已经存在。货币供应量主动过度增长，成为推动通胀的直接因素和根本原因。二是外贸顺差、热钱流入导致被动超发货币——流动性泛滥的国际基础。持续不断的巨额资本流入，尤其是巨额经常项目顺差致使央行被迫在市场上购汇并大量投放基础货币。央行一直不得不为此持续采取包括央票对冲在内的诸多手段，加以紧缩，但央行只能对冲其中一部分，市场流动性依然十分充裕，很容易引发通胀。三是超发的货币推动资产价格尤其是房价急剧膨胀、泡沫化严重，形成一个清晰逻辑，即货币超发—资产泡沫—物价上涨，这是长期货币超量累积的过程。超量的货币推动土地和房产价格起来后，才通过相应的传递渠道向物价的各个领域扩散。这是一个长期累积的结果。
综合而言，尽管需要密切关注外部冲击对我国通货膨胀产生的短期影响，但影响我国通货膨胀的主要因素并非输入性，仍是来源于国内。在中长期内，对我国通胀具有决定性作用的是GDP增长率，经济增长速度是推动中国通胀的“核心因素”和“持久因素”。特别是，如果物价的上涨进而倒逼工资不得不随之上涨，形成“物价—工资”螺旋式上升的态势和自我强化的循环，则将是最令人疾首的。因此，收紧货币不是万能的，它不能解决通胀的深层次问题，但想要抑制通胀不收紧货币却是万万不能的。
二、今年全年物价走势预测
（一）经济增长速度今年仍有可能较快
当前正处于一个政治周期的交替期，很多地方政府在今年换届，明年又将迎来党十八大。再加上今年是“十二五”规划的开局之年和建党90周年，各地将有大量的投资完成。这些政治推动因素有可能把今年的经济增长速度由偏快推向过热。
（二）农产品价格上涨具有客观性和持久性
第一，工业化、城镇化发展使农村耕地面积逐步减少，维持稳定的农产品供求关系变得很困难；第二，包括化肥、农药、种子等生产资料价格和农业劳动力成本在内的农业生产成本持续性上升；第三，受美元贬值等多重因素影响，国际农产品价格也将在相对高位震荡；第四，不可预见的自然灾害的影响。此外，尽管我国粮食连续7年丰收，但这并不必然导致粮食价格和居民消费价格的稳定。我国的粮食还远未达到供过于求的地步，农产品的供求平衡仍是一种“紧平衡”，缺少长期、持续、稳定平衡的基础，一些品种（如大豆）的供求缺口在持续扩大，不能因为粮食连年丰收而对物价上涨压力掉以轻心。
（三）低要素成本时代很难再现
包括劳动力在内的各种要素成本以及水、电、油、气等资源性产品价格上升将会在一定程度上推动物价上涨。由于我国部分生产要素的价格还没有完全市场化，由政府管制造成价格扭曲的情况还普遍存在。未来中国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意味着这些有限的资源或要素的成本最终必将上涨。
（四）国际大宗商品价格上涨导致输入型通胀压力骤增，未来通胀形势变得更加复杂
最近几个月随着美元的不断贬值，国际大宗商品价格出现明显上涨，特别是一季度以来，东有日本大地震，西有中东、北非政局动乱，特别是愈演愈烈的利比亚内战导致全球石油市场供给减少及对短期供应的悲观预期，这些都成为油价上涨的直接推动因素。综合各方面因素来看，今年国际大宗商品价格或将呈现趋势性上涨，且各品种的分化波动会加剧，将对我国经济产生严重负面影响，将长期加大输入型通胀的压力，并继而强化成本推动型的通胀，增加国内宏观调控的难度。
（五）产能过剩和市场总体供过于求并不必然导致通胀不可出现
长期以来，很多学者认为，中国制造业存在明显的产能过剩，并且商品市场总体供过于求，这会在很大程度上抑制通胀水平上升。对此需要全面分析。事实上，产能适度过剩是一个行业甚至一个经济体正常运行的合理状态和必要条件。一个行业有新投资项目，并不等于将来一定会加剧产能过剩。企业在建产能是针对未来市场需求的。只要一个行业未来市场需求看好，企业就会投资和增加产能。从历史上看，很多被认定为产能过剩的行业，比如钢铁和水泥行业的产能一直在持续扩张，两个行业盈利水平正常，不存在许多企业倒闭破产。在通胀趋势及通胀预期形成的情况下，这些所谓的“产能过剩行业”往往宁可减产也不降价。
（六）物价上涨的货币基础依然存在
尽管自去年下半年以来已连续7次提高存款准备金率、4次提高利率，但回收流动性不是一朝一夕，前期货币信贷高增长的时滞效应还将持续一段时间。
（七）翘尾是今年物价上涨很重要的一个因素
即便不考虑新涨价因素，今年的翘尾因素将继续拉升CPI。未来6个月CPI翘尾因素均超过2.5个百分点，仅此一项就将推动CPI居高不下。
综上所述，2011年物价虽然不会全面失控，但可能超出市场预期，要在第二、三季度才能达到高点，全年都将在相对高位持续运行，4%预期调控目标的实现面临较大不确定性。
三、控制通胀的建议
（一）依靠货币政策控制银行体系流动性，控制通胀货币基础
解决中国目前的通货膨胀现象，必须把重点放在货币供应上，想尽一切办法把货币投放量减下来，着力遏制流动性泛滥的局面。管理货币投放，要把重点放在控制包括信贷投放量在内的全社会融资总量上，关键在于约束政府投资和财政需求，抑制实体经济的旺盛需求。银行体系要能吸引资金回流银行，而不是逼大量资金从体系内出走，这是当前实现积极的正利率的意义所在。为此，应及时根据宏观经济和金融变量指标的变化，合理灵活搭配数量型工具和价格型工具，适当加大利率和汇率等数量型工具的使用。鉴于目前的利率水平仍然不足以抑制通胀，应继续提高基准利率，释放更加强烈和明确的管理通胀预期的信号，尽快扭转长期负利率局面。这不仅是应对负利率、抑制通胀的需要，也是降低投资需求、巩固刚刚出现的房地产市场调控效果的需要。与此同时，推进利率市场化进程，增加人民币汇率弹性，做好货币政策与监管工具之间的协调，有效遏制资产市场泡沫，缓解通胀压力。
（二）加强对全社会流动性的管理和疏导，主动增加资产的供给以吸收超发的货币
增加民间投资渠道，向国内资金开放金融与实体市场，引导社会资本和新增信贷流向实体经济、第三产业、社会事业以及“三农”领域。大力发展直接融资，完善资本市场，不仅没有货币派生和货币创造功能，不会导致M2增长，在满足资金要求的同时又不会引起通胀压力。而且资本市场的风险分担机制使其更有积极性进入到风险比较高的行业中，如支持经济结构调整和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这既有利于拓宽国内投资渠道，又有利于将投资到房地产的资金平稳适度向股市分流，引导房价合理回归。
（三）调整商品供需结构，增加农产品供给，管理好食品价格，稳定通胀预期
采用多渠道增加国内粮食及农产品供应，进一步强化和完善“米袋子省长负责制”和“菜篮子市长负责制”，搞好运输调配，畅通绿色通道，增加大中城市蔬菜供应，促进供需相对平衡；用经济和法律的方式管理市场的正常秩序，打击农产品投机炒作行为；强化对水利建设、农田基本建设等农业基础设施建设的信贷支持，大力改善农业生产的基础条件；对低收入群体和贫困人群，应尽快建立起应对物价上涨的动态补贴机制，最低生活保障、基本养老保险、失业保险标准与物价上涨挂钩的联动机制。
（四）打破跨国公司对大宗商品定价的垄断，增强我国企业对国际大宗商品价格的话语权
利用中国需求的力量，积极发展期货市场，抓紧建立和完善重要战略性资源的期货市场和战略储备，增强我国对大宗商品定价的“发言权”，力争使我国成为某些大宗进口商品的全球定价中心。
（五）扩大海外投资规模，建立资源海外供应基地
通过获得更多的海外资源勘探权和开发权，建立稳定的海外资源供应渠道和基地，从源头上消除价格波动的影响，保证大宗商品的安全供应，以打破跨国公司对资源和价格的垄断，打破经济长远发展的能源资源约束。
（王军，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经济学博士）
一、通胀压力过大仍然是现阶段我国宏观经济运行中的主要矛盾和中短期风险因素
（一）总供给方面因素
一是结构性供给不足导致食品和居住价格上涨，生鲜食品的价格上涨成为推动食品价格上涨的主因，居住类价格快速上升是我国当前结构性通胀另一个重要表现。二是国际大宗商品价格上涨加大输入性通胀风险，成为来自于外部的成本推动因素。三是劳动力工资快速上涨成为来自内部的成本推动因素，通货膨胀与劳动力成本上升密切相关，最低工资标准的提高和劳动力报酬的不断上升也增加了企业的运营成本，从而加大PPI向CPI传导的压力。
（二）总需求方面
一是投资拉动致使主动超发货币——流动性泛滥的国内基础。货币供应量本身就属于总需求范畴，近两年的货币扩张使通货膨胀的货币基础和环境已经存在。货币供应量主动过度增长，成为推动通胀的直接因素和根本原因。二是外贸顺差、热钱流入导致被动超发货币——流动性泛滥的国际基础。持续不断的巨额资本流入，尤其是巨额经常项目顺差致使央行被迫在市场上购汇并大量投放基础货币。央行一直不得不为此持续采取包括央票对冲在内的诸多手段，加以紧缩，但央行只能对冲其中一部分，市场流动性依然十分充裕，很容易引发通胀。三是超发的货币推动资产价格尤其是房价急剧膨胀、泡沫化严重，形成一个清晰逻辑，即货币超发—资产泡沫—物价上涨，这是长期货币超量累积的过程。超量的货币推动土地和房产价格起来后，才通过相应的传递渠道向物价的各个领域扩散。这是一个长期累积的结果。
综合而言，尽管需要密切关注外部冲击对我国通货膨胀产生的短期影响，但影响我国通货膨胀的主要因素并非输入性，仍是来源于国内。在中长期内，对我国通胀具有决定性作用的是GDP增长率，经济增长速度是推动中国通胀的“核心因素”和“持久因素”。特别是，如果物价的上涨进而倒逼工资不得不随之上涨，形成“物价—工资”螺旋式上升的态势和自我强化的循环，则将是最令人疾首的。因此，收紧货币不是万能的，它不能解决通胀的深层次问题，但想要抑制通胀不收紧货币却是万万不能的。
二、今年全年物价走势预测
（一）经济增长速度今年仍有可能较快
当前正处于一个政治周期的交替期，很多地方政府在今年换届，明年又将迎来党十八大。再加上今年是“十二五”规划的开局之年和建党90周年，各地将有大量的投资完成。这些政治推动因素有可能把今年的经济增长速度由偏快推向过热。
（二）农产品价格上涨具有客观性和持久性
第一，工业化、城镇化发展使农村耕地面积逐步减少，维持稳定的农产品供求关系变得很困难；第二，包括化肥、农药、种子等生产资料价格和农业劳动力成本在内的农业生产成本持续性上升；第三，受美元贬值等多重因素影响，国际农产品价格也将在相对高位震荡；第四，不可预见的自然灾害的影响。此外，尽管我国粮食连续7年丰收，但这并不必然导致粮食价格和居民消费价格的稳定。我国的粮食还远未达到供过于求的地步，农产品的供求平衡仍是一种“紧平衡”，缺少长期、持续、稳定平衡的基础，一些品种（如大豆）的供求缺口在持续扩大，不能因为粮食连年丰收而对物价上涨压力掉以轻心。
（三）低要素成本时代很难再现
包括劳动力在内的各种要素成本以及水、电、油、气等资源性产品价格上升将会在一定程度上推动物价上涨。由于我国部分生产要素的价格还没有完全市场化，由政府管制造成价格扭曲的情况还普遍存在。未来中国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意味着这些有限的资源或要素的成本最终必将上涨。
（四）国际大宗商品价格上涨导致输入型通胀压力骤增，未来通胀形势变得更加复杂
最近几个月随着美元的不断贬值，国际大宗商品价格出现明显上涨，特别是一季度以来，东有日本大地震，西有中东、北非政局动乱，特别是愈演愈烈的利比亚内战导致全球石油市场供给减少及对短期供应的悲观预期，这些都成为油价上涨的直接推动因素。综合各方面因素来看，今年国际大宗商品价格或将呈现趋势性上涨，且各品种的分化波动会加剧，将对我国经济产生严重负面影响，将长期加大输入型通胀的压力，并继而强化成本推动型的通胀，增加国内宏观调控的难度。
（五）产能过剩和市场总体供过于求并不必然导致通胀不可出现
长期以来，很多学者认为，中国制造业存在明显的产能过剩，并且商品市场总体供过于求，这会在很大程度上抑制通胀水平上升。对此需要全面分析。事实上，产能适度过剩是一个行业甚至一个经济体正常运行的合理状态和必要条件。一个行业有新投资项目，并不等于将来一定会加剧产能过剩。企业在建产能是针对未来市场需求的。只要一个行业未来市场需求看好，企业就会投资和增加产能。从历史上看，很多被认定为产能过剩的行业，比如钢铁和水泥行业的产能一直在持续扩张，两个行业盈利水平正常，不存在许多企业倒闭破产。在通胀趋势及通胀预期形成的情况下，这些所谓的“产能过剩行业”往往宁可减产也不降价。
（六）物价上涨的货币基础依然存在
尽管自去年下半年以来已连续7次提高存款准备金率、4次提高利率，但回收流动性不是一朝一夕，前期货币信贷高增长的时滞效应还将持续一段时间。
（七）翘尾是今年物价上涨很重要的一个因素
即便不考虑新涨价因素，今年的翘尾因素将继续拉升CPI。未来6个月CPI翘尾因素均超过2.5个百分点，仅此一项就将推动CPI居高不下。
综上所述，2011年物价虽然不会全面失控，但可能超出市场预期，要在第二、三季度才能达到高点，全年都将在相对高位持续运行，4%预期调控目标的实现面临较大不确定性。
三、控制通胀的建议
（一）依靠货币政策控制银行体系流动性，控制通胀货币基础
解决中国目前的通货膨胀现象，必须把重点放在货币供应上，想尽一切办法把货币投放量减下来，着力遏制流动性泛滥的局面。管理货币投放，要把重点放在控制包括信贷投放量在内的全社会融资总量上，关键在于约束政府投资和财政需求，抑制实体经济的旺盛需求。银行体系要能吸引资金回流银行，而不是逼大量资金从体系内出走，这是当前实现积极的正利率的意义所在。为此，应及时根据宏观经济和金融变量指标的变化，合理灵活搭配数量型工具和价格型工具，适当加大利率和汇率等数量型工具的使用。鉴于目前的利率水平仍然不足以抑制通胀，应继续提高基准利率，释放更加强烈和明确的管理通胀预期的信号，尽快扭转长期负利率局面。这不仅是应对负利率、抑制通胀的需要，也是降低投资需求、巩固刚刚出现的房地产市场调控效果的需要。与此同时，推进利率市场化进程，增加人民币汇率弹性，做好货币政策与监管工具之间的协调，有效遏制资产市场泡沫，缓解通胀压力。
（二）加强对全社会流动性的管理和疏导，主动增加资产的供给以吸收超发的货币
增加民间投资渠道，向国内资金开放金融与实体市场，引导社会资本和新增信贷流向实体经济、第三产业、社会事业以及“三农”领域。大力发展直接融资，完善资本市场，不仅没有货币派生和货币创造功能，不会导致M2增长，在满足资金要求的同时又不会引起通胀压力。而且资本市场的风险分担机制使其更有积极性进入到风险比较高的行业中，如支持经济结构调整和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这既有利于拓宽国内投资渠道，又有利于将投资到房地产的资金平稳适度向股市分流，引导房价合理回归。
（三）调整商品供需结构，增加农产品供给，管理好食品价格，稳定通胀预期
采用多渠道增加国内粮食及农产品供应，进一步强化和完善“米袋子省长负责制”和“菜篮子市长负责制”，搞好运输调配，畅通绿色通道，增加大中城市蔬菜供应，促进供需相对平衡；用经济和法律的方式管理市场的正常秩序，打击农产品投机炒作行为；强化对水利建设、农田基本建设等农业基础设施建设的信贷支持，大力改善农业生产的基础条件；对低收入群体和贫困人群，应尽快建立起应对物价上涨的动态补贴机制，最低生活保障、基本养老保险、失业保险标准与物价上涨挂钩的联动机制。
（四）打破跨国公司对大宗商品定价的垄断，增强我国企业对国际大宗商品价格的话语权
利用中国需求的力量，积极发展期货市场，抓紧建立和完善重要战略性资源的期货市场和战略储备，增强我国对大宗商品定价的“发言权”，力争使我国成为某些大宗进口商品的全球定价中心。
（五）扩大海外投资规模，建立资源海外供应基地
通过获得更多的海外资源勘探权和开发权，建立稳定的海外资源供应渠道和基地，从源头上消除价格波动的影响，保证大宗商品的安全供应，以打破跨国公司对资源和价格的垄断，打破经济长远发展的能源资源约束。
（王军，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经济学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