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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巴金与靳以是文坛密友，二人的文学观有许多相通之处。不过，他们的不同也是很明显的：巴金始终强调对人性的挖掘，尤其是在20世纪40年代，他完成了创作的蜕变；而靳以随着政治热情的高涨，在创作中对于人性越来越加以排斥，个人主体精神因素亦日益稀薄。
关键词：靳以 巴金 文学观 人性
巴金与靳以在现代中国文学史中，往往被相提并论。从20世纪30年代共同在北平编辑《文学季刊》，一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合作创办《收获》，二人一直是编辑工作中的好搭档，也是尽人皆知的文坛密友。值得注意的是，由于靳以的文学成就不如巴金，好多研究都是将他作为巴金的陪衬加以论述的，这无疑遮蔽了二人各自文学观的独特性，也不利于对他们的创作进行深入研究。靳以与巴金的友谊，是从共同编辑1934年元月创刊的《文学季刊》开始的。二人曾在一个屋檐下，不但一起看稿子，甚至还隔着一张桌子写作。作为革命民主主义作家阵营中的代表人物，靳以与巴金在多年的编辑共事中，文学观与创作手法有很多相似、相通之处。比如，他们都反对“为艺术而艺术”的纯文学取向，始终以文学为战斗的武器。所以，在二人的创作过程中，强烈的历史使命感与社会责任感是一致的。此外，巴金早期的小说《灭亡》《新生》《爱情的三部曲》，涌动着青春的激情，强烈的抒情色彩十分明显。这也是靳以许多小说的特点。
但是，应该特别注意到二人的不同之处。靳以的创作，不像巴金那样更多地付诸现实行动，比如像《爱情的三部曲》那样浓墨重彩地描绘具有群体组织性质的进步青年，而是更多地着眼于个体情绪的抒发。此外，靳以笔下的革命者形象，比如中篇小说《秋花》中的方明生，具有更多浓重的颓废色彩。总之，同为充满激情的、对现实世界进行否定的作家，巴金因为具有更为坚定的无政府主义信仰，其小说通过人物的具体行动而更富有建设性，靳以则因强化了虚无因素，而流露出更为强烈的破坏倾向。靳以最终并没有像巴金那样成为一流的作家，是值得反思的。不可否认，文学成就方面的差距，有才华与天资的因素。巴金尽管也是激情型作家，也有极端情绪化的弊病，但如果与靳以对比，其小说无论是布局谋篇、器局气魄，还是哲理意蕴、思想深度，都要有明显的超越。此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因素，巴金、靳以的文学观念，有时并不是完全一致的。其中最明显的事例，就是在对曹禺名作《雷雨》发表一事上的不同态度。经笔者考辨，《雷雨》发表确乎主要得益于巴金的慧眼识珠，而靳以并没有发现其真正的艺术价值。在此事上，巴金与靳以的根本分别，是本乎文学对于人性挖掘的不同理解。靳以更强调文学的社会性，而对人性较为排斥，巴金在关注社会性的同时，亦对人性较为关注。{1}这一重大分野，又潜在地使二人此后文学创作产生了本质性的区别。
在日渐成熟的文学观念中，靳以极为看重作品的内容，而且特别强调真实。而这种真实观，结合其自身的创作来看，就是特别关注作品的题材，即一方面强调自身情绪的真实流露，另一方面尤其强调真实地暴露黑暗的现实。在他眼中，只有这样文学创作才算充分发挥了作用。不过，在这样的“真实观”支配下，难免有夸大矫饰的成分，而忽略对于人性的深入挖掘。靳以自己一直没有发现这样的问题，并且他一直延续这样的思路：无论是创作实践与编辑方针，都喜欢直奔主题的作品。对自身的文学创作以及所选择的创作方向，靳以总是显得无比自信，可以说他对自己作品的精神内涵，始终是满意的。这种心态在写作抗战长篇小说《前夕》中，得到了最大程度的膨胀与爆发：
我是以我对于新一代的信心和感情才用我那无用的笔来描画一些影迹，使它能附丽这不朽的青年群上而留下一个名字。……他们不是死亡，就是战斗——也许有些灰懒的，倦的，追随不上他人的，可是没有和敌人妥协的，也没有落水出水的，更不说做敌人的爪牙了。（《前夕》跋）
这显然张扬了自我与人物的同一性。《前夕》是靳以唯一的长篇，艺术性很差，事实证明他驾驭这样的篇幅和题材并不合适。相形之下，尽管也强调作品的现实意义与战斗功能，在长篇小说创作领域早已取得巨大成就的巴金，对自身抗战题材长篇的态度则很值得回味，如认为《火》因为是宣传性的，“全是失败之作”（《 关于〈火〉》），这显然源于他对主题先行侵蚀审美效果的反省。这种对于艺术反思的自觉，与靳以近乎狂热的欣喜恰成鲜明对比。进而言之，巴金的创作历程，并没有仅仅停留在炽热而失之浮泛的情感宣泄阶段。随着对人生的深切咀嚼与提炼，使巴金在某种程度上参悟了契诃夫冷峻、沉郁、深刻的现实主义，从而脱离了早期单纯明朗的浪漫抒情风格。20世纪40年代，他创作的《憩园》《寒夜》，成为比早期小说艺术上远为成熟的作品，足以成为现代文学史上的传世精品。
在这方面，靳以则与巴金形成了强烈的反差：他一直没有很好地完成激愤情感的沉淀，进而促成个人创作的升华，反而更像一个长期处于情绪骚动期、远未走向成熟的“五四”青年。作为一个曾经写过优秀作品的著名作家，一个声誉卓著的文学编辑家，一个有着广泛阅读经验的读者，靳以对于艺术修养应有一定的心得。然而，正是由于他明确地认为“形式不是主要问题，主要是它的思想性”（《过去的脚印》序），使其创作越来越趋于贫乏，这也必然影响到他的其他文学活动。
靳以在抗战开始后直至去世，政治热情的高涨远远超过了巴金，也更加轻视了对于艺术的深入探索。靳以与巴金之间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后的关系，很能说明问题。在参加2009年10月于上海召开的“纪念靳以先生诞辰100周年座谈会暨学术研讨会”期间，笔者曾与年已八旬的程极明先生进行过交流。他曾任上海学生自治会主席，是与靳以交往最为密切的学生之一。据他回忆，在大学与靳以交往期间，师生二人常常在一起彻夜长谈，不过在一起聊政治要远远多于谈文学。而且据其透露，靳以在1949年以后，对老友巴金的政治热情不高，还表达了强烈不满。巴金本人在悼念靳以的文章中也承认：“这些年总是你走在我的前面，你的声音比我的响亮。”（《哭靳以》）巴金还这样回忆二人在1949年以后，对于各自以往文学创作的态度：
靳以刚刚活了五十岁。最后十年他写得不多。他很谦虚，在50年代他就否定了自己过去的作品，我还记得有一次，不是1955年就是56年，我们在北京开会，同住一个房间，晚上我拿出《寒夜》横排本校样在灯下校改，他看见了就批评我：“你为什么还要重印这种书？”我当时还不够谦虚，因此也只是笑笑，仍旧埋头看校样。后来《寒夜》还是照常出版。但是，两三年四五年以后我自己也感到后悔，终于彻底否定了它。（《〈靳以选集〉序》）
显然，靳以对于过去“不健康”创作思想进行清算的决心，远远大于巴金。关于文学批评的问题，二人也出现过分歧。据钱谷融先生回忆，这发生在1958年的一次文艺会议上：
……有人提到罗曼·罗兰的《约翰·克利斯朵夫》正大受青年人的青睐，对作品主人公特立独行、惊世骇俗的言谈举止群起仿效，产生了一些消极作用。靳以就引用当时流行的《“越是精华越要批判”》的说法，主张对《约翰·克利斯朵夫》也要进行批判。巴金听了就说：“你的批评文章的力量，能胜过罗曼·罗兰的文章的力量吗？”{2}
巴金一直对罗曼·罗兰很有敬意，如在致明兴礼的信中曾说：“靠着他，我发现一些高贵的心灵，在痛苦的当儿可以找到甜美，可以宰制住我的痛苦。他可做我们的楷模和典型。”对于心灵表现在文学中的不同理解，当是巴金、靳以二人一生的创作分歧所在。
总之，靳以自始至终都坚持一贯的文学观点，对善恶、是非问题取近乎极端的思维逻辑：“恶行”必受惩罚（实际上，现当代文学中的许多所谓“恶行”，今天看来是大成问题的），而对“人情”则很抵触。因此，与其对靳以的表述——“这个选集，与其说是个人创作生活的里程碑，不如说是一个小小的坟墓”（《过去的脚印》序）——视为其对艺术方面的反省{3}，不如说是他对个人创作的真正清算。“不仅我的脚步赶不上，我的思想也追不上。”（《江山万里》前言）这是完全符合靳以日趋高涨的政治热情的。不可否认，在靳以充满政治激情的文学之旅中，个人主体精神因素是日渐稀薄的。这都使他在文学道路上，与老友巴金之间的距离越来越远。
关键词：靳以 巴金 文学观 人性
巴金与靳以在现代中国文学史中，往往被相提并论。从20世纪30年代共同在北平编辑《文学季刊》，一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合作创办《收获》，二人一直是编辑工作中的好搭档，也是尽人皆知的文坛密友。值得注意的是，由于靳以的文学成就不如巴金，好多研究都是将他作为巴金的陪衬加以论述的，这无疑遮蔽了二人各自文学观的独特性，也不利于对他们的创作进行深入研究。靳以与巴金的友谊，是从共同编辑1934年元月创刊的《文学季刊》开始的。二人曾在一个屋檐下，不但一起看稿子，甚至还隔着一张桌子写作。作为革命民主主义作家阵营中的代表人物，靳以与巴金在多年的编辑共事中，文学观与创作手法有很多相似、相通之处。比如，他们都反对“为艺术而艺术”的纯文学取向，始终以文学为战斗的武器。所以，在二人的创作过程中，强烈的历史使命感与社会责任感是一致的。此外，巴金早期的小说《灭亡》《新生》《爱情的三部曲》，涌动着青春的激情，强烈的抒情色彩十分明显。这也是靳以许多小说的特点。
但是，应该特别注意到二人的不同之处。靳以的创作，不像巴金那样更多地付诸现实行动，比如像《爱情的三部曲》那样浓墨重彩地描绘具有群体组织性质的进步青年，而是更多地着眼于个体情绪的抒发。此外，靳以笔下的革命者形象，比如中篇小说《秋花》中的方明生，具有更多浓重的颓废色彩。总之，同为充满激情的、对现实世界进行否定的作家，巴金因为具有更为坚定的无政府主义信仰，其小说通过人物的具体行动而更富有建设性，靳以则因强化了虚无因素，而流露出更为强烈的破坏倾向。靳以最终并没有像巴金那样成为一流的作家，是值得反思的。不可否认，文学成就方面的差距，有才华与天资的因素。巴金尽管也是激情型作家，也有极端情绪化的弊病，但如果与靳以对比，其小说无论是布局谋篇、器局气魄，还是哲理意蕴、思想深度，都要有明显的超越。此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因素，巴金、靳以的文学观念，有时并不是完全一致的。其中最明显的事例，就是在对曹禺名作《雷雨》发表一事上的不同态度。经笔者考辨，《雷雨》发表确乎主要得益于巴金的慧眼识珠，而靳以并没有发现其真正的艺术价值。在此事上，巴金与靳以的根本分别，是本乎文学对于人性挖掘的不同理解。靳以更强调文学的社会性，而对人性较为排斥，巴金在关注社会性的同时，亦对人性较为关注。{1}这一重大分野，又潜在地使二人此后文学创作产生了本质性的区别。
在日渐成熟的文学观念中，靳以极为看重作品的内容，而且特别强调真实。而这种真实观，结合其自身的创作来看，就是特别关注作品的题材，即一方面强调自身情绪的真实流露，另一方面尤其强调真实地暴露黑暗的现实。在他眼中，只有这样文学创作才算充分发挥了作用。不过，在这样的“真实观”支配下，难免有夸大矫饰的成分，而忽略对于人性的深入挖掘。靳以自己一直没有发现这样的问题，并且他一直延续这样的思路：无论是创作实践与编辑方针，都喜欢直奔主题的作品。对自身的文学创作以及所选择的创作方向，靳以总是显得无比自信，可以说他对自己作品的精神内涵，始终是满意的。这种心态在写作抗战长篇小说《前夕》中，得到了最大程度的膨胀与爆发：
我是以我对于新一代的信心和感情才用我那无用的笔来描画一些影迹，使它能附丽这不朽的青年群上而留下一个名字。……他们不是死亡，就是战斗——也许有些灰懒的，倦的，追随不上他人的，可是没有和敌人妥协的，也没有落水出水的，更不说做敌人的爪牙了。（《前夕》跋）
这显然张扬了自我与人物的同一性。《前夕》是靳以唯一的长篇，艺术性很差，事实证明他驾驭这样的篇幅和题材并不合适。相形之下，尽管也强调作品的现实意义与战斗功能，在长篇小说创作领域早已取得巨大成就的巴金，对自身抗战题材长篇的态度则很值得回味，如认为《火》因为是宣传性的，“全是失败之作”（《 关于〈火〉》），这显然源于他对主题先行侵蚀审美效果的反省。这种对于艺术反思的自觉，与靳以近乎狂热的欣喜恰成鲜明对比。进而言之，巴金的创作历程，并没有仅仅停留在炽热而失之浮泛的情感宣泄阶段。随着对人生的深切咀嚼与提炼，使巴金在某种程度上参悟了契诃夫冷峻、沉郁、深刻的现实主义，从而脱离了早期单纯明朗的浪漫抒情风格。20世纪40年代，他创作的《憩园》《寒夜》，成为比早期小说艺术上远为成熟的作品，足以成为现代文学史上的传世精品。
在这方面，靳以则与巴金形成了强烈的反差：他一直没有很好地完成激愤情感的沉淀，进而促成个人创作的升华，反而更像一个长期处于情绪骚动期、远未走向成熟的“五四”青年。作为一个曾经写过优秀作品的著名作家，一个声誉卓著的文学编辑家，一个有着广泛阅读经验的读者，靳以对于艺术修养应有一定的心得。然而，正是由于他明确地认为“形式不是主要问题，主要是它的思想性”（《过去的脚印》序），使其创作越来越趋于贫乏，这也必然影响到他的其他文学活动。
靳以在抗战开始后直至去世，政治热情的高涨远远超过了巴金，也更加轻视了对于艺术的深入探索。靳以与巴金之间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后的关系，很能说明问题。在参加2009年10月于上海召开的“纪念靳以先生诞辰100周年座谈会暨学术研讨会”期间，笔者曾与年已八旬的程极明先生进行过交流。他曾任上海学生自治会主席，是与靳以交往最为密切的学生之一。据他回忆，在大学与靳以交往期间，师生二人常常在一起彻夜长谈，不过在一起聊政治要远远多于谈文学。而且据其透露，靳以在1949年以后，对老友巴金的政治热情不高，还表达了强烈不满。巴金本人在悼念靳以的文章中也承认：“这些年总是你走在我的前面，你的声音比我的响亮。”（《哭靳以》）巴金还这样回忆二人在1949年以后，对于各自以往文学创作的态度：
靳以刚刚活了五十岁。最后十年他写得不多。他很谦虚，在50年代他就否定了自己过去的作品，我还记得有一次，不是1955年就是56年，我们在北京开会，同住一个房间，晚上我拿出《寒夜》横排本校样在灯下校改，他看见了就批评我：“你为什么还要重印这种书？”我当时还不够谦虚，因此也只是笑笑，仍旧埋头看校样。后来《寒夜》还是照常出版。但是，两三年四五年以后我自己也感到后悔，终于彻底否定了它。（《〈靳以选集〉序》）
显然，靳以对于过去“不健康”创作思想进行清算的决心，远远大于巴金。关于文学批评的问题，二人也出现过分歧。据钱谷融先生回忆，这发生在1958年的一次文艺会议上：
……有人提到罗曼·罗兰的《约翰·克利斯朵夫》正大受青年人的青睐，对作品主人公特立独行、惊世骇俗的言谈举止群起仿效，产生了一些消极作用。靳以就引用当时流行的《“越是精华越要批判”》的说法，主张对《约翰·克利斯朵夫》也要进行批判。巴金听了就说：“你的批评文章的力量，能胜过罗曼·罗兰的文章的力量吗？”{2}
巴金一直对罗曼·罗兰很有敬意，如在致明兴礼的信中曾说：“靠着他，我发现一些高贵的心灵，在痛苦的当儿可以找到甜美，可以宰制住我的痛苦。他可做我们的楷模和典型。”对于心灵表现在文学中的不同理解，当是巴金、靳以二人一生的创作分歧所在。
总之，靳以自始至终都坚持一贯的文学观点，对善恶、是非问题取近乎极端的思维逻辑：“恶行”必受惩罚（实际上，现当代文学中的许多所谓“恶行”，今天看来是大成问题的），而对“人情”则很抵触。因此，与其对靳以的表述——“这个选集，与其说是个人创作生活的里程碑，不如说是一个小小的坟墓”（《过去的脚印》序）——视为其对艺术方面的反省{3}，不如说是他对个人创作的真正清算。“不仅我的脚步赶不上，我的思想也追不上。”（《江山万里》前言）这是完全符合靳以日趋高涨的政治热情的。不可否认，在靳以充满政治激情的文学之旅中，个人主体精神因素是日渐稀薄的。这都使他在文学道路上，与老友巴金之间的距离越来越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