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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少明认为，中国哲学要走出困境，必须抛弃以往那种从中国传统的概念范畴寻找西方哲学理论注脚的路子，走用哲学论述中国自身的经验之路；并通过“器”、“惑”两个案例的分析，探讨了中国哲学研究的新途径。彭永捷对创建一种亦哲学亦思想的汉语哲学充满信心，认为必须深入到汉语世界的传统与现实土壤中来，才有可能产生具有独创性和代表性的汉语哲学作品。李维武认为，2l世纪中国哲学在理论形态上的建构，一方面要对20世纪中国哲学的全部积极成果予以继承，另一方面还要对20世纪中国哲学的不同与局限予以改造和克服。胡维希认为，今后中国哲学的发展方向，一是努力继承与发扬中国哲学的固有传统，二是积极开展与西方哲学的对话。周山认为，是否重视个案研究，不仅关系到能否准确理解和评判中国哲学，更在于能否科学建构21世纪中国哲学的新形态，就此而言，21世纪中国哲学的发展，既需要智慧，也需要情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