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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翻译是文化进行交流的过程，是信息合成和信息的传递，其本质是将一种语言转换成另一种语言。相应的，翻译的目的是让使用不同语言的人可以互相沟通，交流文化和文明。
关键词：翻译标准;变迁;动态化;多元化
1.正文
1.1 动态地看待中国翻译史
我国自从民族融合交流开始便有了“翻译”这一实践活动，但是当时翻译者的地位不高，被称为“舌人”“象胥”等社会地位不算高的称呼。
在我国翻译史上，各大名师推崇的翻译标准也不一样。后秦的鸠摩罗什主张意译;释道安主张严格的意译;初唐的三藏法师自创“新译”1，即类似于我们今天通用的“直译”“意译”之争，虽然大师们努力翻译译作传递经典，但是却没有正面给出系统的翻译标准体系。后严复从事翻译实践及理论研究工作，他总结了汉晋六朝翻译佛经的方法并结合自己的翻译实践，第一次在《天演论· 译例言》2里正面提出了“信达雅”这一翻译标准。他的这个标准影响很大，甚至统治了中国译界几十年，现在只要提到翻译便会第一时间想到这个标准。这是因为之前提过，在严复以前从事翻译的人并没有正面总结出系统的翻译体系，严复既首先提出了标准，后来译书的人多会按照这个标准要求自己。对严复的标准肯定也有争议，后人又提出了许多标准。
通过对于中国翻译史标准的纵览，我们发现所有的翻译标准都是动态化的：译者各自从自己对翻译文本和喜好出发，在时代背景影响下实践、观察后归纳出来的，都无法单一地对所有的翻译原理作出合理的解释。一百个读者就有一百个哈姆雷特，更何况译者本身行文风格、对译作的理解情况、喜好情况又各不相同。况且译作还要读者的评判，读者的受众面更广，意见更是不一，所以单纯拿某一个标准来评判译作是片面的，形而上学的。因此正是由于翻译标准的动态化，随时代变动的特点，决定了翻译的标准是多元化的，不是单向的、极端的、形而上的静止，而是不断自我完善的发展的辩证的。
1.2外国不同翻译学派的佐证观点
1.2.1 西方翻译学关于标准的讨论
西方历代的翻译标准，公元前46年，罗马帝国时期的西塞罗3撰写了《论最优秀的演说家》中，区分了翻译的两种基本方法——直译和意译;公元380年圣哲罗姆4的翻译集所作的序中，认为对词序、文采、辞格、韵味的处理存在着客观上的困难，文艺复兴时代的法国翻译家艾蒂安·多莱在1540年发表了《论佳译之方法》提出了五条翻译原则，都是从怎么译的角度来探讨翻译的;十七、十八世纪英国出现了两位翻译家约翰?德莱顿和泰特勒，德莱顿提出了翻译的三分法，即他把翻译的方法分为逐字译（metaphrase）、意译（paraphrase）和拟作（imitation）。他认为翻译是艺术，译者必须要考虑读者，也要绝对服从原作的意思。他本人认为意译是较好的翻译方法。
西方当代的翻译研究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开始取得长足的进展，卡特福德5等人主张翻译的语言学理论 、奈达6提倡功能对等翻译、纽马克7提出“语义”“交际”翻译方法，到诺德、弗米尔提出目的论等等，翻译研究开始逐渐兼顾翻译各方面的利益和要求，考虑进时代的背景和文化地位的不平等，从而译作的广度和深度亦随范围的扩展而拓宽，翻译标准也就随之发生了深刻的改变。
1.2.2 目的论的提出
目的论创新性地把翻译的重点由之前注重原文、原文作者转向到现在的译文、译文读者。跳出了之前圈子中直译与意译的无休止的争辩，而是从翻译的功能和目的出发，翻译策略、翻译方法都是根据翻译的目的来决定的。即不同的翻译目的对应不同的翻译方法，为达到某一翻译目的可以采取多种翻译方法，从而回避了诸如直译和意译如何抉择的两难处境。目的论使译本反转性地成为关注的重点，原文不再是决定翻译的主要因素，而翻译的目的成为了最重要的因素，这一观点为创作新颖译本提供了理论依据。
传统的翻译理论都是以原文为起点，译文为终点。因此衡量译文质量的标尺通常是原文，目的论则创造性的提出了一系列的翻译原则和方法，把译者从文本原语一一对应的转换为目的语的束缚中解放出来，形成以目的法则为主导的翻译标准多元化的理论体系。目的论从关注译作同原作的对等转向关注译者本身，关注译者在不同翻译策略之间进行选择的权力，认为翻译是在人为目的性参与下进行的，从而将目光转向了对翻译活动中其它相关因素的研究，拓宽了翻译研究的视野。形成了多元、动态的翻译研究局面，以行动理论和跨文化交际理论为基础，目的论为翻译研究探索了一条新路，虽然还有不足，但它拓宽了翻译研究的范围，用实践行动为标准这个模糊不清的概念奠定基础，让标准这个概念不再悬而不决，而是有现实的依据。
1.3 從实践中总结经验
1.3.1 共时性和历时性
翻译活动不是一种置身于失控之外的静态的活动，它是翻译主体在一定历史条件和文化背景中，通过具体的语言转换而进行的一种目的十分明确的实践活动，涉及众多的内部和外部因素。翻译活动在喜好，社会环境和社会意识三个层面均受到诸多因素的影响。从喜好层面看，在大多数情况下，翻译活动都是一种具有目的性的活动，而翻译的目的影响了对翻译作品的选择，译者的翻译立场以及所采取的翻译方法。从社会环境层面看，不同的国家、民族在语言、文学、文化、心理等方面存在着不容忽视的差异，这些差异阻碍了翻译活动的顺利进行。从社会意识看，翻译活动的主体是译者，而译者作为一个社会的人必然要受到意识形态等各方面要求上的约束。另一方面，对翻译的评价活动无法摆脱作为社会意识形态的影响。所以我们不能将翻译活动视作单纯的语言转换活动，应该认识到只有将翻译活动至于广阔的文化背景之下，通过考察影响制约它的种种内外部因素，才能更好地界定，理解这一渗透到人类社会各个领域的重要活动。
语言学中的共时性与历时性，是分别从静态与动态、横向与纵向的维度考察语言所在环境及其形态的视角。共时性是研究语言在某个特定时期表现出的特点以及内在联系;历时性是研究语言在整个历史长河中的变化，与其它时代语言特点的异同;共时性是写同时期的事情，横向对比语言和文化，而历时性则是从过去拉通到现在，是在纵向的历史长河中对比。因此，共时性与历时性两者有着辩证统一的关系。
1.3.2 通过实例比较共时性和历时性
首先是翻译的共时性，即横向对比同时期的翻译作品，从中可以看出翻译的多元化，受众群体不同，翻译手法不同，都会呈现风格不一样的作品。然后是历时性的例子，需要结合以前到现在辩证地看问题。
2. 总结
翻译活动是一个极富实践性、极为复杂的过程，是人们文明的交流活动，也是“多元化”的过程，是一种“动态”的过程。社会文明的变迁与发展，也会促使翻译标准随时代浪潮发生变化。即使翻译标准的表述没变，其内涵也会发生变化。翻译的共时性与历时性观点是指导一切翻译活动的主导线。
参考文献
[1]程永生. 描写交际翻译学.[M].安徽大学出版社
[2]蔡朝晖.论翻译的标准.[A].湖南第一师范学报.2007.3.第7卷第1期
关键词：翻译标准;变迁;动态化;多元化
1.正文
1.1 动态地看待中国翻译史
我国自从民族融合交流开始便有了“翻译”这一实践活动，但是当时翻译者的地位不高，被称为“舌人”“象胥”等社会地位不算高的称呼。
在我国翻译史上，各大名师推崇的翻译标准也不一样。后秦的鸠摩罗什主张意译;释道安主张严格的意译;初唐的三藏法师自创“新译”1，即类似于我们今天通用的“直译”“意译”之争，虽然大师们努力翻译译作传递经典，但是却没有正面给出系统的翻译标准体系。后严复从事翻译实践及理论研究工作，他总结了汉晋六朝翻译佛经的方法并结合自己的翻译实践，第一次在《天演论· 译例言》2里正面提出了“信达雅”这一翻译标准。他的这个标准影响很大，甚至统治了中国译界几十年，现在只要提到翻译便会第一时间想到这个标准。这是因为之前提过，在严复以前从事翻译的人并没有正面总结出系统的翻译体系，严复既首先提出了标准，后来译书的人多会按照这个标准要求自己。对严复的标准肯定也有争议，后人又提出了许多标准。
通过对于中国翻译史标准的纵览，我们发现所有的翻译标准都是动态化的：译者各自从自己对翻译文本和喜好出发，在时代背景影响下实践、观察后归纳出来的，都无法单一地对所有的翻译原理作出合理的解释。一百个读者就有一百个哈姆雷特，更何况译者本身行文风格、对译作的理解情况、喜好情况又各不相同。况且译作还要读者的评判，读者的受众面更广，意见更是不一，所以单纯拿某一个标准来评判译作是片面的，形而上学的。因此正是由于翻译标准的动态化，随时代变动的特点，决定了翻译的标准是多元化的，不是单向的、极端的、形而上的静止，而是不断自我完善的发展的辩证的。
1.2外国不同翻译学派的佐证观点
1.2.1 西方翻译学关于标准的讨论
西方历代的翻译标准，公元前46年，罗马帝国时期的西塞罗3撰写了《论最优秀的演说家》中，区分了翻译的两种基本方法——直译和意译;公元380年圣哲罗姆4的翻译集所作的序中，认为对词序、文采、辞格、韵味的处理存在着客观上的困难，文艺复兴时代的法国翻译家艾蒂安·多莱在1540年发表了《论佳译之方法》提出了五条翻译原则，都是从怎么译的角度来探讨翻译的;十七、十八世纪英国出现了两位翻译家约翰?德莱顿和泰特勒，德莱顿提出了翻译的三分法，即他把翻译的方法分为逐字译（metaphrase）、意译（paraphrase）和拟作（imitation）。他认为翻译是艺术，译者必须要考虑读者，也要绝对服从原作的意思。他本人认为意译是较好的翻译方法。
西方当代的翻译研究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开始取得长足的进展，卡特福德5等人主张翻译的语言学理论 、奈达6提倡功能对等翻译、纽马克7提出“语义”“交际”翻译方法，到诺德、弗米尔提出目的论等等，翻译研究开始逐渐兼顾翻译各方面的利益和要求，考虑进时代的背景和文化地位的不平等，从而译作的广度和深度亦随范围的扩展而拓宽，翻译标准也就随之发生了深刻的改变。
1.2.2 目的论的提出
目的论创新性地把翻译的重点由之前注重原文、原文作者转向到现在的译文、译文读者。跳出了之前圈子中直译与意译的无休止的争辩，而是从翻译的功能和目的出发，翻译策略、翻译方法都是根据翻译的目的来决定的。即不同的翻译目的对应不同的翻译方法，为达到某一翻译目的可以采取多种翻译方法，从而回避了诸如直译和意译如何抉择的两难处境。目的论使译本反转性地成为关注的重点，原文不再是决定翻译的主要因素，而翻译的目的成为了最重要的因素，这一观点为创作新颖译本提供了理论依据。
传统的翻译理论都是以原文为起点，译文为终点。因此衡量译文质量的标尺通常是原文，目的论则创造性的提出了一系列的翻译原则和方法，把译者从文本原语一一对应的转换为目的语的束缚中解放出来，形成以目的法则为主导的翻译标准多元化的理论体系。目的论从关注译作同原作的对等转向关注译者本身，关注译者在不同翻译策略之间进行选择的权力，认为翻译是在人为目的性参与下进行的，从而将目光转向了对翻译活动中其它相关因素的研究，拓宽了翻译研究的视野。形成了多元、动态的翻译研究局面，以行动理论和跨文化交际理论为基础，目的论为翻译研究探索了一条新路，虽然还有不足，但它拓宽了翻译研究的范围，用实践行动为标准这个模糊不清的概念奠定基础，让标准这个概念不再悬而不决，而是有现实的依据。
1.3 從实践中总结经验
1.3.1 共时性和历时性
翻译活动不是一种置身于失控之外的静态的活动，它是翻译主体在一定历史条件和文化背景中，通过具体的语言转换而进行的一种目的十分明确的实践活动，涉及众多的内部和外部因素。翻译活动在喜好，社会环境和社会意识三个层面均受到诸多因素的影响。从喜好层面看，在大多数情况下，翻译活动都是一种具有目的性的活动，而翻译的目的影响了对翻译作品的选择，译者的翻译立场以及所采取的翻译方法。从社会环境层面看，不同的国家、民族在语言、文学、文化、心理等方面存在着不容忽视的差异，这些差异阻碍了翻译活动的顺利进行。从社会意识看，翻译活动的主体是译者，而译者作为一个社会的人必然要受到意识形态等各方面要求上的约束。另一方面，对翻译的评价活动无法摆脱作为社会意识形态的影响。所以我们不能将翻译活动视作单纯的语言转换活动，应该认识到只有将翻译活动至于广阔的文化背景之下，通过考察影响制约它的种种内外部因素，才能更好地界定，理解这一渗透到人类社会各个领域的重要活动。
语言学中的共时性与历时性，是分别从静态与动态、横向与纵向的维度考察语言所在环境及其形态的视角。共时性是研究语言在某个特定时期表现出的特点以及内在联系;历时性是研究语言在整个历史长河中的变化，与其它时代语言特点的异同;共时性是写同时期的事情，横向对比语言和文化，而历时性则是从过去拉通到现在，是在纵向的历史长河中对比。因此，共时性与历时性两者有着辩证统一的关系。
1.3.2 通过实例比较共时性和历时性
首先是翻译的共时性，即横向对比同时期的翻译作品，从中可以看出翻译的多元化，受众群体不同，翻译手法不同，都会呈现风格不一样的作品。然后是历时性的例子，需要结合以前到现在辩证地看问题。
2. 总结
翻译活动是一个极富实践性、极为复杂的过程，是人们文明的交流活动，也是“多元化”的过程，是一种“动态”的过程。社会文明的变迁与发展，也会促使翻译标准随时代浪潮发生变化。即使翻译标准的表述没变，其内涵也会发生变化。翻译的共时性与历时性观点是指导一切翻译活动的主导线。
参考文献
[1]程永生. 描写交际翻译学.[M].安徽大学出版社
[2]蔡朝晖.论翻译的标准.[A].湖南第一师范学报.2007.3.第7卷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