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进了腊月，天寒地冻。
全家人坐在炕上，我和哥哥学着母亲的样子，将被子围住脚，坐在炕桌旁写作业。父亲忙，他站在地上，把洗脸盆放在炕上，从园子里的高粱秸上撅来上边两节秆儿，钉锅盖，准备到镇子里卖，为过年攒钱。母亲不眨眼地盯着父亲，好像她的指望都在父亲那双手上。我真羡慕父亲的好力气，他把大锥茬子（大针）扎入高粱秆，翻过去一揪，把锥茬子拔起，“哧哧”地拽动麻绳，声音在屋子里回荡，震得全家人心满意足。母亲见麻绳快用完了，就将一束麻吊在屋顶的铁钩上，坐在那束麻下面，撸起裤筒，拽两条麻在干腿棒子上搓。一会儿，搓了好几根麻绳，腿搓红了。母亲一心供上父亲用麻绳，并不在乎腿红不红。
洗脸盆旁一堆撅来的高粱秆儿，长短不一，父亲钉完一根高粱秆儿，就在高粱秆堆里挑来捡去，寻找合适的高粱秆儿。高粱秆儿渐渐少了。母亲嚷道：“中了，你们俩别写了，去园子撅高粱秆儿！”
母亲发话，我愿意听。爸爸挣钱，过年能给我们买炮仗，开学能给我们书钱。我心中还有一个秘密，想着攒钱买星星、月亮和下雪的书。母亲说，天上下雪是老天父抖落身子落下来的土。我不信，土是黑的，雪是白的，天上下来的怎么是土？母亲小时候家里穷，没念过书，说不清。我想从书上弄清楚怎么回事。
我和哥哥合上书，穿鞋下地，戴上破狗皮帽子钻出屋。
冷风在院子里扫荡，村东的查布秆山在冷风中瑟瑟发抖。
园子里有一垛高粱秸，是秋天割完地、打完高粱堆在这里的，当烧柴。父亲废物利用，给我们家带来了额外收入。高粱秸最上边结穗的一节最长，也最细，可以用来钉盆盖。要是钉锅盖，就得用上边的两节或者三节。用几节，根据钉的锅盖大小。父亲钉的锅盖是用来盖八印锅的，用上边三节高粱秆。八印锅是多大？就是我们家用的那么大，直径三尺左右。我们这一带农村人家都用这么大的锅。
我和哥哥撅了高粱秆，抱着跑回屋，放到炕上。我们手脚冻得生疼，抢着脱鞋上炕，占热炕头。母亲说：“先别上炕，大柱子去给驴添草，二柱子去外屋拿个盆来，跟你爸学钉锅盖。”
我很高兴，我一向认为钉锅盖这种活计难，像我这么大的孩子，全村没有会钉的，我如果学会了，也算了不起了。我忙下地把一个三号瓷盆放到炕上。
母亲把父亲用不上的短高粱秆拢过来，挑出两根粗细适中的，放到瓷盆上比划一下，说：“能盖这么大的盆的就行。”把两根高粱秆儿剪成一般长，把秆儿的两头用墨汁染黑，两根高粱秆儿交叉成十字，用锥茬子从中间扎过，说：“这两根是准头，它俩多长，就钉成多大的盖儿。锅盖你钉不了，就钉小盆盖。卖了钱给你，买炮仗，买你喜欢的书。看好哇，这不把绳穿过来了嘛，再挨着放秆儿，从秆儿的小半边扎过去，不要从秆儿的中间扎过去，要是从中间穿过去，露的麻绳太大，不好看，用的时候容易磨损麻绳;扎到那根的小半边，翻过来，再挨着这根放秆儿，再扎小半边……”
我问：“我爸咋用两根大锥茬子钉？”
母亲说：“你爸钉的是大锅盖，两根是为了麻绳钉成方块形状，好看，结实经用，人家愿意买。方块费麻绳费工夫，也费劲;这小盖不钉方块，钉盘肠，省麻绳省劲。”
母亲说的“盘肠”，就是麻绳在盖上走“之”字形。后来我才体会到，如果直线钉，就钉不成“准头”那么大，而且切圆时容易切断麻绳，盖就散了，必须走“之”字，钉上十几根高粱秆，就要拐弯，左拐右绕，才能始终向“准头”那根秆延伸，钉完一半，再钉另一半。我很快学会了，也就在父亲身边另开了劳动场地。
钉完切圆，这是最后一道工序，母亲教我：“拿一根稈儿，用针扎在盖中间，它的头要和当‘准头’秆儿的四端对齐，然后转动它，用菜刀随着它的转动切，切时底下垫着木板。”
母亲说的道理，和做数学用的圆规一样。
当我钉完第一个只能盖盆的盖时，兴奋得脸都涨红了，母亲擦着眼泪激动地看着我，哥哥也停止了写作业，惊异地看着盆盖儿，拿在手里翻过来调过去地看。母亲在盖边上穿上一截麻绳，拴个套儿，边往墙上木橛上挂，边说：“这是小柱钉的，到镇子上卖钱归小柱。”
我望着墙上的盆盖，呀嘿，我也要发财啦！
挂在墙上的盆盖虽然不起眼儿，我却顿觉满屋生辉，它像一面旗帜，给我带来无限满足和希望。我吃饭望着它，睡觉望着它，心老是欢快地跳。父亲是大拿，我是二拿，哥哥向来不计较这种事，照样给圈里的驴羊添草、扫院子、到野外捡粪，剩下的时间除了写寒假作业，就是给父亲和我撅高粱秆儿。他从小就让着我，有好吃的先给我，有活计他抢着干，耽误了学习，成绩比我差。母亲见哥哥也没少干，就说：“大柱为小柱撅高粱秆儿，卖了钱小柱给你哥点。”
我不大愿意，可是，不分给他是不行的，给我撅高粱秆儿，家里的活计他全包了。我盘算分给他几成才不至于吃亏。
几天之后，我已经钉了十个盆盖，父亲也钉了三个大锅盖。母亲便要我和哥哥去镇子卖，母亲把父亲的锅盖放在锅上量了量，笑容满面地说：“这大的少说也卖十元，八印锅的。你那小的可别少于两元呀。”
父亲站在屋地上，抱着膀子，叼着烟袋抽烟，笑眯眯地望着锅盖，很有一副大功在身的神态，说：“大的家里只要十元，卖多了归你。”父母笑吟吟地看着我，似乎我会给家里带来一笔大财。
天刚亮，母亲给我们做了饭吃，我用木棍穿上小盆盖的绳套，扛着木棍儿，盆盖搭在背上;哥哥也像我一样，背上三个大锅盖，我们便向二十里地外的镇子奔去。
出了村，通向镇子的方向有一条洪水沟，顺着洪水沟走，一里地到了河边，踩着摆石过河，上了一条土路。冬天的乡间土路上没几个人，周围是田野，远处是大山，东边的查布秆山高高地挺立，山坡下的耕地里有一群牛和马，一个人背着背筐捡粪，探着脑袋，哈着腰，身子拽着大腿朝前挣扎。
我们这儿是内蒙古、辽宁省交界处，地处大兴安岭的边缘，山多，地少，几里地一个村庄，镇子是百里内的最大城市。我问哥哥：“查布秆山是啥意思？” 哥哥看一眼查布秆山，说：“爸爸说，那是蒙语，汉语是枣山。”
我问：“山上有枣树？”
哥哥说：“可能吧，我也没上去过。”
坎坷的小路，荒凉的田野，冷风飕飕，我和哥哥缩着脖子走。听大人们说，卖东西高要价，买的人总不给原价，他一降价，正好是你要卖的价。爸爸的大锅盖让我们卖十元，多卖归我，我问哥哥：“爸爸这大锅盖得卖十三元吧？”
哥哥埋着头走路，他做这种事总不好意思，妈妈常说他愚，就知道干活儿，他说：“谁买！”
我有点心虚，说：“要不……十二元？”我有点心疼，还没卖，自个儿先降一元。
哥哥似乎觉得再不同意，就有些太愚了。他用左脸把狗皮帽子耳朵压在肩膀上，防止耳朵被冻，不表态。我也看出他还是嫌贵。我不敢再降，如果要价十元，人家给十元，自己没捞头，白白把一张票子扔了，多可惜。我说：“我这个小盖儿要五元钱一个。”
哥哥斜我一眼，不满，意思是你那个那么小，值五元钱吗？
唉，哥哥太愚了，学习成绩赶不上我，做买卖羞怯，就知道干活儿。我也不愿意撒谎，何况自己这小盆盖也就是四元钱的货，就要四元吧，少给我不卖。
进了镇子，大街上人不多，街道两旁的房子在冷风中安静地立着，有的门口挂着棉门帘子，窗户上都挂着霜。我们走到街道拐角处，对面匆匆走来一个妇女，三十多岁，看穿戴，是鎮子上的人，她拦住我们，看看我背着的盆盖，又看看哥哥背着的锅盖，问哥哥：“多少钱一个？”
“十一元。”哥哥说，羞怯得脸红了，好像做了什么见不得人的事。我吃一惊，哥哥怎么私自降一元？这有什么不好意思的，又不是跟她要钱，这东西也不是偷来抢来的，是动力气花工夫忙乎出来的，哥哥真是愚。
妇女翻看锅盖，挑剔地说：“哟，你这孩子，这么大点的锅盖卖十一元，谁买呀，也就值八元钱。”
我心慌了，八元？连父亲规定的钱都不够，怎么说也不能卖。哥哥被说得脸更红了，低着头不作声。
妇女看出了哥哥的软弱，强势地说：“八元，不少了，卖我就拿着。”
这不是坑人吗！人家费那老大劲钉的，不说用了多少高粱秆儿，还有麻绳，就说那工夫，一个锅盖爸爸就干了三天，手都磨出了茧子，你就给八元？我害怕哥哥答应。
哥哥把右边的狗皮耳朵压在肩膀上，右边是顶风。他要哭的样子，是着急了，摇摇头。我放心了，他也知道绝不能少于十元。
“九元。”妇女知难而退，说。
哥哥勇敢地说：“最少十元。”
这是父亲规定的下限，哥哥再愚，也知道不能少于这个数。
妇女来了气，说：“你这孩子不懂事，卖去吧，卖上七元就不错。”妇女想走，看看我背着的盆盖，拿起盖儿摆弄着看，问：“你这盆盖多少钱一个？”
她用训斥哥哥的口气问我，我紧张得心跳。我这才感受到旁观者勇，当局者熊。我吓得不敢多要，原定的四元早已经没了踪影儿，说：“两元一个。”
哥哥很不满地盯我一眼，不知道是责怪我要高了还是要低了。
“哎呀，这么大一点，最多一元。”她飞快地翻动着我背上的盆盖看，很激动地说，“一元，卖我就挑一个。”
我钉盆盖时的雄心和路上的盘算，统统在妇女的贬损下土崩瓦解，美好的愿望彻底破碎，本想卖四元的盆盖，就值一元钱？我不甘心地摇摇头，心情压抑，好不容易遇上一个买主，价给得这么低，看来，发大财很难。
妇女说：“我给你的价儿够高的了，不会再有人给这么高的价了！”我坚持不卖，她叨叨咕咕走了，似乎揣着一肚子怨气。
我很沮丧，没有卖出去，还让人家数落一通，一路上的兴盛劲跌落到了底。
哥哥和我朝镇内走，镇内有个农贸市场，乡下来卖土特产的庄稼人都集中在那里。哥哥急头白脸地抱怨我要价太高，好像我做了一件丢脸的事。哥哥的红脸嘟噜和抱怨，让我惭愧，觉得这样不好，不值那么多非要那么多，太不好了！
到了市场，门口人来人往，院子里摆满了各种商品，卖锅盖、炕席、火烟的人很多。他们守着自己的东西，抱着膀子站着，有的招呼卖什么东西，有的跟人讲价。整个院子乱哄哄。我们找到卖盖的场地，选个空闲的地方，把盖儿摆在地上，像其他卖主一样，守着盖儿，抄着手站着，盼望着有人来买。
一个老太太顺着一溜卖盖的前面走来，边走边看各种盖儿，到了我们的盖儿跟前，蹲下看看我的小盆盖，问：“多少钱一个？”
“两元。”我话一出口心就猛跳起来，好像做贼一样心虚，这个价格是不是要高了？
老太太并没像街上遇到的那个妇女一样数落我，而是翻过来倒过去地看，然后用商量的口气问我：“一元五卖吗？”
听她的口气，我要是坚持要两元，她也许会买，可是，她那么老了，头发全白了，和母亲一样慈祥，微微有点弯腰，想必和母亲一样受累，我不应该跟她要那么多的钱，勉强地说：“一元五……也行。”话一出口，我要哭，一个盆盖要钉两天，本想发一笔财，可是，才卖一元五角钱，太少了！
老太太自顾看盆盖，注意力都在盆盖上，赞赏说：“这盆盖钉的，细致，结实，丁点毛病没有，一看就是过日子人家的人干的活儿！”她挑了一个，站起来，随口问：“这是你们家谁钉的？你爸还是你妈？”
我说：“不是我爸，也不是我妈。”
“你哥？你姐？”老太太有了惊奇。
我自豪地说：“我自个儿。”
老太太愣住了，看着我，呆愣一下，稍微朝我低下头，问：“你说啥？这是你钉的？”
我点点头，羞怯地说：“是。”
老太太不相信，问我：“你念几年级？二年级？二年级你就会钉盆盖？看把你能耐的！”
老太太赞赏着我，看看哥哥，问：“是他钉的吗？”
哥哥点点头，脸涨红，神情是兴奋，好像他也跟着能耐了。 老太太问哥哥：“你会钉吗？”
哥哥摇摇头，低下头。
老太太问哥哥：“你比他大，为啥不会钉？”
哥哥的头更低了。我说：“家里的活儿都是他干，没工夫。”
老太太哦了一声，满意地朝哥哥点点头，看着我，说：“你妈养了个好小子，我就不跟你讲价了，你要两元，就给你两元钱吧！”从衣服兜里掏出两张票子递给我。
我很不好意思地接过来，要多少就给多少，兴奋得我心直跳。
老太太拿着盆盖走了。我把钱抓在手里，很充实。欢天喜地得头有些涨，开市了，天老爷，可开市了，我得了两元钱，从小到大这还是第一次呢！这是我挣的钱，比跟母亲要的钱豁亮，我没忘记哥哥给我撅高粱秆的功劳，给他一元。他见旁边卖东西的人望着我们，摇摇头，他不好意思众目睽睽之下接钱。我不强给，回去分也行。我解开麻绳腰带，把钱塞入棉袄兜，拍拍兜，满足得连咽几口唾沫。
又来了一个妇女，中等个子，圆脸，戴着个狗皮帽子，走到哥哥面前，问大锅盖价，哥哥说：“十元。”
我想纠正是十一元，又一想，十元就十元吧，可能也就值十元，没捞头就不捞了。
妇女说九元，哥哥坚持十元。妇女笑了，说：“你真犟，大人告诉你的吧？”
我和哥哥都不作声，这些镇子上的人，什么事都断定是大人的主意。妇女拿着锅盖看了半天，说：“钉得倒是挺结实，靠力气干的，买一个吧。”她给哥哥十元钱。我暗自佩服父亲，一下子整来十元，顶得上我五六个盆盖呀。
晌午，父亲的三个大锅盖卖完了，整整三十元;我也卖了四个小的，一个卖两元，另三个各卖一元五，一共六元五。肚子饿了，又没人再肯买盆盖，我就和哥哥商量回家。走出市场，我总觉得有了钱，该买点什么。我想到了麻花、油条、糖什么的，又舍不得在这上面破费。我想到了母亲说的下雪是老天爷抖落身上的土，想到书店看看这方面的书。哥哥喜欢画画，时常在作业本的背面画村庄、房子、园子、村周围的山，画得很美。我特别向往哥哥画的那种生活。他也想到书店看画画的书。
进了书店，老大个屋子，好多的书架，还有很多台子，都摆着书。我茫然地四处看，不知道我要看的书在哪里。卖书的阿姨走过来，问我：“小朋友，你要买什么书？”
我结结巴巴地说：“就是老天爷的书，在哪块儿？”
阿姨眨着眼睛看着我，好像不明白我说的话。我说：“就是星星和月亮，下雪和下雨那类书。”
阿姨明白了，笑了，说：“你说的那类书是天文知识，来，在这儿呢。”
阿姨领着我和哥哥绕着书台子走，亲切地问我：“你为啥喜欢看这类书？”
我说：“长大了想干这个工作，弄清楚天上所有的事。”
阿姨笑了，赞扬说：“你是想当天文学家呀，有志气！”
阿姨把我们领到一片台子前，指着台子上的书说：“这些都是天文方面的书。”
我对阿姨说：“我哥哥喜欢画画的书。”
阿姨微笑着对哥哥说：“你想当美术家呀，好呀，美术的书在这边。”领着哥哥朝另一边走。
我挑带画的书看，文字简单，配着画，能看懂，还有意思，我看得特别着迷。
也不知道看了多长时间，卖画册的阿姨走到我身边说：“愿意看买回去坐在炕上看，又不贵，春节前都减价卖。”
说的是，要是买下来，就是我的了，冬天没啥事，坐在炕头上看呗。我知道，阿姨绝不会白给我，虽然我边掏钱边盼望她说：“不要钱了，给你吧。”
一算钱，两本最薄、最小、最贱的画册六元。喔哟，我的这笔财富只剩五角钱了。哥哥从那边走过来，见我要买书，瞪我，意思是你挣的这点钱，一下子就花了。可是，我已经说买了，还能反悔？那样阿姨会说我小气，她会小瞧我的，还当天文学家呢，连说个话都不算数！我咬咬牙把钱递过去。
我和哥哥往回走。日头西斜，风儿还在刮，往回走是顶风，我们猫着腰，身子拖着大腿往前拱，走了四五里路，又饿又累，不愿意走了。路上一个人影也没有，我俩都不愿意说话。到了一个水渠旁，我俩坐在水渠下边避风，边歇口气。我很困，闭上眼睛似睡非睡。我忽然想起一件事，听父母说，前几天刮大风，西边石匠沟村有个小孩子上镇子卖火烟，回家时坐在一个水沟里避风，冻死在那个沟里了。我害怕起来，他是不是也累了，坐下不愿意走，一直待到死？
我回想着在书店看到书上说的地球，天天绕着太阳转，已经转了四十四亿年了，它不能有一点差错，如果往太阳那边靠一点点，地球上的人都会热死;如果离太阳稍微远一点点，地球上的人都会冻死。我担心，地球不会跑偏一点点吧，一想，它都绕着太阳转四十四亿年了，没有跑偏过，哪能今天跑偏呢！我提着的心安稳下来。
哥哥倚着渠埂，闭着眼睛，似乎睡着了。我想，睡一会儿，没关系，别忘了一会儿走就行。
我迷糊一阵儿，哥哥推我，我睁开眼睛，哥哥说：“走哇，慢慢走。”
我浑身懒散，极不愿意动弹，不过我明白，不走是到不了家的，必须坚持，走到家就好了。哥哥也一定这么想。
到了家，日头快压山了，母亲做好了饭，炕上放好了桌子，等着我们。母亲、父亲都关心我们卖了多少钱，哥哥从兜里掏出三十元叠整好的钱，递给父亲，父亲手沾唾沫数钱。母亲问：“大锅盖一个卖多少钱？”
我说：“十元。”
母亲说：“我不信，多卖的钱你们留起来了吧？”
我说没有，心里不是滋味，这都怪我们无能，没能多卖。哥哥倚着炕沿站着，埋着头，摆弄着手指头。没能多卖钱，他也不好受。
母亲看出了我们的情绪，说父亲：“你一个给他们一元吧，跑一天了。”
父亲很高兴地一人分给我们一元钱，哥哥执意不要，我也不要，说好的，多卖归我，我没能多卖，不能白要父親钱，钱是父亲受累挣的，我要一元父亲就少一元，他一准心疼。
母亲说：“拿着吧，怕你们卖少了才让你们卖十元，这就多卖了呢。”
我知道，这是母亲安慰我，我不拿，母亲心不安，拿着吧，以后给家里买个盐、油什么的用。我接过父亲的钱，很难受。我真应该卖十一元，给父亲十元，我要一元，那样父亲和我都满足。
母亲数着我放在柜台上的盆盖，说：“卖四个，多少钱？”
我把小册子和五角钱放在炕上。母亲一向禁止我买这玩意儿，我担心她生气。母亲说：“自己挣的钱，买就买吧，搁起来留着看吧。上炕吃饭。”
我们爬上炕，坐在炕桌旁。这顿小米饭熬酸菜，我吃得格外香，我太饿了。
发稿/赵菱
全家人坐在炕上，我和哥哥学着母亲的样子，将被子围住脚，坐在炕桌旁写作业。父亲忙，他站在地上，把洗脸盆放在炕上，从园子里的高粱秸上撅来上边两节秆儿，钉锅盖，准备到镇子里卖，为过年攒钱。母亲不眨眼地盯着父亲，好像她的指望都在父亲那双手上。我真羡慕父亲的好力气，他把大锥茬子（大针）扎入高粱秆，翻过去一揪，把锥茬子拔起，“哧哧”地拽动麻绳，声音在屋子里回荡，震得全家人心满意足。母亲见麻绳快用完了，就将一束麻吊在屋顶的铁钩上，坐在那束麻下面，撸起裤筒，拽两条麻在干腿棒子上搓。一会儿，搓了好几根麻绳，腿搓红了。母亲一心供上父亲用麻绳，并不在乎腿红不红。
洗脸盆旁一堆撅来的高粱秆儿，长短不一，父亲钉完一根高粱秆儿，就在高粱秆堆里挑来捡去，寻找合适的高粱秆儿。高粱秆儿渐渐少了。母亲嚷道：“中了，你们俩别写了，去园子撅高粱秆儿！”
母亲发话，我愿意听。爸爸挣钱，过年能给我们买炮仗，开学能给我们书钱。我心中还有一个秘密，想着攒钱买星星、月亮和下雪的书。母亲说，天上下雪是老天父抖落身子落下来的土。我不信，土是黑的，雪是白的，天上下来的怎么是土？母亲小时候家里穷，没念过书，说不清。我想从书上弄清楚怎么回事。
我和哥哥合上书，穿鞋下地，戴上破狗皮帽子钻出屋。
冷风在院子里扫荡，村东的查布秆山在冷风中瑟瑟发抖。
园子里有一垛高粱秸，是秋天割完地、打完高粱堆在这里的，当烧柴。父亲废物利用，给我们家带来了额外收入。高粱秸最上边结穗的一节最长，也最细，可以用来钉盆盖。要是钉锅盖，就得用上边的两节或者三节。用几节，根据钉的锅盖大小。父亲钉的锅盖是用来盖八印锅的，用上边三节高粱秆。八印锅是多大？就是我们家用的那么大，直径三尺左右。我们这一带农村人家都用这么大的锅。
我和哥哥撅了高粱秆，抱着跑回屋，放到炕上。我们手脚冻得生疼，抢着脱鞋上炕，占热炕头。母亲说：“先别上炕，大柱子去给驴添草，二柱子去外屋拿个盆来，跟你爸学钉锅盖。”
我很高兴，我一向认为钉锅盖这种活计难，像我这么大的孩子，全村没有会钉的，我如果学会了，也算了不起了。我忙下地把一个三号瓷盆放到炕上。
母亲把父亲用不上的短高粱秆拢过来，挑出两根粗细适中的，放到瓷盆上比划一下，说：“能盖这么大的盆的就行。”把两根高粱秆儿剪成一般长，把秆儿的两头用墨汁染黑，两根高粱秆儿交叉成十字，用锥茬子从中间扎过，说：“这两根是准头，它俩多长，就钉成多大的盖儿。锅盖你钉不了，就钉小盆盖。卖了钱给你，买炮仗，买你喜欢的书。看好哇，这不把绳穿过来了嘛，再挨着放秆儿，从秆儿的小半边扎过去，不要从秆儿的中间扎过去，要是从中间穿过去，露的麻绳太大，不好看，用的时候容易磨损麻绳;扎到那根的小半边，翻过来，再挨着这根放秆儿，再扎小半边……”
我问：“我爸咋用两根大锥茬子钉？”
母亲说：“你爸钉的是大锅盖，两根是为了麻绳钉成方块形状，好看，结实经用，人家愿意买。方块费麻绳费工夫，也费劲;这小盖不钉方块，钉盘肠，省麻绳省劲。”
母亲说的“盘肠”，就是麻绳在盖上走“之”字形。后来我才体会到，如果直线钉，就钉不成“准头”那么大，而且切圆时容易切断麻绳，盖就散了，必须走“之”字，钉上十几根高粱秆，就要拐弯，左拐右绕，才能始终向“准头”那根秆延伸，钉完一半，再钉另一半。我很快学会了，也就在父亲身边另开了劳动场地。
钉完切圆，这是最后一道工序，母亲教我：“拿一根稈儿，用针扎在盖中间，它的头要和当‘准头’秆儿的四端对齐，然后转动它，用菜刀随着它的转动切，切时底下垫着木板。”
母亲说的道理，和做数学用的圆规一样。
当我钉完第一个只能盖盆的盖时，兴奋得脸都涨红了，母亲擦着眼泪激动地看着我，哥哥也停止了写作业，惊异地看着盆盖儿，拿在手里翻过来调过去地看。母亲在盖边上穿上一截麻绳，拴个套儿，边往墙上木橛上挂，边说：“这是小柱钉的，到镇子上卖钱归小柱。”
我望着墙上的盆盖，呀嘿，我也要发财啦！
挂在墙上的盆盖虽然不起眼儿，我却顿觉满屋生辉，它像一面旗帜，给我带来无限满足和希望。我吃饭望着它，睡觉望着它，心老是欢快地跳。父亲是大拿，我是二拿，哥哥向来不计较这种事，照样给圈里的驴羊添草、扫院子、到野外捡粪，剩下的时间除了写寒假作业，就是给父亲和我撅高粱秆儿。他从小就让着我，有好吃的先给我，有活计他抢着干，耽误了学习，成绩比我差。母亲见哥哥也没少干，就说：“大柱为小柱撅高粱秆儿，卖了钱小柱给你哥点。”
我不大愿意，可是，不分给他是不行的，给我撅高粱秆儿，家里的活计他全包了。我盘算分给他几成才不至于吃亏。
几天之后，我已经钉了十个盆盖，父亲也钉了三个大锅盖。母亲便要我和哥哥去镇子卖，母亲把父亲的锅盖放在锅上量了量，笑容满面地说：“这大的少说也卖十元，八印锅的。你那小的可别少于两元呀。”
父亲站在屋地上，抱着膀子，叼着烟袋抽烟，笑眯眯地望着锅盖，很有一副大功在身的神态，说：“大的家里只要十元，卖多了归你。”父母笑吟吟地看着我，似乎我会给家里带来一笔大财。
天刚亮，母亲给我们做了饭吃，我用木棍穿上小盆盖的绳套，扛着木棍儿，盆盖搭在背上;哥哥也像我一样，背上三个大锅盖，我们便向二十里地外的镇子奔去。
出了村，通向镇子的方向有一条洪水沟，顺着洪水沟走，一里地到了河边，踩着摆石过河，上了一条土路。冬天的乡间土路上没几个人，周围是田野，远处是大山，东边的查布秆山高高地挺立，山坡下的耕地里有一群牛和马，一个人背着背筐捡粪，探着脑袋，哈着腰，身子拽着大腿朝前挣扎。
我们这儿是内蒙古、辽宁省交界处，地处大兴安岭的边缘，山多，地少，几里地一个村庄，镇子是百里内的最大城市。我问哥哥：“查布秆山是啥意思？” 哥哥看一眼查布秆山，说：“爸爸说，那是蒙语，汉语是枣山。”
我问：“山上有枣树？”
哥哥说：“可能吧，我也没上去过。”
坎坷的小路，荒凉的田野，冷风飕飕，我和哥哥缩着脖子走。听大人们说，卖东西高要价，买的人总不给原价，他一降价，正好是你要卖的价。爸爸的大锅盖让我们卖十元，多卖归我，我问哥哥：“爸爸这大锅盖得卖十三元吧？”
哥哥埋着头走路，他做这种事总不好意思，妈妈常说他愚，就知道干活儿，他说：“谁买！”
我有点心虚，说：“要不……十二元？”我有点心疼，还没卖，自个儿先降一元。
哥哥似乎觉得再不同意，就有些太愚了。他用左脸把狗皮帽子耳朵压在肩膀上，防止耳朵被冻，不表态。我也看出他还是嫌贵。我不敢再降，如果要价十元，人家给十元，自己没捞头，白白把一张票子扔了，多可惜。我说：“我这个小盖儿要五元钱一个。”
哥哥斜我一眼，不满，意思是你那个那么小，值五元钱吗？
唉，哥哥太愚了，学习成绩赶不上我，做买卖羞怯，就知道干活儿。我也不愿意撒谎，何况自己这小盆盖也就是四元钱的货，就要四元吧，少给我不卖。
进了镇子，大街上人不多，街道两旁的房子在冷风中安静地立着，有的门口挂着棉门帘子，窗户上都挂着霜。我们走到街道拐角处，对面匆匆走来一个妇女，三十多岁，看穿戴，是鎮子上的人，她拦住我们，看看我背着的盆盖，又看看哥哥背着的锅盖，问哥哥：“多少钱一个？”
“十一元。”哥哥说，羞怯得脸红了，好像做了什么见不得人的事。我吃一惊，哥哥怎么私自降一元？这有什么不好意思的，又不是跟她要钱，这东西也不是偷来抢来的，是动力气花工夫忙乎出来的，哥哥真是愚。
妇女翻看锅盖，挑剔地说：“哟，你这孩子，这么大点的锅盖卖十一元，谁买呀，也就值八元钱。”
我心慌了，八元？连父亲规定的钱都不够，怎么说也不能卖。哥哥被说得脸更红了，低着头不作声。
妇女看出了哥哥的软弱，强势地说：“八元，不少了，卖我就拿着。”
这不是坑人吗！人家费那老大劲钉的，不说用了多少高粱秆儿，还有麻绳，就说那工夫，一个锅盖爸爸就干了三天，手都磨出了茧子，你就给八元？我害怕哥哥答应。
哥哥把右边的狗皮耳朵压在肩膀上，右边是顶风。他要哭的样子，是着急了，摇摇头。我放心了，他也知道绝不能少于十元。
“九元。”妇女知难而退，说。
哥哥勇敢地说：“最少十元。”
这是父亲规定的下限，哥哥再愚，也知道不能少于这个数。
妇女来了气，说：“你这孩子不懂事，卖去吧，卖上七元就不错。”妇女想走，看看我背着的盆盖，拿起盖儿摆弄着看，问：“你这盆盖多少钱一个？”
她用训斥哥哥的口气问我，我紧张得心跳。我这才感受到旁观者勇，当局者熊。我吓得不敢多要，原定的四元早已经没了踪影儿，说：“两元一个。”
哥哥很不满地盯我一眼，不知道是责怪我要高了还是要低了。
“哎呀，这么大一点，最多一元。”她飞快地翻动着我背上的盆盖看，很激动地说，“一元，卖我就挑一个。”
我钉盆盖时的雄心和路上的盘算，统统在妇女的贬损下土崩瓦解，美好的愿望彻底破碎，本想卖四元的盆盖，就值一元钱？我不甘心地摇摇头，心情压抑，好不容易遇上一个买主，价给得这么低，看来，发大财很难。
妇女说：“我给你的价儿够高的了，不会再有人给这么高的价了！”我坚持不卖，她叨叨咕咕走了，似乎揣着一肚子怨气。
我很沮丧，没有卖出去，还让人家数落一通，一路上的兴盛劲跌落到了底。
哥哥和我朝镇内走，镇内有个农贸市场，乡下来卖土特产的庄稼人都集中在那里。哥哥急头白脸地抱怨我要价太高，好像我做了一件丢脸的事。哥哥的红脸嘟噜和抱怨，让我惭愧，觉得这样不好，不值那么多非要那么多，太不好了！
到了市场，门口人来人往，院子里摆满了各种商品，卖锅盖、炕席、火烟的人很多。他们守着自己的东西，抱着膀子站着，有的招呼卖什么东西，有的跟人讲价。整个院子乱哄哄。我们找到卖盖的场地，选个空闲的地方，把盖儿摆在地上，像其他卖主一样，守着盖儿，抄着手站着，盼望着有人来买。
一个老太太顺着一溜卖盖的前面走来，边走边看各种盖儿，到了我们的盖儿跟前，蹲下看看我的小盆盖，问：“多少钱一个？”
“两元。”我话一出口心就猛跳起来，好像做贼一样心虚，这个价格是不是要高了？
老太太并没像街上遇到的那个妇女一样数落我，而是翻过来倒过去地看，然后用商量的口气问我：“一元五卖吗？”
听她的口气，我要是坚持要两元，她也许会买，可是，她那么老了，头发全白了，和母亲一样慈祥，微微有点弯腰，想必和母亲一样受累，我不应该跟她要那么多的钱，勉强地说：“一元五……也行。”话一出口，我要哭，一个盆盖要钉两天，本想发一笔财，可是，才卖一元五角钱，太少了！
老太太自顾看盆盖，注意力都在盆盖上，赞赏说：“这盆盖钉的，细致，结实，丁点毛病没有，一看就是过日子人家的人干的活儿！”她挑了一个，站起来，随口问：“这是你们家谁钉的？你爸还是你妈？”
我说：“不是我爸，也不是我妈。”
“你哥？你姐？”老太太有了惊奇。
我自豪地说：“我自个儿。”
老太太愣住了，看着我，呆愣一下，稍微朝我低下头，问：“你说啥？这是你钉的？”
我点点头，羞怯地说：“是。”
老太太不相信，问我：“你念几年级？二年级？二年级你就会钉盆盖？看把你能耐的！”
老太太赞赏着我，看看哥哥，问：“是他钉的吗？”
哥哥点点头，脸涨红，神情是兴奋，好像他也跟着能耐了。 老太太问哥哥：“你会钉吗？”
哥哥摇摇头，低下头。
老太太问哥哥：“你比他大，为啥不会钉？”
哥哥的头更低了。我说：“家里的活儿都是他干，没工夫。”
老太太哦了一声，满意地朝哥哥点点头，看着我，说：“你妈养了个好小子，我就不跟你讲价了，你要两元，就给你两元钱吧！”从衣服兜里掏出两张票子递给我。
我很不好意思地接过来，要多少就给多少，兴奋得我心直跳。
老太太拿着盆盖走了。我把钱抓在手里，很充实。欢天喜地得头有些涨，开市了，天老爷，可开市了，我得了两元钱，从小到大这还是第一次呢！这是我挣的钱，比跟母亲要的钱豁亮，我没忘记哥哥给我撅高粱秆的功劳，给他一元。他见旁边卖东西的人望着我们，摇摇头，他不好意思众目睽睽之下接钱。我不强给，回去分也行。我解开麻绳腰带，把钱塞入棉袄兜，拍拍兜，满足得连咽几口唾沫。
又来了一个妇女，中等个子，圆脸，戴着个狗皮帽子，走到哥哥面前，问大锅盖价，哥哥说：“十元。”
我想纠正是十一元，又一想，十元就十元吧，可能也就值十元，没捞头就不捞了。
妇女说九元，哥哥坚持十元。妇女笑了，说：“你真犟，大人告诉你的吧？”
我和哥哥都不作声，这些镇子上的人，什么事都断定是大人的主意。妇女拿着锅盖看了半天，说：“钉得倒是挺结实，靠力气干的，买一个吧。”她给哥哥十元钱。我暗自佩服父亲，一下子整来十元，顶得上我五六个盆盖呀。
晌午，父亲的三个大锅盖卖完了，整整三十元;我也卖了四个小的，一个卖两元，另三个各卖一元五，一共六元五。肚子饿了，又没人再肯买盆盖，我就和哥哥商量回家。走出市场，我总觉得有了钱，该买点什么。我想到了麻花、油条、糖什么的，又舍不得在这上面破费。我想到了母亲说的下雪是老天爷抖落身上的土，想到书店看看这方面的书。哥哥喜欢画画，时常在作业本的背面画村庄、房子、园子、村周围的山，画得很美。我特别向往哥哥画的那种生活。他也想到书店看画画的书。
进了书店，老大个屋子，好多的书架，还有很多台子，都摆着书。我茫然地四处看，不知道我要看的书在哪里。卖书的阿姨走过来，问我：“小朋友，你要买什么书？”
我结结巴巴地说：“就是老天爷的书，在哪块儿？”
阿姨眨着眼睛看着我，好像不明白我说的话。我说：“就是星星和月亮，下雪和下雨那类书。”
阿姨明白了，笑了，说：“你说的那类书是天文知识，来，在这儿呢。”
阿姨领着我和哥哥绕着书台子走，亲切地问我：“你为啥喜欢看这类书？”
我说：“长大了想干这个工作，弄清楚天上所有的事。”
阿姨笑了，赞扬说：“你是想当天文学家呀，有志气！”
阿姨把我们领到一片台子前，指着台子上的书说：“这些都是天文方面的书。”
我对阿姨说：“我哥哥喜欢画画的书。”
阿姨微笑着对哥哥说：“你想当美术家呀，好呀，美术的书在这边。”领着哥哥朝另一边走。
我挑带画的书看，文字简单，配着画，能看懂，还有意思，我看得特别着迷。
也不知道看了多长时间，卖画册的阿姨走到我身边说：“愿意看买回去坐在炕上看，又不贵，春节前都减价卖。”
说的是，要是买下来，就是我的了，冬天没啥事，坐在炕头上看呗。我知道，阿姨绝不会白给我，虽然我边掏钱边盼望她说：“不要钱了，给你吧。”
一算钱，两本最薄、最小、最贱的画册六元。喔哟，我的这笔财富只剩五角钱了。哥哥从那边走过来，见我要买书，瞪我，意思是你挣的这点钱，一下子就花了。可是，我已经说买了，还能反悔？那样阿姨会说我小气，她会小瞧我的，还当天文学家呢，连说个话都不算数！我咬咬牙把钱递过去。
我和哥哥往回走。日头西斜，风儿还在刮，往回走是顶风，我们猫着腰，身子拖着大腿往前拱，走了四五里路，又饿又累，不愿意走了。路上一个人影也没有，我俩都不愿意说话。到了一个水渠旁，我俩坐在水渠下边避风，边歇口气。我很困，闭上眼睛似睡非睡。我忽然想起一件事，听父母说，前几天刮大风，西边石匠沟村有个小孩子上镇子卖火烟，回家时坐在一个水沟里避风，冻死在那个沟里了。我害怕起来，他是不是也累了，坐下不愿意走，一直待到死？
我回想着在书店看到书上说的地球，天天绕着太阳转，已经转了四十四亿年了，它不能有一点差错，如果往太阳那边靠一点点，地球上的人都会热死;如果离太阳稍微远一点点，地球上的人都会冻死。我担心，地球不会跑偏一点点吧，一想，它都绕着太阳转四十四亿年了，没有跑偏过，哪能今天跑偏呢！我提着的心安稳下来。
哥哥倚着渠埂，闭着眼睛，似乎睡着了。我想，睡一会儿，没关系，别忘了一会儿走就行。
我迷糊一阵儿，哥哥推我，我睁开眼睛，哥哥说：“走哇，慢慢走。”
我浑身懒散，极不愿意动弹，不过我明白，不走是到不了家的，必须坚持，走到家就好了。哥哥也一定这么想。
到了家，日头快压山了，母亲做好了饭，炕上放好了桌子，等着我们。母亲、父亲都关心我们卖了多少钱，哥哥从兜里掏出三十元叠整好的钱，递给父亲，父亲手沾唾沫数钱。母亲问：“大锅盖一个卖多少钱？”
我说：“十元。”
母亲说：“我不信，多卖的钱你们留起来了吧？”
我说没有，心里不是滋味，这都怪我们无能，没能多卖。哥哥倚着炕沿站着，埋着头，摆弄着手指头。没能多卖钱，他也不好受。
母亲看出了我们的情绪，说父亲：“你一个给他们一元吧，跑一天了。”
父亲很高兴地一人分给我们一元钱，哥哥执意不要，我也不要，说好的，多卖归我，我没能多卖，不能白要父親钱，钱是父亲受累挣的，我要一元父亲就少一元，他一准心疼。
母亲说：“拿着吧，怕你们卖少了才让你们卖十元，这就多卖了呢。”
我知道，这是母亲安慰我，我不拿，母亲心不安，拿着吧，以后给家里买个盐、油什么的用。我接过父亲的钱，很难受。我真应该卖十一元，给父亲十元，我要一元，那样父亲和我都满足。
母亲数着我放在柜台上的盆盖，说：“卖四个，多少钱？”
我把小册子和五角钱放在炕上。母亲一向禁止我买这玩意儿，我担心她生气。母亲说：“自己挣的钱，买就买吧，搁起来留着看吧。上炕吃饭。”
我们爬上炕，坐在炕桌旁。这顿小米饭熬酸菜，我吃得格外香，我太饿了。
发稿/赵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