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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论语》是儒家伦理学说的代表性著作，其中蕴含着丰富的传统道德资源。“信”是孔子所有德目中极其重要的一个德目，具有成就君子人格、成就仁德、维护人际关系的重要作用。梳理《论语》中“信”的内涵，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关键词：论语;信;内涵;价值
《论语》是儒家伦理学说的代表性著作，其中蕴含着丰富的传统道德资源，“信”即是其中之一。梳理《论语》中“信”的内涵，发掘其现代意义，对于提高人们的思想道德水平，形成14亿中国人共同的价值基础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一、“信”的含义
杨伯峻先生在其《论语译注》附录的《论语辞典》中，梳理“信”在《论语》中共出现38次，主要有四个层次的意思：一是“诚实不欺”，出现24次;二是“相信”，认为可靠，出现11次;三是“使相信”，出现1次;四是形容词或副词，即“真”“诚”，出现2次。考察杨伯峻先生对“信”的释义可以发现，除了作为形容词或副词的2次外，如《论语·颜渊》篇：“信如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虽有粟，吾得而食诸？”和《论语·宪问》篇：“信乎，夫子不言，不笑，不取乎？”，其余36处的“信”均是作为伦理学概念出现，且核心要义如蒋伯潜《语义广解》中解释的两个方面：“说话必须真实，说的话必须能践言。”前者是“就言上说，是发言之实”，指语言的内容真实无妄，后者是“就事说，是做事之实”[1]，指行为与语言的一致。《论语》中“信”的含义，大抵不超出这两个方面。
二、“信”在《论语》中的地位辨析
“仁义礼智信”被儒家奉为五常，是孔子伦理学说体系的主要德目。尽管，从出现次数上来考察，“仁”出现109次，“义”出现24次，“礼”出现74次，“知”出现116次，“信”仅出现38次，“信”出现的次数略高于“义”，远远低于“仁”“礼”“知”，且排在五常之后，但并不能由此判定，“在五伦中，‘信’的地位无疑低于其他四伦，或者说在价值排序中，单独的‘信’是属于最次要的。”[2]。恰恰相反，依笔者看来，“信”在孔子伦理体系中，处于基础性地位，是一切德目得以施行的关键，是居于道德起点的位置，儒家一切伦理道德的形成皆有赖于“信”的确认。
（一）信：成就君子人格
“自君子以至庶人，一皆一修身为本”。儒家学说，从根本上说，即是德行之学。“尊德性，道问学”。加强个人道德修养，不断提高个人道德品质，是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前提。而“信”即是道德修养的一个德目。
“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忠信是人的普遍性道德准则。“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大车无輗，小车无樾，其何以行之哉？”孔子形象性地用车无輗无樾无法行走，来说明人无信就无法立身处世，“信”成为人“类本质”的实体性存在。从正反两方面来看，“言忠信，行笃敬，虽蛮貘之乡，行矣。言不忠信，行不笃敬，虽州里，行乎哉？”“信”是个人事业成功的保障，有信方可為，无信则寸步难行。正所谓，“信者，成万物之道也。”
孔子是将圣人、贤人作为最高的人格理想追求。尽管圣人和贤人难以企及，但“君子”人格应该是“士”努力达成的。“君子之于天下也，无适也，无莫也，义之与比。”“君子”将“义”作为自己行为处事的标准。“君子”人格是孔子努力提高道德修养的旨规，或是目的性存在。“君子义以为质，礼以行之，孙以出之，信以成之。君子哉！”君子只要做到以“义”为主体性确认，行事依礼而信，为人谦逊，而做到这些还不能成为君子，最为关键的是需要主体的真实无妄。否则，就如老子批评的，是“诈伪”。
（二）信：成就仁德
“仁”在《论语》中出现109次，是孔子伦理思想体系的核心概念。“仁”既是“一切德”的集合体，是最高的道德境界，也是“一种德”，即各种伦理道德中的德目之一。
孔子所处的社会是以家族为本位的宗法制社会。正如林语堂先生所说：“中国社会的根基是家庭制度，其教给国人的第一课就是人与人之间的社会责任，相互调整的必要、自制、谦恭、明确的义务感。”[3]“夫孝悌也者，其为仁之本与。”“孝悌”是一切道德修养的起点。《中庸》“八条目”“致知格物正心诚意齐家治国平天下”，“家庭”是个人提高道德修养的实践场所。“‘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施于有政。’是亦为政，奚其为为政？”孔子讲对父母孝顺，对兄弟顺从，也是为政。为人孝悌，就可以为政。“故君子不出家而成教于国;孝者，所以事君也;弟者，所以事长也;慈者，所以使众也。”[4]所以，《论语》中“入则孝，出则悌，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为人“孝悌”是接近“仁”的境界的途径之一。“仁者，爱人”。而要真正进入“仁”途，除了“孝悌”外，还需要“信”。因为只有真孝悌，才能真爱众，才能做到知行合一，才能“亲仁”。如《庄子》“夫孝悌仁义，忠信贞廉，此皆自勉以役其德也。”“信”就是一个“自勉”的 过程，是通过知和行的统一，从而实现家庭伦理和社会伦理的统一。
《论语·阳货》篇里子张问仁，孔子指出“恭、宽、信、敏、惠”是成仁的五种路径。“信则人任焉”，信既是对自己诚实不欺，也是对他人诚实不欺，只有自己讲诚信、践诺守约，才能得到他人的信任，才能“成仁”。一旦虚妄不实，内心失去对“仁”的自觉确证和道德自觉，就无法实现“仁”。
（三）信：维护人际关系
马克思主义认为，“人是各种社会关系的总和”。孟子将人的各种关系概括为五伦：君臣、父子、夫妇、长幼、朋友：“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五伦”的稳定，是维护封建社会统治秩序稳定的关键。如果“三纲”带有强制性、专制性，是主体之间不平等地位的体现，那么，“朋友”一伦则是平等主体间的对话。处理这一平等主体的处事原则就是“信”。
《论语》开篇，曾子的“三省吾身”的三条中，其中一条就是“与朋友交而不信乎？”和朋友交往是不是说了真话，说的话是否都做到了呢？就是要求“与朋友交，言而有信”。孔子在谈到自己的理想时，“朋友信之”，即是其中之一。可见，孔子对朋友关系的重视。在孔子的伦理思想中，之所以如此重视朋友间的关系，更多的是从提高个人道德修养的角度出发的。因为人除了通过自己加强道德修养外，还需要道德修养高的人来帮助自己提升修养。“无友不如己者”，就是从道德修养的角度而言的，不是指世俗的地位财富而言，来谈孔子的交友观的。孔子的交友标准，“友直、友谅、友多闻”，“直”“谅”都是从道德品质的角度而言的。 除了“朋友”一伦，“信”在维护君臣关系中亦具有重要作用。“道千乘之国，敬事而信，节用而爱人，使明以时”，统治者治理国家要勤勉政事，保持“信”的品质，才可以治理好国家。“信则民任焉，”只有取得的人民的信任才能“劳其民”，否则，百姓认为是“厉己”，君即认为“诽己”，将会动摇统治者的统治秩序。在回答子贡如何治理国家时，孔子明确将“信”置于“食”“兵”之前，将“信”作为治国的最重要的条件，可见“信”对治理国家的重要性。需要注意的，“信”在《论语》中具有双向性，是对君和臣的双向性道德约束。
尽管，孔子在《论语》中仅就君臣关系中阐释了“信”的重要性，未论及父子夫妇两伦，但其思想在自视是孔子传人的孟子一脉中得到了发扬。“君不以信御臣，臣不以信以奉君;父不以信教子，子不以信事父;夫不以信遇妇，妇不信以承夫，则君臣相疑于朝，父子相疑于家，夫妇相疑于室。大小混然而怀奸谋，上下纷然而竞相欺，人伦于是亡矣。”可以说，没有“信”的支撑，五伦将轰然倒塌，人也将失去做人的资格。
三、“信”的评判标准确证
“信”的地位如此重要，如何判断一个人是否做到了信呢？直观的角度是，个人作为经验个体观察一个人所说的和所做的是否相符，是否做到了言行一致。如果言行一致，就是“信”;反之，则不然。如《论语》中，孔子批评“宰予昼寝”即是一例。但这种观察方法，最大的局限，就在于，我们无法观察到每一个人，或者，无法同时观察到言的始和行的终，因此，就无法对一个人做出是否“信”的判断。
因此，孔子在《论语》中提出“信”的衡量标准“义”。“信近于义，言可复也”。“义者，宜也。”“义，宜也。裁制事物，使各宜也。）“行而宜之之谓义。”做事恰当，合服“仁”与“礼”就是“义”。“义利之辨”自古是学者的辩题之一。“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需要看到的是，孔子的“义”不是绝对性的德目，而是具有条件性和相对性。在家国天下，君臣父子兄弟夫妇朋友排序中，义的重要性是逐渐递减的。“君子贞而不谅”“大德不逾闲，小德出入可也。”这都是孔子在把握义的标准的灵活性，而不是一味的固执。最明显的，是孔子对管仲的评价上。从对“匹夫匹妇之为谅也，自经于沟渎之中”的无足称道，而赞赏管仲能从国家的高度理解“义”，最终“纠合诸侯”，帮助齐桓公成就春秋霸业。而对恪守小义，孔子则认为是“言必信，行必果，硁硁然小人也。”这也是孟子“大人者，言必信，行不必果，惟义所在”。“主忠信”将“信”置于“忠”之后，即是此理。
同时，“信”符合“义”还可提高个人的道德品质，但必须符合义，“主忠信，徙义，崇德也”。
所以，“义”有大义和小义的区别。大义，是指站在更高的角度理解，小义则局限于自我，一味讲究言语和行动的相符，其实这并不是真正的“信”。
四、“信”的实践途径
“信”既具有如此重要的地位和作用，如何保持“信”呢？除了学习礼乐制度外，最重要的是要保持言语的真实无妄。孔子非常重视谨言慎语。“言之不出，耻躬之不逮”。之所以，不轻易说话，是害怕说的话无法做到，失去了别人的信任。“有德者必有言，有言者不必有德”，“巧言令色，鲜矣仁”。如果言语不真实，欺上瞒下，那还不如不说。
结语
“子以四教：文行忠信”。孔子的伦理学说正是由于其实践性，而具有深厚的现代价值，其强调的“仁知统一”，“就是要在社会伦理关系中来培养理想人格”。[5]但我们，也要看到，《论语》中“信”大多是作为实在，即本體性价值而存在，还没有上升到本体论哲学的高度，而其哲学意味在以荀子、孟子、中庸为代表的儒家学说中有所体现而继承发展。
参考文献：
[1]陈淳.北溪字义.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486页.
[2]高瑞泉.重建“信德”：从“信”的观念史出发的考察[J].学术月刊第49卷（0001）.
[3]林语堂.中国人[M].上海：学林出版社1994年版.第180页.
[4]十三经注疏·礼记正义.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599页.
[5]冯契.中国古代哲学的逻辑发展上册[M].见冯契文集增订本第四卷.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40页.
关键词：论语;信;内涵;价值
《论语》是儒家伦理学说的代表性著作，其中蕴含着丰富的传统道德资源，“信”即是其中之一。梳理《论语》中“信”的内涵，发掘其现代意义，对于提高人们的思想道德水平，形成14亿中国人共同的价值基础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一、“信”的含义
杨伯峻先生在其《论语译注》附录的《论语辞典》中，梳理“信”在《论语》中共出现38次，主要有四个层次的意思：一是“诚实不欺”，出现24次;二是“相信”，认为可靠，出现11次;三是“使相信”，出现1次;四是形容词或副词，即“真”“诚”，出现2次。考察杨伯峻先生对“信”的释义可以发现，除了作为形容词或副词的2次外，如《论语·颜渊》篇：“信如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虽有粟，吾得而食诸？”和《论语·宪问》篇：“信乎，夫子不言，不笑，不取乎？”，其余36处的“信”均是作为伦理学概念出现，且核心要义如蒋伯潜《语义广解》中解释的两个方面：“说话必须真实，说的话必须能践言。”前者是“就言上说，是发言之实”，指语言的内容真实无妄，后者是“就事说，是做事之实”[1]，指行为与语言的一致。《论语》中“信”的含义，大抵不超出这两个方面。
二、“信”在《论语》中的地位辨析
“仁义礼智信”被儒家奉为五常，是孔子伦理学说体系的主要德目。尽管，从出现次数上来考察，“仁”出现109次，“义”出现24次，“礼”出现74次，“知”出现116次，“信”仅出现38次，“信”出现的次数略高于“义”，远远低于“仁”“礼”“知”，且排在五常之后，但并不能由此判定，“在五伦中，‘信’的地位无疑低于其他四伦，或者说在价值排序中，单独的‘信’是属于最次要的。”[2]。恰恰相反，依笔者看来，“信”在孔子伦理体系中，处于基础性地位，是一切德目得以施行的关键，是居于道德起点的位置，儒家一切伦理道德的形成皆有赖于“信”的确认。
（一）信：成就君子人格
“自君子以至庶人，一皆一修身为本”。儒家学说，从根本上说，即是德行之学。“尊德性，道问学”。加强个人道德修养，不断提高个人道德品质，是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前提。而“信”即是道德修养的一个德目。
“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忠信是人的普遍性道德准则。“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大车无輗，小车无樾，其何以行之哉？”孔子形象性地用车无輗无樾无法行走，来说明人无信就无法立身处世，“信”成为人“类本质”的实体性存在。从正反两方面来看，“言忠信，行笃敬，虽蛮貘之乡，行矣。言不忠信，行不笃敬，虽州里，行乎哉？”“信”是个人事业成功的保障，有信方可為，无信则寸步难行。正所谓，“信者，成万物之道也。”
孔子是将圣人、贤人作为最高的人格理想追求。尽管圣人和贤人难以企及，但“君子”人格应该是“士”努力达成的。“君子之于天下也，无适也，无莫也，义之与比。”“君子”将“义”作为自己行为处事的标准。“君子”人格是孔子努力提高道德修养的旨规，或是目的性存在。“君子义以为质，礼以行之，孙以出之，信以成之。君子哉！”君子只要做到以“义”为主体性确认，行事依礼而信，为人谦逊，而做到这些还不能成为君子，最为关键的是需要主体的真实无妄。否则，就如老子批评的，是“诈伪”。
（二）信：成就仁德
“仁”在《论语》中出现109次，是孔子伦理思想体系的核心概念。“仁”既是“一切德”的集合体，是最高的道德境界，也是“一种德”，即各种伦理道德中的德目之一。
孔子所处的社会是以家族为本位的宗法制社会。正如林语堂先生所说：“中国社会的根基是家庭制度，其教给国人的第一课就是人与人之间的社会责任，相互调整的必要、自制、谦恭、明确的义务感。”[3]“夫孝悌也者，其为仁之本与。”“孝悌”是一切道德修养的起点。《中庸》“八条目”“致知格物正心诚意齐家治国平天下”，“家庭”是个人提高道德修养的实践场所。“‘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施于有政。’是亦为政，奚其为为政？”孔子讲对父母孝顺，对兄弟顺从，也是为政。为人孝悌，就可以为政。“故君子不出家而成教于国;孝者，所以事君也;弟者，所以事长也;慈者，所以使众也。”[4]所以，《论语》中“入则孝，出则悌，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为人“孝悌”是接近“仁”的境界的途径之一。“仁者，爱人”。而要真正进入“仁”途，除了“孝悌”外，还需要“信”。因为只有真孝悌，才能真爱众，才能做到知行合一，才能“亲仁”。如《庄子》“夫孝悌仁义，忠信贞廉，此皆自勉以役其德也。”“信”就是一个“自勉”的 过程，是通过知和行的统一，从而实现家庭伦理和社会伦理的统一。
《论语·阳货》篇里子张问仁，孔子指出“恭、宽、信、敏、惠”是成仁的五种路径。“信则人任焉”，信既是对自己诚实不欺，也是对他人诚实不欺，只有自己讲诚信、践诺守约，才能得到他人的信任，才能“成仁”。一旦虚妄不实，内心失去对“仁”的自觉确证和道德自觉，就无法实现“仁”。
（三）信：维护人际关系
马克思主义认为，“人是各种社会关系的总和”。孟子将人的各种关系概括为五伦：君臣、父子、夫妇、长幼、朋友：“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五伦”的稳定，是维护封建社会统治秩序稳定的关键。如果“三纲”带有强制性、专制性，是主体之间不平等地位的体现，那么，“朋友”一伦则是平等主体间的对话。处理这一平等主体的处事原则就是“信”。
《论语》开篇，曾子的“三省吾身”的三条中，其中一条就是“与朋友交而不信乎？”和朋友交往是不是说了真话，说的话是否都做到了呢？就是要求“与朋友交，言而有信”。孔子在谈到自己的理想时，“朋友信之”，即是其中之一。可见，孔子对朋友关系的重视。在孔子的伦理思想中，之所以如此重视朋友间的关系，更多的是从提高个人道德修养的角度出发的。因为人除了通过自己加强道德修养外，还需要道德修养高的人来帮助自己提升修养。“无友不如己者”，就是从道德修养的角度而言的，不是指世俗的地位财富而言，来谈孔子的交友观的。孔子的交友标准，“友直、友谅、友多闻”，“直”“谅”都是从道德品质的角度而言的。 除了“朋友”一伦，“信”在维护君臣关系中亦具有重要作用。“道千乘之国，敬事而信，节用而爱人，使明以时”，统治者治理国家要勤勉政事，保持“信”的品质，才可以治理好国家。“信则民任焉，”只有取得的人民的信任才能“劳其民”，否则，百姓认为是“厉己”，君即认为“诽己”，将会动摇统治者的统治秩序。在回答子贡如何治理国家时，孔子明确将“信”置于“食”“兵”之前，将“信”作为治国的最重要的条件，可见“信”对治理国家的重要性。需要注意的，“信”在《论语》中具有双向性，是对君和臣的双向性道德约束。
尽管，孔子在《论语》中仅就君臣关系中阐释了“信”的重要性，未论及父子夫妇两伦，但其思想在自视是孔子传人的孟子一脉中得到了发扬。“君不以信御臣，臣不以信以奉君;父不以信教子，子不以信事父;夫不以信遇妇，妇不信以承夫，则君臣相疑于朝，父子相疑于家，夫妇相疑于室。大小混然而怀奸谋，上下纷然而竞相欺，人伦于是亡矣。”可以说，没有“信”的支撑，五伦将轰然倒塌，人也将失去做人的资格。
三、“信”的评判标准确证
“信”的地位如此重要，如何判断一个人是否做到了信呢？直观的角度是，个人作为经验个体观察一个人所说的和所做的是否相符，是否做到了言行一致。如果言行一致，就是“信”;反之，则不然。如《论语》中，孔子批评“宰予昼寝”即是一例。但这种观察方法，最大的局限，就在于，我们无法观察到每一个人，或者，无法同时观察到言的始和行的终，因此，就无法对一个人做出是否“信”的判断。
因此，孔子在《论语》中提出“信”的衡量标准“义”。“信近于义，言可复也”。“义者，宜也。”“义，宜也。裁制事物，使各宜也。）“行而宜之之谓义。”做事恰当，合服“仁”与“礼”就是“义”。“义利之辨”自古是学者的辩题之一。“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需要看到的是，孔子的“义”不是绝对性的德目，而是具有条件性和相对性。在家国天下，君臣父子兄弟夫妇朋友排序中，义的重要性是逐渐递减的。“君子贞而不谅”“大德不逾闲，小德出入可也。”这都是孔子在把握义的标准的灵活性，而不是一味的固执。最明显的，是孔子对管仲的评价上。从对“匹夫匹妇之为谅也，自经于沟渎之中”的无足称道，而赞赏管仲能从国家的高度理解“义”，最终“纠合诸侯”，帮助齐桓公成就春秋霸业。而对恪守小义，孔子则认为是“言必信，行必果，硁硁然小人也。”这也是孟子“大人者，言必信，行不必果，惟义所在”。“主忠信”将“信”置于“忠”之后，即是此理。
同时，“信”符合“义”还可提高个人的道德品质，但必须符合义，“主忠信，徙义，崇德也”。
所以，“义”有大义和小义的区别。大义，是指站在更高的角度理解，小义则局限于自我，一味讲究言语和行动的相符，其实这并不是真正的“信”。
四、“信”的实践途径
“信”既具有如此重要的地位和作用，如何保持“信”呢？除了学习礼乐制度外，最重要的是要保持言语的真实无妄。孔子非常重视谨言慎语。“言之不出，耻躬之不逮”。之所以，不轻易说话，是害怕说的话无法做到，失去了别人的信任。“有德者必有言，有言者不必有德”，“巧言令色，鲜矣仁”。如果言语不真实，欺上瞒下，那还不如不说。
结语
“子以四教：文行忠信”。孔子的伦理学说正是由于其实践性，而具有深厚的现代价值，其强调的“仁知统一”，“就是要在社会伦理关系中来培养理想人格”。[5]但我们，也要看到，《论语》中“信”大多是作为实在，即本體性价值而存在，还没有上升到本体论哲学的高度，而其哲学意味在以荀子、孟子、中庸为代表的儒家学说中有所体现而继承发展。
参考文献：
[1]陈淳.北溪字义.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486页.
[2]高瑞泉.重建“信德”：从“信”的观念史出发的考察[J].学术月刊第49卷（0001）.
[3]林语堂.中国人[M].上海：学林出版社1994年版.第180页.
[4]十三经注疏·礼记正义.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599页.
[5]冯契.中国古代哲学的逻辑发展上册[M].见冯契文集增订本第四卷.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4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