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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共上海市委积极寻访党的革命活动遗址，其中，“一大”会址、陈独秀寓所和“一大”代表住宿处的博文女校等，即是第一批被找到、复原和开放的红色遗址。
差点闹了“调包计”
1950年秋，根据中央的指示，上海开始积极寻访中国共产党的精神家园——“一大会址”。解放初期，上海弄堂总数有9000多条，弄堂里的住宅超过20万幢，要在连绵成片的石库门里找到“一大”会址，确有一定难处。
上海方面高度重视寻访工作，指定市委宣传部负责，并专门成立工作小组。在寻访和后来的复原工作过程中，许多当事人和知情者参与到此项工作中，为揭开谜底起了关键作用。更加难得的是，工作人员还邀请了这些红色遗址的房东、老邻居和居委会干部等多次召开座谈会，听取他们的意见，征集各方线索，以尽可能恢复历史原貌。
在寻访“一大”会址过程中，最先找到的重要革命遗址，却是环龙路渔阳里2号（老渔阳里2号）陈独秀寓所，也就是《新青年》编辑部。
本来寻访的重点在“一大”会址，想不到有了老渔阳里2号的发现，寻访人员信心倍增，接下来很快寻访到的革命遗址，便是兴业路76号“一大”会址和太仓路127号“一大”代表住宿处（博文女校）。
一开始寻访人员根据有关资料，将博文女校定为“一大会址”并上报中央，差点闹了“掉包计”。但经中央宣传部调查并呈毛泽东、董必武查看照片，中宣部明确告知，博文女校实为当时毛泽东等代表寄宿处，会议系在原法租界贝勒路李汉俊寓所举行，但具体位置和门牌号不详，请上海方面继续查寻。
回上海后，工作人员再次到贝勒路进行实地查勘。最后寻访到贝勒路树德里（今黄陂南路374弄），发现弄底两幢房子，最有可能就是“一大”会址所在地。该处转过路口便是望志路，沿马路共有5幢，都是一上一下的石库门建筑，清水砖墙，没有厢房。上海人习惯，一般出入不走前门都走后弄——也就是贝勒路树德里。
1951年4月，兴业路76号（原是法租界贝勒路树德里3号）“一大”会址、老渔阳里2号陈独秀寓所、太仓路127号博文女校，这三处红色遗址基本获得确认。
实事求是恢复历史原貌
接下来的重要工作是尽快复原和逐步开放，但当时这些建筑内还有许多居民，因此首先需要动员搬迁。
1951年7月25日，中央致電华东局转上海市委，要求搬迁工作“必须待原住户真正同意后再办，万勿急躁勉强，引起群众反感”。
本来以为，要在这么短的时间内搬迁完毕，会有很大的困难。但没想到的是，居住在这些建筑内的居民丝毫没有纠缠的情况。居民们说，原来不知道自己居住的房屋是革命纪念地，现在得知情况，感到十分光荣，愿意积极服从大局，主动搬迁。加上搬迁工作做得到位，群众都很满意。不到两个月，搬迁工作基本结束。
在三处革命遗址复原问题上，上海方面一直秉持尊重历史的态度，但开始的恢复还只是初步的，无论是建筑外观还是内部陈设，均未完全复原到本来面目，因此纪念馆的复原布置，在不断考证和调整下持续了多年。
如“一大”会议场景的布置，原先按参加过“一大”会议的李达、包惠僧的意见，以及陈公博、周佛海的回忆录，认定在二楼客堂间，因此会场起先布置在楼上。当年知情者李书城夫人、李汉俊的嫂子薛文淑则持不同意见，说是会议在一楼召开。直到1956年2月，董必武来到纪念馆进行视察，肯定地说：“当年我们开会不是在楼上，而是在楼下，会议室应该布置在楼下。”董老的话是有权威性的，纪念馆工作人员又再次前往北京访问了李达、包惠僧、刘仁静和薛文淑等人，并向国家文物局局长王冶秋作了汇报，最终确定了“一大”会场应该是在楼下。
“一大”会场刚刚布置完成时，曾在室内悬挂过马克思像、列宁像和毛泽东的手迹“星星之火，可以燎原”。1952年冬天，国家文物局局长王冶秋从北京来，参观了“一大”会址，说：“革命历史纪念馆的布置，应该完全恢复当年原状，使来馆景仰者，能想象当时情景，生肃然起敬之感。”纪念馆的工作人员接受了这一意见，将墙上的马克思像、列宁像和毛泽东手迹取了下来，因为当年召开会议时，墙上不可能悬挂这些物件。
包惠僧在上世纪50年代初期到上海帮助勘察革命遗址，回忆陈独秀寓所的情况是：“楼下的堂屋堆满了《新青年》杂志和新青年出版社出版的丛书，统厢房前半间有一张假红木的八仙方桌，有几把椅子，也有几张凳子，没有什么红木家具。楼上的统厢房是陈独秀夫妇的卧室，统楼是陈独秀的书房，书柜书架堆满了书，排列在东北两方。靠南的窗下有新写字台，写字台的两边都有椅子，另有一方靠壁有新小圆桌，圆桌靠壁的南北各有椅子一把。陈独秀夫妇的卧室在当时的眼光看起来算很漂亮，有铜床，有沙发，有梳妆台，有写字台，壁上还挂了几张精致的字画。”
周佛海老婆杨淑慧也告诉工作人员，她与周佛海当年经常去老渔阳里2号，并在里面借住过。杨淑慧详谈了她所了解的内部陈设，并作了书面记录，她说楼下客堂间有一块小黑板，上书“会客不超过十五分钟”，但中间客堂无党旗。后按她的意见作了调整。
博文女校复原的重点，在于考证毛泽东住在东厢房还是西厢房，为此李达、杨淑慧与包惠僧、博文女校校长黄绍兰女儿黄允中有不同意见，因此“目前暂布置在东厢房的前间”。
（摘自《世纪》 邢建榕/文）
差点闹了“调包计”
1950年秋，根据中央的指示，上海开始积极寻访中国共产党的精神家园——“一大会址”。解放初期，上海弄堂总数有9000多条，弄堂里的住宅超过20万幢，要在连绵成片的石库门里找到“一大”会址，确有一定难处。
上海方面高度重视寻访工作，指定市委宣传部负责，并专门成立工作小组。在寻访和后来的复原工作过程中，许多当事人和知情者参与到此项工作中，为揭开谜底起了关键作用。更加难得的是，工作人员还邀请了这些红色遗址的房东、老邻居和居委会干部等多次召开座谈会，听取他们的意见，征集各方线索，以尽可能恢复历史原貌。
在寻访“一大”会址过程中，最先找到的重要革命遗址，却是环龙路渔阳里2号（老渔阳里2号）陈独秀寓所，也就是《新青年》编辑部。
本来寻访的重点在“一大”会址，想不到有了老渔阳里2号的发现，寻访人员信心倍增，接下来很快寻访到的革命遗址，便是兴业路76号“一大”会址和太仓路127号“一大”代表住宿处（博文女校）。
一开始寻访人员根据有关资料，将博文女校定为“一大会址”并上报中央，差点闹了“掉包计”。但经中央宣传部调查并呈毛泽东、董必武查看照片，中宣部明确告知，博文女校实为当时毛泽东等代表寄宿处，会议系在原法租界贝勒路李汉俊寓所举行，但具体位置和门牌号不详，请上海方面继续查寻。
回上海后，工作人员再次到贝勒路进行实地查勘。最后寻访到贝勒路树德里（今黄陂南路374弄），发现弄底两幢房子，最有可能就是“一大”会址所在地。该处转过路口便是望志路，沿马路共有5幢，都是一上一下的石库门建筑，清水砖墙，没有厢房。上海人习惯，一般出入不走前门都走后弄——也就是贝勒路树德里。
1951年4月，兴业路76号（原是法租界贝勒路树德里3号）“一大”会址、老渔阳里2号陈独秀寓所、太仓路127号博文女校，这三处红色遗址基本获得确认。
实事求是恢复历史原貌
接下来的重要工作是尽快复原和逐步开放，但当时这些建筑内还有许多居民，因此首先需要动员搬迁。
1951年7月25日，中央致電华东局转上海市委，要求搬迁工作“必须待原住户真正同意后再办，万勿急躁勉强，引起群众反感”。
本来以为，要在这么短的时间内搬迁完毕，会有很大的困难。但没想到的是，居住在这些建筑内的居民丝毫没有纠缠的情况。居民们说，原来不知道自己居住的房屋是革命纪念地，现在得知情况，感到十分光荣，愿意积极服从大局，主动搬迁。加上搬迁工作做得到位，群众都很满意。不到两个月，搬迁工作基本结束。
在三处革命遗址复原问题上，上海方面一直秉持尊重历史的态度，但开始的恢复还只是初步的，无论是建筑外观还是内部陈设，均未完全复原到本来面目，因此纪念馆的复原布置，在不断考证和调整下持续了多年。
如“一大”会议场景的布置，原先按参加过“一大”会议的李达、包惠僧的意见，以及陈公博、周佛海的回忆录，认定在二楼客堂间，因此会场起先布置在楼上。当年知情者李书城夫人、李汉俊的嫂子薛文淑则持不同意见，说是会议在一楼召开。直到1956年2月，董必武来到纪念馆进行视察，肯定地说：“当年我们开会不是在楼上，而是在楼下，会议室应该布置在楼下。”董老的话是有权威性的，纪念馆工作人员又再次前往北京访问了李达、包惠僧、刘仁静和薛文淑等人，并向国家文物局局长王冶秋作了汇报，最终确定了“一大”会场应该是在楼下。
“一大”会场刚刚布置完成时，曾在室内悬挂过马克思像、列宁像和毛泽东的手迹“星星之火，可以燎原”。1952年冬天，国家文物局局长王冶秋从北京来，参观了“一大”会址，说：“革命历史纪念馆的布置，应该完全恢复当年原状，使来馆景仰者，能想象当时情景，生肃然起敬之感。”纪念馆的工作人员接受了这一意见，将墙上的马克思像、列宁像和毛泽东手迹取了下来，因为当年召开会议时，墙上不可能悬挂这些物件。
包惠僧在上世纪50年代初期到上海帮助勘察革命遗址，回忆陈独秀寓所的情况是：“楼下的堂屋堆满了《新青年》杂志和新青年出版社出版的丛书，统厢房前半间有一张假红木的八仙方桌，有几把椅子，也有几张凳子，没有什么红木家具。楼上的统厢房是陈独秀夫妇的卧室，统楼是陈独秀的书房，书柜书架堆满了书，排列在东北两方。靠南的窗下有新写字台，写字台的两边都有椅子，另有一方靠壁有新小圆桌，圆桌靠壁的南北各有椅子一把。陈独秀夫妇的卧室在当时的眼光看起来算很漂亮，有铜床，有沙发，有梳妆台，有写字台，壁上还挂了几张精致的字画。”
周佛海老婆杨淑慧也告诉工作人员，她与周佛海当年经常去老渔阳里2号，并在里面借住过。杨淑慧详谈了她所了解的内部陈设，并作了书面记录，她说楼下客堂间有一块小黑板，上书“会客不超过十五分钟”，但中间客堂无党旗。后按她的意见作了调整。
博文女校复原的重点，在于考证毛泽东住在东厢房还是西厢房，为此李达、杨淑慧与包惠僧、博文女校校长黄绍兰女儿黄允中有不同意见，因此“目前暂布置在东厢房的前间”。
（摘自《世纪》 邢建榕/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