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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中国文学史和文学批评史上常有这样的现象，由于政治措施、社会风气、学术思想等条件改变，人们的文学观念和审美标准发生变化，对一些作家作品的评价就会相应地发生变化。白居易闲适诗从晚唐五代的高峰到北宋中期以来趋向下跌，再到清代客观公正地批判，就是值得注意的一个典型。
关键词：白居易；闲适诗；平易通俗
文学接受史上经常有这样的现象：某些作品在它的那个时代曾经风行一时，洛阳纸贵。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光环逐渐褪色，不再是万众瞩目的中心，乃至堙没无闻。而经历了几百甚至几千年后，后世读者们阅读作品时，又可能赋予它更多的褒奖和赞扬。白居易闲适诗就是如此。作为“元白诗派”的开创者和领袖人物，白居易是继李白、杜甫之后世人所公认的伟大诗人，诗歌流传至今者近三千首。白居易将自己的诗歌分为四类：讽谕诗、闲适诗、感伤诗、杂律诗。闲适诗“知足保和，吟玩性情”，多抒写对归隐田园的宁静生活的向往和洁身自好的志趣，表现出淡泊平和、闲逸悠然的情调。同时，语言通俗易懂，表达明白浅切。如《常乐里闲居偶题十六韵兼寄刘十五公》《官舍小亭闲望》等，虽境界不算大，格调也不甚高，但自得自适之情却别有一番意趣，其艺术价值不可忽视。
本文从中晚唐五代、宋代、金元时期和明代以及清代四个时间段对历代文人学者对白居易闲适诗的接受过程及原因进行剖析、研究，不仅对于作品价值的确立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还能够觇知不同时代文学风气和审美标准的变化，深化对文学史的理解，进而获得对作品认识方法上的启示。
一、中晚唐及五代文人、评论家对白居易闲适诗的接受
白居易的诗作在诞生之时即受到当时文人学者乃至普通老百姓的接受，流传极为广泛。据记载，当时道观、佛寺等地的墙壁上都抄写了白居易的诗作，连普通家庭的妇女、仆隶也会吟唱其诗。仔细考察白居易当时流行的诗作，大部分是书写旷达生活态度的闲适诗。刘禹锡曾这样评价道：“郢人斤斲无痕迹，仙人衣裳弃刀尺。世人方内欲想从，行尽四维无处览。”（《翰林白二十二学士见寄诗一百篇因以答赠》）可见，他对白氏闲适诗这种平易自然、浑成无迹的诗风的高度赞扬。
中晚唐文人之所以看重白居易闲适诗有以下几点原因：一是他的闲适诗中有不少记游写景的之作，有自己的独特风貌，如《题浔阳楼》《读谢灵运诗》，都能以审美的眼光和清新的笔调，关照自然，书写心愫。二是白氏闲适诗的语言通俗平易，情深意挚。三从当时社会及文化思潮来看，中晚唐文人虽时常把“兼济天下”挂在嘴边，但骨子里更看重宁静散淡的生活，创作上追求冲淡悠远的韵味。因此，他们中不少人对白氏闲适诗有更深一层的体认。加之当时禅宗兴盛，讲究“万法本闲，唯人自闹”，要求进入一种闲而又闲的舒适境界，这种以追求自我精神寄托为核心的人生哲学使当时文坛的审美情趣趋向清幽、平淡。
但对白居易闲适诗的评判，五代文人大抵还是有不同的声音。杜牧在《陇西李府君墓志铭》中曾借李戡之口攻击白居易的作品：“织艳不逞，非庄士雅人，多为其所破坏。”他认为白居易在创作上流于纤细柔艳，同时又逞放怒张；在诗作旨向上，所包蕴的思想内涵极不合诗教之旨。司空图也认为白氏闲适诗过于平淡，缺力道，乏气势，流于市井格调。杜牧、司空图等人的言论代表了当时上层文人崇尚高雅、反对俚俗轻艳诗风的倾向，也表明在白居易的闲适诗中有相当数量的诗篇意太详、言太俗、语太露，缺乏蕴藉含蓄的韵味。
二、宋代文人对白居易闲适诗的接受
宋初是白居易备受推崇的重要时期，延续五代大部分文人对白氏闲适诗的褒奖和学习，当时文人如王禹偁、李昉、徐铉等，都致力于模仿白居易平易闲适的诗风。如宋代文人王禹偁早期的诗作风格闲淡雅致，有明显白居易闲适诗的痕迹，如《问四皓》《代答》等很多构思和遣句都借鉴了白居易的诗作。
仔细分析宋初的文化思潮和创作倾向，当时文人推崇白氏闲适诗主要基于以下几个原因：一是历尽战乱，大部分文人在失望之余都慢慢淡去了经国济世的雄心大略，而在诗歌创作中追求将世俗生活浅显通俗化的倾向，接受了白居易以平常心思、平常笔墨来书写恬淡自得的生活情调的闲适诗。二是对白居易闲适诗创作手法的认可和接受。晁迥曾曰：“唐白氏集中颇有遣怀之作，故达道之人率多爱之。”他所说的遣怀诗就是闲适诗。此外，闲适诗多用对比手法来表达物是人非之感慨，也是北宋初期文人所热衷于效仿的。
北宋中期开始，摆脱唐诗窠臼、为宋诗的发展寻找新出路已成为时代课题。加之宋代统治者大力提倡儒学与道义名节，文人们注意将俚俗化的内容写得更含蓄蕴藉。在这种社会文化思潮与诗学趣尚的影响下，出现了对白诗包括闲适诗艺术表现的批评之声。欧阳修、宋祁等对白氏闲适诗的俚俗化倾向进行了严厉的批判，如其修撰的《新唐书》对杜牧借李戡之口抨击元、白诗为“淫言媟语”的论断表示赞同。苏轼在《祭柳子玉文》中言：“郊寒岛瘦，元轻白俗。”他首次用“俗”字概括白诗审美的表现特征，表明对白居易诗作，特别是闲适诗俚俗化倾向的不甚认可。
对于白氏闲适诗，南宋文人却是以不同的态度来解读和接受。如陆游评價白居易作品曰：“数仞李杜墙，常恨欠领会。元白才倚门，温李真自郐。”可见，他对白氏诗作大体持否定甚至鄙夷态度。而南宋文学家张镃《读乐天诗》中对本朝不少人以“俗”来评定白氏闲适诗的做法深感不满，认为白居易诗笔老到，纵意自如。
三、金元时期、明代对白居易闲适诗的接受
金元时期，由于异族攻占宋都，导致许多士人绝意仕途，归隐山林，爱好淡雅天然。元好问论诗崇尚魏晋的高风雅调，抒情主张著诚去伪，语言强调自然天成。所以他特别推重真淳自然的陶渊明，也看到了白居易对陶渊明的效仿，从而提出“陶渊明，晋之白乐天”，对白居易评价不低。而方回论诗格重瘦硬枯劲，也重经过锤炼而达到的遒劲朴淡，所以他在《跋方君至庚辰诗》中提到“东坡谓郊寒岛瘦、元轻白俗。予谓诗不厌寒，不厌瘦；惟轻与俗则决不可。”对白居易浅俗直白的作品包括闲适诗持批判态度，却无甚新见。 进入明代，对于白居易闲适诗的接受和批评又蔚为风气，由于受到明代流派批评风气的影响，不少论断呈现出较为浓厚的意气化特征，这使白氏闲适诗在接受史上处于否定地位。明代，七子派持格调说论诗，因不满台阁体的庸弱肤廓，转而高揭复古以求真诗的大旗。因此，李东阳《麓堂诗话》言：“至白乐天令老妪解之，遂失之浅俗……而弊一至是，岂古人之作端使然哉。”他认为白诗创作浅俗与古诗所追求的质而不俚、素而不俗大相径庭，故为诗之一弊。竟陵派领袖钟惺和谭元春为矫公安派浅率刻露之弊，在诗情上追求孤峭幽深，在艺术上提倡浑厚蕴藉。白居易通俗直白的闲适诗势必要遭到他们的批判。钟惺认为白诗太过于直白，与诗的审美质性不合，故为作诗之大敌。在整个明代，白居易闲适诗基本处于被否定的境地。
四、清代对白居易闲适诗的接受
清代初期，朴学昌盛，人们致力于对古代典籍的搜集整理。此时，诗学批评整体上对理论辨析的要求较前代明显增强。在这种时代风气中，对白诗的评价不因循前代而有其独到的见解，对白居易闲适诗的接受逐渐趋向辨正、深入。叶燮《原诗》言：“白俚俗处而雅亦在其中，终非庸近可疑。”针对宋代以来不少人以“俗”定评白诗的趋向，指出其闲适诗实能雅俗相切，俗中寓雅。稍后的诗坛和批评界学派林立，异说纷呈。“格调派”代表沈德潜标举“温柔敦厚”，要求以儒家伦理规范人的性情，使其“去淫滥以归雅正”，指出白氏闲适诗“流易有余，变化不足”。而推举“性灵说”的袁枚强调诗中须有“真我”，批评当时在诗中堆垛学问和罗列典故的习气，因而倾心于用自然平易的语言写成的闲适诗。赵翼在《瓯北诗话》通过详细对比韩孟“尚奇警”与元白“尚坦易”诗作之旨，分析作诗坦易的长处，论断“言人之所共欲言”更切近人之情性，更能深入人心，更具永恒的艺术魅力。
從上述诸人的论断看，清代文人和批评家在批评取向上表现出一个最大的共同特征，就是不再一味地称扬或贬抑白居易及其闲适诗作，而力图据文本，重比较，弃意气，持公心，能从较为平正的角度予以细致的辨析，这较前人对白居易的论断有了长足的进步，标示着古典诗学批评白居易到了历史的高度。
五、总结
各朝各代接受者对白居易闲适诗理解的不断变化与深化，清晰地呈现出由基本肯定到出现批评之声，再到意气化贬抑，最后进入较为全面深入地辨析之中的历史轨迹。一方面说明白居易的闲适诗是一个多层面的开放结构，它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向不同时代的接受者倾诉不同的内容，显露不同的层面；另一方面显示了中华民族精神生活的历史变化与对自我认识的日益深化，历代的接受者对诗歌艺术具有不同的期待视野、审美趣味和艺术标准。我们应允许对白居易闲适诗有不同的解读方法、接受视野和态度。如果世世代代的接受者都用相同的眼光看待白氏的作品，那么白居易将永远只是一副面孔，其作品不可能与时常新。只有通过一代代人在不同的视点上来看白氏的作品，才可能给其作品带来“横看成岭侧成峰”的万千气象。虽然不同时代读者的视野和审美标准会时时翻新，但历史终将保持它的客观公正。
参考文献：
[1]陈友琴.白居易资料汇编[J].北京：中华书局，2005年1月第1版.
[2]袁行霈.中国文学史（第三卷）（第四卷）[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
[3]白居易.白居易集笺校[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12月第1版.
[4]陈寅恪，元白诗笺证稿[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2月第1版.
[5]汤华泉.白居易诗选[M].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2011年11月第1版.
关键词：白居易；闲适诗；平易通俗
文学接受史上经常有这样的现象：某些作品在它的那个时代曾经风行一时，洛阳纸贵。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光环逐渐褪色，不再是万众瞩目的中心，乃至堙没无闻。而经历了几百甚至几千年后，后世读者们阅读作品时，又可能赋予它更多的褒奖和赞扬。白居易闲适诗就是如此。作为“元白诗派”的开创者和领袖人物，白居易是继李白、杜甫之后世人所公认的伟大诗人，诗歌流传至今者近三千首。白居易将自己的诗歌分为四类：讽谕诗、闲适诗、感伤诗、杂律诗。闲适诗“知足保和，吟玩性情”，多抒写对归隐田园的宁静生活的向往和洁身自好的志趣，表现出淡泊平和、闲逸悠然的情调。同时，语言通俗易懂，表达明白浅切。如《常乐里闲居偶题十六韵兼寄刘十五公》《官舍小亭闲望》等，虽境界不算大，格调也不甚高，但自得自适之情却别有一番意趣，其艺术价值不可忽视。
本文从中晚唐五代、宋代、金元时期和明代以及清代四个时间段对历代文人学者对白居易闲适诗的接受过程及原因进行剖析、研究，不仅对于作品价值的确立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还能够觇知不同时代文学风气和审美标准的变化，深化对文学史的理解，进而获得对作品认识方法上的启示。
一、中晚唐及五代文人、评论家对白居易闲适诗的接受
白居易的诗作在诞生之时即受到当时文人学者乃至普通老百姓的接受，流传极为广泛。据记载，当时道观、佛寺等地的墙壁上都抄写了白居易的诗作，连普通家庭的妇女、仆隶也会吟唱其诗。仔细考察白居易当时流行的诗作，大部分是书写旷达生活态度的闲适诗。刘禹锡曾这样评价道：“郢人斤斲无痕迹，仙人衣裳弃刀尺。世人方内欲想从，行尽四维无处览。”（《翰林白二十二学士见寄诗一百篇因以答赠》）可见，他对白氏闲适诗这种平易自然、浑成无迹的诗风的高度赞扬。
中晚唐文人之所以看重白居易闲适诗有以下几点原因：一是他的闲适诗中有不少记游写景的之作，有自己的独特风貌，如《题浔阳楼》《读谢灵运诗》，都能以审美的眼光和清新的笔调，关照自然，书写心愫。二是白氏闲适诗的语言通俗平易，情深意挚。三从当时社会及文化思潮来看，中晚唐文人虽时常把“兼济天下”挂在嘴边，但骨子里更看重宁静散淡的生活，创作上追求冲淡悠远的韵味。因此，他们中不少人对白氏闲适诗有更深一层的体认。加之当时禅宗兴盛，讲究“万法本闲，唯人自闹”，要求进入一种闲而又闲的舒适境界，这种以追求自我精神寄托为核心的人生哲学使当时文坛的审美情趣趋向清幽、平淡。
但对白居易闲适诗的评判，五代文人大抵还是有不同的声音。杜牧在《陇西李府君墓志铭》中曾借李戡之口攻击白居易的作品：“织艳不逞，非庄士雅人，多为其所破坏。”他认为白居易在创作上流于纤细柔艳，同时又逞放怒张；在诗作旨向上，所包蕴的思想内涵极不合诗教之旨。司空图也认为白氏闲适诗过于平淡，缺力道，乏气势，流于市井格调。杜牧、司空图等人的言论代表了当时上层文人崇尚高雅、反对俚俗轻艳诗风的倾向，也表明在白居易的闲适诗中有相当数量的诗篇意太详、言太俗、语太露，缺乏蕴藉含蓄的韵味。
二、宋代文人对白居易闲适诗的接受
宋初是白居易备受推崇的重要时期，延续五代大部分文人对白氏闲适诗的褒奖和学习，当时文人如王禹偁、李昉、徐铉等，都致力于模仿白居易平易闲适的诗风。如宋代文人王禹偁早期的诗作风格闲淡雅致，有明显白居易闲适诗的痕迹，如《问四皓》《代答》等很多构思和遣句都借鉴了白居易的诗作。
仔细分析宋初的文化思潮和创作倾向，当时文人推崇白氏闲适诗主要基于以下几个原因：一是历尽战乱，大部分文人在失望之余都慢慢淡去了经国济世的雄心大略，而在诗歌创作中追求将世俗生活浅显通俗化的倾向，接受了白居易以平常心思、平常笔墨来书写恬淡自得的生活情调的闲适诗。二是对白居易闲适诗创作手法的认可和接受。晁迥曾曰：“唐白氏集中颇有遣怀之作，故达道之人率多爱之。”他所说的遣怀诗就是闲适诗。此外，闲适诗多用对比手法来表达物是人非之感慨，也是北宋初期文人所热衷于效仿的。
北宋中期开始，摆脱唐诗窠臼、为宋诗的发展寻找新出路已成为时代课题。加之宋代统治者大力提倡儒学与道义名节，文人们注意将俚俗化的内容写得更含蓄蕴藉。在这种社会文化思潮与诗学趣尚的影响下，出现了对白诗包括闲适诗艺术表现的批评之声。欧阳修、宋祁等对白氏闲适诗的俚俗化倾向进行了严厉的批判，如其修撰的《新唐书》对杜牧借李戡之口抨击元、白诗为“淫言媟语”的论断表示赞同。苏轼在《祭柳子玉文》中言：“郊寒岛瘦，元轻白俗。”他首次用“俗”字概括白诗审美的表现特征，表明对白居易诗作，特别是闲适诗俚俗化倾向的不甚认可。
对于白氏闲适诗，南宋文人却是以不同的态度来解读和接受。如陆游评價白居易作品曰：“数仞李杜墙，常恨欠领会。元白才倚门，温李真自郐。”可见，他对白氏诗作大体持否定甚至鄙夷态度。而南宋文学家张镃《读乐天诗》中对本朝不少人以“俗”来评定白氏闲适诗的做法深感不满，认为白居易诗笔老到，纵意自如。
三、金元时期、明代对白居易闲适诗的接受
金元时期，由于异族攻占宋都，导致许多士人绝意仕途，归隐山林，爱好淡雅天然。元好问论诗崇尚魏晋的高风雅调，抒情主张著诚去伪，语言强调自然天成。所以他特别推重真淳自然的陶渊明，也看到了白居易对陶渊明的效仿，从而提出“陶渊明，晋之白乐天”，对白居易评价不低。而方回论诗格重瘦硬枯劲，也重经过锤炼而达到的遒劲朴淡，所以他在《跋方君至庚辰诗》中提到“东坡谓郊寒岛瘦、元轻白俗。予谓诗不厌寒，不厌瘦；惟轻与俗则决不可。”对白居易浅俗直白的作品包括闲适诗持批判态度，却无甚新见。 进入明代，对于白居易闲适诗的接受和批评又蔚为风气，由于受到明代流派批评风气的影响，不少论断呈现出较为浓厚的意气化特征，这使白氏闲适诗在接受史上处于否定地位。明代，七子派持格调说论诗，因不满台阁体的庸弱肤廓，转而高揭复古以求真诗的大旗。因此，李东阳《麓堂诗话》言：“至白乐天令老妪解之，遂失之浅俗……而弊一至是，岂古人之作端使然哉。”他认为白诗创作浅俗与古诗所追求的质而不俚、素而不俗大相径庭，故为诗之一弊。竟陵派领袖钟惺和谭元春为矫公安派浅率刻露之弊，在诗情上追求孤峭幽深，在艺术上提倡浑厚蕴藉。白居易通俗直白的闲适诗势必要遭到他们的批判。钟惺认为白诗太过于直白，与诗的审美质性不合，故为作诗之大敌。在整个明代，白居易闲适诗基本处于被否定的境地。
四、清代对白居易闲适诗的接受
清代初期，朴学昌盛，人们致力于对古代典籍的搜集整理。此时，诗学批评整体上对理论辨析的要求较前代明显增强。在这种时代风气中，对白诗的评价不因循前代而有其独到的见解，对白居易闲适诗的接受逐渐趋向辨正、深入。叶燮《原诗》言：“白俚俗处而雅亦在其中，终非庸近可疑。”针对宋代以来不少人以“俗”定评白诗的趋向，指出其闲适诗实能雅俗相切，俗中寓雅。稍后的诗坛和批评界学派林立，异说纷呈。“格调派”代表沈德潜标举“温柔敦厚”，要求以儒家伦理规范人的性情，使其“去淫滥以归雅正”，指出白氏闲适诗“流易有余，变化不足”。而推举“性灵说”的袁枚强调诗中须有“真我”，批评当时在诗中堆垛学问和罗列典故的习气，因而倾心于用自然平易的语言写成的闲适诗。赵翼在《瓯北诗话》通过详细对比韩孟“尚奇警”与元白“尚坦易”诗作之旨，分析作诗坦易的长处，论断“言人之所共欲言”更切近人之情性，更能深入人心，更具永恒的艺术魅力。
從上述诸人的论断看，清代文人和批评家在批评取向上表现出一个最大的共同特征，就是不再一味地称扬或贬抑白居易及其闲适诗作，而力图据文本，重比较，弃意气，持公心，能从较为平正的角度予以细致的辨析，这较前人对白居易的论断有了长足的进步，标示着古典诗学批评白居易到了历史的高度。
五、总结
各朝各代接受者对白居易闲适诗理解的不断变化与深化，清晰地呈现出由基本肯定到出现批评之声，再到意气化贬抑，最后进入较为全面深入地辨析之中的历史轨迹。一方面说明白居易的闲适诗是一个多层面的开放结构，它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向不同时代的接受者倾诉不同的内容，显露不同的层面；另一方面显示了中华民族精神生活的历史变化与对自我认识的日益深化，历代的接受者对诗歌艺术具有不同的期待视野、审美趣味和艺术标准。我们应允许对白居易闲适诗有不同的解读方法、接受视野和态度。如果世世代代的接受者都用相同的眼光看待白氏的作品，那么白居易将永远只是一副面孔，其作品不可能与时常新。只有通过一代代人在不同的视点上来看白氏的作品，才可能给其作品带来“横看成岭侧成峰”的万千气象。虽然不同时代读者的视野和审美标准会时时翻新，但历史终将保持它的客观公正。
参考文献：
[1]陈友琴.白居易资料汇编[J].北京：中华书局，2005年1月第1版.
[2]袁行霈.中国文学史（第三卷）（第四卷）[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
[3]白居易.白居易集笺校[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12月第1版.
[4]陈寅恪，元白诗笺证稿[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2月第1版.
[5]汤华泉.白居易诗选[M].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2011年11月第1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