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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0 年，江苏省共有中等职业学校（含中专校和职业高中，不含技工学校）242 所，平均每所学校服务的常住人口为24.5万，平均每所学校服务的国土面积为433.9 平方公里。随后，职业学校数量迅速增加，到1997 年达到峰值670 所，平均每校的服务人口为10.7 万，服务面积为156.7 平方公里。之后，职业学校数量迅速减少，2016 年，职业学校还有216 所，校均服务人口为37.0 万，服务面积为486.1 平方公里。我把职业学校服务的人口数和空间范围称为职业学校的服务强度，从上面列举的数据看，2016 年江苏省职业学校的服务强度大致相当于20 世纪80 年代的水平。需要说明的是，服务强度不是服务能力。1980 年，全省每10 万常住人口中只有140 人的职业学校在校生规模，而到了2016 年，这个数字是755 人。职业学校的服务能力增强是不争的事实，但职业教育的服务能力增强并不代表人们更容易获得职业教育服务。如果职业学校的服务强度过大，即每所职业学校服务的人口过多、服务的半径过大，就说明人们获取职业教育服务的难度加大，成本变高。按照这个想法，目前人们获取职业教育服务的难度大概是20 世纪末的三倍。
当然，中国是一个加速发展的社会，数字上体现出来的倍数关系与人们的直观感受和职业教育发展的实际并不一定相符。比如，随着交通、通讯日益便捷，人们的活动半径不断加大、信息交流方式更加多元，尽管职业学校的服务强度扩大了，并不代表人们接触职业教育的难度同比例地增加。不过，面对三倍的服务强度的差距，谁敢说今天的职业学校与社会的联系比过去更加紧密了？
职业学校服务强度的扩大是地方政府和教育管理部门主动作为的结果。改革开放之初，中专校重新得到发展，职业高中得到恢复，除了新建学校外，许多乡镇的中学改制成职业学校，因此，从全省来看，职业学校在城市、县城和乡镇都有相当大的覆盖范围。但过于分散的学校布局会造成公共资金使用上的低效率，学校合并就成了必然的政策选择。尽管在本世纪初，从国家到地方都开始重视职业教育，但从1997 年開始，全省职业学校数就一路减少，与此相应的是学校的平均规模不断扩大，1980 年，平均每所职业学校的在校生规模为344.6 人，到2010 年达到峰值3 339.7 人，2016 年仍有2 796.3 人。最终的结果是，许多市（县、区）只保留了一所职业学校，有些地方甚至出现过万人大校。当一个县只有一所职业学校时，那些远离县城的企业还有多少意愿与学校开展深度合作？当学校县城化后，还有多少农民愿意主动到学校去接受培训，还有多少学校能够主动保留涉农专业与相关服务？城市职业教育与农村职业教育面临的情势相仿，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伴随城市化进程，每座城市都像摊大饼一样迅速扩张，普通中学的数量伴随着城市人口和城市空间的扩大而不断扩大，与这一进程相反，学校合并使职业学校的数量不断减少。使服务强度问题变得更糟糕的是一项与学校合并政策相伴生成的举措：异地新建与职教园区建设。在异地新建或建设职教园区时，政府一般会替学校选址在远离城区或居民区的地价便宜的地方，其结果是学校与社会的距离不仅在理论上扩大了，物理上的空间距离也实实在在地扩大了。几十年来，职业教育一直在自问：为什么校企合作还是很难？我想，这与学校的服务强度过大不无关系。目前的学校服务面积接近500 平方公里，即服务半径约为20 公里。企业与20 公里以外的学校开展校企合作时很有可能被要求为学生提供食宿条件或通勤便利，仅此一项可能就会把多数企业拦在校企合作大门之外。当企业员工愿意到学校里进一步学习时，却发现学校远在20 公里之外，还有几人愿意忍受车舟劳顿？
稻盛和夫认为，日本制造有一个成功经验：贯彻现场主义。他说：“制造的原点在于生产现场，销售的原点在于同客户的接触，脱离现场而煞费苦心的空谈理论，绝对解决不了问题，这是因为现场蕴含着第一手信息，是解决问题的关键。”稻盛没说明白的一点是，只有共同出现在现场，大家才会产生起码的互信，才有可能成为一个共同体，这应该是现场主义的真正价值所在。那么，职业教育的现场在哪里？当然是在企业与社区。教师和学生眼睛里每天看着工人走进工厂，耳朵里每天听到工厂和社区的小道消息，这时，那些企业主、班组长和工人师傅就不是不同于我们的“他者”，而是生活在同一社区的另一些居民。一旦学校远离企业和社区，企业就成了我们的“客户”，校企之间的合作就只是合同上的条文，合作双方就成了彼此“门口的陌生人”。
可是，职业学校的数量与规模已无法再扩大，职业学校还能再回到职业教育的现场吗？这需要政府、教育管理部门和职业学校共同设定一个职业教育“再社区化”的目标。所谓“再社区化”不是让职业学校迁回社区，而是让大量的职业教育资源——办学点、工作室、合作中心、技能服务站等重新进入社区，以分散式的“星火燎原”而不是集中式的重建学校的方式消解服务强度问题。也许在不远的将来，我们提到江苏职业教育时，想到的是一个去中心的职业教育服务体系而不是一所所职业学校。
（作者系江苏理工学院职业教育学部副研究员）
当然，中国是一个加速发展的社会，数字上体现出来的倍数关系与人们的直观感受和职业教育发展的实际并不一定相符。比如，随着交通、通讯日益便捷，人们的活动半径不断加大、信息交流方式更加多元，尽管职业学校的服务强度扩大了，并不代表人们接触职业教育的难度同比例地增加。不过，面对三倍的服务强度的差距，谁敢说今天的职业学校与社会的联系比过去更加紧密了？
职业学校服务强度的扩大是地方政府和教育管理部门主动作为的结果。改革开放之初，中专校重新得到发展，职业高中得到恢复，除了新建学校外，许多乡镇的中学改制成职业学校，因此，从全省来看，职业学校在城市、县城和乡镇都有相当大的覆盖范围。但过于分散的学校布局会造成公共资金使用上的低效率，学校合并就成了必然的政策选择。尽管在本世纪初，从国家到地方都开始重视职业教育，但从1997 年開始，全省职业学校数就一路减少，与此相应的是学校的平均规模不断扩大，1980 年，平均每所职业学校的在校生规模为344.6 人，到2010 年达到峰值3 339.7 人，2016 年仍有2 796.3 人。最终的结果是，许多市（县、区）只保留了一所职业学校，有些地方甚至出现过万人大校。当一个县只有一所职业学校时，那些远离县城的企业还有多少意愿与学校开展深度合作？当学校县城化后，还有多少农民愿意主动到学校去接受培训，还有多少学校能够主动保留涉农专业与相关服务？城市职业教育与农村职业教育面临的情势相仿，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伴随城市化进程，每座城市都像摊大饼一样迅速扩张，普通中学的数量伴随着城市人口和城市空间的扩大而不断扩大，与这一进程相反，学校合并使职业学校的数量不断减少。使服务强度问题变得更糟糕的是一项与学校合并政策相伴生成的举措：异地新建与职教园区建设。在异地新建或建设职教园区时，政府一般会替学校选址在远离城区或居民区的地价便宜的地方，其结果是学校与社会的距离不仅在理论上扩大了，物理上的空间距离也实实在在地扩大了。几十年来，职业教育一直在自问：为什么校企合作还是很难？我想，这与学校的服务强度过大不无关系。目前的学校服务面积接近500 平方公里，即服务半径约为20 公里。企业与20 公里以外的学校开展校企合作时很有可能被要求为学生提供食宿条件或通勤便利，仅此一项可能就会把多数企业拦在校企合作大门之外。当企业员工愿意到学校里进一步学习时，却发现学校远在20 公里之外，还有几人愿意忍受车舟劳顿？
稻盛和夫认为，日本制造有一个成功经验：贯彻现场主义。他说：“制造的原点在于生产现场，销售的原点在于同客户的接触，脱离现场而煞费苦心的空谈理论，绝对解决不了问题，这是因为现场蕴含着第一手信息，是解决问题的关键。”稻盛没说明白的一点是，只有共同出现在现场，大家才会产生起码的互信，才有可能成为一个共同体，这应该是现场主义的真正价值所在。那么，职业教育的现场在哪里？当然是在企业与社区。教师和学生眼睛里每天看着工人走进工厂，耳朵里每天听到工厂和社区的小道消息，这时，那些企业主、班组长和工人师傅就不是不同于我们的“他者”，而是生活在同一社区的另一些居民。一旦学校远离企业和社区，企业就成了我们的“客户”，校企之间的合作就只是合同上的条文，合作双方就成了彼此“门口的陌生人”。
可是，职业学校的数量与规模已无法再扩大，职业学校还能再回到职业教育的现场吗？这需要政府、教育管理部门和职业学校共同设定一个职业教育“再社区化”的目标。所谓“再社区化”不是让职业学校迁回社区，而是让大量的职业教育资源——办学点、工作室、合作中心、技能服务站等重新进入社区，以分散式的“星火燎原”而不是集中式的重建学校的方式消解服务强度问题。也许在不远的将来，我们提到江苏职业教育时，想到的是一个去中心的职业教育服务体系而不是一所所职业学校。
（作者系江苏理工学院职业教育学部副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