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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国民对国家的认同感是多民族国家屹立于世界的重要基础。新加坡独立建国至今的半个多世纪里，从一个资源贫瘠的弹丸之地一跃成为繁荣昌盛、政通人和的现代化国家。究其原因，这些成就和新加坡政府一直以来重视国家认同教育是分不开的。新加坡政府通过不断加强历史与国情教育;塑造国家意识和共同价值观等途径，全方位、多角度培养国民的国家认同感，卓有成效，富有教益，从中可得出一些对强化我国民众国家认同感的有益启示。
【关键词】 新加坡 国家认同 措施
一、国家认同与民族认同的概念及内涵
“民族认同是指个体对本民族的信念、态度以及对其民族身份的承认”。[1]民族认同是个体对于他所归属的民族的一种原始的自然感情和忠诚。国家认同，是指一个国家的公民对自己国家的主权、象征、历史文化传统、道德观念、理想信念等的认同和忠诚。国家认同实质上是一个民族确认自己的国族身份，将自己的民族自觉归属于国家。民族认同和国家认同既相互区别又相互联系。民族认同和国家认同之间的张力是影响多民族国家政治稳定的一个重要因素，在一定情况下，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相辅相成、相互促进，而在另一些情况下，二者又相互矛盾，相互影响。
“现代社会高度依赖它的公民的各种形式的承认与合作，国家的结构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它获得这种承认的能力”。[2]民众的支持和拥护，是一个国家存在的基础和前提。同时，国家认同也是一个政府获得合法性的基本前提，民众只有认同他所生活的国家，才可能愿意接受政府的管理和统治，进而培养出浓厚的爱国热情。
二、新加坡构建国家认同的困境
1959年新加坡取得自治之后，国内存在一系列问题，如种族冲突不断、社會秩序混乱，经济发展萧条等等，加之国际社会环境的不稳定，都要求新加坡必须在最短时间内建构起自身的国家认同。
新加坡移民间的文化、语言、宗教差异大。独立之初的新加坡缺乏构建国家认同的必要条件——共同的历史记忆很少，共同的语言不存在。新加坡独立之初，承袭了英国殖民统治以来移民社会的多元化因素，各族群之间封闭隔离，不仅没有共同的风俗传统文化，而且没有统一使用的语言。新加坡的三大民族是华族、马来族和印度族，这三大族群内部又存在着各种不同的群体，其语言结构复杂，宗教信仰多元。所以独立之初的新加坡要想成功存活，就必须战胜国内的多元因素，在多元中寻求统一，确立一种普遍的认同，“这种认同要具有包容性，而且能令全体国民满意，并且能超越社会各群体的多样性和对各自族群的忠诚，这种认同就是国家认同。”[2]
新加坡各民族之间封闭隔离，族群认同强烈，国家认同不能自然形成。当民众对自己族群的忠诚和情感达到一定程度之后，大于他们心中对于国家的认同时，狭隘民族主义的排他性就可能会造成民族间的冲突和争端。1964年，新加坡和马来西亚发生的暴乱事件就是最好的例子，马来人的狭隘民族主义导致其对华人的排斥，最后引发了两种族间的恶性冲突事件。
三、新加坡国家认同构建的政策及举措
新加坡培养国家认同的实质，是政府通过一系列政策措施有意识、有目的地使民众产生对国家的信念和忠诚，并能够自觉将自己的命运和国家命运联系起来，对国家产生归属感。
（一）多元主义的民族政策和社会融合。新加坡实行多元主义的民族政策，承认各民族之间的差异，保留不同的民族文化特色。例如，承认各族群语言的平等地位，新加坡的官方语言是英语、马来语、华语、泰米尔语。虽然马来语是国语，但是马来语不是所有新加坡人都必修的语言。国家保护少数民族的宗教信仰权利，尊重各民族的信仰。对于少数民族，给予特别的尊重和保护。独立之初，新加坡马来人与华人生活水平悬殊很大，社会各族群发展不平衡，所以，政府给予马来人一些特殊权利。政府对马来人补助房贴，实行免费教育等，最终目的是希望马来人和华人等其他民族一样发展起来，实现社会各族群平衡发展。
（三）双语政策和混合“组屋”政策。新加坡1966年开始执行“英语加母语”的双语政策。双语政策确立英语作为新加坡社会沟通的主要语言。同时，为了保留其各个民族的特色和传统，民众要在家里或私人场合讲各自的民族语言。双语政策另一个目的是培养新加坡人的国家意识和国家认同，促进各族群的交流、团结与和谐，起到消除族群障碍的作用。
由于新加坡华人、马来人、印度人族群之间，文化、语言、宗教、经济条件等差别较大，加上各族群认同较强烈，族群之间的互动较少，族群关系相对比较敏感和紧张。实行种族混合居住是政府为改善各族群民众关系，促使他们互相了解和增加接触的一个重要措施。各族群的人们生活在一个环境里，彼此之间的交往和了解自然就会增加，族群间不再孤立，族群意识削弱，社会凝聚力增加。
（四）国家意识的建构以及公民教育。强化新加坡人的身份意识，为民众的国家认同构建了具体内容。民众认为自己的身份是新加坡人，而不是华人或马来人，这表明民众对国家的认同超越了对族群的认同。这种身份意识会使民众自然产生对国家的热爱之情，他们把自己命运同国家命运联系在一起，愿意为国家的利益贡献自己的力量甚至生命。
随着新加坡经济的高速发展，80年代之后西方个人主义和拜金主义等价值观对新加坡社会风气造成了恶劣影响。为了减少现代化带来的副作用，新加坡领导人利用和改造传统的儒家道德伦理，李光耀将儒家“忠孝仁爱礼义廉耻”八个字定为新加坡人的具体行动准则。为了更好地贯彻儒家伦理“八字方针”，新加坡每年举行的全国性公德教育宣传活动达二十多个，如国民意识周、敬老周、睦邻周、礼貌周等活动。此外，1991年新加坡国会通过了政府提出的“共同价值观”，其核心内容包括五点：国家至上，社会为先;家庭为根，社会为本;关怀扶持，同舟共济;求同存异，协商共识;种族和谐，宗教宽容。共同价值观是新加坡政府为民众制定的国家意识，为国家认同赋予了价值内涵。国家的团结与族群间的和谐相处是共同价值观强调的核心内容。 四、新加坡国家认同教育对我国的启示
（一）加强政府主导力量的支持。新加坡的国家认同教育始终依靠强有力的政府推动。无论是国家认同教育目标的确立，共同价值观的倡导，还是学校教育内容的选择，新加坡政府在其中都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是国家认同教育具体的领导者、实施者和推动者。新加坡历届国家领导人都十分重视国家认同教育，他们都认为，政府的关键任务之一是把“反复灌输相同的基本价值观念和生活态度”放在首位。政府强有力的领导和领导人的高度重视，保障了国家认同教育良好效果的实现。
（二）立足本国国情特色，倡导“亚洲式民主”。西方主导下的国际社会，普遍认为新加坡为专制政治，质疑其政治制度的合法性，指责新加坡的人权状况，特别是公民的政治权利和言论自由状况。面对西方的指责和批评，新加坡政府回应道，“一个国家必须先有经济发展，民主才可能随之而来。除了几个例外，民主并没有给新的发展中国家带来好政府。民主没有导致经济发展，是因为政府没有建立经济发展所需要的稳定和纪律。”[3]作为反击，新加坡政府还对西方国家的民主模式进行了批评。“我认为在农业社会里，民主不能促进经济的快速增长。”“美国人不应该不分青红皂白地把它的制度强加于别的社会，这一套在这些社会根本行不通。”[4]
（三）联系公民的个体发展权益。国家认同教育大多没有单独出现在中国的学校教育里，更多关注的是特殊群体的教育，如少数民族学生群体、港澳台学生群体的教育等。内容也偏重于爱国主义教育，认为爱国行为是人们身体力行、报效祖国的实际行动，是爱国主义教育的落脚点和归宿。因而，总能在中国的各大教科书看到类似热爱祖国，努力学习，将来为报效祖国、为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而奋斗这样的话语。这实际上是一种单向度的国家对个人的要求和行为规范的约束，往往忽视了个人真实的情感体验，所以很难使学生对国家认同真正内化于心、外化于行。
新加坡在这一方面则积极寻求一条国家利益和个人利益相结合的路子，使得国家认同教育不是高高在上的政策性纲领性文件，而是与个人利益紧密结合，深入人心。上世纪90年代以来，新加坡实行学生社区服务计划，参与该计划的学生都能获得相應的分数，这个分数成为学校或用人单位直接评定学生的重要参考依据。这样一来，就可以使学生从内心里真正愿意做这件事情，并在实践中亲身经历国家的发展，寓教于乐，将国家认同教育贯穿其中，提高国家认同教育的效果。
【参考文献】
[1] 安德森（Anderson，B.）：《想象的共同体：民族主义的起源与散布》，吴叡人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
[2] 复旦大学中外现代化进程研究中心编《近代中国的国家形象与国家认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
[3] 李光耀.李光耀四十年政论文选[C].新加坡： 新加坡报业控股华义报集团，1995.
[4] 李光耀.李光耀回忆录—经济腾飞路[M].北京： 外文出版社，2001
基金项目：本文系华北水利水电大学2019年度省社科联调研课题《新时代加强党的政治建设研究》（SKL-2019-238）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焦铮铮（1992-），女，汉族，河南洛阳人，华北水利水电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思想政治教育。
【关键词】 新加坡 国家认同 措施
一、国家认同与民族认同的概念及内涵
“民族认同是指个体对本民族的信念、态度以及对其民族身份的承认”。[1]民族认同是个体对于他所归属的民族的一种原始的自然感情和忠诚。国家认同，是指一个国家的公民对自己国家的主权、象征、历史文化传统、道德观念、理想信念等的认同和忠诚。国家认同实质上是一个民族确认自己的国族身份，将自己的民族自觉归属于国家。民族认同和国家认同既相互区别又相互联系。民族认同和国家认同之间的张力是影响多民族国家政治稳定的一个重要因素，在一定情况下，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相辅相成、相互促进，而在另一些情况下，二者又相互矛盾，相互影响。
“现代社会高度依赖它的公民的各种形式的承认与合作，国家的结构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它获得这种承认的能力”。[2]民众的支持和拥护，是一个国家存在的基础和前提。同时，国家认同也是一个政府获得合法性的基本前提，民众只有认同他所生活的国家，才可能愿意接受政府的管理和统治，进而培养出浓厚的爱国热情。
二、新加坡构建国家认同的困境
1959年新加坡取得自治之后，国内存在一系列问题，如种族冲突不断、社會秩序混乱，经济发展萧条等等，加之国际社会环境的不稳定，都要求新加坡必须在最短时间内建构起自身的国家认同。
新加坡移民间的文化、语言、宗教差异大。独立之初的新加坡缺乏构建国家认同的必要条件——共同的历史记忆很少，共同的语言不存在。新加坡独立之初，承袭了英国殖民统治以来移民社会的多元化因素，各族群之间封闭隔离，不仅没有共同的风俗传统文化，而且没有统一使用的语言。新加坡的三大民族是华族、马来族和印度族，这三大族群内部又存在着各种不同的群体，其语言结构复杂，宗教信仰多元。所以独立之初的新加坡要想成功存活，就必须战胜国内的多元因素，在多元中寻求统一，确立一种普遍的认同，“这种认同要具有包容性，而且能令全体国民满意，并且能超越社会各群体的多样性和对各自族群的忠诚，这种认同就是国家认同。”[2]
新加坡各民族之间封闭隔离，族群认同强烈，国家认同不能自然形成。当民众对自己族群的忠诚和情感达到一定程度之后，大于他们心中对于国家的认同时，狭隘民族主义的排他性就可能会造成民族间的冲突和争端。1964年，新加坡和马来西亚发生的暴乱事件就是最好的例子，马来人的狭隘民族主义导致其对华人的排斥，最后引发了两种族间的恶性冲突事件。
三、新加坡国家认同构建的政策及举措
新加坡培养国家认同的实质，是政府通过一系列政策措施有意识、有目的地使民众产生对国家的信念和忠诚，并能够自觉将自己的命运和国家命运联系起来，对国家产生归属感。
（一）多元主义的民族政策和社会融合。新加坡实行多元主义的民族政策，承认各民族之间的差异，保留不同的民族文化特色。例如，承认各族群语言的平等地位，新加坡的官方语言是英语、马来语、华语、泰米尔语。虽然马来语是国语，但是马来语不是所有新加坡人都必修的语言。国家保护少数民族的宗教信仰权利，尊重各民族的信仰。对于少数民族，给予特别的尊重和保护。独立之初，新加坡马来人与华人生活水平悬殊很大，社会各族群发展不平衡，所以，政府给予马来人一些特殊权利。政府对马来人补助房贴，实行免费教育等，最终目的是希望马来人和华人等其他民族一样发展起来，实现社会各族群平衡发展。
（三）双语政策和混合“组屋”政策。新加坡1966年开始执行“英语加母语”的双语政策。双语政策确立英语作为新加坡社会沟通的主要语言。同时，为了保留其各个民族的特色和传统，民众要在家里或私人场合讲各自的民族语言。双语政策另一个目的是培养新加坡人的国家意识和国家认同，促进各族群的交流、团结与和谐，起到消除族群障碍的作用。
由于新加坡华人、马来人、印度人族群之间，文化、语言、宗教、经济条件等差别较大，加上各族群认同较强烈，族群之间的互动较少，族群关系相对比较敏感和紧张。实行种族混合居住是政府为改善各族群民众关系，促使他们互相了解和增加接触的一个重要措施。各族群的人们生活在一个环境里，彼此之间的交往和了解自然就会增加，族群间不再孤立，族群意识削弱，社会凝聚力增加。
（四）国家意识的建构以及公民教育。强化新加坡人的身份意识，为民众的国家认同构建了具体内容。民众认为自己的身份是新加坡人，而不是华人或马来人，这表明民众对国家的认同超越了对族群的认同。这种身份意识会使民众自然产生对国家的热爱之情，他们把自己命运同国家命运联系在一起，愿意为国家的利益贡献自己的力量甚至生命。
随着新加坡经济的高速发展，80年代之后西方个人主义和拜金主义等价值观对新加坡社会风气造成了恶劣影响。为了减少现代化带来的副作用，新加坡领导人利用和改造传统的儒家道德伦理，李光耀将儒家“忠孝仁爱礼义廉耻”八个字定为新加坡人的具体行动准则。为了更好地贯彻儒家伦理“八字方针”，新加坡每年举行的全国性公德教育宣传活动达二十多个，如国民意识周、敬老周、睦邻周、礼貌周等活动。此外，1991年新加坡国会通过了政府提出的“共同价值观”，其核心内容包括五点：国家至上，社会为先;家庭为根，社会为本;关怀扶持，同舟共济;求同存异，协商共识;种族和谐，宗教宽容。共同价值观是新加坡政府为民众制定的国家意识，为国家认同赋予了价值内涵。国家的团结与族群间的和谐相处是共同价值观强调的核心内容。 四、新加坡国家认同教育对我国的启示
（一）加强政府主导力量的支持。新加坡的国家认同教育始终依靠强有力的政府推动。无论是国家认同教育目标的确立，共同价值观的倡导，还是学校教育内容的选择，新加坡政府在其中都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是国家认同教育具体的领导者、实施者和推动者。新加坡历届国家领导人都十分重视国家认同教育，他们都认为，政府的关键任务之一是把“反复灌输相同的基本价值观念和生活态度”放在首位。政府强有力的领导和领导人的高度重视，保障了国家认同教育良好效果的实现。
（二）立足本国国情特色，倡导“亚洲式民主”。西方主导下的国际社会，普遍认为新加坡为专制政治，质疑其政治制度的合法性，指责新加坡的人权状况，特别是公民的政治权利和言论自由状况。面对西方的指责和批评，新加坡政府回应道，“一个国家必须先有经济发展，民主才可能随之而来。除了几个例外，民主并没有给新的发展中国家带来好政府。民主没有导致经济发展，是因为政府没有建立经济发展所需要的稳定和纪律。”[3]作为反击，新加坡政府还对西方国家的民主模式进行了批评。“我认为在农业社会里，民主不能促进经济的快速增长。”“美国人不应该不分青红皂白地把它的制度强加于别的社会，这一套在这些社会根本行不通。”[4]
（三）联系公民的个体发展权益。国家认同教育大多没有单独出现在中国的学校教育里，更多关注的是特殊群体的教育，如少数民族学生群体、港澳台学生群体的教育等。内容也偏重于爱国主义教育，认为爱国行为是人们身体力行、报效祖国的实际行动，是爱国主义教育的落脚点和归宿。因而，总能在中国的各大教科书看到类似热爱祖国，努力学习，将来为报效祖国、为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而奋斗这样的话语。这实际上是一种单向度的国家对个人的要求和行为规范的约束，往往忽视了个人真实的情感体验，所以很难使学生对国家认同真正内化于心、外化于行。
新加坡在这一方面则积极寻求一条国家利益和个人利益相结合的路子，使得国家认同教育不是高高在上的政策性纲领性文件，而是与个人利益紧密结合，深入人心。上世纪90年代以来，新加坡实行学生社区服务计划，参与该计划的学生都能获得相應的分数，这个分数成为学校或用人单位直接评定学生的重要参考依据。这样一来，就可以使学生从内心里真正愿意做这件事情，并在实践中亲身经历国家的发展，寓教于乐，将国家认同教育贯穿其中，提高国家认同教育的效果。
【参考文献】
[1] 安德森（Anderson，B.）：《想象的共同体：民族主义的起源与散布》，吴叡人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
[2] 复旦大学中外现代化进程研究中心编《近代中国的国家形象与国家认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
[3] 李光耀.李光耀四十年政论文选[C].新加坡： 新加坡报业控股华义报集团，1995.
[4] 李光耀.李光耀回忆录—经济腾飞路[M].北京： 外文出版社，2001
基金项目：本文系华北水利水电大学2019年度省社科联调研课题《新时代加强党的政治建设研究》（SKL-2019-238）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焦铮铮（1992-），女，汉族，河南洛阳人，华北水利水电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思想政治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