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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出发了，不能出事儿，然后在天黑之前找到地方支好帐篷，吃完饭，睡觉，这就是一天。”张天蔚和徐俐都发现，平时所谓的成就感和荣耀，“神马都是浮云了”。
张天蔚和妻子徐俐，三年前突然决定去梅里雪山“转山”。
张天蔚供职于《北京青年报》，写了多年评论，在圈内小有名声；妻子徐俐，是中央电视台中文国际频道《中国新闻》的资深主播，爽利干练的播报风格，在观众中很有口碑。9月20日，坐在《北京青年报》大厦4楼的咖啡馆里，张天蔚回忆起3年前的那次远行，依旧感慨良多。
他们那时都已是半百之人，忙忙碌碌之间，感到“常态的生活有点闷”。2008年，夫妻二人去云南度假，结识了当地的一位客栈老板，双方一见如故，聊着聊着，就约定第二年一起去转山，期望在转山的旅途上，“找到点精神的顿悟”。
转山，本是藏族人表达虔诚的一种宗教方式，围绕一座圣山，步行，甚至叩头。每座山峰都有其因袭流传的转山线路，一般分为内转和外转，前者大约是在山间行走，后者，则是单纯地围绕着整座山祈福。
渐渐地，这种仪式般的行走被一些都市人接受，成为他们远离都市喧嚣、寻找内心安宁的某种旅行。
说这番话时，张天蔚心里对这事儿能否成行还没谱，回北京后，夫妇俩重新各自忙碌于工作，没想到，数日下来，去转山的期盼非但没有减少，反而在每日繁重的工作之余，愈发强烈起来。“出去就好，北京压力实在太大了。”
“无知者无畏”
他们开始了准备。
最大的准备是锻炼身体，先去健身房跑步，又在户外跑，这样坚持了两个月。
张天蔚他们选择的，是云南和西藏交界的梅里雪山，由13座山峰组成，被藏传佛教徒视为神山。
据说，梅里雪山的外转线路已形成了700余年，但张天蔚上网仔细搜寻，始终没查到详细的线路图，不过网友们形容的所需时间，大致勾勒出基本难度：当地转山的藏民约需要7天，资深的“老驴”不会少于9天，一般的驴友则需要11到13天。
这一线路，至今还是一条基本封闭的环形线路，一旦上路，便只有前行，绝无半途放弃、逃逸的路径。近年来，随着外界“步伐”的介入，经过怒江峡谷的部分，已经修起简易的砂石公路，可以搭车，花一天时间赶到西藏林芝地区的察隅县或左贡县，但在其他绝大部分路程里，还是处于没有公路、没有城镇、没有手机信号的封闭环境。
“从考验教徒的虔诚而言，这当然是绝佳的安排，但对于我们，却意味着一旦中途生病、受伤，几乎不可能得到任何救助，即使以最快的速度赶到最近的乡镇，至少也需要三天以上的时间。”张天蔚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倘若真的遭遇厄运，在信任自己的抵抗力之余，便只能寄望于神山或菩萨的保佑了。
他说，我们不是成熟的山友，算是“无知者无畏”吧。
2010年的10月16日，张天蔚和徐俐夫妇从北京出发，经昆明转机，于当天晚上到达香格里拉。
他们无心留恋美景，稍作休整，驱车直奔德钦，途经药店时，张天蔚下车买了5支罐装的氧气和一大包医用葡萄糖粉。
采访这天，张天蔚笑着回忆说：“后来，氧气一包没用上，倒是葡萄糖派上用场，给一只突发疾病的骡子救了急。”
“神马都是浮云了”
与他们一起上路的，除了当地的二十来岁的藏族向导扎西，还有5匹骡子。
他们其实只打算带三匹骡子，藏族朋友见他们年纪比较大，又从大城市来，难免娇气，就自作主张多预备了两匹骡子，拉满了生活补给和行囊，一圈转下来，“出发时候买的青菜和米，都没吃完，又驮回来了。”
已是10月下旬，天气微寒，过了旅游旺季，一路上，除了藏族人，他们只看到两个德国人，像是一对年轻的情侣，将全部行囊和补给都扛在了肩上，没有骡子，也没有当地藏民向导。
他们迎面走来，看上去刚刚翻山越岭，很疲惫，张天蔚他们都穿着厚厚的登山服，而这对青年却只穿着短袖上衣，满身大汗，面堂发红。
他们的路线看起来也并非张天蔚的外转路线，而是从小路横切开去，翻越陡峭的山岭，看起来更加艰难。
这给了张天蔚巨大的震撼，“他们一共走了多远?一路上吃什么喝什么?”这种态度更为决绝的转山，是张天蔚向往而不敢轻易尝试的，看着对方逐渐远去的身影，他内心澎湃了很久。
张天蔚的判断是对的。他们一共转了12天，每天平均走8小时。休息、宿营不是根据体力，而是依据水源地的位置，一旦两个水源距离稍远，他们就“感到极限了”。
但是，为了行走而行走，一切终究简单起来，“我今天出发了，不能出事儿，然后在天黑之前找到地方支好帐篷，吃完饭，睡觉，这就是一天。”张天蔚和徐俐都发现，平时所谓的成就感和荣耀，瞬间“神马都是浮云了”。
“何时是归期啊?”
他们翻过的第一个垭口，就给张天蔚来了个“下马威”。
上山的路很陡，他们沿着山坡走“之”字，风雪漫天，披上冲锋衣的风帽，坚硬的雪粒还是借着风势将脸打得生疼；下坡更陡峭，一共有120多个之字型转弯，持续飘落的细雪，将碎石路面铺上了薄薄的一层，稍一失足，就可能滑倒跌落，张天蔚心里的恐惧和脚下的迟疑相互作用着，每一步变得踌躇和艰难。
向导扎西也很紧张，来回于他和妻子之间，张天蔚大叫：“照顾好阿姨，我没事。”事后他检讨：“将老婆的安危托付给扎西，究竟算是尽到了男人的责任，还是一种自顾不暇时的失责?假如没有扎西，我该如何，又能如何?”
好不容易走完120个“之”，山势平坦起来，风雪也停了，阳光照在脸上，让人有些恍惚，不能相信，刚才的险境竟是真的经历过。
直到第五天，他们才抵达转山路上的第一个村庄，阿炳村，不过那之前，还要翻过一座3800米的垭口，山势不陡，张天蔚和徐俐却因为希望太过强烈而慢慢产生了绝望。他们不断问扎西：“还有多远?”回答总是：“差不多了。”
一向克制的徐俐望着怎么也走不完的前路，忍不住骂了脏话：“娘的!没完了!”她回忆，那时的自己，犹如笼中困兽。
过了阿炳村向前，海拔骤降到1600米，气温一下子升高到20多度，热浪袭人，沿途长满一人高的仙人掌，张天蔚和徐俐恍惚以为到了美国西部片的场景里。 在一处天然温泉，他们洗了个澡，徐俐说，这是她平生第一次露天沐浴，“紧张又不自在”，但与此前在月光下的猪圈里“方便”相比，还是好多了。
第8天，他们翻越了一个3300米的垭口，沿着怒江支流扎玉曲河的绝壁走了4个小时后，到达了又一个村庄：格布村。
这时，山已转了一多半，两人身心俱疲，徐俐更严重些，常常走着走着，眼前出现重影。在格布村里，她倒下了。
张天蔚担心地抱着徐俐说了很多话。此时，继续向前，或者后退，都是路途漫漫，两个人都陷入了“真正的前所未有的绝望”，禁不住泪流满面。
徐俐后来说，那时满心全是后悔，想着这个举动真是这辈子做的最愚蠢的决定，“向前还有三座4000米以上的高山，一座接近5000米，何时是归期啊?”
“我从山里出来了!”
夫妻俩都病了，咳嗽、无力、带的消炎药只剩一天半的用量。“这是我们最大的失误。”张天蔚事后反思，高原高寒地带，如果高烧，或急性肺水肿，别说翻越即将到来的全程最高峰——4800米的说拉垭口，命都可能不保。
万幸的是，经过调理和休养，两人最终没有发烧，渐渐也有了精神，就像长跑经过了二次呼吸，往后的路，竟走得轻松起来。
第11天，他们走进此行的最后一个村庄——海拔3000米的来得村。这个村子只有四五户人家，去最近的村镇，脚力最好的藏人，也要走两天，像个“世外桃源”。不过，这里居然实行“一妻多夫”的婚姻制度，张天蔚至今不解：“这样的小社会，会有怎么样的生存逻辑?”
第12天，连续走了8个小时后，他们跨过了此行的最高点，说拉垭口，这意味着，他们的行程即将结束了。在垭口的台地上，四周寂静无声，岩石沙土，空旷荒凉，徐俐说，那一刻，她突然感到孤独，甚至一丝害怕，原本想大哭一场作为此行的收尾，此时却哭不出来，只是静静地流泪。
扎西不停地劝徐俐：“阿姨，骑马吧。”张天蔚则严肃地说：“扎西，听着，要为了舒服，阿姨就不来了。”
第13天，他们终于回到出发时的客栈，回到了有手机信号的现代世界。他们不停地给各种人打电话，开头就是：“我从山里出来了!”不过，他们很快发现，有些不适应，常常两人坐在宾馆里，突然说：“今天没走，有点儿不习惯了。”
13天的行走，回头去看，留下了什么?
徐俐在为纪念这次转山而出的书中写道：“给自己设定一个目标，看自己能否完成……唯一可感的，是自己是否愿意设定一个目标，以及为了实现目标而坚持到底。”
张天蔚的感受则是：平静。对于完成这件事，很平静；对于朋友的赞叹，很平静；对于重返都市，很平静……“这种平静可能就是生命的真实状态。”
后来看自己转山路上的照片，张天蔚“有点惭愧”，“搞一身像模像样的户外行头，可是，扮给谁看呢?这其实是生活的杂念。”
去年，张天蔚又独自去了一趟白马雪山，在梅里雪山旁边，又见到了那个他们转山起点的小镇，所有的回忆从心头涌起。这时，一个外国人迎面走来，满面尘土，很沧桑，一看就是刚走出那条封闭的转山路。
张天蔚忍不住说：“哎哟不行，我还得再来。”
张天蔚和妻子徐俐，三年前突然决定去梅里雪山“转山”。
张天蔚供职于《北京青年报》，写了多年评论，在圈内小有名声；妻子徐俐，是中央电视台中文国际频道《中国新闻》的资深主播，爽利干练的播报风格，在观众中很有口碑。9月20日，坐在《北京青年报》大厦4楼的咖啡馆里，张天蔚回忆起3年前的那次远行，依旧感慨良多。
他们那时都已是半百之人，忙忙碌碌之间，感到“常态的生活有点闷”。2008年，夫妻二人去云南度假，结识了当地的一位客栈老板，双方一见如故，聊着聊着，就约定第二年一起去转山，期望在转山的旅途上，“找到点精神的顿悟”。
转山，本是藏族人表达虔诚的一种宗教方式，围绕一座圣山，步行，甚至叩头。每座山峰都有其因袭流传的转山线路，一般分为内转和外转，前者大约是在山间行走，后者，则是单纯地围绕着整座山祈福。
渐渐地，这种仪式般的行走被一些都市人接受，成为他们远离都市喧嚣、寻找内心安宁的某种旅行。
说这番话时，张天蔚心里对这事儿能否成行还没谱，回北京后，夫妇俩重新各自忙碌于工作，没想到，数日下来，去转山的期盼非但没有减少，反而在每日繁重的工作之余，愈发强烈起来。“出去就好，北京压力实在太大了。”
“无知者无畏”
他们开始了准备。
最大的准备是锻炼身体，先去健身房跑步，又在户外跑，这样坚持了两个月。
张天蔚他们选择的，是云南和西藏交界的梅里雪山，由13座山峰组成，被藏传佛教徒视为神山。
据说，梅里雪山的外转线路已形成了700余年，但张天蔚上网仔细搜寻，始终没查到详细的线路图，不过网友们形容的所需时间，大致勾勒出基本难度：当地转山的藏民约需要7天，资深的“老驴”不会少于9天，一般的驴友则需要11到13天。
这一线路，至今还是一条基本封闭的环形线路，一旦上路，便只有前行，绝无半途放弃、逃逸的路径。近年来，随着外界“步伐”的介入，经过怒江峡谷的部分，已经修起简易的砂石公路，可以搭车，花一天时间赶到西藏林芝地区的察隅县或左贡县，但在其他绝大部分路程里，还是处于没有公路、没有城镇、没有手机信号的封闭环境。
“从考验教徒的虔诚而言，这当然是绝佳的安排，但对于我们，却意味着一旦中途生病、受伤，几乎不可能得到任何救助，即使以最快的速度赶到最近的乡镇，至少也需要三天以上的时间。”张天蔚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倘若真的遭遇厄运，在信任自己的抵抗力之余，便只能寄望于神山或菩萨的保佑了。
他说，我们不是成熟的山友，算是“无知者无畏”吧。
2010年的10月16日，张天蔚和徐俐夫妇从北京出发，经昆明转机，于当天晚上到达香格里拉。
他们无心留恋美景，稍作休整，驱车直奔德钦，途经药店时，张天蔚下车买了5支罐装的氧气和一大包医用葡萄糖粉。
采访这天，张天蔚笑着回忆说：“后来，氧气一包没用上，倒是葡萄糖派上用场，给一只突发疾病的骡子救了急。”
“神马都是浮云了”
与他们一起上路的，除了当地的二十来岁的藏族向导扎西，还有5匹骡子。
他们其实只打算带三匹骡子，藏族朋友见他们年纪比较大，又从大城市来，难免娇气，就自作主张多预备了两匹骡子，拉满了生活补给和行囊，一圈转下来，“出发时候买的青菜和米，都没吃完，又驮回来了。”
已是10月下旬，天气微寒，过了旅游旺季，一路上，除了藏族人，他们只看到两个德国人，像是一对年轻的情侣，将全部行囊和补给都扛在了肩上，没有骡子，也没有当地藏民向导。
他们迎面走来，看上去刚刚翻山越岭，很疲惫，张天蔚他们都穿着厚厚的登山服，而这对青年却只穿着短袖上衣，满身大汗，面堂发红。
他们的路线看起来也并非张天蔚的外转路线，而是从小路横切开去，翻越陡峭的山岭，看起来更加艰难。
这给了张天蔚巨大的震撼，“他们一共走了多远?一路上吃什么喝什么?”这种态度更为决绝的转山，是张天蔚向往而不敢轻易尝试的，看着对方逐渐远去的身影，他内心澎湃了很久。
张天蔚的判断是对的。他们一共转了12天，每天平均走8小时。休息、宿营不是根据体力，而是依据水源地的位置，一旦两个水源距离稍远，他们就“感到极限了”。
但是，为了行走而行走，一切终究简单起来，“我今天出发了，不能出事儿，然后在天黑之前找到地方支好帐篷，吃完饭，睡觉，这就是一天。”张天蔚和徐俐都发现，平时所谓的成就感和荣耀，瞬间“神马都是浮云了”。
“何时是归期啊?”
他们翻过的第一个垭口，就给张天蔚来了个“下马威”。
上山的路很陡，他们沿着山坡走“之”字，风雪漫天，披上冲锋衣的风帽，坚硬的雪粒还是借着风势将脸打得生疼；下坡更陡峭，一共有120多个之字型转弯，持续飘落的细雪，将碎石路面铺上了薄薄的一层，稍一失足，就可能滑倒跌落，张天蔚心里的恐惧和脚下的迟疑相互作用着，每一步变得踌躇和艰难。
向导扎西也很紧张，来回于他和妻子之间，张天蔚大叫：“照顾好阿姨，我没事。”事后他检讨：“将老婆的安危托付给扎西，究竟算是尽到了男人的责任，还是一种自顾不暇时的失责?假如没有扎西，我该如何，又能如何?”
好不容易走完120个“之”，山势平坦起来，风雪也停了，阳光照在脸上，让人有些恍惚，不能相信，刚才的险境竟是真的经历过。
直到第五天，他们才抵达转山路上的第一个村庄，阿炳村，不过那之前，还要翻过一座3800米的垭口，山势不陡，张天蔚和徐俐却因为希望太过强烈而慢慢产生了绝望。他们不断问扎西：“还有多远?”回答总是：“差不多了。”
一向克制的徐俐望着怎么也走不完的前路，忍不住骂了脏话：“娘的!没完了!”她回忆，那时的自己，犹如笼中困兽。
过了阿炳村向前，海拔骤降到1600米，气温一下子升高到20多度，热浪袭人，沿途长满一人高的仙人掌，张天蔚和徐俐恍惚以为到了美国西部片的场景里。 在一处天然温泉，他们洗了个澡，徐俐说，这是她平生第一次露天沐浴，“紧张又不自在”，但与此前在月光下的猪圈里“方便”相比，还是好多了。
第8天，他们翻越了一个3300米的垭口，沿着怒江支流扎玉曲河的绝壁走了4个小时后，到达了又一个村庄：格布村。
这时，山已转了一多半，两人身心俱疲，徐俐更严重些，常常走着走着，眼前出现重影。在格布村里，她倒下了。
张天蔚担心地抱着徐俐说了很多话。此时，继续向前，或者后退，都是路途漫漫，两个人都陷入了“真正的前所未有的绝望”，禁不住泪流满面。
徐俐后来说，那时满心全是后悔，想着这个举动真是这辈子做的最愚蠢的决定，“向前还有三座4000米以上的高山，一座接近5000米，何时是归期啊?”
“我从山里出来了!”
夫妻俩都病了，咳嗽、无力、带的消炎药只剩一天半的用量。“这是我们最大的失误。”张天蔚事后反思，高原高寒地带，如果高烧，或急性肺水肿，别说翻越即将到来的全程最高峰——4800米的说拉垭口，命都可能不保。
万幸的是，经过调理和休养，两人最终没有发烧，渐渐也有了精神，就像长跑经过了二次呼吸，往后的路，竟走得轻松起来。
第11天，他们走进此行的最后一个村庄——海拔3000米的来得村。这个村子只有四五户人家，去最近的村镇，脚力最好的藏人，也要走两天，像个“世外桃源”。不过，这里居然实行“一妻多夫”的婚姻制度，张天蔚至今不解：“这样的小社会，会有怎么样的生存逻辑?”
第12天，连续走了8个小时后，他们跨过了此行的最高点，说拉垭口，这意味着，他们的行程即将结束了。在垭口的台地上，四周寂静无声，岩石沙土，空旷荒凉，徐俐说，那一刻，她突然感到孤独，甚至一丝害怕，原本想大哭一场作为此行的收尾，此时却哭不出来，只是静静地流泪。
扎西不停地劝徐俐：“阿姨，骑马吧。”张天蔚则严肃地说：“扎西，听着，要为了舒服，阿姨就不来了。”
第13天，他们终于回到出发时的客栈，回到了有手机信号的现代世界。他们不停地给各种人打电话，开头就是：“我从山里出来了!”不过，他们很快发现，有些不适应，常常两人坐在宾馆里，突然说：“今天没走，有点儿不习惯了。”
13天的行走，回头去看，留下了什么?
徐俐在为纪念这次转山而出的书中写道：“给自己设定一个目标，看自己能否完成……唯一可感的，是自己是否愿意设定一个目标，以及为了实现目标而坚持到底。”
张天蔚的感受则是：平静。对于完成这件事，很平静；对于朋友的赞叹，很平静；对于重返都市，很平静……“这种平静可能就是生命的真实状态。”
后来看自己转山路上的照片，张天蔚“有点惭愧”，“搞一身像模像样的户外行头，可是，扮给谁看呢?这其实是生活的杂念。”
去年，张天蔚又独自去了一趟白马雪山，在梅里雪山旁边，又见到了那个他们转山起点的小镇，所有的回忆从心头涌起。这时，一个外国人迎面走来，满面尘土，很沧桑，一看就是刚走出那条封闭的转山路。
张天蔚忍不住说：“哎哟不行，我还得再来。”